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龟友论坛:当代中国最卓越的经济改革家

 

 

当代中国最卓越的经济改革家      ---读《朱镕基讲话实录》有感

 

我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也读过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近日，我到新华书店购买了一套《朱镕基讲话实录》，又被这套书所吸引。在无数赞誉声中，我更倾向于“朱镕基是当代中国最卓越的经济改革家”这个评价。在这个评价之下，他老人家、咱们长沙老乡，恐怕将会成为未来经济学的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这到是我衷心所期望的。所以，我讲这么个题目，是试图从宏观的经济调控、中观的全面改革、微观的湖南发展等三个方面来谈谈我的感言。下面，我就分别来讲这三个大问题：

 

     一、记录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活教材

       《朱镕基讲话实录》，收录了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八年、总理四年期间的重要讲话、文章、信件、批语等约123万字，由人民出版社历时八年编撰而成。《朱镕基讲话实录》记录了中国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特别是对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轨迹的记录，再现了当年既治理通货膨胀、实现经济“软着陆”，又扭转通货紧缩、保持经济“稳增长”等方面的鲜活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活教材。具体来讲：
     1、治理通货膨胀，实现经济“软着陆”。《朱镕基讲话实录》前两卷为朱镕基同志担任副总理八年期间的文稿。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有效地治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实现了经济“软着陆”。1992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发展步伐加快，却出现了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票热等问题。当不少人片面理解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时候，唯有朱镕基同志十分清醒。1992年3月25日，他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海市代表团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强调：“要全面正确地理解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不要片面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后来，在《值得纪念的五年》一文中，他仍然十分痛心地总结说：“我讲过房地产的过热，但是我发现绝大多数同志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总是首先来一句话：‘总体上都是非常好的’，然后说那么一点点的问题。绝对不是这样！这种过热是不得了的，1993年就是房地产的过热，结果现在的海南岛还是‘遍体鳞伤’”。所以，“对于通货膨胀应当防止于‘青蘋之末’，不能等到它严重发展后再去治理，那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到了1993年6月，他经过反复考虑，提出了加强宏观调控的十三条应急措施，又指示国家计委补充几条行政性措施，形成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这个文件对于当时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经济“软着陆”，具有决定性意义。同时国家把整顿金融秩序作为治理通货膨胀的关键性环节。1993年7月2日，朱镕基同志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刚走马上任就对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整顿金融秩序作出具体部署，特别是明确提出对银行系统领导干部“约法三章”的严格要求：立即停止和认真清理一切违章拆借，已违章拆出的资金要限期收回；任何金融机构不得擅自或变相提高存贷款利率；立即停止向银行自己兴办的各种经济实体注入信贷资金，银行要与自己兴办的各种经济实体彻底脱钩。这些措施对扭转货币供应失控和金融秩序混乱的局面产生了重大作用。1993年7月20日至23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和全国税务工作会议。朱镕基同志在会议讲话中提出了“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的任务，同时提出财税部门干部职工要严格遵守的“约法三章”：严格控制税收减免；严格控制财政赤字，停止银行挂账；财税部门及所属机构，未经人民银行批准，一律不准涉足商业性金融业务，所办公司要限期与财税部门脱钩。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金融部门收回违章拆借资金迅速且取得成效，但也出现了银行只收不贷，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生产困难的问题。朱镕基同志强调，解决资金困难要堵邪门，开正路。并到十几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调查研究，主持召开了八次资金调度会议，研究掌握宏观调控的力度和银根松紧的程度，具体调整贷款规模，解决各地流动资金紧张问题。1994年8月19日，朱镕基同志旗帜鲜明地提出：“市场经济也需要政府管理” 。他批驳了那种认为“既然是搞市场经济就应放弃国家宏观调控”的言论，直言不讳地说：讲这样的话显然是位“半瓶醋”、“半桶水”的经济学家，“时至今日，不要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政府也不可能不干预市场，也不可能不管理价格。” 1997年11月18日，朱镕基同志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分析了当时金融领域隐患和风险不断积累的突出问题，总结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对深化金融改革和防范金融风险问题作了全面部署，宣布国有银行和人民银行进行管理体制改革，同时布置了清理整顿金融市场的任务。这对于发展金融这个现代经济核心和启动金融体制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当前，我们正在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国际金融炒家高唱着“硬着陆”的衰歌，老百姓对高物价也极为不满，借鉴那个时期治理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的经验，无疑具有直接的现实针对性。
    2、扭转通货紧缩，保持经济“稳增长”。《朱镕基讲话实录》后两卷为朱镕基同志担任总理四年期间的文稿。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成功地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扭转了通货紧缩趋势，保持了经济“稳增长”。1998年上半年，正在蔓延的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逐渐加大。中央果断地把宏观调控重点从治理通货膨胀转向扩大内需和抑制通货紧缩趋势，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扩大内需的方针，并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1000亿元财政债券，相应增加银行贷款，用作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1999年3月以后，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更为突出：外贸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下降，消费需求不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放慢，物价总水平持续下降，出现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和通货紧缩的趋势。1999年7月15日，朱镕基同志在《完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制止经济增长下滑趋势》的讲话中指出：为扭转通货紧缩的趋势，要“进一步加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力度，重点是从投资和消费两个方面增加社会需求，还要努力扩大出口，积极利用外资；同时，加快结构调整，稳步推进改革，确保社会稳定，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从1998年到2002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共发行长期国债6600亿元，带动银行配套贷款和其他社会资金形成了3.28万亿元的投资规模，重点投向基础设施建设，使水利、交通、通信等建设显著加强，并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也多渠道增加了城乡居民收入，扩大了消费需求，有效拉动了经济增长。对此，朱镕基同志在2002年12月25日接见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中作了全面的总结：“这些年是财政体制改革力度最大的时期，是财政实力显著增强的时期，也是财政宏观调控作用发挥最好的时期。”“历史永恒不会过时”。既治理通货膨胀、又防止通货紧缩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认真记取。今后一个时期，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深层次问题的根本举措仍然是扩大内需，过去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正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消费摆在了三驾马车最前面，包括调整内需与外需结构、消费与投资结构、消费内在结构等整个经济结构调整，这是我们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攻方向。 
    3、只讲真话实话，不讲假话套话。通观《朱镕基讲话实录》四卷，这套书最显著的特点是句句真话真说、字字实话实录，尤其是在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中来不得半点虚假。一是经商以诚信为本。商人经商，无疑是为了利。追逐利润的最大化，几乎成了所有商人的共同目标。然而，信用却是追逐利润的有效工具，离开“信用”二字，可以说寸步难行。不讲信用的“三角债”，使该谈成的生意谈不成，该交易的商品不能交易。朱镕基同志正是在通过反复调查研究以后，提出了从固定资产投资拖欠这个源头入手清理三角债、顺次解开债务链的新思路。抓住这个源头，也就抓住了诚信之本，收到了投入1元清理4元拖欠的效果，使经济运转恢复正常。1992年12月23日至26日，全国清理三角债总结表彰会议在北京召开，朱镕基同志发表了《总结清理三角债经验，防止产生新的拖欠》的讲话，他提出：“要引导商业信用，使企业之间的信用行为合同化、票据化。”二是弄虚作假要不得。朱镕基同志在《信访工作是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中说：“光看报纸、报告，那是根本无法工作的。不久前我到安徽省南陵县去察看粮食仓库，在我没去之前粮库都是空的，后来他们把一些粮站的粮都搬过来，摆得整整齐齐。连我都敢骗，真是胆大包天！还有一件事情，我到某省会城市考察下岗职工再就业服务中心。原来是一个大仓库，空空荡荡的，他们在几天之内把许多个体户都搬进去，里边人山人海。我去参观的时候，那欢呼啊！人人都想跟我握手，挺有劲儿的，热情得很。我一回到北京，就收到一封人民来信，说那些都是假的，不信现在你再去看看，一个人也没有了。我就派国务院办公厅的同志去微服私访，果然来信反映的情况属实。” 他还在《加强舆论监督》中指出：“如果我这一任政府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中国不做假账，那我就死可瞑目了。如果将来从国家会计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还做假账的话，我就死不瞑目了。”所以，他给国家会计学院和上海会计学院的提词是“不做假账”四个大字。三是当官以诚实为本。就是说，领导干部口说与心想、说的与做的应该完全一致。如果口里说的是一套，心里想的却是另外一套，就是说假话。不说假话就要说真话，说真话似乎并不是一件什么困难的事，可事实上并不是那么简单。一时一地说真话并不难，在任何情况下都说真话，一辈子都说真话，不说假话，便不那么容易了。朱镕基同志坦言 ：“我只讲真话，不讲套话。”“但我讲的究竟是不是真话，是不是老实话，还有待大家通过阅读来鉴定。”在他看来，对于领导干部更重要的是：群众不仅听你说的如何，更重要的是看你的行动如何，你说得再好，而自己不去做或者根本不打算去做，那就等于空话。空话讲一两次也可能混得过去，讲多了群众连听也不愿听，更谈不上去执行。就会出现“台上他说，台下说他” 的结果。朱镕基同志还深情地讲：“我过去几年里每晚是一定要看《焦点访谈》，我觉得我作为总理，如果不去关心人民的疾苦，我当什么总理！我看完后必定打电话，不是打给部长就是打给书记。尽管我知道打电话只是针对几个农民或者几个百姓的问题，但是我能为这几个农民、几个老百姓申冤，能够解决问题，我觉得好受一些，大事办不了，办了一点小事也好。” 如果每个官员都是朱镕基同志这样的想法，每个官员都为几个百姓解决几个问题，那么当今的一些社会矛盾就不会那么多、那么突出了。
    4、清华给我太多了，追求完美在鼓舞着我。这个问题表面看似乎与宏观调控没多大关系，事实上关系大了。它是“朱氏宏观调控风格的灵魂”，没有“追求完美”的精神支撑，在复杂的通货膨胀面前就会无从下手，更难以追求完胜。2001年6月5日，朱镕基同志应邀在清华大学作报告，《朱镕基讲话实录》第四卷以《清华的精神是追求完美》为题选登了报告中的一部分。朱镕基同志说：大家都想一想清华的精神是什么。你可以做很多解释，民主的传统、科学的传统、德先生、赛先生、革命的传统等，你怎么解释都可以，每个人有不同的解释。我有一个解释，也就是我的体会：追求完美。在清华这个环境里，使你感到人才济济。每个人都肩负着建设祖国的任务，这是历史的使命，在这里学习就感到自己要追求完美，要做到最好。做人要做有骨气的中国人，要做顶天立地的中国人；治学要扎实、严谨，绝不沽名钓誉，更不要说剽窃他人的成果，根本不屑这种行为；做事要扎扎实实，真正地为人民。一个人不可能没有缺点，但要力求自己做到廉洁公正，不要留骂名。我想，就是清华这种精神鼓舞着我。尽管我被错划成“右派”，20年没有党籍，但是我从来没有失掉共产主义的信念，我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工作和学习有半点的放松，我总是不断地要求自己，不辜负清华老师、清华大学和党组织对我的教育，我总是要做到无愧于心，这是我最大的愿望。我也用这一点来要求我的儿女。我的女儿是1954年出生的，儿子是1958年出生的。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我自己想到这个事情心里就很难受，但是我对他们的要求始终是很严格的。我记得很清楚，我的儿子还只有十来岁的时候，他要在我们阳台上种菜，有一天，就捡了一块破破烂烂的油毡子放在阳台上，准备搁了土就可以种菜了。我一看见就跟他说，我们再穷也不能拿别人的东西，随手就打了他一个耳光。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打他，也是最后一次打他。他跟我讲，他没有拿别人的东西，这块破油毡子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我当时很后悔打了他，但是也许是因为有点父亲的架子放不下来，我说：“那好，我不应该打你，但是我们要把这块油毡子送回去，不管它是别人的还是垃圾堆里的。”我就陪着他，把这块油毡子扔回垃圾堆上。想起这件事，我心里就很难过。不过我很高兴，他们虽然没有到清华来读书，但是继承了清华的精神。我的女儿和儿子都曾经在国外读书，他们读书的时候，我已经做了上海市市长、副总理，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外国人知道他们的爸爸是中国的市长、副总理。他们都是靠自己洗盘子、在学校劳动来求学，现在都学成回来了。看到朱镕基讲的这些话，其“追求完美”精神引起了我强烈的思想震动与共鸣。至今我还记得，小时候父亲对我说过的话：“99分与100分是天壤之别，因为100分追求的是完美，而99分虽然只错了那么一点点，而恰恰就是那么一点点，将引发你致命的失败，比如按照你设计的图纸制造的飞机，就那么一点破绽竟造成了机毁人亡。”我父亲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抗战青年，他说的也许是“追求完胜”的黄埔精神，但这与“清华精神”殊途同归，都反映出了那一代人的精神追求。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那场严重的通货膨胀之所以得以控制，恐怕这就是其中最重要的精神源泉吧。
  二、展示中国改革发展历史的辉煌进程
     朱镕基被国外媒体称为“经济沙皇”,不是没道理的，他的的确确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根据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央决定从1994年开始加快进行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一系列改革，除前面讲过的银行改革，还涉及到分税制改革、国企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等等, 面对难度这么大、这么集中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如果没有扎实的经济专业知识，是根本没有办法可以驾驭的。《朱镕基讲话实录》，比较全面地展示了中国改革发展历史的辉煌进程、集中地显示出朱镕基同志特有的经济学才能。今年年初，全书基本定稿，出了一批征求意见的样书，送国务院各部委、各省市相关领导审阅。不少部委吃了一惊:这个朱总理会议上的讲话,怎么和我们部里存档的讲稿完全不同? 一查，部委存档的是书面讲稿，但朱总理来了后，书面稿请大家自己看，他脱稿，就某问题，即席讲话。所以，我很难讲得出他全部风采，只能做以下简介：
    1、对分税制改革做出历史性贡献。熟悉中国财税运行状况的人，都会清楚记得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的财政运行的状况极其困难，那个时候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是一年下降一个百分点，不仅如此，而且还形成了地方乱施税收优惠，动用各种办法截留中央税收的情况。针对原有税制税目繁多、征管混乱、企业难以公平竞争的弊端，1994年全面实施了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建立了以增值税为主，营业税、消费税为辅的流转税体系，并对所得税进行了归并整合。这一改革为分税制改革奠定了基础。为了顺利实施分税制改革，早在1993年第三、四季度，朱镕基同志就率领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先后到十几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与地方负责同志交换意见。广东省在此前实行财政包干体制时地方财政留成比例较大，因而对实行分税制有很大顾虑。1993年9月12日至16日，朱镕基同志在广东省就实行分税制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与广东省委、省政府负责同志座谈，深入交换意见。他在广东调研时指出：“目前中央财政十分困难，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如果不适当地集中中央财政收入、加强中央财力，日子就过不下去，最终全国都要受害，都搞不下去。”“必须按照国际惯例，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进行财税改革。”他回到北京后，致信江泽民、李鹏同志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了与海南、广东两省负责同志商谈的情况，反映广东省希望中央在税收返还基数年、企业减免税的处理等问题上给予照顾。为减少新体制出台的阻力，顺利推行分税制改革，朱镕基同志建议对这些作出让步，并提出了妥善解决的方案。由于这样做既坚持改革的原则，又采取适当让步等灵活办法，从而化解了矛盾，为在全国顺利实行分税制改革创造了条件。1996年7月8日，朱镕基同志给时任财政部长刘仲藜、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项怀诚同志的一段批语中，可以看出他对分税制改革的坚定决心。这个批语的题目用的是“对税制改革要坚定不移，坚信不疑，坚持不惑”。之后，连续三年国家财政收入都在前面的基础上增长一千亿。从1994年到现在已经过去18年了，现在回过头去看这18年的演变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没有当时的改革，很难有现在这么好的状况。当然，在财税改革之后，中国财政收入也出现了新的矛盾、新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当税收制度通过改革得以规范之后，在全国各地就有了一种突破税收制度的约束，通过滥发红头文件的办法向居民和企业乱收费的行为。在1998年朱镕基同志当选国务院总理之后，在记者招待会上，他曾经对乱收费的现象，用了四个字来概括：“费大于税”。尽管通过税收制度的改革，我们的政府收入已经得到了强劲的增长，但是各种各样的收费的泛滥非常严重。他用八个字来概括老百姓的反映，叫做“不堪重负，民怨沸腾”。在那样的背景下，由他领导发起了费改税的改革。今天还可以看到，不仅是企业，也包括城乡居民，大家对政府税费收入已经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连普通的农民都知道，他手里有一张护身符，写着他该交哪些，除此之外都是不应该交的。如果说没有1998年之后朱镕基同志领导的这次费改税的改革（后来又改为税费改革），很难想象今天中国政府的收入是什么样子的。综上可见，朱镕基同志对中国财税的改革发展的确是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2、对国企改革做出历史性贡献。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朱镕基同志对于国有企业改革倾注了大量心血和气力。1994年，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创造了条件。这一年的11月4日，朱镕基同志在全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全面、正确地理解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并强调深化企业改革的重点是实行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搞好企业内部经营管理，逐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1995年3月9日，朱镕基同志在参加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辽宁省代表团讨论时的讲话中强调，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只在产权上做文章，并要纠正企业为把银行债务冲掉而假破产的做法，企业破产拍卖所得要首先用于安置企业职工。1996年3月24日，朱镕基同志到山东省诸城市考察。他在讲话中肯定诸城采取多种形式搞好小型国有企业改革的探索精神，同时也强调小型国有企业改革不是“一卖就灵”。关于“卖企业”问题，朱镕基同志在1997年9月26日，1998年4月25日、6月6日又作了三次批示，精神都是一致的。当时国有企业确实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历史包袱沉重，转换经营机制又未能到位，大批企业停产或半停产，造成2007年1000万职工下岗失业。对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时提出了用3年左右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1998年11月27日，朱镕基同志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年脱困大有希望》的讲话中，对当时国有企业面临困难的原因作了全面分析，强调在国家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国内需求的同时，要坚决制止重复建设，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改善国有企业的宏观经济环境；强调必须积极实施再就业工程，使企业富余人员能够分流；强调办好企业的关键在领导班子，不要由行业主管部门管企业，要通过稽察特派员等制度加强国家对企业的监督。朱镕基同志指出：“整个这一套办法，就是有中国特色的搞好国有企业的道路。”1999年7月15日，朱镕基同志在省、部长经济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支持国有企业脱困的三项重大措施，即“债转股”、用国债资金支持企业技术改造、企业上市融资。在实现国有企业三年脱困和改革目标的同时，朱镕基同志力推打破国有企业行业垄断的改革，通过改革政府机构以实现政企分开，并在电力、电信、石油石化、航空、军工等系统推动分拆重组，打破这些领域独家垄断的局面，推动国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回顾那些年的国企改革，困难重重、惊心动魄，如果没有朱镕基同志的果敢与坚持，恐怕至今我们不少的国有企业还会在亏损中俳徊，人们决不会忘记“朱氏国企改革”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3、对住房制度改革做出历史性贡献。推进住房制度改革，是朱镕基同志在新一届政府成立时提出的五项改革中的一项。早在1991年，朱镕基同志在东北地区调研时，看到居民住房十分困难，就提出要研究住房制度改革，改善居民住房条件。此后，他在多次讲话中提出，要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通过国家、集体、个人一起拿钱，来解决住房问题。1994年8月4日，朱镕基同志在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的贯彻《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根据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4月2日关于房改政策的谈话和上海市在1990年至1991年搞房改的经验，强调了城镇住房商品化和建设“安居工程”等政策。同时，他指出实行住房商品化要有一个过程，要有一系列配套的政策，要让老百姓买得起，要多建普通住宅，严格控制高档房地产项目。在三年多的改革实践基础上，1998年上半年，朱镕基同志主持制定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于1998年7月3日下发。《通知》指出：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其他收入高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住房。同时提出，要调整住房投资结构，重点发展经济适用住房(“安居工程”)，加快解决城镇住房困难居民的住房问题。新建的经济适用住房出售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按保本微利原则确定。回顾住房制度改革的历史，我们好象又回到了朱镕基同志所设计的原点上了，这决不是我们在瞎折腾，而是客观经济规律使然。
    4、对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做出历史性贡献。建立统一、规范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项带有根本性的制度建设，也是一个具有开拓创新性的重大改革任务。针对一些地方出现的擅自破产、兼并和下岗职工无人管等问题，1997年1月6日至8日，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国有企业职工再就业工作会议，提出了“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实施再就业工程”的方针。朱镕基同志在到会讲话时指出，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就没法分离和安置富余人员，这就需要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需要搞再就业工程。1998年3月25日，朱镕基同志在东北地区就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进行调研时强调，对于符合政策的下岗职工，一定要保障其基本生活。从1998年开始，为保障退休职工、下岗职工和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我国逐步建立了“三条保障线”，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失业保险制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1999年1月13日，朱镕基同志在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上讲话，要求把“两个确保”落到实处，即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2000年5月26日，朱镕基同志主持召开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座谈会，他在讲话中全面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工作重点、范围、目标和要求。现在看来，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照着朱镕基所设计的路子走下去，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和长治久安就会有切实保障。
    三、指明湖南可持续发展的前进方向
    在《朱镕基讲话实录》中有四篇文章涉及到我们湖南：一是《竭尽全力，确保长江大堤安全》（1998年7月9日），二是《改善生态环境是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关键》（2001年4月8日），三是《湖南要优先安排治山治水》（2001年4月11日）,四是《恢复“浩浩荡荡的洞庭湖”》（2002年6月9日）。通观这四篇文章，篇篇洋溢着浓郁的湖湘之情，字里行间滚动着对湖南的殷切期望，而“湖南要优先安排治山治水”则是这四篇文章的主线，它指明了湖南可持续发展的前进方向。具体来讲：
    1、加快洞庭湖治理的进度。 1998年7月4日至9日，朱镕基同志先后在江西、湖北、湖南省考察防汛工作，《竭尽全力，确保长江大堤安全》就是在分别听取三省工作汇报后讲话的一部分。7月9日，他在湖南的讲话中说：下面讲一下洞庭湖治理问题。我们也不是今天碰到洪水就来谈洞庭湖，早就讲要治理洞庭湖。过去因为条件不具备，中央也拿不出钱来，所以，这个问题迟迟没有解决。现在，我们要加快洞庭湖治理的进度。水利部已经批复了洞庭湖的治理规划，目前就是要逐个项目来落实。我看，这里面应该有一个顺序。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堤防建设，需要31．19亿元，这应该是摆在第一位的，首先得建堤防。第二是泄洪道整治，需要19．44亿元，包括用挖泥船挖泥、裁弯、清障等等。我认为，这两项是主要的。第三是城市防洪，需要43．09亿元。这原则上应该由各个城市自己负责，对这一点国务院也有规定。第四是蓄洪区的“安全楼”建设。我们昨天在君山看到的情况，主要是有个台子就行了，值钱的东西可以放在台子顶上，群众可以通过公路转移出去。期望“安全楼”来保证群众人身安全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应该把蓄洪区的“安全楼”建设放在最后。今年，当务之急就是要修荆江门、七弓岭等六个长江干堤险段，精心设计，做好一切施工准备，洪水一过就动工，下决心建设高标准堤防。中央拨1．5亿元，地方拿5000万元，我们回北京以后马上拨款。洞庭湖治理的其他项目，由省里按程序报批，所需资金由中央和地方各拿50％，只要地方的资金落实了，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做好了，具备了施工的条件，就可以批准建设，中央该拨多少钱就拨多少钱。地方资金也一定要到位，不能向农民搞摊派。除了每年规定的群众义务工以外，群众其他的投工投劳一定要给工钱，不能加重群众负担，要千方百计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到了2001年4月11日，他在《湖南要优先安排治山治水》的讲话中又说，洞庭湖治理的步伐要加快。有人向我反映，现在退田还湖的进度太慢了，农民的积极性还不是很高，主要是国家补助的钱太少，每户1．5万元吧，省里加2000元。有人提出来如果每户有3万元的话，那搬迁的速度就可以加快，湖区面积扩大的速度也就可以加快了。请你们做些调查，看能不能增加一些财政拨款(包括中央财政拨款)，加上一点银行贷款，因为湖区发展后，农民还是有一定的还贷能力的。我希望把退田还湖这项工作不停顿地搞下去，一抓到底。你们在湖南做官，如果不治理洞庭湖，那是失职啊! 2002年6月9日，他又在《恢复“浩浩荡荡的洞庭湖”》一文中提出：“我觉得应该做一个洞庭湖的发展规划。第一步目标就是湖面恢复到4350平方公里，即恢复到新中国成立时的状态。在沿湖以外的地方去规划几个城市，这围着湖的几个大的城市，将来是旅游城市。整个洞庭湖，再加上周围城市的景观，一个很好的旅游产业就可以发展起来了”等等。鉴此，中央财政应按照当年国务院的要求，继续加大对洞庭湖综合治理投入的力度，省委、省政府应认真对待朱镕基同志的设想，对打造“洞庭湖生态经济圈”做出战略性决策。
    2、令我梦魂牵绕的地方。2001年4月5日至11日，朱镕基同志在我省考察工作，先后考察了张家界、湘西、长沙等地。2001年4月8日，在听取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负责同志工作汇报后，发表了题为《改善生态环境是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关键》的讲话。他说：我是1944年至1946年在湘西永绥，也就是现在的花垣念了两年高中。1944年我在新化楚怡高工念高中一年级时，正值第四次湘北会战，长沙沦陷，国立八中到新化招生。被录取后，我从新化出发，步行经过辰溪、泸溪至所里(即现在的吉首市)，然后每天到马路旁去等汽车，“求爷爷，拜奶奶”，总算搭上了过路的便车，一路上提心吊胆，行至矮寨时险些翻了车，经过这么多曲折后，才到了永绥。这次故地重游，很多东西都记不清楚了，主要是变化太大。如当时的所里只有一条麻石街，我就是站在这条麻石街旁搭乘汽车去永绥的。那时汽车以木炭为燃料，在矮寨那样的陡坡上只要一熄火，是很容易车毁人亡、粉身碎骨的。现在的吉首与过去的所里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到花垣看了也是这种感受，国立八中的老房子——当地的一所孔子庙被烧掉了，小城依旧，但已旧貌换新颜。原国立八中旧址现在是花垣小学，有2000多学生，小学旁的民族中学有1000多学生，这些都是当时无法比拟的。总之，湘西这个令我梦魂牵绕的地方，经济和社会都有可喜的、巨大的发展和变化。
    3、吉首大学建得非常好。2001年4月11日，朱镕基同志在我省考察工作期间，当听取了省委、省政府的工作汇报以后，发表了题为《湖南要优先安排治山治水》的讲话。他深情地说：“像吉首原来只有一条麻石街，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吉首大学建得非常好。”我当年念清华大学的时候，学校只有2000多人。那个时候清华大学的礼堂、图书馆都是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建设的，每一块砖都是从美国运来的。现在吉首大学的礼堂、图书馆，比我念书时候清华大学的礼堂和图书馆要大得多，有1万多学生，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啊! 办吉首大学是杨正午同志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当州委书记的时候办的一件大好事。记得岳麓书院有一副对联：“惟楚有材，於斯为盛。”这是说湖南有人才啊，借用其意吧，我说吉首有人才啊。算是有感而发吧，我在湘西时做了一首诗——《重访湘西有感并怀洞庭湖区》。今天我在这里说一说，以表达我的心情，也是我的希望。诗是这样写的：“湘西一梦六十年，故地依稀别有天。吉首学中多俊彦，张家界顶聚神仙。熙熙新市人兴旺，濯濯童山意怏然。浩浩汤汤何日现?葱茏不见梦难圆。”这是说我当年怀着美好的憧憬来到湘西，1943年我曾经在新化、1944年到花垣(当时叫永绥)念高中，是57年以前，四舍五入算是60年吧。在脑海中，过去我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如今什么都看不出来了，什么都变了，模模糊糊了。到了原来的国立八中，那个地方也认不出来了，原来的房子都烧掉了，现在那里盖了小学；城墙也没有了，都盖了房子。有的地方已经认不出来了，看起来人们的生活还是不错的。虽然湘西地区的农民还没有完全脱贫，甚至有的人连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总体看来，农民的生活水平有很大的提高。至于那句“浩浩汤汤何日现?葱茏不见梦难圆。”这是引用了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描述的洞庭湖“浩浩汤汤，横无际涯”，这种景观什么时候才能重现呢?这是我的愿望，我寄希望于在座的各位啊!所以，把“梦难圆”变成“梦能圆”、把“葱茏不见”变成“葱茏再见”，我们湖南人责无旁贷啊！为治理洞庭湖，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去努力去奋斗。
     4、要优先安排治山治水。在朱镕基同志看来，湖南经济工作的重点就是两个字，一个是“水”，另一个是“山”。水就是“一湖四水”：洞庭湖，加上湘水、资水、沅水、澧水，现在还没有变害为利，或者说利还不大，害还很多。这个问题不解决，湖南的经济无法发展，湖南人民的生活无法改善，社会无法稳定。山就是“三山五岭”，大概湘南地区就属于五岭山脉吧。湘西地区属于武陵山区，怀化属于雪峰山区，还有一个罗霄山区，大体可以叫“三山”。“五岭”不是指全国的五岭都在湖南，而是指五岭山脉的一支在湖南。要搞好湖南的工作，首要的是要治山治水。关于“水”，我在1998年、1999年到洞庭湖区视察抗洪工作，在此以前也去过洞庭湖，感到那里的生态环境确实恶化得很厉害，洞庭湖的面积大大缩小了，防洪、蓄洪能力很弱。党中央、国务院为此制定了治理洞庭湖的方针，具体规划也正在一步一步实行中。要进一步抓紧实施，特别是对湘、资、沅、澧四水，要配合进行治理，防洪整治要跟洞庭湖的治理相配套。这个工程不是一个五年计划可以完成的，也许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但是一定要锲而不舍地做下去。关于“山”，这次我到湘西地区的三个市州去看了，感觉变化很大，各方面我都很满意，唯独山林破坏得实在太厉害了，跟我在五十七八年前看到的完全不一样，基本上是把树砍光了。你看如今那些山呀，像幼童的脑袋，光秃秃的，看到把树砍得那么光，我心里确实难受啊!我以前只在四川看到过“大字报”田，在那么陡的山上面开垦了田，还不是梯田，就那么在坡上种下庄稼，就像“文化大革命”时的“大字报”。原来我以为湖南的山上没有“大字报”田，现在湘西也有了，不过更多的还是梯田。因为人那么多，没有饭吃，田就一直开垦到山上，这样就把生态环境破坏了。幸亏湖南的气候好，还能够长点草，还有点植被；不然的话，水土流失，那“一湖四水”就真会泛滥成灾，人都没法活下去。因此，我感到湖南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的工作，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5、对发展工业要十分小心。朱镕基同志说：我来湖南的时候，收到一位群众的来信，反映在安化廖家坪水库，一些采金的人在库区内乱炼黄金，水库污染日趋严重，当地政府却视而不见。我把这封信批给杨正午和储波同志了。对类似这些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一定得严肃处理。这次我在湘西也讲了，不管锰矿也好，还是其他什么矿也好，都不能乱开采，绝对不要随便去办“五小”工业。包括湘西地区锰矿、锌矿的开发，绝对不要乱来。那样做的结果一是破坏生态和资源，污染环境，破坏自然景观。二是一旦搞起来就是一个包袱，将来拆起来都费劲，工人也没法安置。要搞锰矿、锌矿，就要在资源集中的地方搞，资源蕴藏量没有到一定的程度不能开采。不要去搞“鸡窝矿”，挖得满山遍野都是坑。况且，目前锰、锌都是供过于求。刚才有位同志讲，可以搞深度加工。搞深度加工需要很高的技术，要有规模效益，还要有大量的资金投入，湘西怎么能搞呢?所以，对发展工业要十分小心。但是，如果你们利用农产品的优势，搞一些有地区特色的农产品加工是可以的，不过也要根据市场需求，认真思考特色是什么、优势是什么、究竟适合发展什么。比如，人们现在都讲究卫生，产品一定要符合卫生标准，手工操作的产品人们就不太敢买，那就很难有市场。对发展工业，省里、州里都要严格控制，别花了冤枉钱还破坏环境。我对这个问题真是十分担心啊!我一直反对浮法玻璃厂的重复建设，虽然通过做工作有了一些改观，但前段时间一下子又建起了几十个厂子。很多人都热衷于干这样的傻事，见到有效益的项目，一窝蜂上马，最后大家的产品质量都不行，互相搞垮了。因此，不要随便搞工业。扶贫项目的确定也要十分小心，千万不能扶工业项目，如果搞一个项目背一个包袱，钱就白花了。扶贫要扶到点子上。没有生产条件的地方，村民要搬迁。我说这些的意思是，扶贫不要做傻事，别给自己找麻烦，别花冤枉钱。再一个问题是要加强对扶贫资金的管理，别让扶贫资金落到一些作风不正的人的个人腰包里。我是湖南人，我希望湘西地区能够富裕，希望湖南能够繁荣，希望湖南人民特别是湘西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消灭个别农民极度贫困情况。
    6、干部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新形势、新情况下，我们的干部如何驾驭市场经济，如何带领群众前进?我多次讲过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我们的政府不是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府，政府职能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轨道上去，因此，政府的职能不能和企业合在一起，党的职能也不能跟政府完全混在一起，更不能跟企业混在一起。我看今天参加会议人员的名单，湖南湘泉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由一位湘西自治州州委常委兼任。你是董事长又是州委常委，有谁敢管你的企业，谁管得了你?我绝对不相信这个国有企业能办得好，因为企业领导人的权力没有约束，没有人能管他。总不能要州委书记一天到晚去管一个企业的董事长啊。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领导干部的作风应当是实事求是的，要根据党的政策和实际情况来办事，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是不行的，那样就不能贯彻好中央的政策，就会走弯路。昨天我见到的有个镇的女书记，我看她是一位“拳打脚踢”型的干部，干劲很足，应该说是一个优秀干部。今天汇报工作的一位县长，也是“拳打脚踢”型的干部，有雄心壮志，豪言壮语一串串。这些在“大跃进”年代可能很管用，但现在不行了。现在是市场经济，讲究的是科学决策，讲究的是政企分开，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做工作。我不是批评这两位同志，没有他们这样的干部，基层工作打不开局面，但要注意提高自己的思想和政策水平，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学习市场经济知识，学习政策法规，明了政府职能，这样自己的工作才能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