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英菲尼迪q50l按键说明:古今名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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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咸，上古名医、商王戊辅佐。一作巫戊，卜辞称咸戊。据说他长于占星术，又发明筮卜，当是神权统治的代表人物。以巫祝之方法愈疾，反映当时巫术与医道结合于一身的情况。从太甲至太戊，中经七世，国势渐衰。他与伊陟协力，整饰政事，治国有绩，使商朝一度中兴。
巫是担任上帝与下帝之间媒介任务的人。《吕氏春秋•勿躬》：“巫彭作医，巫咸作筮。”《楚辞》记有“巫咸将夕降兮”。王逸注为“巫咸，古神巫也”。在古代，巫是一个崇高的职业。相传黄帝出战时，要请巫咸作筮。据说巫峡之名便来源于巫师巫咸。
一作巫戊，传说中之巫医。唐尧时臣，“以鸿术为尧之医，能祝延人之福，愈人之病，祝树树枯，祝鸟鸟坠”。据《尚书》记载，巫咸是商太戊帝身边的一位贤臣。他的儿子巫贤，在太戊帝孙子祖乙登基后，任宰相，也有贤臣之誉。而甲骨文中有咸戊。故有学者认为巫咸或即商王太戊之大臣。
关于巫咸其人，还有其它传说。例如，传说他是鼓的发明者；据说他是用筮（一种草）占卜的创始人；也有传说他测定过恒星，是个占星家，被视为中国最早的天文学家。
据《书•君奭》云：“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可知巫贤是商王祖乙时期担任上帝与商王之间媒介任务的大巫。商王朝时，担任上帝与下帝(商王)之间媒介任务的，除了巫，还有卜、史、祝。这些人势力很大。国家政事大小，都要徵得他们的同意。如果他们不同意，即使其它统治者同意了，事情还是不好办。这是因为他们要卜问的至上神──天的权力太大，它可以支配人世间的一切。
巫彭为传说中之巫医。《山海经》有载。《说文》有“巫彭初作医”的记述。据考，巫彭乃黄帝臣，其医疗除用巫术为人治病外，还掌握有药物知识以治疗疾病。 巫妨为上古时医家。又作巫方。传为尧帝之臣，精于医道，能别生死。著有《颅囟经》，其书未见传世。传说中之巫医，儿颅囟经，以占夭寿，判疾病死生，世所相传，有小儿方焉，为占卜小儿寿夭疾病之巫医 桐君 传说上古时药学家，黄帝臣，以擅长本草著称。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序强调：“至於药性所主，当以识识相因，不尔何由得闻，至于桐雷，乃著在於编简，此书应与《素问》同类”，“又有桐君《采药录》，说其花叶形色；《药对》四卷，论其佐使相识”。 鬼臾区：又作鬼容区，号大鸿。传说上古医家，黄帝臣，曾佐黄帝发明五行，详论脉经，于难经究尽其义理，以为经论。唐，王冰住《素问》黄帝问于鬼臾区所答：“臣积考太始天元册文曰”时指出：“鬼臾区十世祖始诵而行之，此太古占候灵文，洎乎伏义之时，巳镌诸王版，命曰册文”由此可知鬼臾区其人，当系神农氏后相传十世之世医。 僦贷季 为上古时之医学家。《黄帝内经素问·移精变气论》中。岐伯在回答黄帝的有关问题时指出，“色脉者，上帝（上古之帝）之所贵也，先师之所传也。上古使僦贷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土，四时八风六合，不离其常，变比相移，以观其妙，以知其要，欲知其要，则色脉是矣”。明代徐春甫撰《古今医统》认为：“僦贷季，黄帝时人，岐伯师也。岐伯相为问答，著为《内经》”。
少师：传说上古时医家，黄帝臣，以擅长人体体质之论而闻名流传于世。少师回答黄帝关于人有阴阳等问题时指出：“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少师对五种人的体质、性格、行为特点等进行了比较具体的叙述，少师之论点近世为朝鲜医学家发展为“四象医学”。 雷公 为中国传说中的上古医家。相传为黄帝众多懂医学的臣子之一。擅长于教授医学之道，望色诊断与针灸医术等。“黄帝坐明堂，召雷公而问之曰：子知医之道乎 ？ 雷公对曰：诵而颇能解，解而未能别，剔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足以治群僚”。雷公尤精于针灸，通九针六十篇。《黄帝内经》中的“著至教论”、“示从容论”、“疏五过论”、“征四失论”等多篇，都是以黄帝与雷公讨论医药问题的形式写成的。历史上托名雷公的医学著作有《雷公药对》。“黄帝坐明堂，召雷公而问之曰：子知医之道乎?雷公对曰：诵而颇能解，解而未能别，剔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足以治群僚”。在关于针灸论述上与黄帝讨论了“凡刺之理”，以及望面色而诊断疾病的理论。从《素问》中以及《灵枢》内容来看，可知雷公从黄帝受业之关系。 伯高 为传说上古之经脉学医家，黄帝臣。晋代史学家、医学家皇甫谧撰《黄帝针灸甲乙经》，曾指出：“黄帝咨访岐伯、伯高、少俞之徒，内考五脏六腑，外综经络、血气、色侯，参之天地，验之人物，本之性命，穷神极变，而针道生焉，其论至妙”。可知伯高之为医是以针灸之理论、临床和熨法等外治为特长，同时，对脉理亦多有论述。
岐伯简介
岐伯：中国传说时期最富有声望的医学家。《帝王世纪》：“(黄帝)又使岐伯尝味百草。典医疗疾，今经方、本草、之书咸出焉”。宋代医学校勘学家，林亿等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表》中强调：“求民之瘼。恤民之隐者，上主之深仁，在昔黄帝之御极也。……乃与岐伯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问难，垂法以福万世，於是雷公之伦，授业传之，而《内经》作矣”视今传《素问》基本上乃黄帝问，岐伯答，以阐述医学理论，显示了岐伯氏高深的医学修养。中国医学素称“岐黄”，或谓“岐黄之术”，岐伯当属首要地位。
在《黄帝内经》中总有一个人在黄帝问话后，回答问题，他就是岐伯。岐伯，相传亦为黄帝之臣，又是黄帝的太医，奉黄帝之命尝味各种草木，典主医病。他还与雷公研讨经脉。《黄帝内经》即黄帝与岐伯等讨论医理而作。
岐伯的籍贯
岐伯是我国远古时代最著名的医生，由于是传说，关于他的籍贯有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岐伯家居岐山(今陕西省岐山)一带。而新近有资料表明，岐伯为甘肃省庆阳县人。如清·乾隆年间《庆阳县志·人物》记载：“岐伯，北地人，生而精明，精医术脉理，黄帝以师事之，著《内经》行于世，为医书之祖。”岐伯从小善于思考，有远大的志向，喜欢观察日月星辰、风土寒暑、山川草木等自然界的事物和现象。还懂音乐，会做乐器，测量日影，多才多艺，才智过人。后见许多百姓死于疾病，便立志学医，四处寻访良师益友，精于医术脉理，遂成为名震一时的医生。黄帝为疗救民疾，尊他为老师，一起研讨医学问题。《黄帝内经》多数内容即以他与黄帝答问的体裁写成。所以，记载“岐伯”的最早的文献是《黄帝内经》。后人为了纪念他们所做的贡献，专门修建了岐伯庙。如《庆阳县志·坛庙》载：“岐伯庙，在县城南。”据《辞海》说：北地，郡名，战国秦置。泊所在义渠，西汉移治马岭(今甘肃庆阳西北)。
岐伯的著作
据有关史志书目记载，托名岐伯的著作约有8种：1.《汉书·艺文志》载《黄帝岐伯按摩》十卷；2.《隋书·经籍志》载《岐伯经》十卷；3.《新唐书·艺文志》载《岐伯灸经》一卷(《宋史·艺文志》则载为《黄帝问岐伯灸经》)；4.《宋史·艺文志》载《岐伯针经》一卷；5.《通志·艺文略》载《黄帝岐伯针论》二卷；6.《通志·艺文略》载《岐伯精藏论》一卷；7.《崇文总目》载《黄帝岐伯论针灸要诀》一卷(《宋史·艺文志》则载为《岐伯论针灸要诀》)；8.《竹堂书目》载《岐伯五藏论》。
以上诸书皆已佚，仅存书目，因此只能从书名知其与岐伯有关，内容主要是针灸，另外有按摩、藏象等，而不能确定为岐伯所著，因为古代“世俗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淮南子·修务训》)。如《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所以托名岐伯的医书，可能也是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
中医的代称--岐黄
岐黄为岐伯与黄帝二人的合称，相传为医家之祖。中医学奠基之作《黄帝内经》的主要内容以黄帝、岐伯问答的体裁写成，因而后世用即以“岐黄”代称《内经》。并由此引申而专指正统中医、中医学，更多的则是作为中医、中医学的代称。同时，由“岐黄”组合的新词，也各有自己相应的意义。如“岐黄之术”、“岐黄之道”指中医学术或医术、中医理论；“岐黄家”指中医生、中医学家；“岐黄书”指中医书；“岐黄业”指中医行业等等。有关岐伯与岐黄的研究发现，其中充满了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由此说明中医药学与其母体文化的密切关系。黄帝是传说中远古时代华夏民族的共主，五帝之首。相传黄帝姓公孙，出生于轩辕之丘，故名号轩辕（天鼋）氏，在姬水生长成人，所以又以姬为姓，后来在有熊建立国家，故又称有熊氏。他以土德为王，土是黄色，所以叫黄帝。黄帝是古史传说中的人物，关于他的传说中最精彩的就要数黄帝与炎帝、蚩尤的战争了。传说他的发明刨造很多，如：养蚕、舟车、兵器、引箭、文字、衣服、音律、算术等，我国古文献也多有黄帝创造发明医药之记载。《帝王世纪》说：“黄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典医疗疾，今经方、本草之书咸出焉”，《通鉴外记》亦说：“（黄）帝以人之生也，负阴而抱阳，食味而被色，寒暑荡之于外，喜怒攻之于内，夭昏凶札，君民代有，乃上穷下际，察五色，立五运，洞性命，纪阴阳，咨于岐伯而作《内经》，夏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脉；巫彭、桐君处方饵，而人得以尽年”。上述医学著作所以冠以“黄帝”之名，反映了人们对其尊崇和仰慕之心情。
黄帝的贡献
根据中国史书的记载，他在炎帝之后，统一了中国各部落。建都在曲阜、新郑、涿鹿三种说法。他推算历法；教导百姓播种五谷；兴文字；作干支，制乐器，创医学。纪时：帝使大挠作甲子，以十天干配合十二地支以纪时沿用至今农历(甲子、乙丑以至癸亥，共十年为一周期)，即道教之六十元辰。
数学：隶首作数，定度量衡之制。
军队：风后衍握奇图，始制阵法。
音乐：伶伦取谷之竹以作箫管，定五音十二律，合於今日。
衣服：元妃嫘祖始养蚕以丝制衣服。
医药：与岐伯讨论病理，作内经。
文字：仓颉始制文字，具六书之法。
铸造：采首山(河南襄城县南五里)之铜以造货币。
其他：舟车、弓矢、房屋等之发明。 神农氏是传说中的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远古人民过着采集和渔猎的生活，他发明制作木耒、木耜，教会人民农业生产。反映中国原始时代由采集渔猎向农耕生产进步的情况。又传说他遍尝百草，发现药材，教会人民医治疾病。
继伏羲以后，神农氏是又一个对中华民族颇多贡献的传说人物。除了发明农耕技术外，还发明了医术，制定了历法，开创九井相连的水利灌溉技术等。因为他发明农耕技术而号神农氏，因以火德王，故称炎帝、赤帝、烈(厉)山氏，则又成了与黄帝相争天下的首领。长期以来，对于神农氏是否是炎帝这个问题，一直悬而难决。
传说神农一生下来就是个“水晶肚”，几乎是全透明的，五脏六腑全都能看得见，还能看得见吃进去的东西。那时候，人们经常因乱吃东西而生病，甚至丧命。神农为此决心尝遍百草，好吃的放在身体左边的袋子里，介绍给别人吃，用作药用；不好吃的就放在身体的右边袋子里，不能吃的就提醒人们注意。
关于神农氏的历史记载
《白虎通义·号》说，神农氏能够根据天时之宜，分地之利，创作了来招等农具，教民耕作，使人民获得很大的好处，故号神农。《世本·帝系篇》则首把炎帝和神农氏扯在一起称“炎帝神农氏”，谓炎帝即神农氏，炎帝身号，神农代号。汉高诱注《淮南子·时则训》，提到赤帝时又把赤帝与神农氏合起来，说赤帝即炎帝，少典之子，号为神农，南方火德之帝。《左传》、《国语》和《礼记》曾提到烈山氏能够播植百谷百蔬。东汉郑玄注《礼记》和三国韦昭注《国语》，都说烈山氏为炎帝。《水经注》卷三十二又把烈山氏和神农氏相并，说谬水西南经过厉乡南，水南有重山，就是烈山，山下有一个洞穴，相传是神农氏的诞生处，所以《礼记》称神农氏为烈山氏。而有关烈(厉、列)山氏称号的缘起，又有二说。《路史》认为，烈山原字当作列山或厉山，因神农氏“肇迹”于列山，故以列山、厉山为氏。刘城淮《中国上古神话》则认为炎帝为人神，放火烧山很猛烈，故为烈山氏。
《史记·五帝本纪》则隐喻炎帝与神农氏并非一人，说黄帝时，神农氏的时代已经衰落，诸侯之间互相侵伐，暴虐百姓，神农氏不能征讨，于是黄帝“修德振兵”，讨伐危害最大的炎帝和蚩尤，把他俩伐灭后威望大振，于是代神农氏而有天下。神农氏不事征伐，这与《庄于·盗跖》说神农氏“无有相害之心”、《商君书·画策》说神农“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相符合，怎么会变成炎帝这样“侵伐诸侯，暴虐百姓”的人呢？英勇善战的黄帝，竟然要与他“三战，然后得其志”。此外，《史记·封禅书》分列炎帝和神农氏为二人，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也主张炎帝、神农氏为二人。
神农氏为什么想起来种五谷呢？《白虎通义》记载：“古之人民皆食兽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劳作，神而化之，使民易之，故谓神农也”。这说明，神农氏所处的时代，是中国从原始畜牧业向原始农业业发展的转变关头。那时，人口已生育繁多，维持生计的是猎物和植物的查实。可是，天上的飞禽越打越少，地上的走兽越打越稀，所得食物难以裹腹。怎样才能解决人们的吃食问题？神农氏苦苦思索，可谓绞尽脑汁。
据《拾遗记》记载，一天，一只周身通红的鸟儿，衔着一棵五彩九穗谷，飞在天空，掠过神农氏的头顶时，九穗谷掉在地上，神农氏见了，拾起来埋在了土壤里，后来竟长成一片。他把谷穗在手里揉搓后放在嘴里，感到很好吃。于是他教人确倒树木，割掉野草，用斧头、锄头、耒耜等生产工具，开垦土地，种起了谷子。
神农氏从这里得到启发：谷子可年年种植，源源不断，若能有更多的草木之实选为人用，多多种植，大家的吃饭问题不就是解决了吗？那时，五谷和杂草长在一起，草药和百花开在一起，哪些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谁也分不清。神农氏就一样一样的尝，一样一样的试种，最后从中筛选出的菽、麦、稷、稻五谷，所以后人尊他为“五谷爷”、“农皇爷”。神农氏教民种五谷后，并不单单靠天而收，还教民打井汲水，对农作物进行灌溉。在这一高台的四角各有一口井，台中央有一口井水都 会波动。由于这一带历史上多次被黄河水冲击，黄水退后大量泥沙沉积，这些井多数都被埋在地下，现在仅找到一眼，在南面二百步分配权的地方。此井泉水清澈、甘甜，每天都有方圆近百里的人到这里取水，称为神水，说直接可以治病。
后人为了纪念神农氏尝百草、种五谷的伟大功绩，在这高台上修建了庙宇。传说神农氏生于农历正月初五，所以每年的正月初五到正月二十便形成了祭祀，祈求五谷丰登。历代达官司贵人、文人学士到这里朝拜者比比皆是。据县志记载，三国时曹植来这里拜谒后，写下著名的《神农赞》，“少典之，火德成木。造为耒耜，遵民播谷。正为雅琴，以畅风俗不。”
五谷台神农氏的塑像，肩披树叶，头生双角，手捧五谷。墙上的壁画记录了他一生的主要功绩，除了开垦荒地，口尝百草，播种五谷，汲水灌溉外，还有日中为市，造陶器，尝药治病等。
农业的出现，人类的劳动果实已有剩余，这时，神农氏设立集市，让大家把吃不完，用不了的食物和东西，每天中午拿到集市上去交换，从而出现了中国社地原始的商品交易。
同时，他还发明了陶器，解决了人类的生活用具——器皿和陶盆、陶罐等。
神农氏的另一伟大功绩就是创始了中国医药和医术。
《纲鉴易知录》记载：“民有疾，未知药石，炎帝始草木之滋，察其寒、温、平、热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义，尝一口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文书上以疗民疾而医道自此始矣。”
附神农尝百草的传说
上古时候，五谷和杂草长在一起，药物和百花开在一起，哪些粮食可以吃，哪些草药可以治病，谁也分不清。黎民百姓靠打猎过日子，天上的飞禽越打越少，地下的走兽越打越稀，人们就只好饿肚子。谁要生疮害病，无医无药，不死也要脱层皮啊！
老百姓的疾苦，神农氏瞧在眼里，疼在心头。怎样给百姓充饥？怎样为百姓治病？神农苦思冥想了三天三夜，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第四天，他带着一批臣民，从家乡随州历山出发，向西北大山走去。他们走哇，走哇，腿走肿了，脚起茧了，还是不停地走，整整走了七七四十九天，来到一个地方。只见高山一峰接一峰，峡谷一条连一条，山上长满奇花异草，大老远就闻到了香气。神农他们正往前走，突然从峡谷窜出来一群狼虫虎豹，把他们团团围住。神农马上让臣民们挥舞神鞭，向野兽们打去。打走一批，又拥上来一批，一直打了七天七夜，才把野兽都赶跑了。那些虎豹蟒蛇身上被神鞭抽出一条条一块块伤痕，后来变成了皮上的斑纹。
这时，臣民们说这里太险恶，劝神农回去。神农摇摇头
这山半截插在云彩里，四面是刀切崖，崖上挂着瀑布，长着青苔，溜光水滑，看来没有登天的梯子是上不走的。臣民们又劝他算了吧，还是趁早回去。神农摇摇头：“不能回！黎民百姓饿了没吃的，病了没医的，我们怎么能回去呢！”他站在一个小石山上，对着高山，上望望，下看看，左瞅瞅，右瞄瞄，打主意，想办法。后来，人们就把他站的这座小山峰叫“望农亭”。然后，他看见几只金丝猴，顺着高悬的古藤和横倒在崖腰的朽木，爬过来。神农灵机一动，有了！他当下把臣民们喊来，叫他们砍木杆，割藤条，靠着山崖搭成架子，一天搭上一层，从春天搭到夏天，从秋天搭到冬天，不管刮风下雨，还是飞雪结冰，从来不停工。整整搭了一年，搭了三百六十层，才搭到山顶。传说，后来人们盖楼房用的脚手架，就是学习神农的办法。
神农带着臣民，攀登木架，上了山顶了，嘿呀！山上真是花草的世界，红的、绿的、白的、黄的，各色各样，密密丛丛。神农喜欢极了，他叫臣民们防着狼虫虎豹，他亲自采摘花草，放到嘴里尝。为了在这里尝百草，为老百姓找吃的，找医药，神农就叫臣民在山上栽了几排冷杉，当做城墙防野兽，在墙内盖茅屋居住。后来，人们就把神农住的地方叫“木城”。
白天，他领着臣民到山上尝百草，晚上，他叫臣民生起篝火，他就着火光把它详细记载下来：哪些草是苦的，哪些热，哪些凉，哪些能充饥，哪些能医病，都写得清清楚楚。
有一次，他把一棵草放到嘴里一尝，霎时天旋地转，一头栽倒。臣民们慌忙扶他坐起，他明白自己中了毒，可是已经不会说话了，只好用最后一点力气，指着面前一棵红亮亮的灵芝草，又指指自己的嘴巴。臣民们慌忙把那红灵芝放到嘴里嚼嚼，喂到他嘴里。神农吃了灵芝草，毒气解了，头不昏了，会说话了。从此，人们都说灵芝草能起死回生。臣民们担心他这样尝草，太危险了，都劝他还是下山回去。他又摇摇头说：“不能回！黎民百姓饿了没吃的，病了没医的，我们怎么能回去呢！”说罢，他又接着尝百草。
他尝完一山花草，又到另一山去尝，还是用木杆搭架的办法，攀登上去。一直尝了七七四十九天，踏遍了这里的山山岭岭。他尝出了麦、稻、谷子、高粱能充饥，就叫臣民把种子带回去，让黎民百姓种植，这就是后来的五谷。他尝出了三百六十五种草药，写成《神农本草》，叫臣民带回去，为天下百姓治病。
神农尝完百草，为黎民百姓找到了充饥的五谷，医病的草药，来到回生寨，准备下山回去。他放眼一望，遍山搭的木架不见了。原来，那些搭架的木杆，落地生根，淋雨吐芽，年深月久，竟然长成了一片茫茫林海。神农正在为难，突然天空飞来一群白鹤，把他和护身的几位臣民，接上天廷去了。从此，回生寨一年四季，香气弥漫。
为了纪念神农尝百草、造福人间的功绩，老百姓就把这一片茫茫林海，取名为“神农架”。把神农升天的回生寨，改名为“留香寨”。.
伏义氏一作宓羲、包牺、伏戏，亦称牺皇、皇羲。中国神话中人类的始祖。所处时代约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相传为中国医药鼻祖之一，《易传·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帝王世纪》称：“伏义尝百药而制九针”，我国医界千余年来尊奉为医药学、针灸学之始祖。伏羲是先民对创始八卦理论借以丰富人体认识，并对保健作出贡献的氏族群体的概括。 周汉晋名医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人称“葛仙翁”，丹阳句容县（今江苏省句容县）人。
“不学而求知，犹愿鱼而无网焉；心虽勤而无获矣”。这是晋代科学家葛洪在治学上的一句名言。
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人称“葛仙翁”，丹阳句容县（今江苏省句容县）人。约生于晋太康四年（公元二八三年），卒于东晋兴宁元年（公元三六三年）。晚年，他隐居在广东罗浮山中，既炼丹、采药，又从事著述，直至去世。对他的一生，明代陈嘉谟在《本草蒙筌》中引用了《历代名医像赞》的一首诗来概括：“陷居罗浮，优游养导，世号仙翁，方传肘后”。但这只说出了他炼丹采药，隐逸求仙的一面。而他另外的一面却被忽略了。其实，他是古代一位鼎鼎有名科学家，在医学和制药化学上有许多重要的发现和创造，在文学上也有许多卓越的见解。他的著作，约有五百三十卷。不过，大多已经散佚，流传至今的，主要有《抱朴子》和《肘后救卒方》。《抱朴子》是一部综合性的著作，分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内篇说的是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病等事，属于道教的著作。但其中《金丹》、《仙药》、《黄白》等部分是总结我国古代炼丹术的名篇；外篇说的是人间得失，世道好坏等事。其中《钧世》、《尚博》、《辞义》等篇，是著名的文论著作。《肘后救卒方》简称《肘后方》，是他在广东编著的一部简便切用的方书。收录的方药大部分行之有效，采药容易，价钱便宜。而且，篇帙不大，可挂在肘后随行（即今天所说的袖珍本），即使在缺医少药的山村、旅途，也可随时用来救急。所以，受到历代群众的欢迎。葛洪的医学著作，据史籍记载，尚有《金匮药方》一百卷，《神仙服食方》十卷，《服食方》四卷，《玉函煎方》五卷。
葛洪治学严谨，几十年如一日，自经史百家到短杂文章，共读了近万卷。就以他编写《玉函方》（后缩短摘要写成《肘后方》）来说，就阅读了张仲景、华佗等医书和百家杂方近千卷，“收拾奇异，捃拾遗逸选而集之”（《肘后方》自序）。他对苦读常常流露出得意之情。他说：“孜孜而勤之，夙夜以勉之，命尽日中而不释，饥寒危困而不废，岂以有求于世哉，诚乐之自然也”（《抱朴子外篇·勖学》）。
葛洪不但重视学习书本知识，而且重视学习群众的实践经验。他乐于拜有知识的人做老师。他的从祖葛玄，在吴之时，炼丹学道，有一套本事，曾授给弟子郑隐。葛洪知道后，就去拜郑隐为师，把那套本事学了过来。后来，到了广东，他又拜南海太守鲍靓为师。鲍靓精于医药和炼丹的技术，见葛洪虚心好学，年青有为，就不但把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并且把精于灸术的女儿鲍姑也嫁给了他。
葛洪在向书本和群众学习的同时，还特别注意对客观事物作深入细致的观察。他的观察力十分敏锐。这是他在学术上有所发现的重要条件之一。《肘后方》记载了他对各种病症长期观察的结果，其中有许多是医学文献中最早的记录。从中可以找到他临证细看的生动事例。例如，对沙虱病的记载：“山水间多有沙虱，甚细，略不可见。人入水浴，及以水澡浴，此虫在水中著人身，及阴天雨行草中，亦著人，便钻入皮里。其诊法：初得之皮上正赤，如小豆黍米粟粒，以手摩赤上，痛如刺。三日之后，令百节强，疼痛寒热，赤上发疮。此虫渐入至骨，则杀人。”这种病，是由一种形似小红蜘蛛的恙虫的幼虫（恙螨）做媒介而散播的一种急性传染病，流行于东南亚一带、我国的台湾省和东南沿海各省。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国外才逐渐发现了恙虫病的病原是一种比细菌小得多的“立克次氏体”，并弄清了携带病原的小红蜘蛛的生活史。而他早在一千六百年以前，在没有显微镜的情况下，就把它的病原、病状、发病的地点、感染的途径、预后和预防，弄得较为清楚，还指出此病见于岭南，与今天临床所见竟无二致，这不能不说是了不起的事。书中还记载了一种叫瘈犬咬人引起的病症，病人非常痛苦，只要受到一点刺激，听到一点声音，就会抽搐痉挛，甚至听到倒水的响声也会抽风，因此，有人把这种病叫做“恐水病”。葛洪首创地应用狂犬的脑敷贴在被咬伤的创口上，以治疗狂犬病的方法。狂犬脑中含有抗狂犬病物质，到十九世纪法国巴斯德才作了证明。书中对天花（天行斑疮）症状、结核病（尸注、鬼注）等的记载，都是医学文献中最早的记录。他不仅明确记载了病状和发病过程，而且还明确无误地指出它们的传染性。所以，称他为“传染病学专家”，一点也不过分。葛洪治学除了重视读、问、看外，还十分重视实验。这充分表现在他对炼丹术的研究上。葛洪在这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成果，把炼丹术具体化、系统化了。他在罗浮山、日夜厮守丹炉，进行了许多实验。反映出他孜孜不倦地进行实验的精神。
在《抱朴子·内篇》里，我们可以发现，葛洪曾做过汞与丹砂还原变化的实验。他在书中说：“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丹砂，又叫朱砂，就是红色的硫化东，将它加热后，分解出汞（水银）；汞再与硫化合，又生成红色硫化汞。这可能是人类最早用化学合成法制成的产品之一，是炼丹术在化学上的一大成就。葛洪还在实验中发现了多种有医疗价值的化合物或矿物药。至今，中医外科普遍使用的“升丹”、“降丹”，正是葛洪在化学实验中得来的药物。葛洪的炼丹术，后来传到了西欧，也成了制药化学发展的基石。郭玉的师祖是一位隐士医学家，即四川涪水附近以钓鱼为生的一老翁，世人不知其姓名，所以称为“涪翁”。
郭玉（公元1～2世纪），东汉广汉郡（今四川新都县，一说广汉县）人，是汉和帝时最负盛名的医学家。
郭玉的师祖是一位隐士医学家，即四川涪水附近以钓鱼为生的一老翁，世人不知其姓名，所以称为“涪翁”。史志记载：“涪翁避王莽乱隐居于涪，以渔钓老，工医，亡姓氏。”（《直隶绵州志隐逸》卷41），涪翁“所居处为渔父村”，“在涪城东四里”（《三台县志?方使》卷9），涪翁“乞食人间，见有疾者，时下针石，辄应而效，乃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弟子程高寻求积年，翁乃授之。”（《后汉书?方伎列传》），绵州人民为了纪念他。将涪翁列入南山十贤堂，又有“涪翁山石刻”、“汉?涪翁像碑”等胜迹。
郭玉的医术、医德和对针灸与诊法的贡献，为朝野所叹服。他死在官任上。
程高也是位隐士医家。广汉（今遂宁县东北，或今射洪县）人。郭玉年少时拜程高为师，“学方诊六征之技，阴阳不测之术。”在汉和帝时（公元89～105年）为太医丞，治病多有效应，皇帝感到奇异，为试验郭玉诊脉技术，使一手腕肌肤似女人的男子，与女子杂处帷帐中，令郭玉各诊一手，问郭玉此人所患何病，郭玉诊脉与望形色相兼，诊出其中有故，说：“左阴右阳，脉有男女，状若异人，臣疑其故。”皇帝为之赞叹不已，郭玉医术高明，医德高尚。为人诊病“仁爱不矜，虽贫贱厮养，必尽其心力”，但在为贵人治病时，往往疗效不很满意。皇帝派一个贵人患者，换上贫寒人的衣服，并变换居处，请郭玉诊疗、郭玉一针而愈。皇帝诏问郭玉，郭玉回答说：“医之为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碍言也”。反映了他在诊治疾病时全神贯注，为病人负责的精神。郭玉对答中分析了为贵人诊病的难处，他说：“夫贵者处尊高以临臣，臣怀怖慑以承之，其为疗也，有四难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将身不谨，二难也；骨节不强，三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针有分寸，时有破漏，重以恐惧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犹不尽，何有于病哉”？郭玉以上论述正确估计了存在于东汉王公贵族的生活和思想行为对疾病诊治的不良影响；同时也科学地揭示了医生诊治不同社会地位的患者所存在的心理障碍。他是继扁鹊之后又一个对医疗社会与心理有研究的医家。
皇甫谧，名静，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肃平凉，一作灵台）人，后随其叔父移居至河南新安（今河南绳池县附近）。其曾祖是汉太尉皇甫嵩，但至皇甫谧时，家境已清贫，而他幼时也不好读书，直到二十岁以后，才发愤读书，竟至废寝忘食，终于成为当时著名文人。《晋书·皇甫谧传》说他“有高尚之志，以著述为务”，林亿在校《甲乙经》的序言中称他“博综典籍百家之言，沉静寡欲。”当时晋武帝曾征召他入朝为官，他婉言辞绝，在他的《释劝论》中，表达了他对爱好医术的愿望，对古代医家扁鹊、仓公、华佗、张仲景的仰慕之情，深恨自己“生不逢乎若人”。晋武帝爱惜其才华赐给他很多书。由于他身体素弱，加之长年劳累，也卷入当时社会上服食之风，后来竟罹患风痹,右脚偏小，十分痛苦，几至自杀，自此立志学医，终于习览经方，遂臻其妙。”（皇甫谧《针灸甲乙经·林亿序》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95）。对此，他不无感慨地说：“若不精通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深地，无以济之，此因圣人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由此言之，焉可忽乎?”（皇甫谧《针灸甲乙经·自序》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95）。
在原有的医学理论的基础上，他除广泛阅读各种医书外，将《灵枢经》、《素问》、《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部书中针灸，加以整理归纳，使其“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编成《针灸甲乙经》，成为我国医学史上第一部针灸学专著，为历代研习针灸学的必读课本。
皇甫谧出于自身的感受，即仅以”百日”的治疗，就把自己的风症及耳聋症治愈；又有感于《素问》、《九卷》等等之经义深奥难懂。为了著述能条理分明，便于读者寻检，他着实下了一番苦功，从而使《针灸甲乙经》这部专著成为什灸学著作的嚆矢，历代对之评价甚高。王焘认为皇甫氏“洞明医术”，认为他的这部著作为“医人之秘宝，后之学者，宜遵用之”。《四库总目提要》盛赞皇甫氏这部著作“与《内经》并行，不可偏废”。除《针灸甲乙经》外，皇甫谧还有不少文史方面的著作，其中影响较大者有《高士传》、《逸士传》、《玄晏春秋》、《帝王世纪》等。
王叔和 名熙，汉未至西晋期间高平人，其籍贯一说山东巨野，一说山西高平，后魏高湛《养生方》称王氏“专好经方，洞识养生之道”，唐·甘伯宗《名医录》谓其“性度沉静，通经史，穷研方脉，精意诊切，洞识摄养之道，深晓疗病之说”，近代对王氏是否任晋太医令以及是否如清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所言为张仲景之亲授弟子，尚未有定论。王氏著述《脉经》厥功甚伟，还为整理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作出贡献。宋《太平御览》引高湛谓王氏编次此书为“张仲景方论为三十六卷”；但有的学者认为王氏在编次过程中，增入他自己编选的内容：如现行成无己本《注解伤寒论》中最后包括《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之后八篇，即是王氏所增补，与其所编《脉经》时的相应篇章核对，可资佐证。
由于王氏编次《伤寒论》，后代医家对其毁誉不一。誉之者认为张仲景之学得王叔和之功而能保存下来，认为王叔和“功莫大矣”，而毁之者则责备王氏把张仲景原著之本来面目弄得模糊不清，使人无法得窥其原貌，甚至是面目全非，两种观点尖锐对立。事实上，张仲景之《伤寒卒病论》确因有王氏之编次而得以保存，即便次序在编修时有所错乱，亦不至于弄得如“错简派”所指责者那样，完全已非本来面目。
除以上有关脉学和整理《伤寒杂病论》之外，王叔和在养生方面还有一些精辟的论述。王氏在养生学上属于医家养生流派，主张从起居饮食方面进行谓摄，以求得长寿，却病延年。他提出饮食不可过于杂乱，要适量，是我国早期对饮食制度养生的最早的较系统的论述。华佗（约公元2世纪～3世纪初），字元化，沛国谯（即今安徽省毫县）人。他在年轻时，曾到徐州一带访师求学，“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沛相陈圭推荐他为孝廉、太尉黄琬请他去做官，都被他一一谢绝，遂专志于医药学和养生保健术。他行医四方，足迹与声誉遍及安徽、江苏、山东、河南等省。曹操闻听华佗医术精湛，征召他到许昌作自已的侍医。曹操常犯头风眩晕病，经华佗针刺治疗而痊愈。但华佗为人耿直，不愿侍奉在曹操身边，甚至认为作侍医是可耻的职业，于是就托词妻子有病，以及回家取方药为由，一去不再返回。曹操多次写信催促华佗，又令当地郡县把华佗遣还，最后派人偷偷察看，才知华佗不愿为侍医，遂将华佗逮入狱中。有人向曾操请求宽恕华佗，曹操不听劝说，竟残酷地杀害了华佗。
华佗生前著有医书，临死时拿出一卷交给狱吏，狱吏不敢接受，华佗将书焚毁。此乃千古之憾事，历代托华佗之名而出的医书有数种，旧题华佗所著的《中藏经》中，相传记载有华佗的一些学术经验与方术及药剂。
曹操杀害了华佗后，常感到内疚后悔，特别是他的爱子仓舒（曹冲）病重时，更是非常后悔杀了华佗，令儿子的病得不到治疗。早在三国时，华佗就被魏国列为著名医家，后世誉称他是“外科学鼻祖”。
华佗在医药学术上兼通各科，尤以外科为最负盛名。《后汉书 ·华佗传》记载，华佗“精于方药，处剂不过数种，心识分铢，不假称量，针灸不过数处，若疾发结于内，针灸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聚积，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记载华佗的医案有数十则，皆具体地反映了华佗高明的诊疗医术，涉及到内、外、妇、产、儿、五官、针灸等科。他因病制宜，采用各种不同的疗法。他以手术治愈了肠痈、脾半腐的病，使病人转危为安。当华佗成功地应用麻沸散麻醉病人而进行腹部手术时，世界其它国家的外科麻醉术尚处于摸索阶段。就是在其它各科疾病的防治方面，华佗善辩证施治，他用刺血疗法治愈了头晕目眩、视物不清（类似高血压、脑动脉硬化）患者的病症。
华佗对养生和预防保健尤为注重，并身体力行，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有其独到之处。华佗“晓养性之术，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他对弟子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后汉书·华佗传》）他总结并创造“五禽之戏”，仿鹿、熊、虎、猿、鸟的动作，时常操练，可强身除病。身体若有不适，做一禽之戏，汗出，即感轻松。华佗还重视节欲保健，他创制了一种具有抗衰老作用，久服可利五脏、轻身、乌发的药物。
华佗的弟子李当之，著有《李当之药录》。吴普常练五禽之戏，年高九十多仍耳聪目明，牙齿完坚，著作有《吴普本草》6卷。樊阿，彭城人，擅长针灸，善深刺要穴，他遵循华佗教授的养生法，享寿百余岁。张仲景（约150～219年），名机，东汉末年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市，一说涅阳故城在今南阳市与邓县之间的稂东镇，地属邓县）人。（按《水经注》：“涅阳，汉初置县，属南阳郡，因在涅水（今赵诃）之阳，故名。”张仲景的里籍自来众说纷云，陈邦贤氏定为南阳郡涅阳，范行准氏定为南阳蔡阳，嗣后廖国王、张炎二氏考涅阳故城在今邓县稂东镇。尚启东考为南阳郡棘阳（故城在今河南新野东北）），《后汉书》无传，其事迹始见于唐代甘伯宗《名医录》:“张仲景，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所著论，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
张仲景生活于东汉末。当时，除连年战乱外，疫疠流行，曹植曾有记述，“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曹集诠评》第九卷），张仲景称其宗族原有人丁二百余口，自建安以后的不到十年间，死亡者有三分之二，而死于伤寒的竟占十分之七。张仲景有感于宗族的衰落和人口的死亡，加之世浴之弊，医家之弊，医道日衰，伤往昔之莫救，促使他悉心研究医学，“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前代医籍如《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又结合个人临证之经验，编成了《伤寒杂病论》。原书十六卷，经汉末战乱兵火而散佚，复得后世医家整理，成为今本《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前者专门讨论伤寒病。后者主要论述内伤杂病。
伤寒是外感急性热病的总称，《素问·热论》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张仲景基于此说而发展，他以六经为纲，剖析了伤寒病各个阶段的病机病位病性，创立了伤寒病的六经辨证体系。对于各科杂病，张仲景以脏腑经络为枢机，缕析条辨，开后世脏腑辩证之先河。《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共载方剂269首，用药214种，对药物的加工与使用，方剂的配伍与变化都有很细致的要求。张仲景对外感热病与杂病的认识和临证治疗的指导思想与方法，被后世概括为辨证论治体系，其在药剂学方面的成就，对后世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宋代之后的医学家多尊称其为“亚圣”、“医圣”。
张仲景本为士人，而能绝意宦途。精研医道，并鄙视那些“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的“居世之士”。他不仅以医术享誉于当时，且对医生的医德与医疗作风有相当严格的要求，批评那些医德不修、医风不正的医生，“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病问疾，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诀诊，九侯曾无彷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这些论述上承秦汉，下启晋唐，成为祖国医德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仲景的著作除《伤寒杂病论》外．见于文献著录的尚有《张仲景五脏论》、《张仲景脉经》、《张仲景疗妇人方》、《五脏营卫论》、《疗黄经》、《口齿论》等。张仲景弟子有杜度、卫汛，俱为当时名医。
后人为了纪念张仲景，曾修祠、墓以祀之。明清以来留下的有关文物胜迹较多。河南南阳的“医圣祠”始建于明代，有清代石刻“医圣祠”（1727）、“医圣张仲景故里”（1900），据明代《汉长沙太守张仲景灵应碑》记载：“南阳城东仁济桥西圣庙，十大名医中有仲景像。”清代《南阳县志》记载：“宛郡（南阳）东高阜处，为张家巷，相传有仲景故宅，延曦门东迤北二里，仁济桥西，有仲景墓。”河南南阳的医圣祠经明清以后屡次修葺（其间也有毁坏），保存比较完整。分布各地的十大名医祠中都供有张仲景的塑像，反映了中国民间对张仲景的崇敬与缅怀。医圣祠于本世纪50年代以后经不断扩建增修，已焕然一新，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淳于意（公元前205?～前150年），西汉临淄（今山东淄博）人，因曾任齐国的太仓长（一说太仓令），人称仓公。年轻时喜钻研医术，拜公孙光为师，学习古典医籍和治病经验。公孙光又将仓公推荐给临淄的公乘阳庆。当时公乘阳庆已年过六十，收下淳于意为徒，将自己珍藏的黄帝、扁鹊脉书、根据五色诊断疾病、判断病人预后的方法、以及药物方剂等书传给他。三年后仓公出师四处行医，足迹遍及山东，曾为齐国的侍御史、齐王的孙子、齐国的中御府长、郎中令、中尉、中大夫、齐王的侍医遂等诊治过疾病。当齐王刘将闾为阳虚侯是（公元前176～前164年），淳于意曾为其治愈了关节炎一类疾病，还随从将闾来过长安（今陕西西安），并为安陵（今咸阳东北）阪里的项处诊治牡疝病。齐文王（公元前178～前167年在位）患肥胖病，气喘、头痛、目不明、懒于行动。淳于意听说后，认为文王形气俱实，应当调节饮食，运动筋骨肌肉，开阔情怀，疏通血脉，以泻有余。可是有一庸医施以灸法，使文王病情加重致死。于是王公贵族诬滔仓公“不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加之同时赵王、胶西王、济南王请仓公为其治病而未至。官府听信诬告，把淳于意传到长安受刑。淳于意生有五女，当皇帝诏书进京问罪时，他感伤无男随行。于是小女儿坚持随父进京、并上书朝廷，申述父亲无罪，并愿意为奴以换取父亲的自由。经汉文帝诏问，遂使淳于意被赦免而回故里。淳于意在应诏回答汉文帝询问时叙述了自己学医、行医的经过，业务专长、师承、诊疗效果、病例等，史称：“诊籍”（即诊病的簿记）共计25个病案。他所答诏的病案格式一般均涉及病人的姓名、年龄、性别、职业、籍里、病状、病名，诊断、病因、治疗、疗效、预后等，从中反映了淳于意的医疗学术思想与医案记录上的创造性贡献。
淳于意象秦越人一样，并没有把医学经验的传授限定在神秘而狭小的范围内，而是广泛传授医术，他因才施教，培养宋邑、高期、王禹、冯信、杜信、唐安以及齐丞相府的宦者平等人，是秦汉时期文献记载中带徒最多的一位医家。
扁鹊，其真实姓名是秦越人，又号卢医。据人考证，约生于周威烈王十九年（公元前四○七年），卒于赧王五年（公元前三一○年）。他为什么被称为“扁鹊”呢？这是他的绰号。绰号的由来可能与《禽经》中“灵鹊兆喜”的说法有关。因为医生治病救人，走到哪里，就为那里带去安康，如同翩翩飞翔的喜鹊，飞到哪里，就给那里带来喜讯。因此，古人习惯把那些医术高明的医生称为扁鹊。秦越人在长期医疗实践中，刻苦钻研，努力总结前人的经验，大胆创新，成为一个学识渊博，医术高明的医生。他走南闯北，真心实意地为人民解除疾病的痛苦，获得人民普遍的崇敬和欢迎。于是，人们也尊敬地把他称为扁鹊。扁鹊善于运用四诊，尤其是脉诊和望诊来诊断疾病。《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述了与他有关的两个医案：一个是用脉诊的方法诊断赵子简的病，一个是用望诊的方法诊断齐桓侯的病。
有一次，他到了晋国（今山西、河北、河南一带），正碰到了晋国卿相赵简子由于“专国事”，用脑过度，突然昏倒，已五天不省人事了。大夫（官名）们十分害怕，急忙召扁鹊诊治。扁鹊按了脉，从房里出来。有人尾随着探问病情，显得很焦急。扁鹊沉静地对他说：“病人的脉搏照常跳动，你不必大惊小怪！不出三日，他就会康复的。”果然过了两天半，赵简子就醒过来了。准确地用切脉诊病是扁鹊的首创。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高度赞扬说：“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近代历史学家范文澜也说：扁鹊“是切脉治病的创始人”。
又有一次，他路过齐国都城临淄的时候，见到了齐国的国君齐桓侯。他看齐桓侯的气色不好，就断定他已经生病了，便直言不讳地对他说：“你有病在肤表，如不快治，就会加重。”桓侯听了不以为然，说：我没病。”扁鹊见他不听劝告就走了。这时，桓侯对左右的人说：“凡是医生都是贪图名利的。他们没有本事，就把没有病的人当有病的来治，以显示本领，窍取功利。”过了五天，扁鹊又来见齐桓侯，作了一番观察之后，对齐桓侯说：“你的病到了血脉，不治会加重的。”桓侯听了很不高兴，根本没有把扁鹊的话放在心上。再过五天，扁鹊又来见齐桓侯，经过细致的观察，严肃地对他说：“你的病进入肠胃之间，再不治，就没救了！”齐桓侯听了很生气，当然也没有理睬扁鹊的话。等到扁鹊第四次来见桓侯，他只瞥了一眼，就慌忙跑开了。齐桓侯发觉扁鹊不理睬自己，就派人询问。扁鹊说：“病在肤表，用汤熨可以治好；病进入血脉，用针灸可以治好；病到了肠胃，用酒剂也能治愈。如今齐桓侯的病已经深入骨髓，再也没法治了，我只好躲开。”又过了五天，齐桓侯果然病重，派人请扁鹊来治，扁鹊早已逃离齐国，而齐桓侯因误了治病时机，不久也就死了。早在两千四百多年前，扁鹊就能从齐桓侯的气色中，看出病之所在和病情的发展，这是很不简单的。所以，汉代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赞赏不绝地说：“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
扁鹊不仅善于切脉和望诊，而且善于运用针灸、按摩、熨贴、砭石、手术和汤药等多种方法去治疗各种病症。有一次，他和弟子子阳、子豹等人路过虢国，虢太子恰好患病，病得很厉害，人们都以为他死了。为此，全国正举行大规模的祈祷活动，把国家大事都撂在一边。扁鹊找到了中庶子（太子的侍从官）问道：“太子患什么病？”中庶子答道：“太子中邪。邪气发泄不出去突然昏倒就死了！”扁鹊进一步了解了太子发病的各种情况，就信心百倍地对中庶子说：”你进去通报虢君，就说我能救活太子！”但中庶子不信扁鹊能“起死回生”，不肯去通报，而且嘲讽扁鹊说：“你既无上古名医俞跗的本事，反而说你能救活太子，就是不懂事的婴儿也会知道你是骗人的！”扁鹊气愤地说：“你这是从竹管里望天。老实告诉你，我秦越人不等切脉、望色、听声、审察病人形态，就能说出病的部位。不信，你试去看看太子，他此刻耳朵该会鸣响，鼻翼该会扇动，从其大腿摸到阴部也该是温热的。”听到这里，中庶子不禁目瞪口呆。因为扁鹊虽没有见过太子，但通过多次询问，对太子的病情已了如指掌，说得头头是道，说明他很有本事，不可小看。中庶子只得进去通报了。虢君得知消息，吃了一惊，赶快出来接见扁鹊，说：“我久慕先生大名，只是无缘拜见；先生路过我这小国，幸亏主动来救助，这实在是寡人的幸运！有先生救助，我儿就能活命；没有先生救助，就只有把他的尸体埋在山沟罢了。”说着，“流涕长潸”，哭得好悲切。扁鹊告诉虢君，太子患的是“尸厥”（类似今天的休克或假死）。于是，扁鹊叫弟子子阳磨制针石，在太子头顶中央凹陷处的百会穴扎了一针。过一会儿，太子就苏醒过来。接着叫弟子子豹在太子两胁下做药熨疗法。不久，太子就能坐起来。再服二十天的汤药，虢太子就完全恢复了健康。从此以后，天下人都知道扁鹊有“起死回生”之术。而他却实事求是地说，并非他能把死去的人救活，而是病人根本就没有真正死去，他只不过用适当的治疗方法，把太子从垂死中挽救过来而已。
从以上病例看出，扁鹊已经综合运用了我国诊病的“四诊”原则—望、闻、问、切。他自说：“越人之为方，不等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这话已经充分表明扁鹊在临床上运用了“四诊”的诊法。
可以说，扁鹊奠定了祖国传统医学诊断法的基础。难怪司马迁称赞他说：“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修（循）序，弗能易也。”
他用一生的时间，认真总结前人和民间经验，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在诊断、病理、治法上对祖国医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扁鹊的医学经验，在我国医学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对我国医学发展有较大影响。因此，医学界历来把扁鹊尊为我国古代医学的祖师，说他是“中国的医圣”、“古代医学的奠基者。”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称他是“总结经验的第一人”。
在治学上，扁鹊不满足于一技一法，而是根据客观实际需要，精通一科，兼通数科，做到一专多能。比如，他到越国都城邯郸，看到当地妇女患病较多，就在妇科病方面下功夫，当了“带下医”，治好了许多妇女的多年疾病；他到东周都城洛阳，看见当地许多老年人，患了视听力衰退的疾病，就着眼于五官科疾病的研究，当了“耳目痹医”，治好了许多老人的五官病，使不少老人从耳聋眼花中恢复了健康；他到了秦国首都咸阳，看到当地儿童的发病率很高，就研究儿童发病原因，当了“小儿医”，治好了许多儿童的多发病。由此可见，扁鹊不仅精通内科，还兼通儿科、妇产科、五官科，甚至外科；他在诊断上，不仅精通“切脉”，而且善于“望色、听声、写形”；在治法上，不仅精通针灸，还善于用砭石、熨贴、按摩、手术、汤药等。可谓是一位多面手的民间医生。
在上古，神权高于一切。巫术占统治地位。到了扁鹊的战国时代，医巫已经开始分业。扁鹊在医学研究道路上完全抛弃巫医那条死胡同。扁鹊曾明确宣告：“信巫不信医”是“六不治”之一。为了捍卫祖国的医药学，他不惜豁出自己的生命。当时，秦武王有病，召请名闻天下的扁鹊来治。一天，太医令李醯和一班文武大臣赶忙出来劝阻，说什么大王的病处于耳朵之前，眼睛之下，扁鹊未必能除。万一出了差错，将使耳不聪，目不明。扁鹊听了气得把治病用的砭石一摔，对秦武王说：“大王同我商量好了除病，却又允许一班蠢人从中捣乱；假使你也这样来治理国政，那你一举就会亡国！”秦武王听了只好让扁鹊治病。结果太医令李醯治不好的病，到了扁鹊手里，却化险为夷。在这场技术高低的较量上，扁鹊彻底战胜了李醯。李醯自知“不如扁鹊”，就产生忌妬之心，使人暗下毒手，杀害了扁鹊。
千百年来，扁鹊深为广大人民所爱戴和崇敬，人们称他为“能生死人”的“神医”。在他行医经过的共约四千化里的路途上，历代人民为他建陵墓、立碑石、筑庙宇、朝香火。在伏道村扁鹊庙的墙上，有这样一首诗，概括了他的一生，同时寄托了人民对他的哀思：
昔为舍长时，方伎未可录。
一遇长桑君，古今皆叹服。
天地为至仁，既死不能复。
先生妙药石，起虢效何速！
日月为至明，覆盆不能烛。
先生具正眼，毫厘窥肺腹。
谁知造物者，祸福相倚伏。
平生活人手，反受庸医辱。
千年庙前水，犹学上池绿。
再拜乞一杯，洗我胸中俗。 南北朝名医甄权，约生于南朝梁大同七年(541)，卒于唐贞观十七年(643)，许州扶沟(今河南扶沟)人，因母病，与弟甄立言，精究医术，专习方书，遂为名医。
甄权，约生于南朝梁大同七年(541)，卒于唐贞观十七年(643)，许州扶沟(今河南扶沟)人，因母病，与弟甄立言，精究医术，专习方书，遂为名医。甄权于针灸术造诣尤深，兼通药治。一生行医，活人众多：隋开皇初(581)曾为秘书省正字，后称病辞职。甄权通颐养之术，提出吐故纳新可使肺气清肃，是健身延年的有效方法；并主张饮食不必甘美。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李世民亲临其家，访以药性及养生之道。授其朝散大夫，并赐寿杖衣物。当年寿终。
许胤宗，一作引宗，约生于南朝梁大同二年（536），卒于唐武德九年（626），享年九十余岁。 许胤宗，一作引宗，约生于南朝梁大同二年（536），卒于唐武德九年（626），享年九十余岁。许氏乃常州义兴（今江苏宜兴）人，曾事南朝陈，初为新蔡王外兵参军、义兴太守；陈亡后入仕隋，历尚药奉御，唐武德元年（618）授散骑侍郎。
许氏以医术著名，精通脉诊，用药灵活变通，不拘一法。公元六世纪中，他曾用药物薰蒸法为陈国柳太后治病，时太后病风不能言，口噤不能服药，他以黄芪防风汤置于床下，薰蒸令药气如烟雾，入病人腠理而奏效，当晚太后能言，胤宗因此授义兴太守。
许氏诊病问疾，重视切脉，以探求病原，主张病药相当，不宜杂药乱投，唯须单用一味，直攻病所。一生诊脉用药，独具特色。 徐之才是南北朝时期一代各医，出身世医家庭，其先祖为徐熙，南朝丹阳人，人称“东海徐氏”。
陶弘景，字通明，自号隐居先生或华阳隐居，卒后溢贞白先生，丹阳秣陵（今江苏镇江一带）人。陶氏生活于南朝，历经宋、齐、梁三朝，是当时一个有相当影响的人物，博物学家，对本草学贡献尤大。
陶氏为世医出身，祖父及父亲皆习医术，且有武功。他自幼聪慧，约十岁时即读葛洪《神仙传》，深受影响，三十六岁辞官隐居句容茅山，并遍历诸有名大山，访求仙药。当时，他深受梁武帝萧衍的信任，虽则他时梁武帝多次赠官不受，但梁武帝有关国家大事都要向他谘询，所以时人对他有“山中宰相”的称号。
陶氏思想是释、道、儒三家融于一体的代表人物。
就医学而言，是我国本草学发展史上贡献最大的早期人物之一。在他生活的年代，本草著作有10余家之多，但无统一标准，特别古本草由失效年代欠远，内容散乱，草石不分，虫兽无辨，临床运用颇为不便，他担负起“苞综诸经，研括烦省”的重任，将当时所有的本草著作分别整理成《神农本草经》及《名医别录》，并进而把两者合而为一，加上个人在这方面的心得体会，著成《本草经集注》，共收药物730种。成为我国本草学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该书的主要特点是开创了使我国本草学成为一门包罗万象的博物学。他还创立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发明，例如创立按药物治疗性质分类的“诸病通用药”分类法，在体例上，又开创本草著作分总论、分论叙述的先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又应用朱书、墨书的方法来区别《本经》和《别录》的原文的方法等等。他在我国本草学发展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陶弘景具有科学的探索精神。在当时的条件下，他敢于提出新的本草分类法，而不囿于原来那种三品分类法。他本人原来是个道教徒，但他却能从实际出发，打破三品分类法，足以证明他在科学道路上实事求是的态度。他有着“一事不知，深以为耻”的探索精神，这又是他在科学上得以有所成就的动力。如他多次亲验细腰蜂（即嬴）的蜂窠，终于得出正确的结论，认为《诗经》的说法“斯为谬矣，选诗者未审，而夫子何为因其僻也？圣人有缺,多皆类此。”直率地批评古圣人的谬误。
据记载，陶弘景一生著作很多，宋·贾嵩《华阳隐居内传》记有陶氏著作三十二种二百三十三卷之多。在养生方面，有《养性延命录》、《养生经》，在本草学方面，除上述者外，还有《药总诀》等。
陶弘景在医学上也是有突出成就的。古代医药并不分家，是本草学家，在医理上也必然精通其道，陶弘景正是如此。他首先整理了葛洪的《肘后方》为《补阙肘后百一方》，并著有《效验方》。
此外，陶弘景在其他学科如天文历算、养生学方面，也都有所研究，据称还制有“浑无仪”，可惜已无可考。雷斆，南北朝刘宋时药学家。
雷斆，南北朝刘宋时药学家。生平里居未详，其名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雷氏对药物炮制多有研究，撰《雷公炮炙论》（一作《炮炙方》）三卷，记载药物的炮、炙、炒、煅、曝、露等十七种制药法，内容为历代本草所收录，得以保存，其中有些制药法，至今仍被采用。原书已佚，其中大量内容被收入《证类本草》，今有多种辑佚本刊世。现传《雷公炮炙论》，为近人张骥辑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