饺子煮多久才熟:《历史性难题与理论创新》（下）,中国智库 中国智囊库 中国睿库网

（上半部——历史性难题）

下半部——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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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三大流派的缺陷与理论创新的要求

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有一个令人顿悟的发现：棋手们在博奕时遇到死棋，起初不会怀疑博奕规则，只责怪自己水平低或棋没走好。但多次实践后，终于省悟到死棋的根本原因在于既定的规则有缺陷。

同理，人类社会之所以一再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或衰退，根本原因不在于天灾人祸，而在于既有的经济管理思想及其办法有缺陷。

对于解决物理学危机，爱因斯坦发现，难题的根源在于经典物理学理论所依据的前提条件不可靠。“光速无限”是经典物理学赖以成立的一个隐含前提。而真实情况是：光速虽然极快但并非无限。这个前提条件的“近似正确”，使经典物理学仅适用于“低速世界”。一旦进入“高速世界”，理论就与实验产生显著偏差。改用“光速有限”作为新的前提条件，就可合乎逻辑地得出《相对论》，从此物理学走进了一个崭新时代。

受此启发自然会猜想：理论上头头是道的经济学，实践中却难免屡屡失误，原因是否也同样呢？经济学理论所要求的前提条件可靠吗？用自然科学所熟悉的语言：一个理论的应用范围有其明确的边界条件，超越了边界条件，结论可能就会大相庭径。在社会科学里，道理也一样。列宁有句名言：真理再前进一步就是谬误！

经济与管理在目前的主要思想观念及对应的管理办法，可分为三大流派。沿着这个猜想不难看到：它们在实践中均有辉煌表现但也都存在因“越界”而生的偏差。

第一是西方经济学的思想观念，对应的办法是市场经济。它的核心内容为：全社会形成买卖自由的统一市场，参与者用自己的产品或劳务同别人交换。通过反复讨价还价，形成自然的交换比例，也就是市场价格。它给买卖双方评价优劣的客观标准，给社会财富进行分配的合理尺度。在这个标准和尺度的引导下，社会逐步形成稀缺资源的最佳配置。毋庸置疑，市场经济在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中有着巨大的积极作用。自亚当·斯密始，众多优秀的学者不断锤炼，使西方经济学越讲越精彩，给人以科学性很强的印象。

然而，作为一套逻辑体系，市场经济需要一个安身立命的前提：进入市场讨价还价的买卖双方须得地位平等！形象地说，这就好比拳击比赛，进场时的运动员只有同一重量级，自由击打的结局才谈得上公正合理。

可是现实当中，平等是少见和相对的，不平等则是常见和绝对的。因而西方经济学的适用性就受到限制。事实上市场价格并非总是在大数定律的意义上不偏不倚,而是总体上偏向有权有势者。市场机制的“嫌贫爱富”是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认识不到这一点，盲目相信市场价格或市场机制，则生出匪夷所思的现象和有悖常识的奇谈。

据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年报，该公司有3名董事及高管，2007年税前年薪每人超过4000万元，其中董事长马明哲为6616万元，合每天18万元还多。

这个薪酬是谁定的？不是党和国家，也不是计划机关，而是市场。它合不合理？在西方经济学看来是合理的。企业愿意出，马明哲愿意拿，买卖双方达成一致，且符合既定合同，没有任何不当。

但就所付出的劳动来说，它合理吗？月工资3000元的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生，需要工作1838年，从“三国演义”中的名将赵云出生那年开始，一直工作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才能赶上马明哲一年的收入。

不仅如此，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又进一步扭曲了各种社会状况和思想意识。

生活在京津沪等地，天天都有这样两个信息如雷贯耳：一是没有房住的凄厉呼声，二是铺天盖地的售房广告。人没有房住与房没有人住，仿佛阴阳两相隔，强烈对立而无法沟通。现在热议的所谓房价太高。其实只是一个派生问题。对马明哲来说,就算1平方米3万元，他一年的收入就可以买2200多平方米。这房价能算高吗？也正是巨大的贫富差距，造成了“把牛奶倒入海里”这种社会怪相。

 “一夫一妻”是最具道德底线的家庭组织形式，但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这一底线受到了严重冲击。黑龙江省一位人大代表公开提案将卖淫嫖娼合法化，“理由”很充分，说这是减少社会犯罪、广开就业门路、规范行业管理、增加财政收入的好事情。江苏省建设厅前厅长徐其耀踊跃“实践”这一观点，一人包养情妇146个，很看不起那些只包了十几个的。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提、这么做？就是按照他们的意识，认为这是合理的，一点没有缺德的感觉。当然，这被有些人说成是没有违背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所谓“经济学不是道德学”。

可是，如果这被视为正常，那这个社会能否和谐运转？我国现状本来就是男多女少，男女比例120：100，而有钱有势的 人又大包二奶。不用想也明白，这背后是多少弱势群体取不起媳妇、生不了孩子！如果经济体制和社会舆论再加剧这一态势，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难怪西方经济学在获得赞美的同时也有着不雅的绰号：为富人辩护的庸俗经济学、黑板经济学、处在化学炼金术阶段等。

第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思想观念，对应的办法是计划经济。它的核心内容为：全社会的资源配置和成果分配不再依赖盲目自发的市场机制，而是本着全体利益和按劳分配的原则，通过严肃负责的计划管理来实现。这就不会出现财富分配的偏颇，或经济运行中的所谓“生产过剩”。其合理性不但为马克思、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巨匠所推崇，而且把人类对于未来社会的美好理想融入其中，赢得了无数志士仁人的热烈追求。

然而，没有多少年，实行计划经济的各国，在初期的兴盛之后无不转向衰落。究其原因，见智见仁。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作为一套逻辑体系，计划经济的有效运转需要“崇高觉悟”作前提。形象地说，其参与者应当是矍鲁巴、白求恩、雷锋、焦裕禄式的人物，否则难免以权谋私和少慢差费。

可是现实当中，圣贤一般是少数，即便灿烂一时也难以维持长久。计划经济在各国最初的实践中之所以鼎盛辉煌，革命战争锤炼出的大批英模式干部、无数不计私利的感人事迹，是其重要支撑。若干年后，随着英模人物的逐步谢幕，公而忘私的现象日益稀少，计划经济在运作中也就毛病迭出。日趋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不断降低的工作效率，致使社会到了缺吃少穿、精神禁锢的地步，很多案例也是令人匪夷所思。难怪它先期令人回味，中后期背上了黯然的别名：命令经济、短缺经济、乌托邦等。

第三是计量经济学的思想观念，对应的办法是数学建模。它的科学性有如明月当空！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模型、康托罗维奇的最优规划方程、茅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等，逻辑基础坚如磐石，分析能力举重若轻。但这类思想及办法，实践起来要有“全套数据资料”,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换言之，其实践的有效性需要有“完备数据”作前提。

可是现实当中，既有的经济统计数据库，很不健全甚至误差惊人。即便重要而又“成熟”的一些基本数据，不同权威机构所给差别之大同样令人匪夷所思。虽说建立健全数据库的工作各国政府和专家努力不懈，但谈不上实质性改善，因为困难的深层原因超乎统计工作本身。这样一来，许多在理论上看来相当美妙的数学模型，实践起来作用就很有限。难怪一位专家，夜以继日地奋战之后突然一声叹息：投入大量人财物建立起的经济数学模型，算出的结果与拍脑袋随便一估，说不上哪个更可信！

经济统计数据的失真可谓“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如中国有多少人口，多次普查但一直存在疑问。中国的耕地，国家统计局一直报告说14.4亿亩，多年不变。中科院用航拍方式调查，得出的数据是21.1亿亩，比前者多了46％。另据《科学时报》报道，有一个县5年上报的绿化面积累计，超过了这个县的总面积……如果说，就连人口、土地这些概念明确、相对简单的统计工作，结果都误差惊人，那么，连概念都讲不清楚、口径更是五花八门的所谓价值统计，包括GDP，不同权威机构算出来的相差不是百分之几，而是相差近半甚至好几倍，反而不奇怪了。

种种前提条件的不牢靠，使得对应的管理办法用起来不尽人意。难怪计划经济年代要竭力宣讲“大公无私”，不厌其烦地“改造思想”。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改造思想的重要动因在于管理工作的需要，在于不断地落实和校正其运转所需要的前提条件。同理，搞计量经济学的人，最大的期盼和梦想就是有朝一日统计部门能够提供全面而可靠的统计数据。

为什么笃信西方经济学都人都不赞成一党专政。与其说这是一个政治诉求，不如说是其思想逻辑的延伸。因为在他们看来一党专政破坏了其所要求的、人人平等自由的前提条件，从而把自己笃信的学问置于沙滩之上。在我看来，西方经济学在此遭遇思想方法上的一个陷阱：一定生产力条件下，政治上的平等自由与经济上的繁荣昌盛，本为同一社会的两个侧面。要求给予平等自由的前提，才能得到繁荣昌盛的结果，在逻辑上等于把要求的结论置于前提之中，有循环论证之嫌。

为求得实践有效，经济学的三大主流思想及管理办法，以往都在设法使前提条件尽可能具备。可是不遗余力的结果总是事倍功半。经历无数次挫折和说不尽的焦虑后，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一种新的经济学思想，使其对应的办法适应既有的社会现状呢？

萨缪尔森 《经济学》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深思：“喜欢讽刺的人对于完全的市场经济所说的话，可能正和萧伯纳对于基督教所说的一样：惟一的毛病是从来没有被实施过。”这就是说：完全的市场经济其实只是一个乌托邦。由此自然会联想到，完全的计划经济也一样，它也从来没有被实施过，也是一个乌托邦。其实，只要打破对一些教科书的迷信，不难看到，现实当中存在过的所谓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都是一种与理论描述有所不同，或很不相同的变形体。所有的经济实践都或浅或深地表明，对市场经济的原教旨或计划经济的原教旨均不可过于认真。无论哪一个，如用政权的力量强力推行，严格照办，都是严重的教条主义，带来的都是教训甚至灾难。反之，在变通实施的情况下，效果反而相对好些。这被说成一句很巧妙的话：把经济理论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当理论与实践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时，应当把它看作是脚不适合鞋还是鞋不适合脚？是应当修理鞋还是应当修理脚？

这就进入到方法论层面了。换句话说，应当如何看待和改进既有的经济学理论，或者说，用什么态度和方法对待既有的经济学理论？

对此，我将之简称为“经济学方法论”。有人可能会说，你的这个“经济学方法论”怎么与专家学者所讲的内容不同啊？我说个半开玩笑的话：“经济学方法论”应当是什么内容？谁规定过一个“样板”？百家争鸣嘛，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要不为什么叫“理论创新”呢？

　　这个认识更具挑战性的地方，还等于说，要想解决好实际问题，出路并不在于如何熟读既有的经济学理论，更不是遵循既有的经济学教条行事，而是用扬弃的态度创立一门新的经济学，借以指导实际经济活动。其实这一点并不新鲜，因为许多经济理论工作者都有同感，并且已经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新鲜的不是该不该这么做，而是具体如何做。根据科学方法论的一般道理，我认为新的经济学理论，在轮廓性的框架上，至少应有以下特点：

首先，其前提不能远离实际。如人人平等自由的政治环境、健全的法治包括健康的司法、廉洁有效的政府、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合理价格、古今圣贤才有的崇高觉悟、无所不知的计划当局。还有一些从事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所谓的“清明文化”、“公民素质”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些美好的东西，都不能当作或显或隐的逻辑前提来要求，而应当是经济体制或社会制度运行的结果。否则难免循环论证嫌疑，难免流于空想。仅这一条就不光是“新鲜”，而很有点“大逆不道”的味道。

把这个认识归并一下，我称之为“三不依赖”：第一不依赖于参与者初始的地位平等，第二不依于参与者的崇高觉悟，第三不依赖于以往形成的统计数据。

其次，它应当既“务虚”又“务实” 。制定政策，改进管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应当是其当然的延伸和必然的结果。

第三、它应当尽可能继承先辈的奋斗成果，强化我们的精神支柱。一个国家或民族如果捶胸顿足地自挖祖坟，很可能就离解体和战乱不远了。前苏联后期就是一个悲惨的教训。

第四、它应当是一个广泛而统一的形式逻辑体系，首尾一贯、观念清晰。尽可能成为公理化的表达形式。很多人似乎不明白，凡使用日常语言所表达的概念，难免含糊模棱，甚至可任意解释。如目前常见的自由、平等、效益、民主以及爱情等。一些人还把这些带有“艺术色彩”的名词看得很神圣。其实哪本辞典都没将之解释到位。别的我不妄加评论，就说爱情，影视明星王志文的解释最有启发性：“这就是爱，说也说不清楚；这就是爱，糊里又糊涂。”

曹靖华先生一篇感人肺腑的文章《三五年是多久》，从正面告诉我们“含糊”的幅度有多大：

    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离开江西革命根据地时，群众渴盼地询问亲人何时返回。当时被剥夺了决策权的毛泽东主席深情地说：“三五年就回来！”乡亲们互相安慰：毛主席说了，三五年就回来！今年是1934年，明年是1935年，红军明年就会回来！

可是第二年，红军并没有回来。在无比的黑暗中，乡亲们又自我安慰：“三五年”也许就是三年或五年吧？可是三年过去了，红军没回来。五年过去了，红军也没回来。三年加五年，八年都过去了，红军还是没有回来。乡亲们等啊等，盼啊盼“三五年到底是多久啊？”尽管漫漫长夜似无尽头，但他们坚信，毛主席不会欺骗他们，红军一定会按毛主席所说的时间回来。

    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红军的接班人解放军终于凯旋而归。屈指一算，离当年红军别离已经过去了15年。江西的父老乡亲们喜极而泣，奔走相告：“毛主席说的一点没错，三五年原来是三五一十五年！”

第七节  大胆猜想与重要发现

既然现在的所谓“理论”只不过是前人的经验和思考，那就不足迷信。总结新经验，产生新认识，科学本该如此。我们不妨也来尝试一下如何创造一个新理论。

初看起来，要求一个理论在实践中取得成效，满足以上所说几大要求，却又让它“三不依赖”，似乎痴人说梦。但放开眼界，进化论意义上的自然选择，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模版”，只要将之读懂并遵照科学方法论在概念上加以推广，感觉就将完全不同。现以浅显的比喻来介绍这个思路。

体育竞赛，这是人类各种形式的活动中，最文明健康也是获得最大认可的一种。无论贫富、国度、肤色和文化背景差异多大，体育竞赛均为之提供了一个公平竞赛的舞台。虽然已有的体育竞赛活动不能说是完美的，但在公平方面它是一种弱化差别的负反馈机制，在效率方面则发挥到极致。它在促使每一运动员将潜能发挥到最大限度的同时，又贯穿着人人平等的精神。勇夺第一的英雄气概与和平友爱的宽容互助，在此为天成之美。

2010年在温哥华举行的冬奥会上，周洋自我牺牲成就王濛，就是一个最近的例子。

若说体育竞赛的实践正是“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鲜活标本，难道不是非常贴切吗？一个既有效率又有公平的社会实践，难道不是明摆在这里吗？

更加令人喜出望外的是，在“管理体制”上，体育竞赛活动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二者“同构”。当然，这是控制论的语言。用日常语言表达，体育竞赛完全是社会主义理想的一个缩影。

先看“所有制”。竞技过程中，场地、器械，正好比“生产资料”。参赛的任何一方，只能凭自身水平取得名次，而不能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享受优待计分。这正是不折不扣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不难设想，如果在比赛中“优待”有产一方，将会对体育竞赛造成怎样的扭曲与扼杀，不能不令人产生“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的感慨。

　　再看“分配制度”。运动员的成绩取决于竞赛水平，归根结底取决于该运动员所付出的有效劳动。待遇又与成绩挂钩，自然体现“消费资料按劳分配”。

最后看“运行方式”。无论竞赛项目的遴选，还是竞赛规则的改进，越是大型的赛事，越要有远见、有组织的计划管理，可称之为“赛事运行计划管理”。

　　简言之，社会主义制度的三大基本原则与体育竞赛的三大基本规则一一对应，丝丝入扣。无论你处在什么国度，奉行的是哪种信仰或政治、经济制度，一旦涉足体育竞赛，采用的都是“社会主义”的管理。倘若我们把“社会”的涵义界定在体育竞赛的活动范围，可以说全世界高度认可和实行的，早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

爱因斯坦说：“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待旧的问题，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

唯物辩证法指出看问题要全面。在用爱因斯坦的观点自我鼓励的同时，也不要忘记著名哲学家大卫·休谟的观点：面对重大问题不要轻易下结论。

判断此处究竟是以创造性的想象力得到了真正的进步，还是异想天开地胡乱类比，一定要仔细推敲以下两点：一是新的观点能否符合所有的基本史实，二是所形成的理论框架是否逻辑严谨。

首当其冲需要回答的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我们了解较多的前苏联和自身所在的新中国，一度曾在各个领域都强力推行过具有“三大基本原则”的管理体制，可为什么体育竞赛能够硕果累累，而经济领域则不尽人意，以致不得不改革呢？两相对照发现，差别在于体育竞赛对成绩的认定具有“严明的评价标准”，包括标准量及其基本单位。如举重的“公斤”，“赛跑”的“米”、“秒”等，其严格定义构成了可靠的“测量基础”。而其它领域，包括国企，对成绩的认定却相当含糊模棱，如经济效益、社会责任、重大价值等，谁也说不清这些概念的严格定义在哪里。心目中各有理解，评比中“一词各表”，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由此产生了又一个猜想：在管理体制上，凡符合三大基本原则且有“严明评价标准”的领域，就能形成所谓“公平竞赛”，得到体育竞赛般的效率与公平；凡缺乏严明评价标准，仅有“三大基本原则”，不但不能保证效率，而且难免弊端丛生。

不同领域的案例都支持这一猜想。

如交通运输，公路网就是各运输车辆的“竞赛场地”，对行车可谓公有公平；以货物的“吨公里”计算成绩，评价标准严明；收入取决于劳动量，当属“按劳分配”。这就相当于对参与其中的司机形成了一个“公平竞赛”。结果是显然的：效率之高以致交管局三令五申“不得超载超速”。

　　再如高校招生，对每一考生，考场公有，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判分标准严明，并以此“择优”，同样形成了一个“公平竞赛”，结果也是显然的：效率之高以致教育管理部门三令五申“减轻学生负担”。

　　而缺乏“严明评价标准”导致弊端的工作，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调资晋级”是一个醒目例证。

　　如1979年，我国对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和国家机关职工调整工资。这是在经历“文革”多年停滞后第一次大面积调级。文件明文规定“升级面40％；升级条件为劳动态度好、贡献大、技术高；指标不平均分配，对成绩突出人员可晋升两级工资”。 一时仿佛久旱逢甘露，消息不胫而走，人人欢呼雀跃。

　　事前，谁都认为这样的“按劳分配”深得人心，期待着重现活力的大好局面。但事后却大失所望。升了级的认为早该升了，没升级的怨恨不已；原本还能团结共事的同志之间反倒生出许多隔膜。有人戏言“还不如每人普调半级”。

　　但普调就好吗？其实这次力图“按劳分配”的初衷，原本就是为了改变以往“干好干坏一个样”的消极状况。类似的事情多次反复，使决策者陷入两难：搞同等待遇，等于鼓励少慢差费，使整体效率走低；搞差别待遇，等于鼓励勾心斗角，使和谐局面不再。由此泛起一种思潮认为，由国家控制用工和工资的计划管理是不能再维持了，而企业自行决定用工和工资的市场调节才是合理有效的。当这种观念逐渐占了上风时，与此配套的办法、观念和理论也就大行其道。这一“两难矛盾”还变异出一种十分刻薄的说法：“社会主义不改是等死，改是找死”。

很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百思不解：“按劳分配”本在鼓励人们多劳动多贡献，怎么看都是正确合理的，可为什么一经实践，效果却让人失望呢？现在，当我们从体育竞赛的视角对此加以解读时方才醒悟：按照劳动态度和贡献大小调整工资，这原则很对很好！可“态度好坏”与“贡献大小”是如何认定的？有严明的评价标准或科学的衡量办法吗？

为避免日常语言的含糊模棱，让我们运用数学式的语言对以上猜想再加以叙述：

对于搞好管理工作，三大基本原则是必要条件，严明的评价标准是充分条件。

这样，可能诞生一条管理学的新定律。虽然它还有待进一步验证，但其潜在价值之大，有望在管理学上占有开创性的地位。大家知道，按照既有的管理学认识，管理工作只有“必要条件”没有“充分条件” 。也就是说，如果你违背了某些条件，管理工作一定失败，而你遵循了某些条件，管理工作不一定成功。而我们“发现”的这条新定律却指明了其“充要条件” ：如果你违背了它，管理工作一定失败，如果你遵循了它，管理工作一定成功。鉴于这条定律的必要条件是社会主义三大基本原则，姑且称之为“社会主义管理工作的基本定律”。

当然，由于社会科学的复杂性，可以把这条定律置于“数理统计”意义的描述：

社会主义管理工作的基本定律：对于搞好管理工作，在数理统计的意义上，三大基本原则是必要条件，严明的评价标准是充分条件。换言之，违背这条定律，管理工作很可能搞不好；符合这条定律，管理工作很可能搞得好。

它的一个直接推论是：将之用于企业管理，会成为搞好企业管理一个很有把握的办法。

第八节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待完成的关键课题

这条“基本定律”还把一个更深层面的研究课题推上桌面：社会主义既然要实行按劳分配，总得能够对“劳”进行测量吧？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教科书没能引入“测量”的相关内容，这一页空白。而从科学方法论看，建立“测量基础”肯定是任何一门应用科学都必不可少的。

重读马克思，不能不让人脸红心跳！《资本论》第一章就有：“一个使用价值或财物，只是因为有抽象的人类劳动对象化或物化在其中，所以有一个价值。那么，它的价值量又要怎样去测量呢？由其中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劳动的量去测量。劳动的量则由劳动所历的时间作为它的测量标准。”紧接着，马克思又明确指出“这个劳动时间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也就是说，马克思在阐发他的经济理论时，开宗明义地指出：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价值是必须测量和能够测量的，测量则要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表征的标准（量）。至于在技术上如何确定这个标准（量），马克思没有直接说明。就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告诉人们，他们所创立的学说不是教义，而是方法；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又一发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需要补足什么。此时真有豁然开朗、眼见一马平川的感觉！那缠绕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的种种问题，忽然展现出一个简明的线索：马克思处在资本主义时代，他认识到形成商品价值的源泉是劳动，以此为基础论证了剩余价值的本质，指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用表面上的等价交换掩盖了实质上的剥削，无可避免地造成两极分化。在深刻地揭露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后，马克思指出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还勾勒出未来的理想社会应有“三大基本原则”。

应当说，马克思出色地完成了他自身的任务，不愧为千年伟人。什么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呢？譬如 “按劳分配”，指明社会主义的分配政策，既不能按人头，也不能按资本，而应按照劳动者所能提供的有效劳动量决定其收入，循着这个方向制定收入政策就是正确的。作为理论家的马克思恩格斯，由于身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前，没有必要，也没有条件亲自研究解决如何建立测量基础的具体技术性问题。“理论创新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了我们的头上，我们必须有这种时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建立测量基础——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的关键课题。现在清楚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果不坚持按劳分配，是背离马克思主义；而仅仅高呼按劳分配，则难免教条主义。两种偏差在实践中的确都遭遇很大困难。应当做的是：肯定按劳分配原则并进一步制定“社会必要劳动的标准，包括标准量及其基本单位”，从而有效地确定劳动者的应得收入，把居于经济活动核心地位的分配政策——按劳分配——落到实处。

反之，只坚持“三大基本原则”而不确立认定成绩的严明标准，对于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只是具备了必要条件。难免在推行中出现种种扭曲与变形。而严明的标准又需要一个可靠的测量基础。经验一再说明，不解决好对劳动价值的测量问题，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难以有把握地发挥；若靠专政手段强行坚持，则难免“假大空”成风。前面举例说到高校招生，因具备必要条件和分条件因而效率很高。假设别的条件不变，仅仅是取消考试，不要这个充分条件，将会如何呢？我国建国以来取消考试的种种尝试已对此作了明确回答，那就是学习成绩大面积滑坡，各种歪招大行其道。

有人置疑：社会主义国家建国之初，譬如我国的“一五”时期，虽有三大基本原则，但并没有你所说的严明评价标准，为什么人的积极性也很高呢？

表面看，这好像是对以上观点的否定。但深入看，恰恰是对以上观点的有力证明。从战火中走过来的国家政权，干部主要来自军队。一个人的能力、功劳以及应得待遇，多年的战斗形成了可资实用的测量基础，包括对人的评价，体现于军队的职务序列和功劳薄上。建国之初之所以社会状态良好，重要原因之一是对人员的任用继承了既有的军功序列。

如新中国初期的“八级工资制”。职位同军功挂钩，待遇则同职位挂钩。“省军级、县团级…”成为常规意识。一般说来，战功多者能力较强，能力强者职位较高，职位高者待遇较好。当时这样做既有唯才是举的效果，也符合按劳分配原则，既很好地调动了人的积极性，也使社会关系和谐有序。因而当时社会状况良好。随着岁月的推移，战功因素逐步淡化，测量基础发生变异，又没制定出足以替代的标准及办法，评价工作越来越感到为难，不得不越来越体依靠“觉悟”，提倡“不要计较个人得失”，造成实际上的多劳不能多得。所谓“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这种体制下，少干活少付出是最有利的生存方式。难怪社会上滋生出一句经验之谈：“多干轻活身体好，少管闲事威信高。”久而久之，计划经济体制下不仅工作效率日低，连人的动作都慢得出奇。马季的相声“小慢姑娘” 就是用来讽刺这种现象的。它之所以赢得人们会心的笑声，就是都有同感。

考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案例也说明建立测量基础的必要性。凡是成功的案例，都在测量基础并评价能力上大有改进；反之，只要测量基础并评价能力仍然欠缺的，无论怎么改效果都不好。以“联产计酬”为核心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之所以成效举世瞩目，在于按人分地形成各自承包后，便于用粮食产量（也就是物理学的“重量”）来评价各人的劳动效果。这比集体劳动中的“工分”严格多了。分配政策又是“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很好地落实了按劳分配原则，所以成效很大。丰收多年后，粮多压库，产量多不等于成绩大了，干好干坏的测量基础变异了，“按劳分配”不落实了，种粮的积极性就相应下降。

干部选拔的成败得失是又一例证。据《学习日报》和《光明日报》报道，改革开放之初实行的干部选拔政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20多年来，只有年轻化执行最到位。而对其它“三化”异议较多。因此中央有关部门正在考虑出台“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的干部选拔办法。

按照本观点解释：年轻化之所以执行到位，并非因为年轻化排在最重要的位置，更非在位者特别喜爱年轻人来顶替他。而是年轻化的最终解释在于物理学对“秒”的定义，具有严格的测量基础。其余几条则不然，没有谁能说清楚相应的测量基础在哪里。知识化异化为“文凭化”，真的假文凭、假的真文凭满天飞。而革命化和专业化更可以作出多种解释。

本观点不仅具有解释功能，还有一定的预测功能。如问“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的干部选拔办法，前景如何？答案是：如果不在测量基础上有所改进，形不成对能力和业绩的科学评价，将来还得改！

令人高兴的是，胡锦涛总书记2005年讲到“干部考核评价的科学体系尚未建立”，要求“抓紧制定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干部实绩考核评价标准”。说明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敏锐地洞察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第九节  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

    现在，让我们再大视角地看一看科学体系中的测量基础问题。

科学分为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在自然科学中，前者一般称为科学，后者往往称为技术，合称科学技术。二者既有内在联系又有明显区别，形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科苑奇葩。有时，理论科学的奇思妙想先行一步，给应用科学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例如在相对论的指导下，人类发现了原子能及其应用。有时，应用科学的实践效果发人深省，给理论科学提示出未曾想到的方向。例如琴纳种牛痘预防天花，开创了医学中的免疫学。

理论科学的本质，在于它体现一种思想。就其特征，更接近于哲学，甚至艺术。脑海中全力荡起的双桨，思想上自由自在的驰骋，是理论科学家的风范。譬如许多从事理论数学研究的专家，着眼于在自己的脑海中追求一种逻辑的可能和完美, ，而不在意其构思是否能在现实中找到对应物。著名的事例有如罗巴切夫斯基几何。无论看上去与常识多么相悖，体系中的所有定理，只须被一套自行设定的标准来裁定，就足以判断其价值。

应用科学的本质，在于它瞄准实际问题。就其特征，更接近于技术，甚至制作。实验中严格谨慎的心态，动作上一丝不苟的要求，是应用科学家的习惯。譬如任何从事建筑力学研究的学者，虽然也在自己的图纸上展现所谓创新的意图和美感，但却力求其结论一定要在实践中得到证实。著名的事例有如中国国家大剧院。无论比以往怎么新奇，图纸上的一笔一划必须与一个真实存在的实物相对应。

物理学是公认的成熟学科，明确地划分为“理论物理学”与“应用物理学”。前者重在发现物体运动的规律，后者则将理论研究的成果应用于实践，以其“技术性”贯彻落实“规律性”。例如海王星的发现，理论物理学总结出牛顿运动三定律，据此指出海王星所处方位，应用物理学把观测的目光瞄准这一方向，果然找到了这个星体。

以物理学为背景不难理解，如果从事理论研究的科学家不考虑应用，则意义仅在于增加一种认识世界的思想乃至遐想。这时他对物理现象的描述，很有点类似于艺术描绘的味道，是一种思想的自由奔放和美感的自我追求。爱因斯坦在考虑每个理论观点的取舍时，就曾把是否具有“美”的感觉放在第一位。我们甚至可以说，李白就“庐山瀑布”所写绝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也可以看作是对外在物理现象的一种描绘，不但意境很美，而且说不上一点错误。

但如果问，理论科学所描述或哲学艺术所描绘的那个世界，与我们生活其中的现实世界能否对应？能否用理论性的设想来改造现实状况，促使技术进步乃至生产力发展？这就不能不讲应用科学了。

在此应特别强调：从理论科学进展到应用科学，必须建立一个测量基础。这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其实质在于建立理论与应用之间“一一对应”关系。

当李白用“飞流直下三千尺”来描绘眼前的瀑布时，并不考虑是否将之用来发电，因而也无需对“三千尺”的确切长度进行精确解释与认真核准。但对于一个进行水电设计的技术员，面对同一个庐山瀑布，关注的焦点不在瀑布的气势和美丽，而是势能转换为电能的换算，是“三千尺”与“千瓦时”的对应关系。归根结底，这只有在具备了测量基础的条件下，亦即具有一个足够严格的“克·厘米·秒及其标准单位”，用瀑布发电才会转换为一个可执行的技术问题和能够建成的电力工程。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个测量基础，或“克·厘米·秒”发生了模糊乃至混乱，“瀑布”是否还有可能点亮我们的电灯！不仅如此，就连人们平日里购买粮油、裁剪衣服等简单细微的活动都将难以正常进行。人类历史上，自然科学和社会发展中的每一次重大变革，总是同测量基础的进步联系在一起。人类使用火与热的最初几十万年中，刀耕火种，进步极为缓慢。只有在出现了温度计，能够对温度进行精确测量时，才使热能得到更充分的利用，使瓦特于18世纪发明蒸汽机。有了蒸汽机推动的纺织机和火车，才启动了人类社会的工业革命。而后面这段历史，距今不过区区几百年。毫不夸张地说，追求测量基础的不断精确化，是物理学乃至整个科学界“与时俱进”的重大任务。

对经济活动的最大破坏，就是实行双重标准。市场交易中最可恨的就是对尺和秤做手脚。秦始皇流传千古的一大功绩，是他统一了度量衡。

如果上述道理显而易见，自然会问，作为科学一门分支的经济学，是否同样该有“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之分？抽象说，经济学从“理论”走向“应用”要不要建立一个相应的测量基础？具体说，贯彻落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揭示的理论原理，没有必要的测量基础行不行？

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对此是一个很肯定的回答：既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劳动价值论，则建立一个关于劳动价值的测量基础，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理论走向应用不可缺少的环节。作为千伟人的马克思，以其高超的科学素养，在《资本论》开篇第一章，就对测量劳动价值的必要性作了明确阐述！而当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理论走向应用时，又怎么能缺失这一环节呢？

测量作为从理论到应用的必须环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此，西方经济学也如此。从测量看两种经济学及其管理办法的利弊得失，可以更清楚地厘清问题的头绪：

一是，以往的计划经济，因缺乏测量基础而在总体上难以应用。强行应用则宽严皆误。当然，实践中的计划管理也有效果很好的时候，如前面所说的建国之初；也有效果很好的领域，如可以执行“计件工资”的地方。但所谓“计件”，不恰恰是一种便于测量的东西吗？

二是，市场经济的可行，首先在于它具有测量功能。市场里买卖双方一次次的讨价还价，货比三家等行为，就是对商品价值的一种测量。最后形成的所谓商品价格，本质上是多次比较后的平均值。它的优点在于无需设计，无师自通。但缺点在于如此形成的“价值尺度”不但是波动的，而且“嫌贫爱富”，总是偏向有钱有势者。换句话说，市场经济好在它有衡量商品价格的“尺子”，但坏在这个尺子是橡皮做的，谁胆大妄为，谁就可以按自己的愿望将之拉长拽短。“水银秤”、“大小斗”是小动作，“振荡的股市”和“大起大落的国际油价”是大动作。

难怪市场经济的弄潮儿们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三是，无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运行起来都需要一个测量基础；为实际可行，自身都要首先具有价值测量的功能。至于用哪个好，可以因时因地而为，哪个有利就用哪个。研究到此，我们再来重读邓小平同志那段话：“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作为参照，再来看一看爱因斯坦的一个观点：“地球与太阳谁绕谁转，在于参照系的选择，那个方便就用哪个。”相对于托勒密和哥白尼的观点，谁能说爱因斯坦的这个观点不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创新呢？如此看来，难道不感到小平同志的确有着直觉上的深刻洞见，理论创新的高瞻远瞩吗？

第十节  《公平竞赛办法》及其验证

记得有一年我应邀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演讲，说到测量的必要性，有一个研究人员当场发问：我们也知道测量劳动价值的重要，问题是怎么去测量呢？

确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工资部门，因实际需要，做过测评劳动的大量工作，但终因太复杂而陷于被动。

其实这里需要另辟蹊径。既然体育竞赛具有内生的测量与评价功能，可否借鉴体育竞赛，形成一种“比计划经济增加，比市场经济改进”、包含测量功能的管理办法呢？

把体育竞赛式的管理，从概念上推广到社会经济活动的一般领域，形成适用广泛的、规范性的管理办法，逻辑上是可能的，实践中是有先例的。列宁领导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新中国曾经举办的、多种行业示范性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都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劳动业绩和英模人物。再说，人类社会本来就是劳动创造了体育，二者本来就是“血亲”关系。这种改革不存在根本性障碍，无非是把所有的社会经济活动都看作广义而言的“运动项目”，无非是一种组织工作或规则设计的技巧而已。

    由此设计出一套管理工作的运行规则，谓之《公平竞赛办法》，内容概括为“二一三五”：

两个基础概念：效益标准、效益指标。

一项审核程序：信任推定。

三大职能分设结构：调节、执行、监督。

五条基本原则：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发展、能者优先、分级调控。

由于今天不是关于《公平竞赛办法》的专门讲座，所以不对它作详细介绍和论证。在此只是说明，如此形成的《公平竞赛办法》，完全符合第六节所讲理论创新的四个要求。

第一，它具有“三不依赖”的特点，还具有内在的测量功能。

第二，它作为一套管理工作的运行规则，可以大大改进管理效率。

第三，它支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设想。

第四，它的每一概念有明确定义；作为一个整体，力求每一项既不可少又不多余，相互之间无逻辑矛盾，力争符合公理化的要求。

除此而外，对它还可以从诸多角度予以观察和肯定。

从经济管理实践中已被公认的管理方法看，它是目标管理方法的推广和提高。

从财富分配和价值衡量的角度看，它不会形成畸高的“薪酬”或分配格局因而不会造成两极分化。

从“激励相容”看，它的参与者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与整体目标价值最大化相一致。其实这已经包含在“不依赖于人的崇高觉悟”的含义中了，无须赘述。

从方法论看，《公平竞赛办法》的逻辑支点既非市场经济，也非计划经济，而是体育竞赛这个人类社会更为古老并延续至今的实践。其结论也并非由“先验的信仰”所定位，而是对既有成功经验合乎逻辑的推广。

从控制论看，它是一种“智力放大器”。用放大了的智力去解决难题，就如同起重机用“放大了的体力”去搬重物一样举重若轻。

从生物学的观点看，它是一种“优秀基因”，具有自适应、自学习和自发展的生物学特征。

从自主创新看，体育竞赛崇尚和激励“更高、更快、更强”，说明体育竞赛式的管理也是最为现实有效的创新管理。与体育竞赛原则一致的管理制度，不也就等于一个激励创新的最佳平台吗？

将《公平竞赛办法》与兰格模式比较，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生产资料公有制，都有消费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但《公平竞赛办法》使参与者都处于竞赛当中，且形成对人对物的合理评价，从而补充了兰格模式所缺乏的微观动力基础和利益约束机制。

当然，《公平竞赛办法》也有它所依赖的前提条件，要求参赛者具有不甘落后，竞取向上的主动性。这是一个广泛存在的条件。可以说，人类进化的全部历史，都是满足这一条件的。至于这个“竞取向上的主动性”,主观上是为公还是为私，为国还是为己，结果都一样。甚至，以往带有恶评的人格表现，如妒贤嫉能、好议人非等，在《公平竞赛办法》的操作中都将转化为好事一桩。以往公认的消极现象，如勾心斗角、拉帮结派等，也都将转化为积极因素。因此，这个办法的实用性和广泛性值得高看。

作为使用层面，《公平竞赛办法》的方法概念相当简单，经过短期培训，只要有相当于中等以上文化程度，就能掌握和运用这个办法。因此也很适合向广大的农村地区和基层单位推广。此外，作为试点它还有一个优点：无须大规模联动，可以局部展开且容易复制。

综上，《公平竞赛办法》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可以说超过以往的任何一种管理方案。它发挥作用的领域之一，小到千人左右的企、事业和机关团体，大到一个县、市或省。无论大小，在形式上和逻辑上是完全一样的。

一个真正有价值的理论，不能光是说得漂亮，还要干得实在。军事理论上的任何一个流派，如果不能指导其主力部队打胜仗，当属纸上谈兵。同理，经济理论的任何一种应用研究，如果最终不能对搞好企业有助益，当属假说阶段。

有人置疑，“二一三五”充其量四句话不足百字，如何就能把几乎无限复杂的管理工作搞好。这只能说明《公平竞赛办法》具有很强的“非显而易见性”。请允许我在此打个比方，你想要一幅画，我所给出的不是一幅直接的画作，而是一组计算机程序。单看每一语句好像都平淡无奇，与图画更是相去甚远。但特定的几个语句组合，输入计算机则得到手工难以企及的美丽画卷。

换个思路判断，一个理论是否具有科学价值，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提出一个公认的规则：是否具有可证伪性；且越是容易被证伪而还未被证伪的理论，越是具有科学价值。本文所说的理论创新就有这样的特征。从“三不依赖”的思路出发，途径“测量基础”，最后得到的《公平竞赛办法》。由于其理论可行性超出以往，所以将之用于企业管理，预期“成本减一半，效益翻一番”。这在2003年发表于《科学决策》杂志时，就明确宣称了这种功效。

在此，我想解释一下什么是可证伪性。由于最近一个时期，“地震”在人们的脑海里有突出的印象，就借助地震这个事例来说。

如果有一个理论给出判断说：“百年以内全球会发生5级以上地震。”这个理论几乎百分之百会被证实，但也没有什么科学价值。

如果改为：“一年以内，中国的北京会发生6级以上地震。”相比而言，这个理论容易被证伪，但价值却大多了。如果分析有据，在未被事实证伪之前，就值得重视和研究。

进一步，如果分析得出结论：“2008年8月26日，北京市房山区会发生6级地震。”在这天到来之前，也就是在没有被证伪之前，理应受到强烈关注。当然这个意思并非指一件事说得越玄乎越该受到重视，而是经过严谨的理论分析或逻辑推理，得出的结论越离奇或者越具体,就越应受到关注。2008年上半年，有一个半生从事地震研究的专家，根据他的“三星一线”理论得出了北京市房山区将发生强震的结论，就引起了一些同行的强烈关注。后来悄无声息了。因为所报的地震没发生，结论被证伪了。

一般认为，没有技术革新和资源投入，企业降低成本或提高效率5%尚且不易，何况“成本减半效益翻番”？因而《公平竞赛办法》的预期效果看上去极易被否定。然而它是来自认真的理论分析，在没有被事实证伪之前，应当说很值得关注。

中国人民大学博导吴易风先生，学风严谨，精通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其深邃的目光，对这一颇具新意的观点和大胆预言的办法是这样评价的：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20世纪的实践中呈现出所谓“始兴后衰现象”，其基本原因究竟何在，各家说法不一，见仁见智。认为根本原因是“测量基础的变异”，是一种尚未见过的、然而是基于科学方法论视角的新观点。我没有看出其间有明显的悖理之处。一种涉足大事的、未被证伪的新观点，理应给予关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在于公平竞赛办法所展示出的可证伪性。它用起来成效如何将会成为所述基本观点的“判决性实验”。如确有成效，就可证明其基本观点是正确的；反之则可能是错误的。希望有远见卓识的企业、事业领导人能够给予试点的机会。

当前一个让决策者十分头疼的问题：美国千方百计施压让人民币升值。按说“升值”让我们手里的人民币更值钱，可为什么我们不愿意这样做呢？就是因为升值也会使得我们的出口企业提高产品价格，或者说降低竞争力。这些企业多数都是微利，就那么5%～10%的利润空间，因而升值就意味着倒闭。一倒闭则会出现大批失业者，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

2009年元月，参与党的十七大文件起草、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一位高层次专家，认为这个办法可以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功能性设计，并批示在试点中完善。

2009年金秋季节，《公平竞赛办法》被推荐给延边耀天燃气集团。该集团是吉林省科学发展观试点单位。董事长张岗，一个昔日的地质勘探队长和今日的省级劳动模范，在管理工作中切身体会到搞好一个企业，管好人，管出公平与效率，需要有一套新办法。“管理创新，慧眼识金”，集团董事会迅即成立“实践科学发展观、落实公平竞赛办法领导小组”。张岗亲任组长，安排我任副组长兼“试点办”主任。

2009年12月初，“试点办”进入日常工作。

首先在为期四天的高管培训班上作原理性介绍。一次次热烈的掌声，你可以将之看作是礼貌或客气。但一双双全神贯注的眼睛，不能不表明《公平竞赛办法》得到了大家出自内心的赞赏。“开展公平竞赛办法高管培训引起热烈共鸣”自发入选耀天集团09年十件大事。这种迅速产生的火热反响说明，《公平竞赛办法》本来就是企业所渴望的。就像一粒良种撒在沃土里，它肯定能开花结果。                      

一个月的调研之后，结合该企业实际，形成《延边耀天燃气集团公平竞赛办法暂行方案》。2010年春节前集团总部发出文件：实行《公平竞赛办法》是关于2010年管理创新工作的重大举措，也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管理模式走向新阶段的主要标志。现在，决心已经下定，态势已经形成。集团总部要求全体员工踊跃参赛，力争实现“成本减一半，效益翻一番”的预期目标。

春节过后，耀天集团对其11个子公司之一的汪清耀天燃气公司“一把手”职务由谁来任职先行试用公平竞赛。全集团14位选手自愿走上讲台，竞赛效果之好超过预期。汪清县是全国贫困县，使用燃气对当地居民是个新事物。汪清公司2008年成立以来艰苦发展，所安装的燃气用户总共不到700户，其中2009年新装用户仅12户。了解内情的高管对汪清公司2010年的工作目标，乐观估计是新装用户800户。悲观估计则是“经理还能干多久？”

在公平竞赛中，14位选手各显其能。成绩名列三甲的都来自汪清公司，说明竞赛是合理的。因为本公司的人理应更有优势。竞赛金牌获得者还是原任经理。虽说还是同一个人，但精神面貌截然不同。他扬眉吐气、满怀信心地当场签订了任期目标责任状。自报指标为新装用户1530户。不但直接指标超过“效益翻番”预期，而且促使许多人暗下决心，在为下一次竞赛摩拳擦掌了。

董事长张岗的总结发言，是对这次竞赛情况的直接见证，摘要如下：

今天，我和集团领导班子全体成员，怀着特别的期待，甚至多少有些担忧的心情来参加这个竞赛大会。因为这样的竞赛在全国都没有先例，心里没底。

   常言说“百闻不如一见”。竞赛的现场情况如此热烈而有序，我心里踏实了。为了耀天的事业，可以说多少个日日夜夜我都没有真正身心放松过。今天大胆放手进行公平竞赛，看到这么多好的人才就在我们公司，这么多好的主意象泉水一样喷涌而出，这么明显的凝聚力骤然展现，让我喜出望外。

现在我宣布，此次公平竞赛既是试点，也是开头。紧接着我们就要把“试行”改“实行”，推向全集团。包括我本人兼任的集团公司总经理职务，也要拿出来竞赛。

关于《公平竞赛办法》，我是越想越觉得有道理。进化论讲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也同样无可避免。与其用各种扭曲的形式暗中角力，不如光明磊落地公平竞赛，让副面的暗能量变为正面的积极效应。我想这也是公平竞赛办法的灵魂所在。

这个办法的设计的确非常巧妙，应当能很好地弥补和完善以往竞聘上岗在操作上的种种漏洞和缺陷。

第一，它把不同单位之间的竞赛，转化为以同一个单位为擂台的自我竞赛。从根本上解决了所谓竞争条件不一致的问题。

第二，它不考口才不考文采，竞赛内容直指工作本身。它不限年龄、不卡学历，彰显竞赛面前人人平等。它没有标底，无须保密，操作起来简单易行。它不怕围标，不要（评委）打分，从头到尾严丝合缝。一句话，没有人怀疑竞赛过程的公正公平和结果的合情合理。

第三、有了公平合理的竞赛，相当于产生了一种共同认可的标准。无论功臣、能臣还是干臣，最终都由所作贡献的序列所定位。从而彻底解决分配难题。

去年秋天，我听到《公平竞赛办法》时，虽然为“公平竞赛”这几个字所吸引，但说“成本减一半，效益翻一番”，还觉得是个广告用语。今天，竞赛现场的事实说明，它的直接效益超过宣示，竞赛带来的热流涌动，预示着间接效益更大。面对一片阳光、迎来春天的气氛，我想用宋朝陆游的两句诗，作为学习体会交给我们的老师：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我相信，耀天从现在起又开始了新的征程，在实行《公平竞赛办法》后，全集团能够展现出体育竞赛一般的红火局面。

竞赛大会后的第三天，耀天集团撤销原为临时机构的“试点办”，增设位居总部各机构之首的“企管办”，首要任务是进一步推行公平竞赛办法，搞好全集团管理规章制度的制定和完善工作，并发文任命张敢明作为集团领导班子成员主管企管办工作。

竞赛后，汪清公司新任班子的工作热情比以往明显提高。3个多月过去，工作成效明显，有望超过责任状所列效益指标。集团员工的日常活动和言语中，“公平竞赛”几个字时不时地就吐了出来，看来，这个办法对树立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也有值得欣喜的正面作用。

据2010年12月5日的《延边耀天集团简报》报道，截止到到2010-11-24，试点公司在试行《公平竞赛办法》以来，已完成燃气入户1332户，达到竞赛目标1530户的87%（不竞赛最高预期目标800户，已超过66.5%）。此时距离一年的任期时间还有3个半月。

一位从事管理研究的专家写出带有喜庆色彩的如下几句打油诗：

公平竞赛办法好，简单公正效率高，

二一三五巧立规，人尽其才大发挥。

公平竞赛办法好，按劳分配落实了。

贪腐消除数据真，局面和谐正气升。

耀天集团还把《公平竞赛办法》推广运用于珲春、图们、龙井、汪清、和龙5个子公司，就营销攻坚工作开展公平竞赛。这既是对营销难点的攻关，也是将《公平竞赛办法》改“试行”为“实行”、逐步推向全集团的又一步骤。

耀天集团是一个迅速发展的民营企业，资金精打细算，工作繁忙紧张，表面上没有多少再提高效率的余地，而且也受到目前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即使这样，《公平竞赛办法》仍然首试告捷，在“一次随机抽样”的意义上，理论预期得到实践验证。而《公平竞赛办法》的设计初衷，本来是针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相信用于更适合的地方，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会更大。

从2010年11月起，延边林业管理局系统已有1个国有大型企业，1个国有控股企业，接纳我进入试点调研。《延边日报》（当地政府机关报）2010-11-17有所报道。

张岗向竞赛优胜者孟庆财祝贺      耀天集团给张敢明颁发管理创新奖

结语：坚信理论积极应用

耀天集团是一个迅速发展的民营企业，资金精打细算，工作繁忙紧张，表面上没有多少再提高效率的余地，而且也受到目前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即使这样，《公平竞赛办法》仍然首试告捷，在“一次随机抽样”的意义上，理论预期得到实践验证。而《公平竞赛办法》的设计初衷，本来是针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相信用于更适合的地方，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会更大。

这个结果有助于说明：

第一、通过讲述和剖析经济学三大流派的缺陷与理论创新的要求，沿着体育竞赛这个特定路径和科学方法论的特定视角，说明马克思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其三大基本原则完全正确。人类追求理想社会的步伐，正该沿着这个方向迈进。需要补足的仅仅是建立测量基础、寻求严明的评价标准等应用性质的研究。这正是我们今天对待马克思主义，“坚信理论，积极应用”的重大任务和关键课题。

第二、正像一切科学研究的历史所表明的：找到了正确的努力方向，也就容易产生有力的实用成果。一个具备测量功能的、很小很具体的《公平竞赛办法》，就有望大幅度提高企业的效益。若更多有能力的人循着建立健全测量基础这个方向研究，取得的成果必将更多，效果更显著，领域更宽广。 

第三、回顾全世界百年奋进的历程，不能不深切体会到，当年在儿女啼哭声中撰写《资本论》的马克思，这个高举指路明灯的导师，是多么伟大崇高；回想中国革命的万水千山，不能不深切体会到，那些为共产主义理想受尽敌人酷刑、宁死不屈的先烈，那些为人民革命事业冲锋陷阵、血洒疆场的战士，是多么值得尊敬。

第四、社会主义完全能够创造出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共产主义作为时代的精神支柱也是完全站得住的。为什么有些人对此一度迷茫？李君如先生在《社会主义精神支柱》一书中有一句精辟解说：正因为共产主义世界观是科学的世界观，因此建立这一“必要的支柱”也要有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作为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接班人，面对为人类理想而流血牺牲的英烈，奉献毕生的前辈，我们应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响亮地回答：你们当初选择的道路完全正确，你们的鲜血没有白洒，你们开创的宏伟事业正在你们的子孙后代手里发扬光大！现在，只要我们深入理解和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下一个30年，如同新中国初期的旭日东升，一个既有效率又有公平的理想社会有望到来！

谢谢。 现在，请大家提问。 （全文约20000字）

有关以上内容的论文《试论既有实践中社会主义始兴后衰的基本原因》在《青年思想家》杂志1999年第1期发表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写信夸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家之说。专著《跨越陷阱之路》03年8月出版，第二年即获北方19省市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奖，并成为畅销书。2006年底，我将这个观点浓缩在《历史性难题与理论创新》这样一篇文章中，武汉市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学习与实践》杂志当即作为特稿于2007年1期刊发，一次就给了18,000字的版面。07年5月，中央党校国家机关分校约我试讲，肯定其内容，要求精简文字，准备在适当时候向各级领导作演讲汇报。08年3月在许多学术场合以及若干县级党校，08年11月在中央团校，09年5月6日在浙江大学等演讲，反响均很好。特别是07年8月在甘肃省西和县五套班子大会上提要演讲后，县委书记和县长激动不已，说从未听到如此贴近实际、又有理论水平的讲座，当即安排县电视台录像，聘我为该县经济发展顾问等。

以这些内容为主线的《经济学方法论》选修课，走进我们广播电视大学系统的课堂，讲述十年，可以说盛况空前。

据不完全统计，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截至目前，北京市范围已经连续讲授了22个学期，班次超过200个。最大的课堂听课学员同堂有300人之多。先后授课的教师10人，这还没有算外省市开设这门课的情况。选修这门课的本科生估计在2万名上下。无论哪个教师哪个教学站，课堂反响异常热烈。开放学院、中国人民银行、西城、东城、海淀、石景山等教学点，学生全体自动鼓掌的情况多次发生；常有表示“下学期还想结合现实问题再听一遍”的；西城区立信学校校长也曾全程听课。

玩笑地说，至今我还没有听到足以否定以上观点的反对意见。最不利的局面就是：没人理，不争论！

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在高校课堂上、在青年人心目中被边缘化的情况令人十分忧虑。有过教学经验的教师们常有体会：现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既充满无法自圆的矛盾，又不能为当前政策提供可操作的工具，讲起来和学起来都味同嚼腊。党中央对此高度关注。200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以“工程”的方式进行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作。2月，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印发《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2006年6月27日的《瞭望东方周刊》报道，胡锦涛总书记亲自批示高校政治课调整，因为这关系到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

因而看到我们的《经济学方法论》教学实践，吴易风先生08年7月很高兴地撰文评价：

当前宣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课程能赢得学生踊跃选修和好评实属难能可贵! 8年的教学实践证明，只要以理服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高校课堂上是完全能够站稳脚跟的。联想到刘国光同志3年前所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还不够成熟，数量也不多，没有引起学生广泛的兴趣”，可以认为这是一本经过了教学实践检验的好教材……就一种新的学术观点来说，这已经算是有一定影响了。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做了一件很值得肯定的工作。

这说明，时至今天，真正可喜的，还不在于我们为广大学生提供了一门受欢迎的新课程。而是这门课的内容，以讲述方法论播种，以弘扬马克思主义结果。一名学生的体会很有代表性：以前总以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门“政治课”，通过学习才真正从理性上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所在，共产党的进步作用所在，经济体制改革的难点所在和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所在。

换言之，我们电大系统以足够时间和足够数量的教学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高校课堂上是完全能够赢得学生信服的。听课的电大学生对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浓厚兴趣是一个基本事实。一种弘扬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新思路和新教材，已经得到了教学实践的积极回应，走在了全国前列。这无疑是党中央所殷切期待的一件事。这个成绩，正等待着认真的总结和提炼。现在，中央电大领导已经作了精心安排，力争使《经济学方法论》成为过得硬的精品课程。

在我看来，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填补“测量”空白，发展其应用部分，补足其管理学基础，还有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没有讲到的一系列内容，可以说创新工作的关键部分基本完成，剩下的，主要是章节编排、材料取舍和文字整理了，当然也包括使其表达更符合公理化的形式和教育教学的特点。它将同时面对和有望解决的大问题有三个：一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如何结合的历史性难题，二是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崇高信仰，三是管理工作的效益倍增。一本既是精神支柱又是政策利器的政治经济学新版教科书，仿佛已经隐约看得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