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脏不好有什么征兆:陈永贵从政始于主席要树典型 农民本色从未改变3

1978年7月，中国农学会在山西太原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新中国首届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当选为理事长，应800名代表的请求，他带领代表们赴大寨参观。却发现虎头山光秃秃一片，树林全砍光了，种上了小麦。因为山头的土地不耐旱，小麦连穗才六七寸高！山间（人造小平原）小麦、玉米长势不错，但病虫害严重。这与代表们心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典型大相径庭，且毫无科学可言……

杨显东回到北京后，又组织60多位农业、经济专家座谈此事，在1979年春举行的全国政协会上。他在小组会上对“农业学大寨”最早发出质疑：“我认为动员全国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是把农业引入歧途。是把农民推人贫困的峡谷。”他还尖锐地批评：“陈永贵当上了副总理，至今却不承认自己的严重错误。”

经过长期的折腾。中国广大农民对捆在一起的集体化生产十分厌恶。一些地方的社员，“上工等队长打钟，下地干活磨洋工”，生产效益低到干一天10分工，只抵一个鸡蛋的价值！所以四川率先甩掉大寨模式，扩大自留地，尝试包户到户。万里同志在安徽说：“你说你是大寨经验，我说你是极‘左’样板。什么大队核算、大批促大干、人造小平原，我已经宣布安徽省不学大寨那一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重新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等于否定了“向大队核算过渡”的建议。此后，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逐步深入，批判“农业学大寨”中极“左”倾向的文章登上了报纸。一贯底气十足的陈永贵这才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他直言不讳地说：“我这个人是不要官的，也不要权的，连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也想辞了。我想本着能上能下的精神辞去一切职务！”

1980年9月1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接受了他的辞职要求，免去他国务院副总理之职。同年10月。在山西省人大、政协会议上，一些人认为陈永贵有问题，不但要求罢免他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还要求追查他和“四人帮”的关系，甚至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陈永贵又气又怕，他说：“老虎吃人有躲闪，人吃人可没躲闪哩！”他跑到北京，找邓小平诉苦。邓小平表态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这可解了陈永贵的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冷静、理智起来，也便无人再找陈永贵的麻烦。

后来，因为他再没当选党代表，党内职务自然全部消失——一个从田野提升起来的人，又回到了平地上。算好，人家没站错队，从高端下来是“软着陆”，没有摔得头破血流……

不改农民本色

陈永贵身居高位时，依然保持农民淳朴本色，生活朴素，为政清廉，这一点让人特敬佩。

他对中国农民社会地位低下窝了一肚子火。当了副总理得知毛主席也不喜欢等级制，所以，即使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仍穿老农民的对襟衣服，包白头巾，不计较什么级别，连工资都不要。回了大寨就和社员一样下地干活，年轻人仍叫他“永贵大叔”，谁能做到这些？

他进了中南海，儿子、老婆仍留在队上挣工分。山西省有关部门将他全家户口办出来，要他带到北京去。他拍着桌子吼：“是谁办的？我不同意，他敢！”结果户口又退了回去。

他吃粮靠队上分给他家的口粮，拿到粮站卖了，兑换成全国通用粮票拿到北京用。另外，他还真是一个不拿工资的副总理——每年由大寨给他记满勤，每个劳动日按1。5元分给他家。组织上考虑到他进京后开销大，中央每月补助他36元生活费，山西省每月给他60元兼职补贴，后来提高到100元。他就挣这么些钱！

他本来可以享受政治局委员的“特供”，但每天仍吃粗茶淡饭。常常是一大碗小米粥或馒头、面疙瘩，就着老咸菜或苦瓜，稀里呼噜香甜地吃完了事。若客人来了，他就煮面条招待。他的烟瘾很大，在大寨抽自种的旱烟，进了京改抽香烟，但都是3毛左右一合的劣质烟。晚年，他患了肺癌，大约与抽劣质烟有关系。

陈永贵刚到北京，住在京西宾馆。每天很早起床，自己叠被、扫地、泡茶、洗衣，警卫员抢着帮他做，他不喜欢地说“我又不是没长手”！宾馆走廊电灯亮到天明，他觉得很浪费，就去关掉。服务员又打开，他又去关掉。搬进中南海，给他配了秘书、司机、警卫员、炊事员，都围着他转，他十分不自在。后来住进交道口胡同小院，这里空地很多，他抽空开出来，种上豆角、西红柿，吃不完就给警卫班食堂。

陈永贵出访和视察，很注重廉洁自律。他赴墨西哥访问，不带服务员，不带管理员，一切由警卫员统管。驻墨大使姚广也是昔阳人，得知出访人员每人发了20元外汇券，建议每人买一块手表，很便宜。他知道了厉声说：“怎么啦，要戴外国表？周总理戴的是上海表。不行不行！”他视察云南、贵州，返回时发现随行人员带的有云烟和茅台，发了一通火让人家务必把钱寄过去。到拉萨视察，他不去布达拉宫参观。他说：“庄稼地是最有看头的东西。红旗招展、人欢马叫的农田建设场面，才是最美的！”

辞去副总理后，国家安排他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为的是让他有一份养老的工资。他就主动退掉了红旗车和一切公家的东西，搬到北京木樨地一幢部长楼去住，出门走路或乘公交车。

对于农场“顾问”一职，他可当了真。不但关心农场的发展，过问作物的合理搭配，还十分注意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有时还深入田间地头观察农作物的长势和病虫害疫情。在日常生活中，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保持勤劳、朴实、节俭的好习惯，赢得了农场领导和职工的好评。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因肺癌晚期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3月29日，新华社播发了一条关于陈永贵同志去世的消息，称他“曾经是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并历述他听党的话，带领群众走集体化道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事迹，该文最后说他生前“曾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和表彰”。按照他的遗愿，人们把他的骨灰撒在虎头山上，并为他立了一块碑，上面镌刻着“功盖虎头，绩锚大地”8个大字。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中央和群众对他的盖棺定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