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乃麟外汇:《看历史》

康有为精心设计了“虚君共和”理论，他认为，社会的进步只能是循序渐进的，中国只能变君主制度为君主立宪制，而不能急于实行共和。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包括其弟子梁启超在内，终无人再肯为“虚君共和”奔走。 

 辛亥年除夕的前三天，旅居日本的康有为在报纸上看到了清帝退位的消息，当时他刚刚游完箱根的玉帘瀑布归来，遂“感赋”一首：“绝域深山看瀑云，故京禅让写移文。玉棺未掩长陵土，版宇空归望帝魂。三百年终王气尽，亿千界遍劫灰焚。逋臣党锢随朝运，袖手河山白日曛。”

康有为的故国之思以及他对革命的恐惧，在这首诗中表露无遗。就在过去的几个月中，他一直在为中国的渐进式改良做着最后的努力，但是这努力不仅没有起到丝毫效果，连他最得力的弟子梁启超也开始质疑他的做法，师徒二人的关系几乎恶化至分道扬镳。内外交迫的处境，使得康有为忧心忡忡。

十三年前，也是在日本箱根，康有为咀嚼了他平生第一次大失败。维新变法失败后，他逃往日本，住在箱根环翠楼，亡命他乡的无奈和急躁使他“不能入寐，夜走回廊”。（康有为，《明夷阁诗集》）

在年复一年的流亡生涯中，康有为的改良思想日益成熟，期间也曾看到一两次成功的希望，但是，当武昌起义以及随之而来的暴乱发生时，康有为那和平过渡到君主立宪的希望便被彻底打破了。 

 ■“救亡”

1911年的夏天，康有为与梁启超再度在日本相聚。在一首诗的副题中，康有为这样写道：“与任甫离居者十三年，槟榔屿、香港一再见，亦于今八年矣。儿女生于日本，皆不能识。相见如梦寐。”

但这份伤感又不乏愉快的心情很快就消弭于无形了，“大革命”的消息传来时，康有为痛心不已，他在给一位向他电告武汉起义的友人回信中说：“大变若此，忧心如焚，欲握管相告而不及也。武汉军初变，不能长驱北陷。以为政府陆海立凑，不日可扑，岂政府疑新军无一敢调，又无军械，并乏兵饷，故十余日不能出师，汽车又不能载炮，遂令各地响应，全国沸变。”

1911年11月，康有为作《救亡论》，发表他对时局的看法，在这篇文章里，康有为历数了革命将带给中国的种种危机：列强趁中国内乱武力干涉；地方割据，骨肉相残；旧政府全倒，新政府难立；工商业衰败，民生残破；战祸四起，生民遭受杀戮流离。

康有为还以外国革命的案例来说明革命会带来的灾难，法国革命带来的是大规模的杀戮，印度革命则导致了国家的分裂，南美诸国革命后，每每因为总统之争让国家陷入内乱。对于美国革命，康有为认为它是成功的，但他认为那是因为美国革命发生时，北美殖民地不但人口很少，且来自英国的民主传统已深深扎根于社会，还有华盛顿等深具“公心”的领导人，中国与之相比，完全不具备这些条件。

康有为据此认为“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稳定局面且使中国逐步实现民主的办法仍是君主立宪，他又举国外的例子说，英、奥、普、意、瑞典、荷兰等国在革命后，立宪既定，国会既开，莫不“复迎其故君为王”，甚至不在乎新国王来自“异族”，因为在君主立宪体制下，所谓国王，不过是一个虚衔，“而国民公会，实主内阁，以执其政。”

但是，在当时的激进舆论中，完全的君主立宪显然不见容于革命形势，康有为便在《救亡论》篇末，阐述了他精心设计的“虚君共和”理论，在这套制度里，君主通过世袭方式使国家得以延续，但实际上却像冷庙之土偶一样没有任何实权。至于由谁来扮演这个象征性角色，康有为认为可以是孔子的直系后裔，也可以是满洲皇帝。

《救亡论》写成，康有为投至上海广智书局，但在当时“举国若狂”的情况下，没人敢发表这篇文章。康有为便给革命派的领袖和他在国内的朋友一一写信，力促“虚君共和”计划的实施。 

 ■ 渐进之民主

1911年10月底，陆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等人发动“滦州兵谏”，要求清廷立刻实行君主立宪，以从政治上解决危机产生的根源，消弭各地的革命情绪。11月3日，清廷在三天内仓促制定、公布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对包括军方在内的各地立宪要求给予了最大限度的积极回应，在皇权、民权等方面做出了最大限度的让步，在形式上被迫缩小了皇帝的权力，相对扩大了议会和内阁总理大臣的权力。

受《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的鼓舞，康有为又写了一篇长文《共和政体论》，论说英国式的共和政体，也就是所谓的虚君共和才适合中国。

梁启超则从滦州兵谏看到了以发动政变来掌控局势的希望。11月3日，梁启超写信给康有为的门人徐勤，称他已确定了“和袁、慰革、逼满、服汉”的行动方针。三天后，梁启超自日本归国。11月9日，梁启超抵达大连。

滦州兵谏的主要领导人吴禄贞和张绍曾与梁启超都是旧相识，梁启超认为，如果此时他能说服光绪帝的兄弟载涛掌控的禁卫军和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的北方新军联合发动兵变，则次日即可召开国会，掌握政权，让皇帝下“罪己诏”，满人采用汉人姓氏，再由国会派代表与南方革命军交涉，“告以国会既揽实权，则满洲不革而自革之义，当能折服；若其不从，则举国人心暂归于平和党，彼无能为力矣。”

在梁启超看来，这场政变若能成功，则中国可实现完全的宪政。不然的话，再过一个月的时间，各地都响应了革命，那么就再也没有实施君主立宪的机会了。

梁启超还自信地认为，只要他通过政变召开了国会，对付袁世凯也易如反掌，但是梁启超不知道，就在他前往大连的时候，吴禄贞已被刺杀。随后，张绍曾被解除兵权，此外还有蓝天蔚可能会不利于梁启超的消息传出。剧变使得梁启超在大连、奉天等地仅仅停留了四天，就不得不于11月13日匆匆返回日本。随着袁世凯入京组阁，掌握大权，梁启超的政变计划也就如昙花一现，彻底破产了。

■ 梦破

以政变实现君主立宪的计划既然未能实现，梁启超就在回到日本后发表了《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与康有为一起继续鼓吹“虚君共和”。

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对不同的共和政体进行论述后也认为，唯有英国式的虚君共和最适宜中国，但是选择虚君问题上，梁启超却遇到了难题：如果让孔子的直系后裔充任虚君的话，则不能免于政教混合之嫌疑，蒙、回、藏的内服亦难以维系；如果让现有皇室充任虚君，又不足以取信于民，因为身为异族的清朝皇室在两百多年来“久施虐政，屡失信于民”，后来又在立宪问题上不肯对舆论和各种政治团体“稍有分毫交让精神”，最终导致声望全失，及至革命爆发，清廷才迫于形势，废除皇族内阁，发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以冀偷活，而既晚矣。”

景况既已如此，梁启超也只能长叹一声：“夫国家之建设者，必以民众意向为归。民之所厌，虽与之天下，岂能一朝居。呜呼，以万国经验最良之虚君共和制，吾国民熟知之，而今日殆无道以适用之，谁之罪也？是真可为长叹息也！”

在发表了“虚君共和”的主张后，梁启超随即派人到国内联络，希望有所成就。革命派方面因为主张和立场的不同，自然未能采纳康梁的建议，袁世凯也对之虚与委蛇，“虚君共和”计划得到的回应寥寥无几。

接下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南北开始议和，“虚君共和”实现的希望更加渺茫。

康有为还想做最后一搏，那就是联络满蒙王公，排袁保皇。1912年1月24日，蒙古王公那彦图致电梁启超，请其速速归国保皇，“蒙古合境上马，愿执鞭以从。”对于此类的消息，梁启超不置可否，但是康有为却非常在意，催促梁启超回国实施联满倒袁计划。

在时局的急剧变化下，梁启超已经准备承认清廷被推翻的现实了，也准备承认袁世凯掌握权力的现实。对于康有为的新计划，梁启超给予了直截了当的否认：“素以排汉为事”的铁良等人不可共事；即便能倒袁，也不能得全权，更无兵力维持秩序；民族主义已成潮流，不能与之为敌。不仅仅如此，梁启超还对康有为拒绝承认现实的幻想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师所论或亦有之。然遽断其必如是，得毋太武！汉阳复后，英日出而调停，此众目所共见者。英美商团请逊位，其建言书亦见各报，何由尽指为伪……但愿师勿持己脑中所构造之事实以误真相。”

梁启超的这些反驳，无疑是处处击中了康有为的软肋。1903年时，梁启超曾因主张在南方建立反满的革命政府，而和康有为产生了裂隙，后来在做检讨后重归师门。如今因为如何应对辛亥革命，师徒二人的分歧更加明显，开始走上分道扬镳之路。

不仅仅是梁启超，其他弟子也对康有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1912年2月3日，张浩、梁柄光、何天柱等致函梁启超，指斥康有为的计划“偏僻迂谬，不切时势，万无服从之理” 。张等主张联袁，函称：“本初（袁世凯）早已赞成共和，南北磋商今复就绪，逊位之事发表在即。吾党不欲登舞台则已，如其欲之，必须早与本初携手，方能达其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