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刺2014总决赛:人民日报探访8个辛亥后裔 谈辛亥革命百年启示

纪念辛亥革命，回顾先生功绩，不但要重视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更值得珍视的是他所提出的建国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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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我自己，大我国家”，黄兴强调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放在国家和事业中去

黎元洪在中国人走向共和的道路上，尽管步履蹒跚，坎坷曲折，但毕竟也是迈开第一步的先行者之一

蔡元培构建了一个思想学术开放的平台，为中国教育留下了思想学术自由的治学启蒙

鲁迅说，章太炎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他撰写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号召人们起来革命，推翻清朝政府

　徐锡麟在东京博物馆看到了一座中国古代大钟在那里展示，他想，中国的文物怎么就被日本人掠夺过去？

长期奔走于浙、皖等地，将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撒播于社会中下阶层人士

　辛亥革命的丰功伟绩不仅属于参加武昌起义的革命志士，更是当时所有发动、支持辛亥革命人士共同奋斗的结果
 

　　孙必达（孙中山曾侄孙）：

　　先生毕生追求国家统一

　　“中山先生的人生，实在不是一般人能有的，我非常钦佩先人的这种能力。”孙中山曾侄孙、全国政协委员孙必达从幼年时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曾祖叔父孙中山传奇革命人生的思索与追寻。

　　孙必达生于香港，目前生活工作也主要在香港。身为伟人后辈，孙必达说，香港是中山先生曾经负笈九载的地方，也是其革命思想的发源地。在这里，中山先生设立了兴中会总会与同盟会分支机构。“中山先生发动的十次武装起义，有六次主要是在香港策划。香港之于辛亥革命，功不可没。”希望通过纪念辛亥革命的这个活动，来审视我们过去100年所走过的道路，既可以告慰先人在天之灵，也可以把先辈的精神遗产一代代传承下去，“先人的事业，既有对我们的鞭策，也有对我们的鼓励。”

　　孙必达认为，“纪念辛亥革命，回顾先生功绩，不但要重视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更值得珍视的是他所提出的建国方略。”孙必达说，中山先生的很多遗愿如今已成现实，而祖国统一的愿望还未能实现。中山先生一生追求国家统一，他曾经说过：“竭志尽诚，以救民国，破除障碍，促成统一。”号召全体中国人团结起来，排除扰乱中国统一的一切势力，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复兴。用中山先生的话说，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本报记者尹世昌）

　　黄伟民（黄兴长孙）：

　　黄兴精神遗产是“无我、笃实”

　　“我的祖父家境优越，如果不参加革命，他完全可以过另外一种安逸的生活。”作为黄兴的长孙，73岁的黄伟民先生说，先祖父前半生是念书，后半生参加革命，为了革命，把家产都卖了。黄伟民说，作为辛亥革命时期最重要的领袖人物，无论是当时的革命党人或者是后来的历史学者往往将孙中山先生和先祖黄兴并称，承认他们是领导辛亥革命的“双元领袖”。

　　“祖父没有留给我们丰厚的财产，只有珍贵的精神遗产，那就是家训——‘无我、笃实’。这种精神，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一代又一代。”黄伟民说，祖父一直强调“小我自己，大我国家”，强调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放在国家和事业中去。

　　黄伟民介绍，过去人取名字都是按照派别辈分，父亲黄一欧这一辈是“厚”字辈，但是黄家并没有按这个来。黄兴给长子取名“一欧”，次子是“一中”，三子是“一美”，四子是“一球”，五子是“一寰”，大女儿叫“振华”，二女儿叫“文华”，三女儿叫“德华”。从给子女取名上就可以看出，黄兴完全是向国外学习，放眼寰球，家庭是非常开放的。回顾历史，现在我们更有条件以冷静客观的态度重新认识黄兴协助孙中山在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制度的历史剧变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以包容的心态，开阔的胸怀，百折不回的精神来完成祖国的统一。（本报记者郭嘉）

　　黎昌晋（黎元洪嫡孙）：

　　黎元洪千秋功过自有评说

　　“尽管黎元洪是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但他为民主革命作出历史贡献，值得后人学习。”作为民国大总统、首义都督黎元洪的嫡孙、现任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的黎昌晋在接受采访时，客观评价了自己的祖父。

　　黎昌晋介绍，在搜集到的当时国内外发行的明信片和报刊上，都把孙中山、黎元洪和黄兴的头像印在一起，称为“首义三杰”。随着近些年历史学家的深入研究，黎元洪的历史作用不断得到证实。

　　黎昌晋认为孙中山、黄兴及祖父黎元洪那一代人当时的愿望是为了中国的昌盛和民族的复兴，希望改变国弱民穷的现状，这和当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类似。

　　黎昌晋说，祖父黎元洪并不是一个投机者，相反，对认定的信念非常执着。辛亥革命以后，黎元洪被推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他为反对清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黎元洪的一生中，教育救国成为一贯的主张，黎元洪曾经拿出自己俸禄的很大一部分捐助教育，并且和张伯苓等著名教育家成为好朋友。实业救国，是黎元洪的又一个信念。黎昌晋说，黎元洪曾经以个人名义贷了不少款来帮助别人兴办实业。对于黎元洪，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曾有这样的评价：“武昌是辛亥首义之区，黎元洪在中国人走向共和的道路上，尽管步履蹒跚，坎坷曲折，但毕竟也是迈开第一步的先行者之一。”（本报记者朱虹）

　　孙劲松（蔡元培曾外孙）：

　　蔡元培搭建科学自由平台

　　“从事教育是蔡元培一生最精华的阶段，他为中国教育搭建了一个科学自由的平台，留下了思想学术自由的治学启蒙。”作为蔡元培先生的曾外孙，孙劲松认为，蔡元培先生是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为发展中国新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被世人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孙劲松在中国美术学院从事技术和管理工作，而这所学校的前身，是蔡元培1928年于杭州创办的西湖国立艺术院。孙劲松说，蔡元培的一生经历了从传统读书人到革命家，再到教育家和思想家的过程。从事教育的过程是蔡元培一生的精华阶段，因为他致力于“把他的人文关怀普及到每一个国民”。

　　蔡元培1904年与陶成章等人创立革命团体光复会并被推选为会长，1905年又加入同盟会。1912年蔡元培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从此一心一意投身教育。之后任北大校长期间，他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孙劲松认为，蔡元培构建了一个思想学术开放的平台，为中国教育留下了思想学术自由的治学启蒙。这个平台的构建是蔡元培留给后世最宝贵的财富，他“给了后人一层土壤，让后辈能够自由地发挥、创新”。

　　孙劲松表示，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讲，做好本职领域的事是对辛亥百年最好的纪念。今天的人们应该学习他们抛却名利奋斗进取的精神与信念，踏实做事，认真做人。（本报记者郭嘉）

　　章念祖（章太炎长孙）：

　　笔是章太炎的革命武器

　　“就像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祖父章太炎一直在不断地摸索、寻找振兴国家发展的道路。笔是他擅长的革命武器。”作为章太炎的长孙，现任上海黄浦区政协副主席的章念祖认为，在很大程度上章太炎主张走维新改良的道路，但也碰了不少钉子。后来，他被推荐到《苏报》报馆工作。

　　章太炎有一个响亮的名头：“民国第一疯子”。章太炎除了革命精神、深厚的学养之外，最让今人津津乐道的恐怕就是他佯狂的性格。章太炎给世人印象最深的还是鲁迅先生说过的那句话：章太炎先生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

　　《苏报》原是一家日侨出面开办的报纸，1900年由陈范接办并“以鼓吹革命为己任”。1903年，引起清政府极为不满的，一是该报发表了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作序），二是章太炎撰写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极大地刺痛了清政府的神经。清廷决意镇压。《苏报》被封，催生了“苏报案”。1904年5月经租界公廨会审，章、邹分别被判处监禁3年和2年。其实，在“苏报案”发生前，章太炎就写过很多文章，都是鼓吹革命。

　　章念祖说，祖父章太炎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以前听祖母说，祖父外出后常常不认得回家的路，衣服很脏而且有异味，但讲起革命来往往是滔滔不绝，号召大家起来革命，也吸引了当时很多寻求革命道路的年轻人。（本报记者刘维涛）

　　徐乃达（徐锡麟之孙）：

　　徐锡麟秋瑾志同道合

　　“我家一直有祖父徐锡麟的相片，自从懂事起，我就知道这个人就是我爷爷。”作为晚清革命家徐锡麟的孙子，徐乃达定居上海已经快10年了，他说，记得在念小学的时候，学校对于传统和历史的教育就很重视，那时候大家还都了解关于辛亥的那段历史。当时国文课本里就有一课叫《徐锡麟传》，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上《徐锡麟传》这篇课文的时候，老师就说，“我们班上有位同学，他的祖父就是这个人。”然后他就叫我站起来。所以，我身边的同学朋友也都知道我家的这段历史。

　　徐乃达说，祖父在1903年到的日本，他在那里认识了很多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也了解了中国以外的世界。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东京博物馆看到了一座中国古代大钟在那里展示，他想中国的文物怎么就被日本人掠夺过去，加上之前的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等等，让他觉得对清政府必须彻底革命。对父亲影响比较大的另外一个人就是秋瑾。我祖父跟秋瑾相识，关系很好，我起先也以为他们是表兄妹，后来我考证他们不是这层关系。他们是在日本认识的，在革命上志同道合、一见如故。我想秋瑾是一个非常善于言辞的人，大家也被她的慷慨激昂说动，包括我祖母在内。可以说，我祖父革命受秋瑾影响很大。

　　徐乃达说，我的曾祖父是个商人，原本只是希望孩子成才，但万没有料到竟培养出个革命家。（本报记者刘维涛）

　　陶亚成（陶成章之孙）：

　　陶成章荐鲁迅加入光复会

　　“黄花岗72烈士的事迹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但不为人知的是他们的首领赵声即是由陶成章吸纳入的光复会。而72烈士中也颇多光复会会员，尤其是那些没能留下姓名的南洋华侨都是陶成章在南洋发展的会员。”陶成章之孙陶亚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祖父，我想用16个字概括：品格高尚，言行一致，思想进步，身体力行。

　　陶亚成说，祖母孙晓云当年为反对封建包办婚姻，离家出走，留日参加同盟会。后来嫁给了祖父，成为他革命道路上的终身伴侣。（本报记者潘跃）

　　熊辉（熊秉坤之子）：

　　熊秉坤打响武昌起义首枪

　　“我的父亲是一个很平常的人，对人都很亲切。”回忆起对父亲的最深刻记忆，湖北武昌区政协委员、熊秉坤之子熊辉说。

　　熊辉说，父亲先后参加辛亥革命等多次战斗，人生经历可谓奇特。所以家里的许多父亲遗物，像砚台、印章等都已经捐给了红楼博物馆。

　　熊辉表示，武昌首义打响第一枪，并非是父亲的个人功劳，而是因为主客观的形势，是“时势造英雄”。“熊一枪”之说最初是缘自孙中山。武昌首义3年后，熊秉坤出访日本东京时，孙中山向人介绍说：“这就是武昌首义放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啊！”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也称“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

　　武昌起义当天，湖北新军革命党人熊秉坤、金兆龙等人率领起义军攻占凤凰山，并控制武昌，湖北军政府成立。武昌起义胜利后，各省纷纷响应，全国24个省份有14个先后独立，最后导致清政府覆亡。

　　熊辉说，当时革命党人早已在湖北新军发展成员，又拥有军械库，加之他父亲率领敢死队奇袭，终能取得首义成功。他说：“我父亲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担当了历史性的关键角色。但是，我父亲只是武昌首义枪声中的一个代表人物，辛亥革命的丰功伟绩不仅属于参加武昌起义的革命志士，更是当时所有发动、支持辛亥革命人士共同奋斗的结果。”

      （本报记者郭嘉）　　本版插图：李瑞宁 版面统筹：郭嘉 版式设计：王舒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