观萤火虫之墓有感:陈锡联：淮海战役邓小平指挥两大野战军

文章摘自《红岩春秋》2004年第5期 作者：陈锡联 原题为《追念敬爱的老首长》

我第一次见到小平同志，是1938年1月在辽县(今左权县)召开的一次有军政领导同志参加的会议上。那时，他来接替张浩同志任一二九师政委。会上，刘师长作了介绍和讲话后，他接着讲了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建设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的问题，话虽不多，却很有力，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太行山斗争环境异常艰苦。日军频繁对我进行“围攻”，妄图在军事上消灭我们。同时，敌人又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妄图饿死我们、困死我们。面对这种形势，小平同志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卓越才能。一方面，他与刘伯承师长、徐向前副师长一起，指挥了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长乐村等一系列战斗，粉碎了敌人的“九路围攻”；另一方面，又创造性地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人民战争战略思想，从野战旅团中抽调骨干，组成武装工作队，到各地开展游击战争，抓紧地方政权建设，大力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我们在太行山站住脚以后，刘邓首长就考虑实施第二次战略展开。1938年4月，邓小平政委主持召开军政委员会会议，决定一二九师迅速由太行山区向冀南、豫北平原发展。确定将全师组成平汉路东、西两个纵队，徐向前副师长率七六九团和一一五师六八九团等部队为路东纵队，开赴冀南；陈赓旅长率三八六旅主力为路西纵队，前出到平汉路冀西地区，并相机向豫北发展。7月，国民党加紧与我争夺冀南抗日根据地，战场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为粉碎蒋介石的阴谋，小平同志亲赴冀南，指导抗日武装的整顿、扩编和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发动群众挖沟破路，改造地形，推进平原游击战。

当我根据地军民沉重打击日军时，蒋介石竭力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指使朱怀冰、石友三两部，勾结日军，向太行山北部和冀南根据地进攻。刘邓首长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率领根据地军民，在晋察冀部队的配合下，展开反顽斗争。小平同志两次亲赴石友三的军部，当面揭露其假抗日真反共的阴谋，敦促其以民族利益为重，团结抗日。当朱怀冰等顽固派彻底暴露其勾结日军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后，小平同志亲自指挥我军13个团，发起磁(县)、武(武安)、涉(县)、林(县)反顽斗争战役。此役，小平同志采取了“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斗争策略。他说：“朱怀冰是进攻我们的急先锋，根据目前顽军的态势，我们的作战意图应该是集中主力歼灭朱怀冰部”，对于其他顽军，则采取“监视”和“争取中立”的方针。在战役指挥中，小平同志命令部队坚决贯彻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不斗则已，斗则必胜”的原则，集中优势兵力对敌实施速决战和歼灭战。仅4天时间，就干脆利落地消灭了朱怀冰部主力及其他反动武装1万多人，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巩固了我抗日民主根据地。

1943年9月，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刘师长带领八路军总部和军区部分军政领导返回延安，小平同志留在太行山，代理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整个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领导重任，就落在他的肩上。当时晋冀鲁豫根据地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日军实行“三光”政策，造成根据地的生产力急剧下降，又连续两年遭受自然灾害，财政经济极为困难，环境极其艰苦。小平同志以他的大智大勇和驾驭全局的领导才能，指挥军民广泛实施游击战争，以内线与外线紧密配合的方针，主力军、地方军、人民武装三位一体，粉碎了敌人“铁滚式新战法”。同时，积极开展对敌经济斗争，组织和发动根据地群众开展生产节约运动，战胜严重灾荒，并领导全区进行建党、建军、建政活动。

1945年4至6月，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统一了全党全军的思想，为夺取抗战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七大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区人民。在小平同志、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领导指挥下，我晋冀鲁豫解放区军民开展了大规模的春、夏季攻势作战，歼敌数万，解放县城数十座。使华北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人民武装政权日趋巩固，为向日军举行全面反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日军投降后，阎锡山按照蒋介石的密令，令部队侵入我晋冀鲁豫解放区上党地区，占领了襄垣、潞城及长治、长子、壶关、屯留等城。1945年8月25日，刘邓等晋冀鲁豫区首长和其他战略区首长及我们几个纵队的指挥员，自延安飞返太行，立即下定发起上党战役决心。小平同志说，上党之战，实质问题是蒋介石、阎锡山要与我争夺抗战的胜利果实，我们决不能让他的阴谋得逞。刘伯承同志也指示，要坚决歼灭阎锡山侵入上党的部队，消灭心腹之患。战役动员时，小平周志要求部队坚决贯彻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战略意图，不要被反动派的气势汹汹所吓倒，要解放思想，消除顾虑，敢于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同时要求我们各级指挥员要加速由游击兵团向正规兵团转变。战役中，我军巧妙运用围点打援、追歼逃敌的战法，全歼侵入解放区腹地的阎锡山部11个师及1个挺进纵队共3.5万余人。继而挥师东进，于10月下旬发起邯郸战役(即平汉战役)，采用正面牵制、断敌退路、两侧迂回等战法，歼灭国民党军第三十、四十军，争取了高树勋率新编第八军战场起义。上党、邯郸两次战役的胜利，给了国民党军一次沉重打击，在国民党内部引起很大震动，对全局有重大意义。它阻止了国民党军沿平汉路北进，巩固了我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后方。同时，也显示了刘邓首长不仅善于指挥分散的游击战，也善于指挥集中的正规兵团进行运动战。

在小平同志的军事实践活动中，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他一贯胸怀全局，从民族解放和党的事业的整体利益出发，来观察、考虑和处理问题。他非常注重教育和带领部队，乐于为全局的胜利，作出任何自我牺牲。

1946年夏天，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对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我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东出陇海，配合华东野战军，在津浦路两侧作战，吸引中原之敌向北，掩护李先念率领中原野战军向西突围。8月中旬，刘邓首长指挥我们在150公里的宽大正面上，突然向陇海路兰封至黄口段沿线之敌发起进攻，经过11天的激战，歼敌1，6万余人，取得重大胜利。敌人迅速调集8个师兼程赶来，妄图围歼我军。在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形势下，有的同志主张向北转移，绕过强敌。但小平同志坚决不同意。他说，我们面前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暂时避开敌人锋芒，将我主力迅速撤到老黄河以北休整一个时期，尔后再相机南下歼灭敌人。这个方案对我们这个局部有利，但这样势必增大对陈毅、李先念他们的压力，对全局不利；另一种是我们再咬紧牙关打几个硬仗，这样，我们的包袱会背得重一些，但陈毅、李先念他们那里就轻松多了。我的意见以第二种方案为好。他还说，我们这个部队就这么点家底，兵力不足5万，只有几门山炮、迫击炮，弹药也很缺。尽管我们很困难，但还是要支援兄弟部队战胜敌人，因为整个中国革命是一盘棋；挑革命担子不能分彼此。刘司令员等首长完全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在刘邓首长的精心组织指挥下，我们很快取得了定陶战役的重大胜利，有力地配合了兄弟部队的行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通报表扬这个战役打得好。

1947年，蒋介石集：结重兵进攻我陕北、山东解放区，晋冀鲁豫战场敌人兵力减少。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指示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于鲁西南强渡黄河、跃进大别山，调动敌人回援，配合内线兵团作战。刘邓首长坚决贯彻中央的战略意图，指挥晋冀鲁豫4个纵队，于6月30日夜，选择敌人防御的翼侧和结合部，从8个渡口强渡，以突然猛烈的动作，一举突破敌“可当40万大军之用”的黄河防线。在野司召集各纵队领导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时，小平同志指着墙上的地图说，现在蒋介石在山东和陕北摘所谓的“重点进攻”，对那里压力很大。我们在鲁西南打几个大仗，就会吸引很大一部分敌人到这里来，减轻山东、陕北和其他战场的压力，他们就能创造条件更好地歼灭敌人。刘司令员也给大家作了深入的思想动员。之后，我们乘敌人慌乱之机，采取攻敌一点、吸敌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的战法，首先歼灭了郓城、定陶、曹县诸敌，尔后集中兵力，于运动中歼灭来援的王敬久兵团主力。经过28天的激战，歼敌9个半旅和4个师部共5.6万人，粉碎了敌人的“黄河战略”，打乱了敌人的战略部署。鲁西南战役后，蒋介石根据作战常规估计形势，认为刘邓野战军经过连续作战，已疲惫不堪，短时间难以再战，于是重新调整部署，调集了数十万兵力，企图对我实行分进合击，迫我背水作战，并破坏黄河大堤，准备淹没我军和数百万人民。加上当时连降大雨，河水猛涨，黄河南岸老堤时刻有决口的危险。刘邓首长果断决定，停止休整，提前南进。当时有的同志提出我军连续打了1个多月仗，部队有不少伤亡，尚未休整，加之二三十万敌军围追堵截，马上就深入敌后作战有困难，主张短期休整后视情况再定。刘邓首长给大家分析了全国各战场的形势和我们目前的处境，指出立即跃进大别山对扭转全国战局有利，我们困难再大也要克服。小平同志态度非常坚定地说，我们必须勇往直前，不要后方，哪怕付出再大的牺牲，也要挺进大别山，为全国解放战争胜利这个大局作出贡献。

1947年7月31日，在这个光辉的建军二十周年纪念日的前夜，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把各纵队及冀鲁豫、豫皖苏军区的负责同志，召集到设在山东郓城以南的赵家楼的野战军司令部，研究足以影响战争全局的作战行动问题。

一纵杨勇司令员、苏振华政委，二纵陈再道司令员、王维刚政委，六纵杜义德政委、韦杰副司令员，冀鲁豫军区王秉璋司令员，豫皖苏军区张国华司令员和我都到了。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作战室的墙上挂满了从黄河到长江边的二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和一张非常醒目的敌情标图。李达参谋长用木棍指着敌情标图向大家介绍说，鲁西南战役后，蒋介石以进至鲁西南的13个师30个旅分五路对我实施分进合击，企图与我决战。具体部署是以刘汝明集团的六十八师、五十五师残部共四个半旅为一路，主力集结于菏泽地区待机，并以一部固守东明、考城，一部进占鄄城之江苏坝、崔楼等地沿黄河据点防我北渡，还企图掘黄河堤放水，淹没我军和鲁西南人民。一路为吴绍周指挥的八十五、七十五师共三个旅进至宁阳、汶上、嘉祥及以西地区。一路为罗广文(第四兵团司令，王仲廉因鲁西南战场失利，押送南京审判，罗升任兵团司令)集团的九个旅进占菏泽以东地区向顾城集、什集推进，一路为王敬久集团的六个旅自金乡进至汶上集。张淦等指挥的八个旅由商丘、民权地区向定陶方向推进，妄图追我背水连续作战，将我军主力消灭于黄河以南或追我返回黄河以北，以堵塞被我在国民党整个南线中央打开的大缺口。

会议讨论非常热烈，气氛也非常活跃。刘司令员、邓政委坐在椅子上聚精会神地听着大家的议论，不时发出喜悦的笑声。刘司令员还时而拿着放大镜，走到地图前凝视着，时而张开他的大手，用拇指和中指在地图上上下左右丈量着；邓政委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将讨沦引向深人。两位首长又不时地相互交谈着。

会议围绕着这些问题讨论了一整天。第二天一开始李达参谋长就谈到，经与华野外线兵团联系，他们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作战，长途跋涉，部队非常疲劳，短时间继续打大仗困难很多。李达参谋长接着又转向地图边，指着黄河沿岸说，近日来阴雨连绵，黄河水位猛涨，溃堤险情不断在这些地段发生，形势要求我们必须迅速作出决断。这时大家才逐渐将话题转到如何组织千里跃进上来。谈到各项准备工作，途中注意事项及到达后的一些重大问题，其中扯到重型火炮带不带的问题。因鲁西南作战缴获了大批大炮，再加上原来部队的重型火炮，是相当笨重的。有的同志提出大别山山大路小，行动困难，不如集中起来留在华北根据地加强训练，以待将来打大歼灭战时再调归前方。但看到墙上挂的大别山军用地图上，纵横交错着不少公路，认为缴来的这批重火炮不易，还是带上的好。

8月1日下午，刘伯承司令员开始讲话了。他首先传达了中央军委、毛主席7月23日的指示：“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接着他说，我和小平同志一致认为，我军跃进大别山，是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我们的战略任务，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彻底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有利于扭转全国的战略局势，因此困难再大我们也要克服。当前敌集重兵于徐郑间陇海线，妄图与我决战。我们也曾考虑在鲁西南再打一仗，再歼灭它几万人。但当前陇海线南至长江边广大地区，敌兵力薄弱，后方空虚，正是我跃进大别山的大好时机，所以要当机立断，抓紧时间，越早越好，越快越好，以发挥战略突然性的奇特效果。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党中央要求我们一定要先敌进入大别山，先敌在大别山展开。刘司令员把最后一句话的两个“先敌”讲得口气特别重，以引起大家的重视。

邓政委接着说，毛主席对我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估计了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准备回来；一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坚持斗争；一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并要求我们从最困难方面着想，坚决勇敢地战胜一切困难，争取最好的前途。同时中央军委已令陈赓、谢富治率四纵并指挥太行纵队等共七万余人，8月下旬出豫西，建立鄂豫陕边区根据地，吸引胡宗南一部打运动战。这样我野战军主力在鄂豫皖，陈谢兵团在鄂豫陕、陈粟大军西线兵团在鲁西南就形成了犄角之势，可以相互配合，宽大机动。他接着说，我军必须勇往直前，不向后看，坚决勇敢地完成这一光荣艰巨的战略任务。当然我们马上行动，会有很多困难。但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在全国各战略区的有力配合下，有广大指战员的艰苦奋斗，任何困难也是可以克服的，也一定能够实现毛主席所预料的三个前途中最好的前途——在大别山站稳脚跟，建立根据地。

最后，刘司令员讲述了我野战军跃进大别山的部署。同时对部队千里跃进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提出了很多具体要求和安排，会议一直进行到深夜。

夜12时，我才躺倒在床上，但翻来覆去睡不着。刘邓首长的指示和部署在脑海里回荡着。忆往事，自己在他们的直接领导下，不论是对日作战还是整师整旅地歼灭国民党军队，刘邓首长的军事谋略和指挥艺术，总是高出敌人一筹，逼敌就范。今天，在这关系到战略进攻胜负的重大关头，刘邓首长纵观战争全局，审时度势，作出的指示和部署是非常正确的，是胜利的保证。同时也感到我们三纵的任务重大，左路纵队前进道路上有敌人占据的陇海路和黄泛区、涡河、茨河、沙河、泉河、淮河等许多天然障碍，加之正值雨季，我们又行进在东路，河宽水深，大多数河流不能徒涉，运动困难，且东临津浦路，如敌人察觉我战略意图，沿铁路向南堵截我去路，将造成我更大困难，面临这些情况我翻来覆去想着两个问题，一是先敌控制要点，保障部队顺利通过；二是从左翼保障中央纵队的安全。重任在身，怎么也睡不着，天不亮就爬起来了。向刘邓首长告别后，就急忙驱车向东，返回纵队部——巨野东南的姚家集。

回纵队后，立即召集有曾绍山、郑国仲、阎红彦等同志参加的党委会，传达了野战军会议精神及刘邓首长的指示，着重研究我们纵队的任务和部署，并认真分析部队存在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如羊山作战中我纵队伤亡4700余人，不少营连干部负伤和牺牲，干部急待调整；新补入的4000余名俘虏兵急待教育，武器弹药和物资器材急待调整和补充；师团领导干部中关于战略跃进的思想动员急待进行等等，但这些问题必须服从大局。最后确定：刘邓首长决策野战军分三路前进态势，为野战军加快行进速度创造了条件。我们纵队为保持部队战斗力，提高行进速度，不再分散，各旅采取交替前进的办法，即首先以赵兰田旅长、周维政委领导的七旅为先遣队，掩护纵队通过陇海路，再抢占涡河、茨阿和沙河渡口，架设浮桥，保障主力通过；尔后改以童国贵旅长、高治国政委领导的九旅为先遣队，迅速前出，抢占淮河渡口架设浮桥；进大别山后，以马忠全旅长、芦南樵政委领导的八旅先向皖西展开，抢占诸县城。至于当前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困难，要求各旅团在首先作好组织调整的基础上，各级领导干部深入下去，边行进，边动员，边整补，积极开展思想、体力互助，切实做好巩固部队的工作，并号召部队不畏艰险，勇往直前，在千里跃进中立新功。紧接着，纵队召开了师团主要负责干部会，除总结羊山作战外，着重传达了刘邓首长关于千里跃进的指示和我纵队的任务、部署和各项要求。会后群情激奋，决心认真细致地做好各项工作，克服各种困椎，坚决完成刘邓首长和纵队赋予我们的战斗任务，在战略进攻中当先锋。

8月7日黄昏，我纵队位于跃进大军的左路，和中、右路军一起，以雷霆万钧之势开始向大别山进军。

根据刘邓首长的战役决心，部队分东、西、中三路长驱直人，跨过陇海路，穿越泥泞的黄泛区，抢渡沙河、汝河和淮河，在几十万敌人的前堵后追中，硬是杀出一条血路，奇迹般地进入大别山。刘邓大军直插大别山，犹如一把利剑，深深刺人敌人心脏，调动和牵制了大量敌军，实现了中共中央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的计划，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1948年初，我野战军主力部队准备出大别山，配合华东野战军和陈谢兵团作战。当时部队经过几个月极其艰苦的斗争，已很疲劳，有的纵队减员三分之一，重武器所剩无几，弹药也非常缺乏。但刘邓首长考虑到全国各个战场都还很困难，不愿过多地反映部队的难处。小平同志在给中央的电报中，只是提到部队经过大别山的斗争，虽然有些损伤，但士气甚好。稍事休息，仍可执行作战任务。后来陈毅司令员知悉我们的实际情况后，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发电报作了反映。毛泽东同志立即指示其他部队迅速给我们补充了兵员和装备。

1948年11月，我军已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为了乘胜前进，不使蒋介石有喘息的机会，中央决定发起淮海战役，集中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以徐州为中心，与蒋介石最大的战略集团进行大规模决战。当时蒋介石集中在淮海地区的兵力有70多万，我华东、中原野战军的兵力加起来总共有60万，装备上也处于劣势，取得战役全胜，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个重担再次落到小平同志的肩上，中央确定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统一领导与指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在决战淮海的日日夜夜，小平同志总揽全局，运筹帷幄，精心组织，与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同志一起，密切协调两大野战军的行动，根据敌我态势，采取分割围歼，分段实施的方针，消灭国民党军56个师55万人，大获全胜。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淮海战役的指挥艺术，说这一锅夹生饭，硬是给你们…口一口地吃掉了。

小平同志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他经常教育我们和部队，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严格维护和遵守群众纪律，永远保持人民子弟兵的本色。

我们坚守大别山时，小平同志要求部队严格执行政策纪律，解除群众顾虑。大别山区是革命老区，比较贫困，我军曾几进儿出，我们到了后，群众最关心的是部队还走不走。小平同志亲自走访座谈，要求部队向群众说明，我们是鄂豫皖子弟兵大回家，决不再走，要与鄂豫皖人民共存亡。从而消除了群众的疑虑，鼓舞了群众的斗争热情。小平同志对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从不姑息。有一次，呀战军总直属队路过黄岗县总路嘴时，店铺里的商贩都跑光了，他在街亡发现一个副连长用刺刀挑着一捆花布和一捆粉条，让机关立即进行追查。当查明是抢了群众的东西时，刘邓首长决定要严肃处理。当时有人说情，说这位副连长有战功，是不是可以从轻处理？小平同志说，严明的纪律是我们要想在大别山站稳脚跟的保证，事关部队的生死存亡，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很大的区别就是有铁的纪律。违反了群众纪律，就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没有人民的支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最后公开处决了那个副连长。这件事在部队和大别山老百姓中引起了很大反响，群众奔走相告，说真是老红军带领部队回来啦。部队除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外，还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大别山区重新出现了军民团结对敌的大好局面。

小平同志不仅要求部队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而且对中高级干部尤为严格，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他总是抓住不放，决不迁就。二野的许多老同志对“不握手会议”都有深刻印象。我记得陇海路反击战后，我军连战连捷，有些部队产生了骄傲情绪，出现了违犯群众纪律的现象，小平同志就利用战斗间隙，召开整顿纪律的会议。当时正值中秋节，我接到通知后心想，我军一出陇海路，就活捉子敌人师长赵锡田，连同在苏中作战的胜利，扭转了整个解放区南方战场的局势，毛泽东同志致电庆贺，并传令全军嘉奖。仗打得很辛苦，战果也不小，这回开会准是叫我们去吃月饼。没想到去了后不仅月饼没吃上，而且连手也没握，气氛还很严肃。小平同志讲，今天就不拉手(握手)了，你们坐下。然后他就说，前段时间我们仗打得很好，但不要以为刚打了两个胜仗就沾沾自喜，握手言欢，你好我好。要多想想自己的不足，邯郸出发以来工作做得怎么样？内外部的团结搞得怎么样？群众纪律怎么样？接着，刘司令员、李达参谋长和张际春副政委都相继讲了话，着重指出部队存在的问题。我在会上也做了检讨，会议一直开到天亮才结束。这次会议对部队震动很大，各纵队都认真检查了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纠正了违纪现象。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指示刘邓大军，在贺龙司令员率十八兵团协同下，进军大西南。我军采取战略大迂回、大包围的方针，猛打猛追，所向披靡，很快打下了国民党的“陪都”重庆。有一天，刘邓首长找我谈话，让我任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我说，我不会也不懂地方工作，还是让别的同志干吧！小平同志说，打仗是为人民，当市长也是为人民，不会可以学嘛。这样，我就按照组织上的安排，紧张地投入了地方工作。当时，西南局、西南军区，还有重庆市军管会、市政府等党政军机关都住在市区，大家忙着找好房子住。小平同志知道后，把机关的领导同志召集到他家里开会。他非常严肃地说，听说你们来了以后房子不够住？大家来西南是为人民办事的，不是来享受的，人民期望我们要做的事很多，我们刚来，还没做多少事，就闹房子。你们想一想，原来住这些房子的人都到哪里去啦？到会同志看到刘邓首长两家合住一幢房子，人口多，住得很挤。觉得既受了批评，也受了教育。大家什么话也不说了，回去立即动手，让的让，退的退，搬的搬，一夜之间就把问题解决了。

为时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王、张、江、姚“四人帮”，利用“文革”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和他们的特殊身份，横行霸道，结党营私，迫害异己，祸国殃民。对于他们的倒行逆施，毛主席曾经多次给予严厉批评，要他们“注意”，“不要摘四人帮”。1975年5月，毛主席同我们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四人帮”也在场。毛主席对大家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在毛主席第一次批评他们不久，江青给我打电话，说要找我谈话。我当时想，这不对头，就把这件事向小平同志说了。小平向志说，她要找你谈，不谈也不行啊。在谈话中，江青东拉西扯，也不知她到底想说什么。到了最后，她问我主席批评“四人帮”还说了哪些话。我这才明白，她是想从我这里了解毛主席对他们的态度。我当时什么话也没说。事后，我把这些情况向小平、叶帅都汇报了。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几次开会，批评“四人帮”。记得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小平同志批评“四人帮”，讲了许多，专门讲了党的历史，指出从党的历史来看，不要搞小圈子，搞小圈子历来不好，要搞五湖四海。小平同志讲完后，我跟着发言，说小平同志讲了党的历史，说明我们这样一个大党，不能搞少数人，要搞多数人。你们不要搞宗派，有问题要讲清楚。记得先念同志、吴德同志等都对“四人帮”提出了批评。

(作者为原中顾委常委)

(以上三篇文章节选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编《回忆军事家邓小平》一书，此书即将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