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旅游景点介绍:中国式福利应避免“福利泡沫”

在我国基本国情下，应选择补缺型与普惠型相结合、强制与自愿相结合、政府与市场相结合、权利与责任相结合、整体协调与多方共担相结合的福利模式——


　　一个福利模式，要想顺利建立起来，并且能够健康地、持续地运行，发挥预期的作用，就必须考虑国情、社情、人情的基本特点。一个好的福利模式应该是最适合它所面对人群的特点的模式。基于中国的文化基础和国情特点，我们设定现实可行的福利目标模式和路径选择的思路，即：不追求最大化或最小化这两个极端，而是追求“适合”（适度、适应、适用、适当）的福利模式。


　　■追求适度性，指福利模式要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人文状况相协调，不能制造“福利泡沫”


　　所谓福利模式的适度性，主要是指福利水平要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状况相协调。在体制上的主要指标是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还要重视福利支出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相对均衡性。均衡的标准是什么？经济增长7%，福利也增长7%，就是均衡吗？两者不能完全画等号。均衡的标准应该是两条：


　　一是福利增长没有超出经济的支撑能力，经济能持续发展。也许有一段时间，福利增长速度可能超过经济增长速度，只要经济能够承受就可以。比如，在经济增长下滑的时候，为解决失业等生活问题，可能要求更多的福利支出。


　　二是福利增长不仅不是经济增长的负担，反而能够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动力。当经济增长迫切需要提高消费需求的时候，适时提高福利支出，企业能够生存，生产能够发展，人们的消费水平能够提高，对经济增长就有正效应；但如果消费已经过度，超出了经济的支撑能力，再去继续提高福利，增加消费，那就只能阻碍经济发展。


　　进一步说，福利模式的适度与否，不能只看福利水平是否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还要看福利需求本身是否适度。不能认为只要经济承受得了就是适度的，适度性还要有社会的、人文的标准。社会福利要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经济为本，也不是以福利为本；不是福利越多越好，而是越适合人的需要越好。“度”就是界限，相对于人来说，既有外在的界限，也有内在的界限。相对于福利制度来说，经济条件是外在约束，制度本身是内在约束，既不能完全听任于市场，也不能政府大包大揽，完全靠财政，财政没钱就去借贷，从而形成了福利危机和“福利泡沫”。


　　■追求适应性，指福利模式应适应市场化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和职业的变化，不能陷入“制度刚性”，不能大搞“福利竞赛”


　　我国发生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同时也在发生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不论是社会结构变动的深刻性、身份转变的剧烈性，还是人口流动的规模和职业变动的速度，都是史无前例的。同时，在这种大转变的时代，就连本以为确定的西方福利模式都进入了“不确定的年代”，我们要建立相对稳定的福利制度谈何容易。因此关键是要增强它的适应性，适应市场化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和职业的变化，适应城市化所带来的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身份转变。为此，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所谓“制度刚性”问题。


　　发达国家福利制度之所以发生支付危机，主要是由于制度刚性。而制度刚性主要来自“越界”：一是保基本和非基本的界限，二是政府与市场的界限。哈耶克曾批评社会主义是“致命的自负”，现在看来，至少在福利问题上，福利国家也是致命的自负：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高估了财政支付能力，越过了贝弗里奇划定的保基本的红线；为了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与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搞军备竞赛的同时，大搞“福利竞赛”。


　　汲取已有的经验教训，我们在福利制度改革基础上建立的各项制度，都应明确划分为基础部分和非基础部分，财政保基本。例如，农村养老保险，财政给每一个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55元，一年660元，这显然只能保障基本生活。高于基本生活保障的养老需求，应该依靠个人积累的养老保险金、一生劳动的积蓄、家庭和儿女尽孝来满足。这里有基本的部分，也有非基本的部分。二者之间的界限就是底线，底线只是明确了各方的责任，并不是限制福利的水平，从而便于实现合理的福利需求。概言之，在制度设计上，应刚性与柔性相结合；在参保、缴费问题上，应自愿与强制相结合；在运作机制上，应政府与市场相结合。


　　■追求适用性，指福利模式是否适应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


　　社会福利是面向人们的切身需要，适用与否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按照“大福利”概念，除养老和医疗之外，还包括就业、教育、住房、安全等。各国统计口径不一样，难以用数据比较。但不论哪种福利模式，养老和医疗都是大项，我们就以合作医疗为例来讨论适用性问题。


　　我国现有7亿多农民，农村人口最多时达到9亿，卫生医疗需求之巨大，令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都望而生畏。20世纪六七十年代，湖北、山东、广东等地农民自己创造的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制度，靠一根银针、一把把草药，开辟了农民通往健康之路，虽然水平不高却很方便管用。这一经验在全国大力推广后，创造了被世界卫生组织称道的一大奇迹。当然，限于当时经济条件，合作医疗对于缓解农民医疗需求的作用是有限的。但它却让广大农民第一次感受到了通过合作途径，依靠社会福利解决看病问题的曙光，也让政府领悟到依靠本乡本土资源解决单靠政府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的希望。合作医疗还有一个启示，就是国民健康不仅是一个医疗体制问题，还是一个就医文化、医疗模式问题。我们现在讲中西医结合，回避了体用之争。从就医文化和医疗模式而言，中医的“治未病”思想、整体观念、辨证施治原则，更具有“体”的资格，而西医的价值则主要在于“用”（方法技术）。如果搞颠倒了，就会使得技术统治体制，医疗服务被医学科技绑架，成为新药试验场。如此下去，再高的医疗投入，再庞大的医疗体系都将无济于事。看看那些“长寿乡”，基本上靠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山好水好，生活方式好，心态平和，百病不生。即使现代人难以回到那种天人合一的状态，也应努力遵循天人合一的道理。


　　■追求适当性，指福利模式要防范道德、社会的各种风险


　　所谓“适当性”，主要是从权利和道德的层面说的。不论哪种福利模式，防范道德风险都是很棘手的事情。我国自古就有自强不息的君子之风，但直到现在，许多人面对福利还是存有“不要白不要”的心态，即便已经脱贫，还是不愿摘掉贫困户、贫困县的帽子。目前虽然低保水平不高，在一些大城市已经出现了甘愿吃低保、不愿就业的情况。福利模式的可持续性不完全在于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如果机制不对，内在活力降低，即使福利支出占比不高，也可能难以持续，甚至会出现财务危机。


　　由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家庭的结构和功能发生了深刻变化，任何福利模式选择都必须正视这一客观趋势；一代代人发展下来，传统文化受到极大冲击，人们的价值观念已经多元化了。因此，我们要加快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积极应对各种风险。


　　此外，还有个问题值得思考：社会福利建设怎么适应工业化、城市化？是主动帮助工业化、城市化力量瓦解基础社会结构、割断天然社会联系，还是努力维护它们，使之转型，增强它们的适应能力，同时尽可能发挥它们在新形势下的作用？毕竟我们不能低估中国基础性社会结构和文化基础的坚固性和适应能力，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一枝独秀就是证明。当时我国有2000多万农民工失业，但社会安然无恙，他们哪里去了？他们回到了农村，他们多数在农村还有土地，可依靠家庭维持基本生活，积蓄发展能量，家庭仍是他们最可靠的避风港。


　　在我国基本国情下，我们主张选择补缺型与普惠型相结合、刚性与柔性相结合、强制与自愿相结合、政府与市场相结合、差别与一致相结合、权利与责任相结合、整体协调与多方共担相结合的福利模式。这样一种综合的、包容的、多元的、协调的福利模式，既符合中国兼容的融通性思维方式，也符合中国国情、社情、人情，也许还能符合世界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和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