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百年：辛亥志士后裔讲述百年故事

　　辛亥革命百年：他们改变了历史

　　辛亥百年之际，《法治周末》记者来到武汉，寻访辛亥志士后裔，听他们讲述百年故事。比起沉默的遗迹和略显生硬的的历史，一百年前那场起义以及当时辛亥志士们的故事，似乎更能碰触到我们心灵深处最亲切、也是最柔软的部分。

　　无论鲜为人知，还是众所周知，这些真实的故事，都应当成为我们不可忘却的纪念

　　辛亥百年，历史在我们的面前再次清晰起来。

　　作为辛亥革命首义城市，湖北省武汉市三镇都是一派纪念景象。建筑工地上也张贴着纪念辛亥革命首义百年的宣传印刷品。

　　位于武昌区的首义广场绿草如茵，焕然一新。

　　这个包含着鄂军都督府、孙中山先生铜像、黄兴拜将台、彭刘杨三烈士塑像等首义遗迹和纪念设施的广场，迎着明媚的阳光，静静地面对着将于10月6日正式开馆的辛亥革命博物馆。

　　再往东南不远，就是百年前辛亥志士们攻占的起义门和楚望台军械库。

　　站在广场上，耳边似乎依稀可以听到，当年那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枪炮声。

　　以此为原点，中华民族的历史开始被重新浓墨书写。

　　法治周末记者 高 欣 发自湖北武汉

　　熊辉：父亲一生都站在人民的立场

　　今年85岁的熊辉老先生住在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首义广场附近的首义小区。离他家不远处的西北方是辛亥革命纪念馆，即鄂军都督府，东南方是起义门，步行十几分钟均可到达。他似乎想要守着父亲熊秉坤当年打响第一枪、埋葬清王朝的这片土地。

　　“我父亲是忠诚的辛亥战士。”耄耋之年的熊辉依然精神矍铄，声如洪钟。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我父亲临危不惧，力挽狂澜，在关键时刻进行了起义，带动了革命同志，共同推动了历史进步。”熊辉有着和他父亲一样温和却坚毅的神情。

　　不争第一枪

　　对于目前学界很多人认为“熊秉坤并未打响第一枪”的观点，熊辉很无奈，但他能理解这是为什么。面对质疑，他选择用类比的方法摆事实。

　　“为何称武昌起义为辛亥首义，而非之前的若干次起义？因为它成功了，并且影响巨大，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武昌起义中，为何称工程营首先发难，而非之前已经放火的部队？因为它成功了，影响大，让尚在观望的部队，都随之起义了。

　　“再者，为何称周恩来打响了南昌起义的第一枪，而非前线真正打第一枪的那个小兵？因为是当时周恩来谋划、策动和命令的。”

　　老先生一连串的类比之后，他让听者自己去想。

　　熊辉是熊秉坤的独子，跟随在父亲身边几十年，耳濡目染，深受父亲教育，直至1969年熊秉坤去世。

　　他回忆道：“我父亲很坦荡，他怎么想就怎么说，不求功、不求名利。一开始，父亲想不清楚为什么孙中山先生称他打响了第一枪，总坚持跟人说，第一枪确实不是他打的。后来，父亲才慢慢明白中山先生的道理。”

　　于是，熊秉坤便开始坚持是自己打响的第一枪，他说：“这是孙中山先生说的，你们是在跟孙先生争。我年纪轻轻的时候不争，现在这么大岁数了，还争什么。”

　　熊秉坤早年曾在武昌平湖门一带的码头做搬运工，后入湖北新军第八镇(军)工程第八营当兵，升正目。1909年，他加入革命团体日知会；1911年加入共进会。到武昌起义前夕，熊秉坤在工程第八营中发展共进会会员200余人，并任工程营革命军大队长。

　　1911年10月10日，面对孙武受伤，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就义以及起义计划暴露的严酷局面，工程营的革命志士们决定率先发难。

　　当日晚，工程营正兵程正瀛首先开枪打死值班排长陶启胜，后击毙前来弹压的黄坤荣、张文涛，全营振动，枪声四起。

　　熊秉坤当即以该营代表和革命军大队长的身份下令，“下楼吹哨集合队伍”，并对空中连放3枪。随后，他率部占领了当时亚洲最大的军械库———楚望台军械库，并以此为阵地，进行战斗。

　　进攻湖广总督衙门的战斗开始后，熊秉坤组成40人敢死队，攻破督署东辕门，光复武昌。

　　开骂蒋介石

　　谈及熊秉坤的革命思想，熊辉说道：“我父亲一生都站在人民的立场上。”

　　武昌起义后，熊秉坤被升为少将，并授予勋章。那一年，他26岁。袁世凯称帝，熊秉坤接黄兴密函反袁，失败后，他便一直跟随在孙中山先生左右。

　　1923年，熊秉坤奉孙中山之命回到武汉进行活动，正巧赶上共产党人领导的“二七大罢工”。

　　“二七大罢工”的最后一次开会地点不幸被破坏。情急之下，领导罢工的共产党人想到了熊秉坤。

　　“当时，最后一场会议就改在了我家开，因为他们相信我父亲会支持的。”熊辉回忆。

　　果然，罢工委员会负责人敲开了熊秉坤位于法租界的家门，做自我介绍。说明来意之后，熊秉坤立马说：“欢迎，我给你们做保卫。”随即，他安排好保卫工作，并全程参与了会议。

　　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熊秉坤任湖北省政府委员、湖北省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一度兼武昌市市长。他学习孙中山先生，“因国家不富裕”，所以坚决不拿兼职的工资。之后，蒋介石任命他为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

　　抗战时期，熊秉坤看到前方将士拼死征战，而国民政府后方却一派纸醉金迷，很是气愤。“他不满意抗日战况，在家里就开骂了，骂蒋介石。”熊辉回忆道。

　　于是，当国民党《中央日报》记者在抗战即将胜利时来采访熊秉坤，希望他谈谈辛亥首义时，他闭口不谈第一枪、不谈辛亥革命，而是谈要和平、要民主、要团结。熊辉说：“父亲看出了蒋介石要打内战的野心，所以绝口不提首义，而谈和平。”

　　这件事情，还是一位台湾朋友告诉熊辉的。那位朋友找到了当年的《中央日报》，题目就是“熊秉坤不谈第一枪”。熊辉一字一顿地说：“这也表明了抗战之后我父亲的立场。这个立场，就是人民。”

　　解放战争结束前，针对蒋介石组成的“假和平委员会”，熊秉坤与其他人一起，组织了“真和平委员会”，并且打电报公开反蒋。解放战争胜利后，他又在武昌大东门迎接解放军开进武昌城。

　　熊辉说：“我父亲一生都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一个人一生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不会犯法，就是有道德、有修养的。”

　　末代皇帝敬酒

　　“之前，父亲没有跟我很好地讲过辛亥革命的事，我也不愿意听，因为时代不同了嘛。但是父亲对我有严格的管教，那时，如有学者、记者、辛亥老人来家中看父亲，我总是要端茶递水、旁边侍候着，父亲让退下我才能退下。”熊辉说。

　　让熊辉真正开始对那段首义历史生发浓厚兴趣的，还是辛亥革命50周年的纪念大会。

　　“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国宴，父亲带我去了。我有幸亲耳听到了周总理的讲话。”他回忆道。

　　在那次国宴上，发生了一件被后人津津乐道的事情。这件事情，亦让熊辉印象深刻。

　　宴会上，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走到熊秉坤面前，对他说：“熊老，我给你介绍个新朋友。他是现在的新人，也是过去的皇帝。他认为你当年打响的第一枪，很了不起。他很感谢你，要向你敬酒。”

　　熊秉坤赶忙答道：“不敢当，这是革命者应尽的责任。”

　　这时，“末代皇帝”溥仪走到熊秉坤面前，高举酒杯说：“辛亥革命，你打响了第一枪，可称盖世英雄，了不起，推翻了封建统治，打倒了我这个当年还是小孩子的皇帝，让我能顺应历史潮流，改造为新人。为表达谢意，容我敬你一杯。”

　　熊秉坤谦逊地回答说：“承当不起。过去我们是冤家路窄，你是皇帝，我是乱民；如今是共产党领导，冤家路宽。革命不分先后，咱们是殊途同归，都做了新人，这杯酒我一定喝光。”

　　此后，周恩来总理又精心安排了溥仪等人与熊秉坤等革命党人的正式会见。这一会见，成为了一次前所未闻的历史性会见，被称为奇人、奇事、奇会的“三奇”会。

　　熊秉坤去世后，熊辉决定撰文将这件事情公之于众。

　　他说：“这不仅仅因为它是个故事，而体现的，更多是当时许多司法界的同志们对溥仪耐心、细致的教育，才把皇帝改造过来。这很有意义。”

　　家教九个字

　　提到父亲熊秉坤对自己的教育，熊辉说：“就九个字，站得直、坐得稳、行得正。”

　　“他教我，做人怎么做，对待事物，要讲道德，不要跟别人比，要树立道德观。”熊辉说。

　　熊辉于武汉大学外语系毕业后，当过老师、做过文工团员，进过商业部门，最后被调任民革机关委员会。如今，他是湖北省政协委员、武昌区政协委员，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理事。

　　有人说，熊辉是“辛亥志士后裔中的一面旗帜”。但熊辉觉得，自己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并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他说自己只是做了团结安定、促进稳定的一些工作而已，积极参政、议政就是了。

　　1969年5月31日，铁血将军熊秉坤去世。那一年，熊辉43岁。

　　“父亲病危期间告诉我，在北京时，周总理曾对他说：‘你的后事，我会关注的’。”熊辉回忆道。

　　当时的湖北省有关领导将丧事上报给了周总理。“第二天早上五点多钟，便有人上门说总理吩咐下来了，熊老是历史上有影响的人，他去世的消息，报纸要登、广播要播、葬在九峰烈士陵园、对家人要慰问、要开追悼会。”

　　对于父亲，熊辉说：“我父亲是个忠诚、刚直、坦荡的人。忠诚在于，他对革命忠心耿耿、诚心诚意、不带半点假；刚直在于，他对坏的、不公平的、不合法的事情，是要开骂的；坦荡在于，他怎么想就怎么说，不求功不求名利。”

　　如今，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日即将到来，熊辉忙得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对于国家的成就，他激动不已；对于目前社会上存在的问题，他忧心忡忡。

　　“一定要呼吁，道德观要加强。只讲法、不讲道德，不好，这样治标不治本。法治是必要的，但道德一定要加强。这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不要丢。”在熊辉心里，父亲熊秉坤是有道德的人。

　　谈及父辈们的人生理想，熊辉坚定地说道：“以天下为己任，以爱我中华为天职，追求光明，不争名、不争利，这就是当年那批辛亥志士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

　　刘重喜：祖父主持制定《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胜利街123号大院里，湖北共进会旧址安静地坐落在高楼之中。

　　9月22日，69岁的刘重喜坐在旧址二层的会议室里。她用手指着面前的长圆会议桌，微笑着说："100年前的武昌起义，就是我祖父他们在这里策划的。"

　　刘重喜的祖父刘公，时任湖北共进会会长，是武昌起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

　　起义导火索

　　随着刘重喜的介绍，100年前的武昌起义历史仿佛就在眼前。

　　武昌起义是由当时两湖地区的反清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共同策划和发起的。原本将行动定在八月十五中秋节那天(阳历1911年10月6日)。怎料走漏了风声，清政府提前一天便过了中秋、吃了月饼，第二天，城门不开、重兵把守。

　　加之文学社方面没有准备好，起义的将士们将时间改为10月16日。

　　1911年10月9日，俄租界汉口宝善里14号，共进会主要联络点之一。

　　当时，革命党人都在楼下紧张地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有的抄照会有的写布告，一楼的柜子里，放着起义用的旗帜、起义策划等。会长刘公也在其中，他正在清点成员名册。

　　其间，共进会负责人之一孙武站起身来说："我上楼造个炸药。"说着便走上了二楼。

　　怎料，一个不小心，制造炸药的成分硝酸引爆，产生了爆燃。顿时，滚滚浓烟顺着窗户涌了出去。附近居民们看到黑乎乎的浓烟，纷纷喊道："着火了、着火了！"这时，正在不远处巡逻的俄巡捕听到喊声，也急忙赶了过来。

　　眼看事情要因此暴露，刘公赶紧叫了辆黄包车，将脸和手都被熏黑且炸伤的孙武送到医院，然后命令其他人赶紧把东西收起来，告诉他们："快点走！"

　　安排好其他人后，刘公想到柜子里拿些机密文件再走。可慌乱之中，他怎么也找不到柜子的钥匙，眼看俄巡捕就要到了，他只能放弃找钥匙而先逃走。

　　一出门，刘公刚好跟俄巡捕打了个照面。俄巡捕问他："怎么回事？"刘公急中生智，用手指指楼上说："煤油箱爆炸。"

　　俄巡捕带人上楼查看，刘公趁机迅速走掉。

　　结果，俄巡捕上楼一闻，便知味道不对，绝非煤油箱爆炸，立即吩咐手下去追捕刚才碰到的刘公。

　　早已对搜捕"训练有素"的刘公，出门时身穿灰色长衫，但这长衫，确是两面穿，一面灰一面蓝。和俄巡捕打完照面逃出后，他迅速将衣服反过来重新穿上，从兜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八字胡和眼镜，然后，假装慢悠悠地向前走去。

　　追上来的巡捕并没有认出他来，便拦着这名蓝衫男子问道："刚才那个穿灰衣服的人往哪边跑了？"曾在日本留学8年的刘公指着前方，淡定地用日语回答道："往江边去了。"

　　躲过此劫后，刘公撤退至共进会的另一个联络点，当时天色已晚。想到如若放在宝善里14号的起义战士名册被清廷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一番考虑之后，屋子里的革命党人一致同意：提前行动，次日，以天黑为号，听枪声而发难之。

　　10月10日，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爆发。

　　拒绝做督统

　　武昌起义后的10月12日，刘公从汉口渡江，到达位于武昌的军政府。虽然共进会和文学社联合时，双方负责人在刘公"不当头儿"的表态下皆发同样之言，但众人仍然推举在起义方案中被定为总理的刘公为督统，主持起义军。

　　刘公坚持不就。他的顾虑有二：一是曾经表示不当头儿，今亦不可食言；二是自己虽在日本学过军事，但未曾带过兵，没有实战经验。

　　于是，他力劝当时在鄂军中颇具声望的二十一混成协(旅)协统黎元洪就任。

　　黎元洪就任督统后，军政府的工作依然都由革命党人自己在做。革命党人成立机构，招募各方起义志士前来投靠。刘公将各方志士一个个地都悉心安排好，却没有给自己留一个职位。他说："我无所谓。"

　　但鉴于刘公的声望，在大家的坚持下，军政府终假托大总统之名，特设总监察长职位给刘公，让其监督黎元洪及以下官员。

　　"当时需要制定一个根本大法，大家又推举祖父担任约法起草委员会主席。"刘重喜回忆道。

　　1911年11月9日，刘公、居正和汤化龙等人共同制定的《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由军政府正式颁布。该约法汲取了美国宪法精华，主张在地方自治的基础上实行联邦制，保障公民权利，确立三权分立原则。

　　"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公布并实施的宪法，也是近代中国最早的、首次将民主共和理念写进宪章的宪法蓝本，是武昌起义产生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献，也成为了后来北洋军、国民党、甚至是共产党的宪法蓝本。"辛亥革命史研究民间学者刘谦定说。

　　为起义换500斤银元

　　刘重喜说："当年祖父赴日留学，后来回国，目的都很明确，就是在长江流域发起革命，推翻清王朝，实现民主共和。"

　　1910年暑假，刘公带着铁血十八星旗(编者注：又称铁血旗、九角旗、九角十八星旗。是武昌起义后，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宣告成立时的旗帜)、革命文告和一些重要书籍回到武汉，后成为共进会第三任会长。由于奔走革命，刘公患上了痨病，他便一面在家疗养、一面继续为革命筹钱。

　　在刘重喜的印象中，祖父是个格外慷慨的人。"他非常革命。很执著、人也豪爽。曾有人告诉我，祖父当年的口头禅就是：'事情你们去做，钱的事我去想法子。'"

　　1911年5月，为了准备起义，刘公骗家里说，要到河南"捐官"，找父亲要了五千两银票。

　　刘公将这五千两银票在汉口兑换成7000多块银元，找了几个人挑回武昌。为了核实这个说法，刘重喜曾找专家咨询过银元的重量：按照0.7两一块，7000多块银元足足有500多斤。

　　用这500斤银元，革命党人购买枪支弹药、印钞票和革命宣传物、发动新军参加革命。

　　同样在那个五月的一天，刘公在武昌昙华林的公馆召见湖北中等工业学堂的三名学生，让他们在暑假前后，秘密放大绘制20面铁血十八星旗。

　　他拿出共进会几位领导人在日本确定的十八星旗小样，并向学生解释旗帜的意义：旗面的红色象征鲜血，黑色象征铁即武器，黄色代表炎黄子孙；9个尖角代表天下九州，黑九角内外两圈共18颗黄色圆星代表当时清政府统治下的18省。寓意"中华儿女用铁血精神推翻封建统治"。

　　随后，三名学生先将样旗按要求做成纸型，送经刘公确认后，再在红、黑、黄色布片上依次放大裁剪。当时制旗所用的只有白布料，刘公便派人买藤黄等颜料回到公馆内秘密染色。到了约定时间，裁缝完成了18面旗。

　　学生们将完工的旗帜送到宝善里14号，不想后来均被俄巡捕搜走。余下的两面旗帜拿到后，成为最初飘扬在鄂军都督府门前的两面十八星旗。

　　武昌起义次日的鄂军都督府第一次会议上，确定铁血十八星旗为正式开国后的国旗。

　　最初的起义策划

　　谈及祖父，刘重喜这样说："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应做的事。那个时代，革命是自然的、应该的，要拯救国家和人民。祖父是应该的。"

　　那个时代，刘公等一大批革命党人寻求到的图强之法，便是武装起来，铁血精神。

　　"当时的理念就是'不要皇帝，打倒皇帝'。"刘重喜回忆道，在《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中就明确提到，要保障人民的自由，保障人民的利益。

　　1881年，刘公出生于湖北省襄阳县东津镇大旺洲一个大户人家，父亲刘子敬是前清武举人，亦是当时襄阳三大巨富之一，人称"刘百万"。

　　刘公自幼习武，这个本领让他在之后的革命生涯中，躲过了许多次暗杀。青年时期，他受到了良好的新式教育，当目睹清廷内忧外患时，这位豪爽之士便"慨然起革命之思，立振兴华夏之志"。

　　1902年，本着救国救民的念头，刘公周游国内各省，其间认识了民主革命家邹容，并成为日后一同赴日留学的同学。

　　刘公在日八年间，先后学习军事和政治经济学。为了宣传革命思想，他完全自费，将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宣传物翻印了数万册，运回国内，以警国人。同时，他还与留日学生一起，创办革命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

　　1905年，刘公在东京结识孙中山和黄兴，并协助孙中山创立中国同盟会。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办后，均由刘公捐资得以出版。

　　1907年3月，日本政府受清廷压力，孙中山被迫离开日本。"这时同盟会的事没有人管，孙中山在海外到处筹款，而国内长江流域的革命形势很好。8月份，祖父和四川的张伯祥、湖南的焦达峰等人成立了共进会。"刘重喜说。共进会是同盟会的执行组织，以同盟会的纲领为纲领，但将"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革命方式也与同盟会稍有差异，其目标是在长江流域开展武装斗争。

　　刘重喜的祖母当时也是共进会成员，并一直与刘公并肩一起工作。

　　在一位英国记者当年对刘公的采访中，明确提到过，当时事先策划好的武昌起义，若不是因孙武造炸药爆燃，应该是刘重喜的祖母化装成农妇，到湖广总督府门口去丢炸弹。"那时，我祖母才20岁，她很革命。"刘重喜笑着说。

　　"若说祖父母对我们的影响，那就是：我们都很爱国，做事都很踏实，不讲名和利，我们注重精神方面的东西。"刘重喜说。

　　1920年4月12日，辗转于川鄂之交坚持护法的刘公终因痨病，于上海同济医院逝世，时年40岁。如今，刘家后人于海峡两岸，过着踏实、淡然的生活。

　　"祖父(那样做)是应该的。钱多了，挥霍掉，人生就没有意义了。"刘重喜说。

　　在这位武汉第二职业教育中心学校的退休教师眼里，祖父刘公和当年那批辛亥志士们的理念是要保障人民的利益，实现民主共和，同时，要联合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唯令刘家后人惋惜的是，刘重喜幼年时见过的家中所藏刘公与孙中山先生的书信、孙中山先生赠与刘公的匾额，以及刘公当年从日本带回的翻印本《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全套，皆在战争中遗失。

　　刘谦定：祖父获“缔造中华”襟章

　　今年10月6日即将正式开馆的辛亥革命博物馆，有刘谦定的功劳。

　　刘谦定今年58岁，圆脸、中等个头、白头发，眼神中透着某种坚毅。如今，这位辛亥志士后裔已经成为一位小有名气的辛亥革命史民间研究学者。

　　“我是一个小人物，这一辈子就干了两件大事。一是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二就是促成了辛亥革命博物馆的建立。”他说。

　　2001年，他于报刊上发表的一篇关于“应建立国家级辛亥革命博物馆”的文章，引起了时任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的重视，并最终促成了辛亥革命博物馆升级为国家级历史文化保护单位。2009年，刘谦定因此被授予“2009年度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十大杰出人物”称号。

　　“辛亥革命是件很大的事情，当时还没有一个博物馆能把整个辛亥革命装起来。所以我就写了那篇文章，没想到引起了国家的重视。”他自豪地回忆道。

　　谈及武昌首义，他有自己的观点。

　　“辛亥革命，事大，人多。要分清楚大辛亥和小辛亥的概念。武昌起义这个原点，是小辛亥；以这个原点各上述下述若干年，这个过程是大辛亥的概念。”刘谦定说，他只希望能把“首义”说清楚。

　　“武昌起义根本不像有人说的那种‘有人打了一枪、死了三个人、从床下捞出个黎元洪’那么简单。”

　　祖父的1911

　　“起义发生时，我祖父刘裕海是炮八标(团)三营中队一排正兵，是善于计算过山炮射程的一名老炮手。他与起义将士一起带炮进城后，先是在楚望台高地布列炮位参加战斗，后又拖着大炮转战蛇山。”刘谦定介绍说。

　　1911年10月10日，起义战士事先约定，以天黑为号，共同发难。傍晚，武昌北城外塘角辎重营与城内工程八营先后发难，此时，位于武昌南城外的“炮八标”，按起义总指挥部的指示也发难了。当时炮八标约有1700余名士兵。

　　“当时的军队，有三分之一起义，三分之一观望，三分之一逃跑。我祖父所在的炮八标，是唯一一支全标起义的部队。全标共三营，起义时，(编者注：团长当时出差)两个营长逃跑了，一个营长参加了革命。这大大改变了武昌城内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刘谦定说。

　　炮八标中，大部分都是来自河南南部和湖北北部的士兵，骁勇善战。其中很多也都是当时反清革命团体共进会成员，这些要求民主共和的进步青年，在蛇山和楚望台架设炮台，分别从高处对准湖广总督衙门和与其紧挨着的第八镇司令部，发起猛攻。

　　“当时起义的同志们，都是发自内心的：‘我就要革命’。他们有一种思想，就是为了民族、为了共和，拼死一搏。”刘谦定道。

　　战至11日清晨，炮八标接到前方振奋人心的消息：湖广总督衙门与第八镇司令部已被起义军攻陷！

　　接着，又传来消息：城中重兵把守的藩署尚未攻陷，蛇山上的起义军应马上分拨两尊大炮转战凤凰山炮台。

　　被遴选出转战凤凰山炮台的精锐老兵中，就有刘裕海。

　　“当时的武昌城冠盖云集，是县、府、省的中心，共有四大衙门。湖广总督衙门和第八镇司令部衙门攻克后，新军转而攻占藩署。”

　　刘谦定接着说：“藩署的标准称呼为‘承宣布政使司’，是负责管理湖北钱粮赋税的行政机关，相当于户部。当时，湖北全省官控的现金均存在这里的库房中。武昌起义爆发后，第四十一标根据预定计划，在夜里零点开始攻打藩署，但由于布政使连甲率重兵顽守，双方一直打到天亮也没分出胜负。”

　　凤凰山位于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实验中学背后，自古以来就是武昌城防的军事要塞。

　　1911年10月11日一大早，太阳刚出山，蔡济民(编者注：时任二十九标二营司务长)派了一队起义军前来协同攻打藩署，二十一混成协炮十一营的蔡鹏来也率起义军带了四尊轻便小型火炮，从武胜门进城来协同攻打藩署。

　　这时，刘裕海他们的两尊过山炮在凤凰山炮台已布列定位。当凤凰山炮台的大炮打响后，起义军向藩署一同发起猛攻。很快攻陷藩署，战至中午12时，武昌全城真正光复。

　　“所以，对于武昌起义，有两个地方需要纠正和强调。一是，武昌起义不是只打了一个晚上，而是打了一个晚上加半个白天。二是，都说武昌起义在枪声中葬送了腐朽的清王朝，其实应该是在枪炮声中，一定要有炮声。没有炮声的掩护，拿步枪向前冲的同志们怎么敌得过当时清王朝那些德国进口的重机枪？”刘谦定认真地说。

　　武昌起义后，鄂军都督府成立。由于军事形势依然严峻，刘裕海所在的原炮八标三营中队的全体起义将士，被指令继续留在凤凰山炮台。

　　全体志士一直坚守到11月底“阳夏保卫战”结束后停战议和方才撤出。

　　“缔造中华”襟章

　　1912年，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世凯出任大总统、黎元洪出任副总统。之后，湖北开始大规模裁军，凡前清军队中的起义者多在裁减之列。

　　1912年6月5日的《时报》曾报道：“鄂省毕血会，乃位置起义之闲散将士机关。现议定发给起义执照，令各毕血将士一概退伍籍，坐领九年恩饷。若有事故，再行征召……”

　　刘裕海和一些起义将士想：“革命成功了，皇帝也赶下来了，回家就回家吧。”于是，他也打起自己的行李，返回钟祥县城。而裁军时许诺的“九年恩饷”，也多流于形式。

　　不久，刘裕海又携妻儿到武昌定居，靠给一大户人家打工种花维持生计。1929年，他们在凤凰山西麓的城墙遗址上，购买了一小块空地兴建了一爿夫妻小吃店，专卖“灯笼水饺、潲子面”。

　　1946年6月，刘裕海经过有关方面的调查审批，成为“辛亥首义同志会”会员，并获民国三十五年国庆纪念大会敬赠的黄色绫质“缔造中华”襟章和黄色绫质的“辛亥首义同志会成立大会会员证”等。

　　刘谦定回忆说，1946年10月10日的双十国庆，在武昌阅马场举行了抗战胜利后的第二次庆祝大会，到会民众近10万人。主席台下有辛亥首义志士500余人，他们左胸佩戴双十纪念章及黄色绫质的“缔造中华”襟章，英勇之态不减当年。

　　“我祖父那天集会回家后激动不已，将胸前佩戴的‘缔造中华’绫质襟章仔细地贴在‘辛亥首义同志会会员证’上，这件珍贵的纪念品得以保存至今。”刘谦定说。

　　“据我大哥回忆，在两年后的1948年，祖父去参加双十节活动出门时，是穿着长衫，戴着礼帽，手里提了个布包袱。等‘双十节集体照’拿回家时他才明白，原来布包袱内装的是祖父在参加辛亥武昌首义时穿的一件旧军衣。在‘辛亥首义同志会炮队第八标全体同志合影’上，左起第二排第一人就是我祖父，他穿着那身老旧的首义军装，站在穿长衫的老战友中格外地显眼。”

　　刘谦定回忆，祖父祖母抚养长大成人的孩子只有他父亲一人。“1954年长江发大水，父亲因参加防汛抢险，不幸染上血吸虫病，于1956年10月病逝。我家当时的境况，祖母和母亲是家庭妇女，我大哥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远在部队，我二哥13岁、三哥7岁都正在上学，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那时才3岁。在安葬了我的父亲后，祖父面对家中的孤儿寡母，经受不住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巨大悲痛，便倒床一病不起，至1957年3月18日与世长辞，享年69岁。”

　　首义必然成功

　　“祖父1889年出生在湖北省钟祥县城的一个小康之家，自幼读书勤奋，家境也不错，后在辛亥革命先驱刘静庵、彭养光等影响和帮助下，以17岁之龄考入暂编武昌清军陆军第八镇炮队第八标当了一名炮兵，并先后秘密加入‘忠汉团’、‘共进会’等反清革命组织。”刘谦定这样介绍祖父刘裕海。

　　他同时认为，武昌起义之所以会成功，很大一部分原因都在于当时军队素质之高。

　　1905年，慈禧太后废除科举制。这一有些矫枉过正的决定，让当时正在读书的一大批家境不错的、以及刚留学回来的青年们无路可走，只得进入军队。

　　当时在两湖地区，张之洞用18年兴洋务、办实业，大有成效，连监狱都用着当时先进的自来水和电灯。同时，他一面广输留学生出国，一面广泛招募并训练新军。“当时，上海和武汉是国内两个最大的城市。”刘谦定说。

　　不像北洋军那样，张之洞招募的新军，必须读书识字，且都要通过正规严格的考试。

　　刘谦定说：“我祖父他们当年那批起义的新军，几乎都是考试进来的，还有留学生。可以说，都是当时青年中的精英。他们有革命思想，有走向民主共和的意愿；他们谈革命，很多宣传刊物都得以在新军中流传。”

　　当时，两湖地区的革命党人，已经由国内最大的反清革命组织———日知会发展演化为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主要革命团体为活动基地，他们以武汉为中心进行革命宣传和策划，在军队中秘密宣传民主共和思想，并且认识到：“若要推翻清廷，还得拿起武器。要想革命成功，必须发动军队。”

　　刘谦定说：“我祖父当时还是小孩子，也先后参加了日知会和共进会。”

　　有了良好的文化基础，张之洞对军队的训练也颇为严格，他请外国教官来训练新军，尤以德日教官居多，后参加一战的德军辛登堡将军就在武昌做过教官。

　　“当时国内的很多军事比赛，总是湖北得奖。有外国教官评价说：‘新军的后勤像美国、战士如德国、武器比法国。’”

　　听到新军中有反清革命思想流传时，惜才的张之洞也采取了遣散安抚的政策，而非强硬镇压。

　　刘谦定说：“他做这些事情，虽然是为了维护封建王朝，但是却在客观上奠定了武昌起义的物质文化基础。”

　　1909年张之洞去世。也许，他万没有想到，在去世一年后，自己花巨大心血训练的军队会反而奋起对抗自己。

　　“‘为了共和、为了民族，拼死一搏’。武昌起义让当时对革命持悲观态度的很多革命党人，重新看到了胜利的可能性。”刘谦定说。

　　(刘谦定和辛亥革命网为本文提供资料，特此感谢)

　　来源：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