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作为反思中国传统的韦伯 如何在现代中国再探讨？

2011年09月25日 10:01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刘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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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英]弗兰克·帕金著，刘东、谢维和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6月第一版25.00元

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老一代学人贺麟就曾将韦伯学说介绍到中国。而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韦伯再度“降临”中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热潮，至今不衰。韦伯学说曾经被作为反思中国传统拥抱蓝色文明的锐利思想武器，也曾经被学界看做中国问题的“伟大的外行”而给予负面评价。而在本文作者看来。“随着（国人）为之欢呼的‘现代化’逐渐转变成为之踌躇的‘现代性’”，韦伯所关注的问题在中国学界将得到更加深入的讨论；“我们还没有完全领略韦伯的妙处，对他的真正阅读才刚刚开始”。——编者

《马克斯·韦伯》是我跟当年社科院博士班的同学谢维和合译的，算起来那已经是20多年前的往事了。我们当时所使用的底本，是英国Ellis Horwood & TAVISTOCK PUBLICATION公司的1982年版。此书译出是在1987年，收入了正在势头上的“走向未来丛书”，初版下来就印刷了不下10万册。——不过由于时间的剥蚀，也受到那个时代的图书印制水平所限，真在书架上留存下来的恐怕并不很多。

当然，也曾见过一个印制较好的本子，可惜那件事却更加败兴，我早已在文集《浮世绘》中“立此存照”了，不妨当个笑料再讲一遍：

说来也巧，前几年我曾在歌德学院的图书室里，偶尔翻拣到了由“结构群”印行、由黄丘隆主译的《马克斯·韦伯》，当时顿觉满心欢喜，因为自己一直对这位社会学大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并还亲手译过一本同名的书。我原以为，既然台湾的学者在韦伯研究方面起步得较早，他们一定会比自己选得更精、译得更准；可没曾想到，才粗翻数页我就瞧出了几分破绽——此书不仅跟自己的译本在选题上“撞了车”，而且还居然句句都翻得“所见略同”！我此时虽已心起疑窦，却总还不敢相信世风能败坏到这种地步，遂不得不揉揉眼睛仔细查看。此事还是请列位看官来明断罢：这位黄丘隆先生当然是有可能碰巧和我选译了同一本书的，但他何至于把所有的文句都译得跟我那个本子毫厘不爽呢？特别是，他又何至于同样犯下了那几处我自己后来才后悔不迭的错误呢？而尤为匪夷所思的是，他又何至于同样想到要在那几段较为费解的文字下面添加本属可有可无的“译注”呢？所以，既然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发生如此之巧合，我也就有理由很快地做出判定：这本书虽白纸黑字地标在别人名下，却千真万确地就是自己那个译本的更加无耻的海盗版！（《贼胆真大》）

此番，幸得译林出版社的朋友襄助，重新买到此书的中文版权，使我们终于有机会去订正那些“后悔不迭的错误”了！回想起来，当初动笔翻译此书的时候，内地学界对于韦伯还知之甚少，而他那些招牌式的观点和术语，也都还未能构成普遍的知识背景。正因为这样，如今听起来恐怕难以置信，其实只是在上下文的不断冲撞中，我们才突然想到，“calling”一词在韦伯的行文中，大概是有“天职”这一层意思的；至于在书中偶然出现的“media”一词，我们则翻遍了手边的英汉词典，也想不到它竟然可以译成“媒体”，来泛指一切刊载新闻的传播工具，——当然还老老实实地以括号附加了原文，以便要是理解有误的话，别人也可以一眼就能看出我们的错误。

实事求是地说，尽管以现在的计量标准看，当年的那种印量已经足可算作畅销书了，可我们这个早出的译本，却在彼时方兴未艾的“韦伯热”中，并没有受到什么追捧。——其中主要的原因大概是在于，它并没投合当时的社会心理，去塑造一个可以替代伟大导师“马克思”的、再度作为真理化身的“马克斯”；恰恰相反，它倒是从来都没有忘记，在扼要概述韦伯思想的要点之后，只要是有话要说，就马上提出理智的质疑。

后来从网上读到，来自伦敦城市大学的社会学家弗兰克·韦伯斯特（Frank Webster）有一句评论，说此书带有“巨大的趣味性和不恭敬”（Enormously entertaining and irreverent）。不过我们当初翻译它的时候，却并没有这样的感觉，倒觉得其中充满了平衡感：一方面，用原书编者彼得·汉密尔顿的话来说，无论在什么地方讲授社会学，韦伯的“名字总是跟涂尔干和卡尔·马克思结合在一起，被奉为社会学家的三位现世的神明”；而另一方面，再用原书作者弗兰克·帕金的话来说，“‘所有针对韦伯的写作其实都出于敬畏。’而我试图不让自己对韦伯成就的敬畏蜕化成为崇拜。”

这位弗兰克·帕金教授，既敢这么“人人平等”地向祖师爷叫板，其本人也自非等闲之辈。这位早岁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后来荣休于肯特大学的学者，也是当今英国社会学的一位名家，尤以研究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而著称。除了这本普及性的小册子，他还出版过不少更加厚重的论著，如《中产阶级激进主义》（Middle Class Radicalism，1968) 、《阶级不平等与政治秩序》（Class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Order，1971)等。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阶级不平等与政治秩序》一书，还曾列入我后来向译林提交的书目，作为《人文与社会译丛》的备选项目，只可惜至今也未能落实。

我们这个译本问世之后，此书在英文世界里，又由Routledge于1992年推出了修订版，而作者也为此写了新序。眼下，趁着中文世界也将推出新版，我们正好把这篇新序也翻译出来、增补进去。大家从中可以读到，尽管从旧版到新版，只短短地相距10年，但那个短暂的历史的瞬间，却可以说是地覆天翻，以至于在作者本人的心目中，所谓“马克思”和“马克斯”这两位神明，其权重也发生了悄悄的倾斜——“随着事态的发展，韦伯的思想看来远比马克思及其助手的思想，更能经受住时间的剥蚀。由于社会主义体制在苏联和东欧的崩溃，后者的可信性受到了无可挽回的损害。”

还应向读者交代的是，尽管此书的主旨并不是去推销韦伯，而是把他放到理性的天平上精确地衡量，然而，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它反而向我展示了韦伯思想的活力。——甚至可以这么说，恰因为从一开始就没有再度落入迷信，我反而觉得韦伯周遭的一切都更加迷人，以至于它对我此后的心智发展，起到了相当的吸引和诱惑作用。对这一点，我曾在《用书铺成的路》一书中有所回顾：

实际上，我对于社会理论的日趋浓厚的兴趣，恰恰是从阅读、乃至于动手翻译（或组织翻译）韦伯开始的。这位社会学大师之深具原创性的不朽著作，以及由此衍生的针对这些著作的永恒争论，曾使我涉入了一个崭新而独立的智力领域：它已不再只是本体论或认识论体系的某种附庸或推绎，而照样可以满足最激越的想象和施展最透辟的思力；另外更重要的是，它已不再要求把终极关怀寄托在实际生活之外，而足以使之结成某种精神的超越存在形式，来同须臾不能稍离的人间问题构成持续的紧张。坦率地说，这种取向跟一个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心灵的潜在祈求是恰好相通的。（《韦伯情结是中国学界的“共通心病”》）

饶有趣味的是，回顾起来，恰又因为韦伯对自己的吸引，并不是来自他的哪一个具体结论，而是来自他那既难有定论、又至关紧要的论域，我对这位社会思想家的兴趣，才未曾随着外在的潮起潮落而沉浮。因而，尽管也许再没有哪位思想家会像韦伯这样，由于中国自身语境的快速变迁，竟在短期之间就被意义相反地“再发现”了两次——“先是在‘文化热’的讨论高潮之中，被引证为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某种决定性证伪；后又在‘市场化’和‘世俗化’的裹挟之下，被列举为对于东亚历史发展轨迹的某种典型性误解”（《韦伯情结是中国学界的“共通心病”》），但我的心情却并未忽冷忽热，相反倒是坚执这样的信念：我们还没有完全领略韦伯的妙处，对他的真正阅读才刚刚开始。

基于这个理由，此番在这个修订版之后，我也附上了一篇自己的论文，它这原是自己1998年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讲稿。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我围绕着对于韦伯的影响-接受之轴，梳理了韦伯的当代中国的几次“降世”与“再降世”，并且充满热情地寄望于在一种跨文明对话的氛围内，能够借助于对于韦伯后期作品的阅读，而寻找到中西文明之间的契合点——

只要儒家传统在未来命不当绝，就必须涌现出一批深怀紧迫现实感的儒学家，像韦伯当年那样，从自身不可替代的研究视角，对于“自由”在现代社会中的严峻命运投以深切的关注。由此，他们的表达与结论虽未必与韦伯重合，却总要跟韦伯共享相似的问题域。而且，如果在儒家与韦伯的以往遭遇中，国人往往由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重压，而未能心平气和地解读和发挥韦伯，那么，随着为之欢呼的“现代化”逐渐转变成为之踌躇的“现代性”，许多困扰韦伯的更为深层和更为繁难的问题，都会慢慢嵌入中国的学术语境甚至日常语境。于是，作为当今世界诸神之一的儒家思想，究竟会对现代社会的诸多难题给出何种回应，就会成为相当迫切的思想任务，从而韦伯与儒家就更会你我互渗。（《韦伯与儒家》）

就这一层意思而言，尽管当初译出这本书的时候，可以说它是“生不逢时”的，并没有赶上“韦伯热”的浪潮，可如今把它重印出来的时候，我们却生出一点希望：说不定读者们竟会发现——这本书现在读起来正好！因为，跟20年前的阅读环境不同，眼下已经熬到了既悉心汲取、又全面反思西方理论的时代，缘此我们已经有可能做到，既继续领受西方思想的冲击与激发、又不再仅仅因其神秘与晦涩就盲从迷信它了！

最后要说的是，校读这样一部旧稿，心情自然难免要沉入怀旧，自然要生出无限的人生慨叹：回想当时选译这本书的时候，我和老谢都多么年轻而单纯啊！在那样的人生阶段，尽管相对来说更加无知，但摆在前头的道路，却觉得千百倍地宽广，简直想要做什么都行！而无可奈何的是，随着波涛汹涌、泥沙俱下的历史大潮，所曾享有过的那种种可能性，都不得不兑换成了坚固的、冷冰冰的现实性，——就算两人都还不是毫无所成，可面对着从指缝哗哗流走的时间，又岂能不记起曹孟德所谓“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慷慨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