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饶子龙原创舞蹈红:鲍鹏山 谈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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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学者
鲍鹏山 我以为学者应该有脑子，而不是有袋子(书袋)，既是学者，读了书，便要明理，然后用这明了理的脑子去应对世事，才会其应无穷。所以，学者要是个智者，要对问题有见识，有主见，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哪怕他读了多少书，也是个书呆子。呆者袋也，袋者代也，代者，代他人说话，代他人装载，为他人之传声筒，鹦鹉一类也。鹦鹉是个鸟，偶尔象回人，便不简单；人而象个鸟——那是骂人的话，我不说了。我说麻袋。麻袋装书，麻袋并不因此就有了书的身价，倒出书来，它仍然是一个瘪破麻袋。
学者当然应该满腹“诗书”，但这不是目的。读书并不是目的，读书而后能明理，才是目的。在传媒与印刷不发达的时代，一些“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活字典”式的人物，自有其价值，而在今天，则不及一部字典用起来那么顺手、乖巧、低廉，多买几本字典、辞典，某某大典，多买几本类书、全书，某某宝库，顶得上多少这样的学者？而且还没有学者的傲慢脾气。况且人生短暂，学者们都要从把自己变成活字典开始，多不符合效益原则？白发老章句，皓首穷一经，寻章摘句到垂死，也是个没出息的老雕虫，要雕龙，就算这鸟虫有这能耐，还不知有没有时日了。我举一例。
一部包罗万象的文化大典《四库全书》，自修成之日起（１７８１年），有几个能读完它？晚近著名学者，以《四库提要辩证》驰誉学林的余嘉锡先生，以毕生之光阴，也未能通读。而若我们购得一碟北京书同文公司的《四库全书》电子版原文及全文检索版，情况就会发生令人瞠目结舌的变化。例如，假如我们要查找徐陵（徐孝穆）及其《玉台新咏》在《四库》中的有关资料，我们只需在“全文检索”一栏中输入“徐陵”“徐孝穆”“玉台新咏”“玉台新咏集”“玉台集”等五个主题词，然后按查询键，电脑屏幕上马上便给出五次检索的结果，把这五次检索结果的五个数字作同类相加，便可马上知道：《玉台新咏》（含《玉台新咏集》、《玉台集》）在四库中共出现７３０次，徐陵（孝穆）共出现５９６８次，这些资料分布在１２２０卷的《四库》正文和１５９６卷《四库》注文中。如果把这些史料的原文逐一拷贝下来，编辑为一个文档，那么一部比较完整的《徐陵研究资料汇编》就辑成了。（此材料据黑龙江大学中文系范子烨博士《古籍电子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一文）而这工作，若用学者推崇的死工夫，任何人也无法完成，而借助于电脑的强大检索功能，小学生也会做得轻轻松松，即使把这些资料全部下载打印，我想，一个小学生一个暑假边玩边做也完成了。这还不让我们的学者警醒？
文革期间，我读过一篇大义凛然的文章，说某地修水库，要用炸药炸山取石，可本文的作者却义正辞严加以制止，他硬是要用钢钎和大锤一点一点凿石头，何以故？他说：“用炸药炸，会炸掉我们贫下中农改天换地的意志，会炸掉我们艰苦奋斗的传统。”读这文章时，我才上初中，但已参加过这类修水库的劳动，几乎是累得死去活来，读这文章，我又感到极其绝望，所以至今记忆犹新。这种绝对道德主义论调，在工程建设中，怕没人再信，但在文化建设中，不少学者还在鼓吹。
我以为，学者的价值不在于发现新材料，虽然新材料的发现意义重大，甚至可以改变以往学术史，推倒或重写学术史。但真正的学术价值在于从材料中发现意义与信息，真正的学术才能，学术素质，在于从材料中（甚至主要是旧材料熟材料——因为新材料的发现毕竟可遇不可求，且机遇很少，难道没有新材料我们便袖手等待？）发现新问题。是的，学术的价值不在于量的积累，而在于用智慧之光去照亮被熟视无睹的事实，让那些黯淡无光的材料在这种光芒面前熠熠生辉，焕出生命，释放出它们内部隐藏的信息。我读大学时，听一位老师说，某某大学者看论文，先看你的注释和引用，若无新材料，他就不屑一顾。我一直不信任这种观点。这位学者要不太信任自己的智慧了，要不就太蔑视别人的智力了。何以故？因为他显然认为凡旧材料他必是已经榨干了它们所有的汁液，而别人决不可能从他的废渣堆中找出好东西。
罗素言：不要以为有了实证的方法，思辩就不重要了。这话深得我心。思想是思辩出来的，冥想出来的，不是实证出来的。用实证法能证出孔子的仁、孟子的义、老子的道，黑格尔的辩证法么？能证出自由的价值，幸福的内涵么？
来源：鲍鹏山博客2009-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