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机场建设集团:古今处突

古今处突

从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的时候算起，每次出现这种关乎国内国际的大事，言论和注意总是被人理所当然的引导到另一个方向。就本次动车追尾事件而言，第一要务是救人，第二要务是追求责任，救人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追究责任到底是要追究谁的责任？铁道部的就地掩埋事故列车残骸以及专家的雷劈小概率理论，似乎一下子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高铁的技术是否成熟的问题上，甚至开始关注玻璃和安全锤了。如果继续深究下去，估计最后被处理的就是那批研究员们顺便带个把正副研究所的所长。

正如当年的大使馆事件，直接让我们关注某国的态度而忽略了本国的态度一样，一直认为在南斯拉夫的事件上，本国的态度才是对民众的一个交代。那么倒是想胡乱猜测一下相关部门的工作状态到底是什么样？甚至引申到我们整个公务体系的工作状态到底是怎样的？列车停车20分钟后被追尾，很多人都在痛骂列车长不上报，可是但凡不是一个傻子当车长，第一时间肯定会通知调度中心而不是原地不声不响的傻等，那么就这一情况出现了两种结局分支：一如果列车长第一时间不上报，那么连这点基本问题都不会处理的他，是怎么当上列车长的？那么他上面和下面的人都是干什么的？视而不见？二如果这个列车长上报了，最终仍然追尾，那么调度中心的人在做什么？是不知道如何处理还是知情而无作为，甚至说无人在岗？而这样的人又是如何坐到调度控制台那个位子的？毒奶粉事件本应关注化工用品源头的问题却因为几个傻逼的奶农而变成了奶粉行业的内部管理问题；钓鱼岛事件关乎主权和领土以及政府政治立场和态度，却在最后的关键时刻转移到了撞击渔船的道歉问题上；同样，三峡水坝应该体现的是人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问题却无端端的变成了可行性的技术分析，一次次关乎我们自身生存和权力的事情总是被政府引导向一个虽然起眼但是却不重要的地方，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一次次的被人牵着鼻子走？或许是我们无病呻吟，或许是我们思虑不详，又或者是我们见解片面，但是给了我们一个探寻真相的途径。我们更希望知道的是事发当天，相关的工作人员到底是在干什么，是斗地主？还是逛街？还是在.......

至今，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已经造成40人死亡，190多人受伤。这边事故还未处理完，京沪高铁又发生故障。25日17时30分，京沪高铁安徽定远附近突发供电设备故障，造成20余趟列车晚点，6000多名旅客受影响。从专业的系统分析和事件分析来看，任何大事故都会暴露出各种各样以往被掩盖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次事故在如下方面存在问题：第一是，铁道部和部分专家试图将高铁和动车追尾事故分开，我们认为这是不科学的。因为高速铁路上跑的也是动车，很多系统是共用的，只是路轨标准不同而已。在没有确定动车追尾事故原因的情况下，就强调高铁没问题，这是不科学的。事实上，京沪高铁最近小故障不断，证明高铁还有不少隐患。第二是，铁道部在动车追尾事故处理过程中暴露出不少问题，比如盲目宣布没有生命迹象。这里要问的是，有没有各级各类事故处理的程序和原则可供执行和参考？

第三是，以“雷电影响供电系统”来解释动车出事。在我们看来，这样的理由令人震惊。自然天气的变化是任何一种交通系统都必须面对的共同问题。动车如果对此特别脆弱，这只能证明铁路供电系统在设计上存在严重缺陷。但问题是，这样有缺陷的系统是如何通过验收的？第四是，理论上在评价高铁安全和此次事故原因的调查中，铁道部系统全部应该回避，由第三方机构或上级部门来进行独立调查。第五是，追尾事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按照列车运行常识，无论是一般电力机车，还是高端动车，都装载有防止相撞和追尾的安全闭塞系统。这套系统可以有效测定列车速度，对位置进行定位。但这套至关重要的行车安全系统却在最关键时刻失效了，原因何在？是否表明铁道部的基本运行和调度系统不能发现和制止问题的发生？这样的系统究竟是如何通过验收的？

第六是，动车组以及高铁的试运行系统是如何设计、实施的？这样的试运行是否足够科学、足够可靠？法国的高铁通常会进行6至9个月不搭载乘客的试运营，主要调试设备和系统；试运营结束后，高铁正式运营初期还有6个月左右的磨合期。完备的安全预警系统和良好的管理，使得法国TGV高速列车30年来在其自身的铁路线上未出现过一起人员死亡事故。而京沪高铁为何仅试运行了一个多月就匆忙投入正式运营。第七是，高铁和动车的救生系统和管理系统是否足够？救生系统主要指各种训练和设备的使用。比如给国内高铁配上安全带。第八是，铁道部应以什么角色承担责任？应该承担什么责任？铁道部的地位既是政府部门又是企业，对这场灾难应该以什么角色来担责？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恐怕很难让公众信服。温州动车追尾事故的代价是惨重的，事故的调查还会继续，事故原因应该在不久的将来会公布，相信相关人员会受到应有的惩处。但如果铁道部门的很多问题不改，那么类似的安全事故就还可能出现。

如今，一些地方、部门，一旦有“突发事件”，首先想到的是“舆论引导”、“公关技巧”，如果事件没解决好，多半会指责“舆论引导不力”、“公关无方”，而讳言处置不当。如此思维应对“突发事件”，实则是“本末倒置”。史上首家媒体诞生前，突发事件也时常发生。可那时官员手里压根就没有“媒体”，更谈不上舆论引导，相反，突发事件中的“谣言”、“流言”却可以满天飞，舆情形势和今天相比，并不见得好到哪里去。尽管舆情严峻，但妥善“处突”，历来就是各级官吏责无旁贷的“第一责任”，但他们“处突”靠什么呢？乱翻历史，能靠的办法，处置热点事件解决问题是第一位的。

北宋熙宁四年，免役法在开封府试行。东明县在试行过程中，因执行官员欺软怕强，搞权钱交易，在确认群众“免役权”时严重不公，于是群众结伙向知县告状，可县长贾蕃拒不接受呈诉，于是事态开始升级。群众见县长不理，就聚集到开封府上访，可开封府也不受理，事态再次升级。上访群众掉头涌入王安石私宅，直接向宰相申诉。数百农民“私闯”宰相家，在当时绝对称得上“耸人听闻”！宰相的水平就是不一般，“一般”也当不了宰相，王宰相当即表态：“尔等问题，定当妥当处置，务请各自回家！”群众散去后，王宰相一边严令东明县迅速、公正解决问题，一边代表宋神宗，依法摘下贾县长的官帽。理由是“不受民诉，引致京师喧哗”，于是群众皆呼“王青天”！这起案例起码回答了两个问题：没有“舆论引导”或“危机攻关”能不能解决问题？答案是：能！“处突”效果是否完美取决于什么？答案是：取决于为政者能否正视并解决问题！清朝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初，正值青黄不接之际，农家普遍缺粮，连吃饭都成问题。云南省保山县县长李伟烈不顾民众再三“恳请缓征”和“借贷社仓存谷”的诉求，不仅封锁社仓不许借贷，还下令要查访民间储粮，由此引发“乡民聚众闹衙”，冲突高潮时，官民之间产生严重肢体冲突，伤者无数，此事引起各方震惊，此事经云贵总督舒常以“六百里加急”奏闻中央，中央立即降旨：一是对李伟烈“革职严审”；二是“缓征”并开仓借贷；三是待事态平息后，云南政府要“查明为首倡议之人，即速严拿务获，从重办理”。既然突发事件有事态升级快的特点，那么“处突”速度就绝不能迟缓，否则就贻误时机，导致更大的群体性事件发生。于是，在这起处突中，我们看到了：“第一时间”请示上级、第一时间“领导出面”、第一时间“解决诉求”、第一时间“严厉问责”，然后等事态平息后，再严惩闹事的“带头大哥”。即使以现在的眼光观察，此次“处突”表现出来的方法和技巧，应有资格进入今天的“处突”教材。

其实，古代“群体事件”的起因，与现在大同小异。除了天灾外，大多起因于政府行为侵犯了群众利益，如在报灾要赈、求免税粮、反对科派勒捐、追讨工费等方面，政府不作为、乱作为。当然，在过去“官本位”环境下，还时常会发生类似于“我爸是李刚”、“我爸是国法”等事件，即“弱势群体被官宦子弟或地方绅士欺压”之事。那么，对这样的突发事件，古代官员是怎么处置的呢？明万历年间，就发生过一起影响非常大的“我爸是李刚”事件。如今的“我爸是李刚”事件跟它比起来，那是“小巫见大巫”，因为如今的“李刚”是副局长，而明朝那个的“李刚”，竟是当朝万历皇帝的老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明万历时，明代书画家董其昌曾供职翰林，当过皇帝的老师，后辞官回乡，因其了不得的经历，地方官员对他趋之若鹜、毕恭毕敬。董其昌嘴边经常挂着一句话：“当年我给皇帝当老师的时候......”此人才艺甚高而人品低下，种种恶行不胜枚举，受迫害的乡邻屡次向官府告状，但官府畏惧董宦朝中有人，不敢过问。一天，董其昌的二儿子董祖常带着家丁，强抢一名叫绿英的民女做“小妾”，遭到村里群众阻拦。董祖常开口便是：“我爸是董其昌！”刹那间，多年积累在心中的怨恨一下子被点燃，最后，万余群众在“若要活得好，先杀董其昌”的歌谣中，将董府团团围住。董其昌不知进退，还从“打行”雇来数百个打手助威。于是冲突骤起，有人将芦席点燃抛到董家房上，董府全部化为焦土。董其昌一家因及时逃走，幸免于难。事后董其昌分别向县、府、道、抚四级衙门告状，但巡抚王应麟心里私下认为，这明摆是一起典型的“因果报应，罪有应得”事件，加之惟恐如真追查，会激起更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于是王巡抚因势利导，采取了最能体现“处突”智慧的办法：“虚张声势、外紧内松。”结果当然是“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