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兽世界6.2时空漫游:叶剑英与中国民主革命的两次历史性转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30 01:40:24
            叶剑英与中国民主革命的两次历史性转折
 
闫保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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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剑英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奋斗终生,他的丰功伟绩,特别是在中国民主革命的两次历史性转折中作出的光辉贡献,更使我们萦怀难忘。
  
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入到由北伐战争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伟大转变中。叶剑英在这次转折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将永远载入史册。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紧接着在南京建立了反革命政权。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为了争夺权力,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帜,通电反蒋,一时形成了“宁汉分裂”的局面。宁汉对立,是归南京,还是去武汉?这是当时摆在每一个革命者前面的大问题,必须作出果断地选择。叶剑英当时是驻扎在南昌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如果跟着蒋介石走,不仅可以做大官,而且可以发大财;否则,要公开反对蒋介石,弄不好,就可能有砍头的危险。他从蒋介石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血的事实中逐渐看清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认清了国民党右派的丑恶面目,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放弃高官厚禄,与蒋介石彻底决裂,亲手起草电文,“通电全国反蒋”。  叶剑英离开新编第二师以后,到武汉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了在武汉找个立脚点,他到张发奎的第四军工作,随军参加第二次北伐,后任第四军参谋长。1927年7月上旬。在汪精卫即将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严重时刻,中国共产党正式批准叶剑英为中共党员,成为一位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叶剑英入党后,根据党的指示,继续留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参谋长。  继“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在武汉又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彻底失败,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更为严重。当时担任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为了保全我党控制的一支革命武装,建议张发奎把武汉黄埔分校改编为第二方面军的军官教导团。  追随汪精卫的张发奎,自“七一五”之后,其政治倾向已经明显。7月下旬,汪精卫会同孙科、朱培德、黄琪翔等反动头目密谋策划,忘图以张发奎的名义诱骗叶挺、贺龙上庐山“开会”,借以解除叶、贺兵权,并以三个军的兵力围攻叶、贺部队,企图一举扑灭军队中燃起的革命火焰。叶剑英及时察觉这一阴谋,他不顾个人安危,立即秘密约见叶挺、贺龙,共同商定把部队拉往南昌。叶、贺所属部队集中南昌后,在周恩来等领导下,于8月1日在南昌胜利地举行了震惊中外的武装起义。  南昌起义后,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向粤东挺进。这时,张发奎奉汪精卫之命,准备追击起义军。叶剑英利用张发奎急于要夺取广东地盘的心愿,建议让叶、贺部队进入广东东部,牵制桂系部队到东江一带,张部即可乘虚而入广州。张发奎接受此建议,改变尾追起义军的打算,而是沿赣江直开粤北。叶剑英的这一“妙计”,使起义军免除了敌之尾追之苦。叶剑英利用张发奎回师广东之机,再次向张发奎建议将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改称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并由他兼任团长。10月中旬教导团开进广州,成了广州起义的主力军。  1927年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恽代英、叶剑英等领导下,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和广州工人赤卫队为骨干,发动了广州起义。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联系在一起,成为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是中国工农兵武装夺取政权的英勇尝试。为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二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使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中国革命进入到由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到抗日战争兴起的严重的历史转变关头,叶剑英在此历史转变关头,以非凡的胆略,卓越的贡献,再次为党、为人民建立了奇勋。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军委和中央机关编为两个纵队,叶剑英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率领红军总部机关和干部团随红军主力前进。长征前夕,“左”倾错误领导者对于不满他们的干部,又想杀掉一批,甩掉一批,叶剑英同志为了党的事业,无私无畏,坚决抵制这种错误的做法,在军委纵队的会议上,强调“一定要保护党的骨干”,并提出把编余干部和所谓犯过“错误”的干部安排在军委机关或编入干部团。例如军委机关干部边章伍就是在叶剑英的保护下避免被枪毙的。后来叶剑英与边章伍共事多年,从未向边提及此事。解放后,有人将此事告诉了边章伍,边激动地说:“那时候,我们都在砍头之列,若不是叶帅,我早就报销了!”  遵义会议结束了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1935年6月,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领导下,四渡赤水、智取贵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沪定桥、翻越大雪山,终于摆脱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在川西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时红军总兵力达十多万人,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创造了条件。  会师后,党中央提出的战略方针是,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以促进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但是,当时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提出向川康方向发展的错误主张,对北上进行了种种无理阻挠,致使部队未能迅速北上。  由于张国焘的屡次阻挠,使红军先后在懋功、毛儿盖地区滞留一个多月,丧失了战机,遭到了敌之包围。在此情况下,党中央和毛泽东当机立断,出敌不意,把原定北上路线改为穿过自然条件极为险恶的茫茫草地,向甘肃洮河以东前进。根据当时各部所处的位置,把两个方面军混合编组为左、右两路军同时并进,以争取时间。党中央、毛泽东率领一方面军之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之四、三十军为右路军,由毛儿盖出发,经草地出班佑,向巴西地区前进。朱德总司令、张国焘、刘伯承总参谋长率领一方面军之五、九军团和四方面军之九、三十一、三十三军为左路军,由卓克基出发,向阿坝地区开进,然后东进到班佑,向右路军靠拢。把四方面军指挥部改称前敌总指挥部,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前指随右路军行动。  左路军到达阿坝后,张国焘不顾朱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的坚决反对,擅自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中央一再去电催促向右路军靠拢,他却一意孤行,按兵不动。在巴西,陈昌浩和他一唱一和,遥相呼应。党中央驻地在距巴西十里远的牙弄,为了说服陈昌浩,争取张国焘,中央政治局于9月上旬又在巴西召开会议,连续电令张国焘立即行动,“不得违误”。这时,张国焘不但继续坚持其南下川康的错误主张,公然违抗中央的命令,而且竟阴谋以武力裹胁党中央和一、三军团折返草地,同他一起向川康逃跑。据当时担任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作战科付科长的吕黎平回忆说,一天午后,我去机要室看电报,值班机要组长陈茂生刚开始译一份从左路军总司令部发来的密电,是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复电。电报主要内容是:目前北上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望劝毛、周、张(闻天)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上,则以武力解决之。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后,迅速而巧妙地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紧急磋商,为了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连夜率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当时红四方面军有的干部不明真相,主张武力阻拦。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坚决制止这种行动,维护了红军的团结。叶剑英回到驻地后,沉着机智,不露声色。然后,他又向机要人员要了唯一的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省地图,利用夜深人静之机,带着警卫员、饲养员离开巴西,奔向党中央所在地牙弄,跟着党中央踏上了新的征途。中国有句古语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叶剑英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显示了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  叶剑英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在我党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这一点党中央领导同志和所有熟悉这段历史的干部,无不表示钦佩。毛泽东曾多次加以赞扬,5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怀仁堂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说:剑英同志在关键的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毛泽东边说边摸脑袋),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毛泽东指着叶剑英又说,这件事可不简单罗,张国焘当时要是抓住你,脑袋就保不住了。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也提到:如果没有剑英同志,那个局势就坏了,在关键时刻才显出是同志嘛!聂荣臻在一篇文章中也赞扬说,我由衷地敬佩剑英的机警和对党中央的无限忠诚。叶剑英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为中国革命立下的这一伟大功勋,将永远载入史册。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再一次引用“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句话来赞扬叶剑英。  叶剑英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在复杂的革命斗争转变关头,表现出来的非凡的革命胆略、好学深思、勤奋工作、照顾大局、团结同志的高贵品格和对祖国、对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的坚定信念,永远是激励我们为振兴中华,实现祖国四化宏图,奋发前进的光辉楷模。
 
来源:中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