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 蜂刺:《新闻联播》前世今生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30 02:58:51

《新闻联播》前世今生

1、一个巨无霸媒体的诞生

很少有人知道,《新闻联播》一开始并不叫《新闻联播》,它有个冗长的名字:《全国电视新闻节目联播》。这个节目从1976年7月1日开始在当时的北京电视台播出,内容主要是各地电视台寄来或专程送来的电视新闻片。当时电视新闻都由胶片拍摄,加上路途遥远,等到胶片送到北京再冲洗出来播出,新闻往往成为旧闻。

等到1977年底,微波线路网相继建成,实现真正的《新闻联播》的技术条件已经具备了。设计新片头的任务交给了美工组的负责人张德生,有着多年电视设计包装经验的张德生觉得原来的节目名字实在太长,打在屏幕上字会很小,与画面也很不协调,建议把名字改成《新闻联播》。就这样,从1978年1月1日起,《新闻联播》这个名字正式启用。从最初的播音员背后屏幕左上角窄窄一块的白底蓝字标牌,到现在特技转出铺满全屏的蓝底黄字;从一座高耸着的广播电视发射塔到平铺着的中国地图,再到转动着的地球仪,《新闻联播》已经走过了整整三十年。

留给历史的,是1978年1月1日那天值班编辑黄一中手写的一张节目串联单。上面载明,这一天开播的《新闻联播》头条新闻是“邓副主席出席国务院办公室招待会,同外国专家欢庆新年”,时长3分钟;紧接其后是两条社会新闻:“河北马万水工程队勇夺新高峰”,时长也是3分钟;“山西平定县粮食获得丰收”,时长1分40秒。

如果从名分上来较真,《新闻联播》其实出生在中央电视台之前。《新闻联播》开播三个半月后的1978年4月18日,据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办公室下发的第001号文件,北京电视台才“经华主席、党中央批准”,正式改名为“中国中央电视台”,对外简称CCTV。

“中央”二字,在政治学上也许是个含混不清的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却是一个极具杀伤力的字眼。除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此前和此后,还很少有媒体命名时被冠以这两个字。但无论是当时批准改名的机构,还是眼看着这个名字横空出世的那些人,都无法想象,多年以后在央视举办的一场二人转选拔赛上,来自东北铁岭的那个农民赵本山会针对这个名字,当众说出那句经典的话来:中央台的毛病就是真把自己当中央了。

无论怎样,作为当时大陆的新媒体节目样式,《新闻联播》很快就让人们领教了电视传播的威力。1980年11月开始,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的报道在《新闻联播》陆续播出,尽管当时电视机还属于普通家庭很难拥有的奢侈品,这仍然是目前有据可查的《新闻联播》发展史上首轮收视高峰,其时其景唯有“万人空巷”四字可以形容。

翌年四月,全国电视新闻工作座谈会在青岛开会,这次为期一周的青岛会议首度为《新闻联播》度身量做了两大毫不含糊的特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电视台都是中央电视台的集体记者,有责任有义务向中央电视台供稿;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必须转播《新闻联播》节目。

这种地方无条件支援中央的体制一直沿袭至今,即便是在国内地位独特的上海,2007年7月以后,东方卫视也开始转播《新闻联播》。央视专设了一个与地方卫视对接的部门,即新闻中心下辖的地方新闻部。各省卫视也都有一个专门的部门和央视联系,名称不一,如广东卫视叫传京组,湖南卫视叫微(波)传(送)组,还有的地方索性叫重点报道部。这也是中央电视台至今无需在大陆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设立记者站的主要原因。

除了湖南卫视这种极少数已经靠市场生存的异类外,在各省卫视基本都成为各省“电视党报”的大格局下,各地宣传部门都把“上联播”当作宣传工作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在两会等重要会议期间,对上是宣扬领导政绩的时机,对下则成为各媒体单位的任务。凤凰新媒体总编辑吴征,曾经在安徽卫视新闻部担任某职务,回忆起十余年前带着任务进京为“上联播”奔走的经历,依然感慨不已。

青岛会议后的第二年9月1日,恰逢中共十二大召开,中央决定将重大新闻发布时间,由原来20点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发布提前到《新闻联播》节目发布。自此,从1978年到1982年短短四年间,央视获得了对上的独家授权,对下的绝对支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政策垄断为表征和以政府喉舌为实质的巨无霸媒体地位。

这个巨无霸的核心,显然就集中在《新闻联播》这一核心栏目上。在这个30分钟左右时长节目的庞大阴影下,伴随着彼时媒体传播形式的升级换代,之前风靡一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栏目,极具权威的《人民日报》社论等,都慢慢消退了影响。

紧跟在《新闻联播》之后的15秒广告时段,其广告费是所有电视节目中最贵的。1995年中央电视台推出该时段广告招标,曾经创造了“标王”的新名词。标王折射的行业变迁、传递的经济信号以及自身发展的戏剧性演变,使得这一称呼被赋予了超过其经济行为本身的内容。

2、联播式运作体制

相比央视其他栏目,《新闻联播》是一个相当独特的运作机构。在新闻形式上,它不同于一般的消息,也不同于纯粹的专题,其大致内容播出的顺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外交、访问、会议以及视察活动,中共中央或中央政府开的某项会议,有意思的是,这里面的新闻先后次序排列完全不是以其重要性,而是由领导人的排名先后决定的,同样,在重要会议上,政治局常委以外的每一个政治局委员,也都会给与时长大体相等的镜头。

在组织架构上,《新闻联播》虽然隶属于央视新闻中心的新闻编辑部,但迥异于央视绝大部分栏目采用的制片人负责制,也没有专门的采编团队,主要由中心下辖的时政新闻部、社会新闻部、地方新闻部和新闻采访部四个部门供稿。

负责时政新闻供稿的时政新闻部,是其中最为要害的部门。和央视对驻国外记者站人选的要求一样,在该部工作的记者编辑一般要求是台聘以上的职工,这些在政治上要求绝对可靠的职工,因为近水楼台,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地方官员争相结识的对象,以至于一位跟随采访了几年某届国务院主要领导的时政新闻部年轻记者,在家乡举行婚宴时,竟有当地4名以上副省级领导出席。随着这位领导退休,这位记者索性也走向了从政之路,现在已经是内蒙古某盟的副盟长。

似乎是作为一种特别的规格和待遇,在复兴路11号的央视方楼二楼,《新闻联播》是唯一一个享有专用审看间的栏目。每天下午五时半左右,分管新闻的副台长和新闻中心主任便在这里审看当天播出的《新闻联播》样片,重要的时政新闻往往还需经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领导审看。一条新闻最后能否上联播,除了分管的副台长和新闻中心主任,谁也心里没底。

曾经在地方卫视和央视都工作过的资深电视记者喻三龙(化名),有选送新闻上联播和自己直接给联播拍摄新闻的双重体验。喻回忆,自己选送或拍摄的新闻,倘若能上联播,是一件相当令人兴奋的事情,倘若还能入选联播头条,通常会赢得领导的特别表扬。

喻三龙描述送审联播的数十次经历:巨大的联播审看间里,朝西是一台同样巨大的电视,审片时,分管的副台长和中心主任坐在东边的两张大沙发上,送审的记者、陪审的制片人和部主任等则分坐在南北两侧的长椅上,沙发中间的茶几上有两部引人注目的电话,其中一部是可以直通中南海的红机电话。

喻三龙印象最深的是好几次正在审看时,红机电话一响,审看的台领导手一抬,送审的记者立即按住暂停键,众人马上屏息静气。鸦雀无声中,就见领导对着电话一边点头一边说是是是,等到领导放下电话,手一指,记者马上按下PLAY键,大家也跟着松了一口气,继续审片。审过了的,欢天喜地,赶快将样片送到新闻编辑部联播组当天的值班编辑手上;要改的,屁滚尿流,也立即蹦到隔壁机房修改;片子毙了的,垂头丧气而去。

3、杨伟光改革

对《新闻联播》的开创性贡献,无法绕过一个人。这个叫杨伟光的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在1985年调任央视副台长时,还完全是一个电视外行。但到1999年杨卸任央视台长一职时,其才华和贡献几乎获得台内外一致公认,央视新闻中心一位资深制片人回忆,身为台长的杨伟光,能为一个选题一个策划到上级宣传主管部门据理力争,在那里“说话也很有分量”。

1986年1月29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发生爆炸,《新闻联播》将其列为头条,并播放了足足6分钟。将国际新闻置放在国内新闻之前播出,这是一向以刻板形象示人的《新闻联播》最为出位的一次。在刚刚出版的《杨伟光的央视岁月》一书中,现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的杨伟光透露,这是他亲自拍板决定的。

《新闻联播》在新闻领域的突破,由杨伟光最得力的一个部下孙玉胜协助完成。1993年,孙玉胜率领从联播出来的一批人招兵买马,创办《东方时空》,第一次在中国电视界引入早间新闻的概念。次年4月1日,孙玉胜又在联播之后的13分钟时段开办《焦点访谈》,用杨伟光的话来说,是“让评论性节目进入以联播为核心的晚间黄金时段”。以此为基础,央视发展成立了新闻中心新闻评论部——这一中国电视媒体圈内赫赫有名的先锋团队。

央视新闻中心一位主编回忆,《东方时空》刚刚创办时,几乎成就了中国电视业的一个神话,时空的记者出差时甚至会碰到激动万分的列车员亲自端来洗脚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痛并快乐着”的白岩松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偷偷过来评论部干私活,一边还在感叹“一条狗牵进中央电视台叫几天就会成为一条名狗”;而离开湖南卫视来到新闻评论部的王志,正在地下室里过着后来被他称为“打了8年临时工”的北漂生活。

新闻评论部首任主任孙玉胜现在已是央视副台长。在一本名叫《语态——改变中国电视的十年》的回忆录里,他详细记录了从1993年到2003年创办新闻评论部这个过程。这种极具开放性的文化氛围,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末。一部名叫《分家在十月》的新闻评论部年会视频作品,在网络上广为流传,成为对这种氛围的经典诠释。

“时间紧,任务重,能不能绕过真理部?”2008年元旦,在央视附近一个茶楼里,凤凰新媒体总编辑吴征回忆起该片经典台词时仍然激动,“是走理性的平安大街还是走激情的三环路?”他当初辞掉在安徽卫视的正式工作投奔新闻评论部,仅仅因为那部冲击力极强的《分家在十月》的片子。很难想象,这种延安圣地般的电视新闻高地,居然最初脱胎于《新闻联播》。而彼时的《新闻联播》,给观众留下最深印象也最关心的一句话,往往是主持人的最后一句——预报当天《焦点访谈》即将播出的内容。

如果说前述改革是遵循新闻规律打破陈规,杨伟光对《新闻联播》的另一个革命性创举,是对其经济价值的开发。

1993年底,在《新闻联播》之后天气预报之前,杨伟光拍板加了一则30秒的广告。这一在当时被视为离经叛道的创举,甚至让时任广电部长的艾知生都觉得不安,不得不操起电话亲自向杨伟光询问详情。

但也就是从这则广告开始,央视开始依托《新闻联播》前后黄金时段进行点石成金般的广告招标。而今,央视一套和新闻频道两个频道中,并机播出的《新闻联播》开播前后短短数分钟黄金时段的广告招标金额,占据了CCTV16个频道全部广告收入的绝大部分。2007年度,黄金时段招标总额甚至突破80个亿。有人因此评价说,某种意义上,杨伟光让《新闻联播》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印钞机。

央视新闻评论部的一些老人们认为,杨伟光时代是央视的一个巅峰,自然也是《新闻联播》影响力的一个巅峰。他们喜欢回忆2000年以前的央视岁月,觉得那是央视曾经的“最好的时光”。

孙玉胜在新闻评论部的搭档,现央视副总编袁正明认为,无论是杨伟光还是孙玉胜,无论是就《新闻联播》本身还是外围进行的任何一个改革,都离不开彼时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他回忆,创办《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一方面是响应邓小平南巡讲话,另一方面肇始于1993年初的电视宣传工作会议,时任中宣部部长丁关根指示,“要创办一批新的栏目”。

4、“主旋律的创新表达”

2008年第一个月最流行的口头语叫“很黄很暴力”。这个对2007年12月27日晚《新闻联播》一则普通消息的狂热解构和激烈反讽,几乎一夜间席卷了整个中文网络,也极具反讽意味地自动成为迎接《新闻联播》三十周年的网络献礼。

作为一名曾经多次给《新闻联播》供稿的央视记者,喻三龙则感叹这个记者太笨,用他的话来说,“主旋律的创新表达”其实一直是《新闻联播》的主要任务,即便是在杨伟光治下的巅峰年代,《新闻联播》也一直有自己完整的一套意识形态植入技术。

1987年国庆节前后,《新闻联播》在常规节目之外首次推出挂标系列报道《改革在你身边》,被业内专家称为“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新形式”。此后,1989年下半年9至11月的三个月间,为了讴歌新中国成立40周年的成就,《新闻联播》一口气播出创纪录的180集系列报道《弹指一挥间》,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现在联播中推出的《时代先锋》和《永远的丰碑》。

由于担心这类千篇一律的语态会令人疲惫甚至厌恶,传播效果会陷入迟滞甚至停顿,从本世纪初开始,联播就尝试在“会议没有不隆重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之类党八股宏大叙事中,引入《百姓故事》式的个人化微观叙事。

这种语态改革的高潮在2007年6月10日到来。这一天,《新闻联播》和《新闻30分》同步推出一个叫《百姓纪事》的栏目,开篇报道《徐少勤和他门前的一条路》,讲述安徽蚌埠徐家湾农民徐少勤从税负较重不断上访被村里断路,到1999年税费改革后主动平整道路并带头上缴农业税,再到2006年全面免除农业税后村里修好柏油路、徐少勤开办农资站三个阶段的故事。随后播出的两集《高大妈的水缸》和《农民摄影家的新老照片》,操作手法和风格类似。

这种试图讲故事的主旋律宣传方式,尽管遭到新闻专业主义者“伪新闻”的抨击,但一经推出即获得宣传主管部门的充分肯定。

意识形态宣讲技术的微调,后来还出现在时政新闻领域。长期以来,中央政治局常委级领导人的新闻,一般用解说替代同期,因而除非像胡连会这样的直播,观众很少听到联播新闻里出现领导人的同期声。但1月15日的《新闻联播》,播出了一则胡锦涛在安徽视察时的新闻,在这则时长12分12秒的消息里,很少见地出现了总共3分零23秒的同期。

总书记视察淮河灾区王家坝村民郑继超家,是这则新闻的重头戏,开篇即用了1分零48秒的同期,“总书记对主人深情地说”,以了解灾后重建情况;之后又用了46秒同期,“胡锦涛郑重地告诉乡亲们”,中央政府对看病难和农村医保问题的新政策。临出门了,又是20秒同期,“胡锦涛又一次叮嘱村干部”,一定要把党和政府的温暖落实好。

这段新闻里的两个细节——胡锦涛查看村民的灾后补偿存折,走到院子里用手捧自来水喝,真切感人,让无数网民由衷赞叹。

但洋溢着意识形态热情的传统操作路径,始终是《新闻联播》的主体色彩。诸如“火线入党”等极具形式感的激励方式,在军警以外的行业已经十分罕见,对《新闻联播》来说,依然是行之有效的措施。2007年淮河抗洪抢险报道中,一个前方报道组不仅成立了由六名党员组成的临时党支部指挥报道,两名记者也适时在淮河边上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在央视,对这类报道技术的研究已经进入到了“体贴入微”的境界。2007年7月,《新闻联播》报道国务院一位副总理受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委托,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到淮河流域灾区慰问。尽管报道这条新闻的记者已经获得该领导的多次表扬,但事后的业务讨论中,编辑们仍然认为这种表述方式还有推敲的余地。理由是:“淮河流域发生灾情多日,受灾严重而且死亡多人,中央领导现在才下去,而且说是受委托才下去的,这样说法属于被动式”,如果能倒过来说,“某某某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到灾区慰问受灾群众,转达胡温的关心和问候”,会更加亲切一些,这样属于主动式。

但无论是什么样的改革,类似杨伟光时代将挑战者号爆炸的新闻放在联播头条的创举,即便在9·11事件和南亚大海啸这样的极端时刻,也再没有重演过。

而杨伟光开创的经济创举,同样也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一方面,尽管每年的标王和招标金额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产业转移和景气指数的晴雨表,但1990年代那种“每天开进央视一辆桑塔纳,就可以从央视开出一辆奥迪”的时代显然风光不再;另一方面,央视借助绝对垄断地位攫取的巨额利润,也不断遭到道德和公平的质疑。两者叠加在《新闻联播》身上,使得这个每天教导人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超级意识形态符号,越来越面目可疑。

5、转圆石于千仞之山

从来没有哪个媒体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新闻发生场,除了CCTV;也从来没有哪个CCTV的栏目聚集着如此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除了《新闻联播》。在某种程度上,CCTV和《新闻联播》不仅仅是一个专有名词,也是一个形容词。“做人不能太CCTV啊”,“这也太《新闻联播》了吧?”这几已成为约定俗成的调侃。

有人说,如果说央视现在充当的角色,类似十年前的中国足协;那么《新闻联播》就相当于中国男足甲A联赛。一面是“很好很强大”,另一面是“很黄很暴力”。在自己的博客里,三联生活周刊主笔王小峰这样描述自己看《新闻联播》的三重境界:从根本不看,到反着看,最后当作娱乐新闻看。

喻三龙的一位央视新闻中心同事则在博客上感叹,地方政府对待央视记者的态度,甚至可以作为检验当地经济和社会发育程度的重要标准。一般来说,越是经济相对发达社会发育相对成熟的地区,越是不央视。在可以很方便地看到港澳电视节目的广东,《新闻联播》的市场不大,收视率不高,已经是公认的事实。无可否认,作为威权时代的意识形态重镇,央视对这个逐渐呈多元色彩的社会的影响力,明显递减。

垄断是把双刃剑,在这个意义上,拥有毋庸置疑垄断地位的央视,特别是《新闻联播》能接触到核心信息源的优势,相反也是接受严密监管的劣势。如同样是在2007年的淮河洪灾报道中,央视可以派记者进驻国家防总,也可以第一时间拿到最关键的数据,但又不得不遵循宣传主管部门“多报道当地党委、政府组织抗洪抢险的具体措施,多报道当地老百姓舍小家顾大家的感人事迹,多报道有关部门组织救灾款物帮助重建家园的情况”的要求。这也是喻三龙认为为何每逢大事发生,凤凰卫视总能跑在央视前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地方和央视的协作关系,也不再像20年前那般亲密无间。在娱乐新闻领域,以湖南卫视为代表的地方台对央视的威胁和赶超,已成为既成事实。即便是在具备天然“合法性”的舆论监督领域中,地方利益的封堵对抗也越来越明显。最明显的例子是,2007年7月的河南陕县淹井事件,因为刚开始对是否能安全救出矿工的皆大欢喜结果尚无把握,地方派出大量警力层层阻拦央视记者进入现场。

更令央视人悲哀的是,三十年来,《新闻联播》式的刻板形象积累到后来,当它开始试图往正常化的新闻道路稍稍回归时,却不得不加倍小心,以应对种种猝不及防的解读。

上个月底,当《新闻联播》播出贺岁片《集结号》上映的市场和观众反应时,一条品质其实不错的新闻,反而获得了动辄得咎的诠释。认为这部电影好的人,觉得《集结号》居然上了《新闻联播》,简直是一种耻辱;认为这部电影烂的人,则觉得《新闻联播》居然表扬《集结号》,简直是别有用心。

从这点出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新闻联播》“换脸”是如此小心翼翼。2007年年底换上来的四个新主持人,还得在一年前的2006年6月5日,预先做一次脱敏测试,即便如此,同样也招来了对中国政局的诸多猜测。

这种通过中央喉舌自上而下进行社会治理的执政模式,究竟空间还有多大?可持续性还有多久?包括央视内部人在内,越来越多的人陷入思考。

一部分人自我阉割,通过内部学习强化自己和体制间的价值观认同,“真正理解了正面报道不仅仅是政治导向的要求,也是对中国现阶段社会的真实反映,还是绝大多数观众的要求。”另外一部分人则陷入几近人格分裂的挣扎。喻三龙感慨,央视最好的节目必须符合三个标准:“领导审片时找不到毙片的理由,在家里爱看,在公开场合也不方便表扬。”央视新闻频道一个在台内外都享有良好声誉的年轻女主持人,甚至把自己的MSN后缀设置成“转圆石于千仞之山”。

在央视业务楼一层的台史陈列室里,被传媒学者展江称为“标准的党的新闻工作者”的《新闻联播》现任主持人邢质斌和罗京的照片,和另外两位在19年前离开《新闻联播》的主持人薛飞、杜宪的照片并列在一排。这种似乎时空错乱的格局,仿佛是对上述复杂心态的一种不期而然的注释。

6、联播背后的新闻频道“二次革命”

作为最核心的垄断部分,《新闻联播》是中央电视台安身立命的根基,某种程度上,央视其他新闻栏目都只是对《新闻联播》的补充,包括开播已近5年的新闻频道。

开办专门的新闻频道,一向被视为现任台长赵化勇接替杨伟光上台后最为重要的一项改革。但自2003年5月1日开播已来,无论是圈内评价还是圈外影响上,新闻频道都乏善可陈,和开播时的预期相距甚远。央视索福瑞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央视16个频道中,新闻频道收视率长期徘徊在第九和第十名之后。

一个笑话是,根据央视新闻中心的统计资料,新闻频道是所有国家新闻频道中栏目数量最多的一个。大大小小29个栏目中,光新闻评论部就占据了16个栏目,陷入专题和消息分离,栏目和栏目隔绝,部门和部门各自为政的状态。

传媒学教授展江曾对新闻频道的开播寄予期望,认为新闻频道的成立与国家新闻政策的开放和新闻改革的深入密不可分,但5年的观察使他发觉,意识形态负担太重的新闻频道,过于回避最具生命力的重大突发事件的直播,而常常代以类似媒介事件的设置性直播,比如大江截流、水下考古等。

更有业内人士指出,长期以来,央视新闻频道陷入了一种“靠天吃饭”的怪圈,一方面是在香港回归十周年、嫦娥发射、十七大等大事频频的时候,新闻频道收视率明显占优;另一方面,一旦没大事,收视率立即低迷。新闻频道打出“有大事看新闻频道”的口号,马上碰到了“没大事新闻频道怎么办”的问题。

即便是遇到大事,也会时常遭遇到包括CCTV4和凤凰卫视在内的竞争对手的强有力狙击,当此之时,新闻频道往往会陷入对报道技术和传播效果的强烈不自信中。

最苛刻的评价来自网路。有网友甚至认为,新闻频道其实就是一个“巨型《新闻联播》”。

现任新闻中心主任梁晓涛2005年从经济广告信息中心主任(经济频道总监)位上调任过来。上任伊始,梁就开始着手实施对新闻频道的手术。第一次改革在2006年6月1日展开,这次被坊间戏称为“换了一件黄马甲”的新闻频道全面改版,并未取得太多实质性的改观。

2007年5月,梁晓涛又从各部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中心策划组,名义上属频道编辑部,实际上直属中心主任调遣,成为为新闻频道改革做调研准备的“军机处”。消息称,此番二次改革的计划是延展《新闻联播》的资源,使联播和新闻频道的其他新闻形式形成良性互动,反过来稳步促进联播的推陈出新,最后达到梁所预设的目标:“在坚守喉舌角色和公信力的前提下,打造一个与这个国家和央视相匹配的新闻频道”。

在央视索福瑞副总郑维东看来,一个栏目正常的周期率,大约5到10年就需更新换代。已经播出30年的《新闻联播》,这次被列入新闻频道“二次革命”的范围,也很符合逻辑。据称,刚刚宣布的方案是,以《新闻联播》为主体,成立一个专门的联播编辑部,作为改革重头戏,以起到放大和消化《新闻联播》所占据的央视独一无二的政策资源、部委资源和品牌资源的作用。

在这次改革中,央视人员最多声名最盛力量也最强的新闻评论部,也被一分为二,再整合进其他部的资源,变成为社会专题部和新闻专题部(另设国际新闻部和采编部),一些名牌栏目如《时空连线》、《社会记录》等,也将被整合进其他栏目中。没有人知道,春节以后的《新闻联播》乃至新闻频道,在“喉舌与责任”之间,究竟会以一种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观众面前。

国家税务总局南侧一条不起眼的小胡同里,北京市羊坊店路115号的原新闻评论部南院工作区,现在已经略显冷清,值班的保安感叹,这似乎是自半年前大规模清理黑工以来,院里指挥停车最轻松的一段时光。

6年前以北漂一族身份投奔新闻评论部的吴征,两年前已经离开央视加盟凤凰卫视,从总编室主任一路做到凤凰新媒体总编辑。在他看来,如果媒体离管制太近,离市场太远,无论如何改革,总是难有起色。喻三龙也准备在春节后辞职,专心开一家自己的小公司。这个冬天,在央视东门附近的一家肯德基里,这个在CCTV干了10余年的老电视记者笑称,自己实在干不动了,老了。

一直在密切观察CCTV的传媒学者展江,认为无论是《新闻联播》还是整个新闻频道,倘若宏观环境没有显著改善,任何单独改革取得成效的可能性都不大。他认为,引入竞争是当下唯一有可能的出路,“与其搞二次革命,不如在新华社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建立第二中央台。”

(本文刊发于2008年1月南都周刊,原标题为《联播三十年》,作者时任该刊主笔)

揭秘《新闻联播》里的政治学,你真的看懂了吗?

52岁的美女主播李修平的离开,让大家对新闻联播这个存在了37年的舞台唏嘘不已,只是你注意到播新闻的那个美女,有没有领略到她播的新闻传递的政治信号?
天下第一播绝非浪得虚名,有小伙伴就靠看新闻联播炒股发了财的。当然新闻联播最大的功能自然是传递政治信号,解读好这些被层层包裹的信息也绝非易事。
《新闻联播》的前世今生

《新闻联播》的前身是1958年的北京电视台的《电视新闻》,“赶英超美”、“五年计划”还有“大跃进”是《电视新闻》问世的大背景。当时国家广播事业局局长强调电视新闻要有“强烈的鼓动性”,《新闻联播》最初的定位就是“思想武器”。在那个时代,《新闻联播》就是强心针、精神支柱,它的内容集中在反映和报道中国建设成就。

不过,自1978年开播以来,《新闻联播》便拥有“重大新闻首发权”,成为“中国政坛风向标”。从中央领导,省级大员到许多企业家,都与它有过不解之缘。因为《新闻联播》,还衍生出不少高层秘事,它的主播亦因此具有了社会影响力,有的还当上了官方要职。

事实上,《新闻联播》更追求的是社会和政治效益。网友评论,你可以说《新闻联播》的报道不好看,但不能说它的报道不重要。没有足够的社会阅历和较好的领悟力,就无法彻底看懂《新闻联播》。

《新闻联播》的暗示 释放政治信号

不过,一些人对《新闻联播》的不屑一顾却没有阻挡这档节目连续多年蝉联内地观众满意度冠军。虽然央视“自当裁判”式的满意度调查遭到不少质疑,但《新闻联播》确实拥有不少忠实粉丝,而且这些人多是来自官场和商场的精英群体,他们有一套“如何看懂新闻联播”的理论。

在网上,有大陆网友整理出《新闻联播》释放出的政治信号。例如,“《新闻联播》可以嗅到一种方向性,比如前些天喊的打'大老虎’,圈里人都知道这只大老虎指的谁,这也是北京暗示某种态度。”

还有网友以调侃的语气总结了一些《新闻联播》的暗示规则:“前十分钟出现频率高的陌生面孔,必定要升职;职位高的很久不出现,必定有问题;偶尔出来扫一个镜头,证明到收尾不远了;至于领导给甚么样的景别,停留时间多长,排名先后顺序,这些都是不能出一点差错的,错了就是传递了错误的信号。”“另外,重大的新闻,要读懂反面。谁出现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没有出现。”

“重要的是谁没出现”
对《新闻联播》所具有的政治影响力,人们都不会有异议。
早前,曾有此次退休的张宏民穿中山装,引起多国使馆揣测的故事。对《新闻联播》“解读密码”般的关注,也发生在今天的省部级大员身上。2014年“两会”时,青海省省长郝鹏自曝,去年上半年,他和省委书记骆惠宁每周三必看《新闻联播》,为的就是从国务院常务会议新闻中,寻找一些“中央即将出手刺激”的信号。
在不少人看来,读懂《新闻联播》释放的信息,就可能抢得发展先机,或是发家致富。
一个经典的例子是,1992年,吴仁宝从《新闻联播》得知小平南巡讲话信息后,判断全国经济要大发展,因此下令动员一切资金囤积原材料,“至少赚了一亿”。2004年,他又从《新闻联播》报道中,估计到国家将对钢铁产业采取宏观调控,马上调整了华西村钢铁厂的生产销售计划,避免了重大损失。
企业家的“嗅觉”不输老支书。2011年的一天,浙江企业家孙德良从《新闻联播》中看到,中国将建立惠及城乡居民的家庭服务体系。孙德良头脑中灵光一闪,经过1年多筹备,成立了涵盖婚介、汽车、月嫂、健康等服务的浙江都市家庭服务公司。
对企业家而言,能登上新闻联播不仅意味着荣誉。去年10月,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现身《新闻联播》谈非公企业创新后,原先连续发绿的三一股票立马变红。
作为公众“直通中南海”的窗口,《新闻联播》被赋予了特殊意义。头条的安排,排名顺序,镜头停留多长,都被津津乐道地讨论。有人甚至总结:“一些活动谁出现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没出现。”
已故中共元老陈云就有一次特意上《新闻联播》的举动。1987年春,久未露面的陈云来到杭州,此时港台及海外报纸已有他“重病在身”的揣测。4月4日上午10时,陈云来到杭州西郊的云栖,脱下大衣、帽子,与干部群众一起植树。警卫员劝道:“天凉,可以戴上帽子。”陈云拒绝了:“戴帽子照相看不清楚。”
几天后,薄一波到杭州看望陈云,一见面,薄就兴奋地说:“我在电视里看你种树使劲还挺大哩。植树辟谣,谣言不攻自破呀。”
有高层“拒绝上镜”
作为《新闻联播》的报道对象,领导人与报道他们的主播之间亦有交集。
央视内部人士表示,重要领导人出访,一直保持着新闻联播播音员随访并出镜报道的传统。他们除了出镜、在出访地为新闻配音外,还要兼任记者提问。出访结束时,还要向外交部官员采访出访成果。
“请康辉来提个问题。” 习近平主席2013年6月访美与奥巴马会晤后举行记者会,第一个问题就钦点了《新闻联播》主播康辉。康辉也连发三问,除了问习近平,两国元首达成了哪些共识,就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进行了哪些讨论外,还提问奥巴马,美国将如何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做出努力。
平时,领导人与主播也可能在工作中相遇。2004年的一个场合,当李瑞英谈到“过去一年,央视收视率提升,平均每人每天收看时间增加了4分钟”时,在场的李长春曾打断她的发言:“你这个收视率是抽样调查得出的吗?”“是全国性的调查吗?”都得到肯定答复后,李长春补充说:“要有时效性、针对性和感染力,人们才喜闻乐见,才能提高收视率。”
事实上,领导人对央视“改文风”一直非常关注。对《新闻联播》中有关自己的报道,他们也有严格要求。据朱镕基任总理时央视的随行记者贺永强回忆,“除非重大的时政活动,一般的外事会见,朱总理都要求不上电视。他曾开玩笑说自己:'一个丑老头,老在电视里出现,人家会说,他在干嘛呀?’”
有人就是靠看新闻联播发了财
《新闻联播》报道的领导人活动的细节,却能够影响一个行业的起伏。
这方面例子不胜枚举:
比如,2013年9月8日新闻联播里,中哈两国领导人在飞机上共进早餐,家常咸菜加小米粥。受此消息影响,A股再次发挥“概念股”威力,作为唯一上市榨菜企业,涪陵榨菜(002507)9月10日开盘急升,一路上行。
再如2013年10月,三一和中联“打架”时,从表面上看当时的形势对三一很不利,三一的股票连续几天都是绿的。10月29日,《新闻联播》推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系列访谈,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接受专访,第二天,三一股票立马变红。
近期,“互联网+”一直是市场热点。2015年3月22日,央视新闻联播首次头条报道互联网金融,题为《互联网+金融 加出融资高效率》,新闻报道时长6分钟,阐述了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在中国的迅猛发展。新闻联播一吹风,第二天,“宇宙大行”工商银行就正式发布互联网金融品牌“e-ICBC”和一批主要产品,成为国内第一家发布互联网金融品牌的商业银行。
2015年3月25日新闻联播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称,要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珠江钢琴(002678)3月25日晚间发布公告涉足在线教育。珠江钢琴自称是全球年产量最大的钢琴制造商,第一大股东为广州市国资委,这两天股价正涨个不停。有人戏言,别看珠江钢琴3月25日收盘价才18.98元,没准也能冲上300元!
“《新闻联播》就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一面镜子,一个晴雨表。”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院长雷跃捷教授说,《新闻联播》37年来,能保持其形式内容,能保持高收视率,能保持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力,是由中国国情所决定的。
“老百姓可能不读报纸,不读大报的社论,但他们通过《新闻联播》了解中国政治生活的动向、趋势。”
最后,用一句网友的话总结此文——如果你还没有发财,那是因为你没有看新闻联播。
还在刷手机?新闻联播的时间到了!

如何看懂《新闻联播》里的「暗示」?

手把手地教给你看懂新闻联播的方法。

我以2014年1月27日晚7点的《新闻联播》为样本,来说明这一问题。但此前,我们需要讲一点理论。

1、没有足够的社会阅历和较好的领悟力,就无法彻底看懂《新闻联播》。

《新闻联播》是一档非常重要的新闻节目。《新闻联播》有两个重点:一个“新闻”,这毋庸赘言,没有新闻就撑不起这么一档节目;另一个常被人忽视的,就是“联播”。

如今是媒体重视分众化的时代,不同的媒体有着不同的受众定位,以在自身优势得到最大发挥的条件下,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而“联播”是不分受众群体的,《新闻联播》之所以仍在坚持“联播”的方式,就在于这档节目追求的是社会和政治效益。

也由于此,常有人批评,《新闻联播》、人民日报之类的媒体,没有新闻,只有宣传。这一批评并不准确:并非不报道新闻,只是不报道迎合受众的新闻;不能以“宣传”一概论之,更准确的说法是宣导。总之,你可以说《新闻联播》的报道不好看,但不能说它的报道不重要。

以1月27日晚7点的《新闻联播》为例,其第10条新闻为“青医附院:'阳光就医’取信患者”。这条新闻在外行观众看来,似乎只是歌功颂德而已,无非是表扬某医院做得好,甚至阴谋论者可以认为,该医院的领导是某高层的亲戚,通过新闻联播来宣扬政绩罢了。

然而,当我们细细品读这条新闻,甚至把新闻放在当前医患关系紧张的大环境中来看时,就会惊觉它的重要性。我在前面提到,没有足够的社会阅历和较好的领悟力,是无法彻底看懂《新闻联播》的。有过就医排队经历的人,对于托关系找后门插队的人一定是恨之入骨,甚至眼睁睁看着一些病情不那么严重的后来者,把病情严重急需住院的先到者的床位抢去。病情攸关生死,家属可以承受医术限制导致的无力回天,但不能承受不公不义造成的人命事件,这是诱发医患纠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为了缓解这一难题,这条新闻介绍了一种缓解医患关系的方法——设立床位协调中心。床位协调中心一方面把医院的床位数和病人情况用电子屏公开,另一方面协调住院病人的床位需求,通过信息公开的方式,使得病人得以监督床位,也让医生回避了人情压力。新闻的最后,还借一位患者之口“我们理解”来证明,这一方式对缓解医患紧张是有效的,患者是认可的。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陆定一,1943)。人们知道了事实,就会对此进行思考,得出适合自己的办法。这比空泛的政策方针宣传要有效得多。外行人,如我们,看这条新闻是看不出这么多门道的,但是对医生和患者群体来说,这条新闻是非常重要的。它促使医方据此思考缓解之策,也促使患者觉醒,知道可以采用这种方式,要求医院公开信息让患者监督,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不是采取暴力手段。这就是党媒对生活的“指导”作用。

2、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大概可以总结出几点:

(1)党媒的新闻价值观与市场化媒体的新闻价值观不同。市场化媒体对新闻价值的认识是:新闻要具备时新性、显著性、重要性、趣味性、接近性等要素;党媒则更重视新闻对生活的指导作用,强调新闻服务于政党对国家治理的有序化。(这里的政党应指中共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单一政党,革命时期的政党不算)

(2)《新闻联播》的新闻有其针对性,只有相对应的群体或产业,在其特有的语境之下才能理解新闻的真实含义。比如近来《新闻联播》常提到的,反腐败既要抓苍蝇,又要打老虎。在普通群众看来,无非是表决心、喊口号而已,但在官员群体来看,凭他们敏锐的政治嗅觉和信息获取能力,会知道这一表态意味着什么。

(3)看懂《新闻联播》,应该要有一点察言观色的能力。换言之,未经世事的学生们不适合看这个。此外,与知识分子们所认知的不同,《新闻联播》在群众里还是很有公信力的。

3、看新闻联播的方法:

《新闻联播》里的新闻有三种类型:告知型、抚慰型、引导型(有价值引导和行为引导)。不同类型的新闻有不同的作用。

看新闻联播的方法:从关键词看、从频率和时间长短看、比较(映衬、对比)着看、从播报方式看、连起来看。

接下来,我们以1月27日的《新闻联播》为例,学习如何解读《新闻联播》。1月27日的《新闻联播》共有20条新闻。

(1)、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法国总统奥朗德互致贺电,庆祝中法建交50周年。

引导型新闻(价值引导)。新闻的关键词是: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多极化。通过新闻本身,使受众认识到中法两国双边关系建立与发展的基础、中法两国的国际主张以及未来国际关系发展的趋势,是一次对国内民众的国际观教育。

当民众了解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价值观之后,就会认同当前中国在国际上的政策方针。

(2)、李克强在火车上召开扶贫开发会议。

告知型新闻。新闻关键词:陕西、小城镇推动脱贫,不具环境条件的整体搬迁,动员社会力量,周小川。

这条消息播报时间较长,说明其比较重要,要与之前的新闻联系起来看。李相上台以来,强推城镇化政策,并以之作为扩大内需、产业转型、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支点。中共中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城镇化给予了相当肯定,可见党内是认同这一策略的。此一则消息中,我们得可窥见这一政策的一些细节。

小城镇推动脱贫:城镇化的措施之一,是将农村改为小城镇,而不是让农村人口进入现有城市,加大城市人口压力。从中可以看出两个趋势:大城市的落户限制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有可能继续缩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反而将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脱贫二字也很重要,此前农民工要去城市打工,背井离乡、长途跋涉,且由此滋生了很多社会问题,而如今中央的想法是,最好能通过城镇化,让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使农民在居住地就业,以减少治理成本和社会问题(春运、拖欠工资等问题)。

不具环境条件的农村要整体搬迁:扶贫会议在陕西召开,陕西省此后可以搬迁农村了。当然这只是一个试点,成功的话有可能全国推开。

动员社会力量:所谓的动员社会力量就是指要让企业来弥补政府作用的不足,比如,安置被搬迁农村的人口就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兴建住房提供居住(房地产)、提供生活服务(服务业)等,对于此,政府将有可能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一些相关企业可借此机会获利。周小川:新闻最后提到,周小川出席本次会议。虽然没有明言,但信号已足够明确:资金下放。地方政府将在城镇化过程中拥有较大的财权,银行会提供贷款。

(3)、全国特殊教育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

抚慰型新闻。没有找到关键词。纯粹体现党和政府对特殊人群的关怀。

(4)、中法建交50周年庆祝招待会在京召开。

告知型新闻。无聊的会议新闻。第一条新闻播出不久又重说了一遍,实在因为这是人大的新闻,其实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

(5)、刘云山看望文化界知名人士。

关键词:保护文化遗产,重视网络舆论引导、重视新兴媒体引导,保护京剧、改进学风文风、刘奇葆。

告知型新闻。新闻中,领导人慰问了三个人,三个人各自提了意见和想法,分别是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京剧;重视网络舆论引导、重视新兴媒体引导;继续改进学风文风。其中最重要的是中间的意见,因为这次慰问的陪同人员是中宣部长刘奇葆,中宣部长既不管保护文化遗产(文化部),也不管改进学风文风(党中央),就管中间的舆论引导。

这是一个信号:网上发生的事情,中央都知道。

(6)、王岐山在中央纪委十八届三中会议上作工作报告。

告知型新闻。关键词:党风廉政建设、2013—2017年,党的统一领导、体制机制创新。

关于新一届领导人的整四风运动,人们大多认为,过不了多久就偃旗息鼓了。但是这则新闻告诉我们,这次整风运动最短也要5年(2013—2017年)。那五年之后怎么办?答案是:体制机制创新。即通过改革体制把整风的成果保留下来。近来也有一则与中纪委有关的新闻,大意是:体制是党风廉政建设最大的障碍。当我们把新闻连起来看的时候,就或多或少能对未来的趋势做出一点预测。

党的统一领导:也即是,整风由中央统一负责指挥,地方要服从中央的命令。换言之,这次整风不会交给地方“因地适宜”地去办。群众有问题应直接向中央反映,而不是找地方处理。

(7)、新春走基层:黄泥巴村通电倒计时。

引导型新闻(价值引导+行为引导)。“新春走基层”这个栏目,看上去好像是探访基层生活,其实说的都是“基层党组织”。无论记者如何深入,最终的落脚点一定是党群关系。新闻关键词:共产党员服务队、党员发挥服务作用。

这条新闻的引导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引导群众认识基层党组织的重要作用,引导党员关注基层群众的生活,引导人们关注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

(8)、拖欠一年半,田大姐拿到工钱。

抚慰型新闻。春节之前,对农民工的一种安慰,工资终有还的一天,不要灰心绝望,该过年过年。

(9)、陈邵洋:为患者麻醉七万多例无一事故。

引导型新闻(价值引导)。

(10)、青医附院:“阳光就医”取信患者

引导型新闻(行为引导)。关键词:住院插队,床位协调中心,服务置于阳光之下,改善医患关系。

前文已有对此新闻的分析。

联播快讯(国务院各部门消息):

(11)、世界输电规模最大特高压工程竣工(告知型)

(12)、机动车污染成为国空气污染重要来源(告知型)

(13)、内蒙古三下乡活动(告知型)

(14)、海军远海训练编队多兵种对抗演练(告知型)

(15)、铁路警方查获危险品超过16万件

引导型新闻(行为引导)。关键词:指甲油、打火机、发胶虽然可以上火车,但是有数量限制。希望人们在春运期间能更加注意乘车安全。

(16)、我台电影频道马年春节精彩不断(告知型)

国际消息:国际新闻方面,多半都是引导型新闻,且属于价值引导。

(17)、NHK新任会长发谬论遭谴责

告知型+引导型新闻。这一则新闻要分开来看。前半部分是“NHK新任会长发谬论”,这本身是告知型新闻,告知观众这一事实。后半部分是“遭谴责”,这部分则是引导型新闻,旨在引导人们认识到该会长的言论是错误的。

(18)、俄罗斯纪念列宁格勒解除封锁70周年

引导型。这一则新闻被安排到“NHK新任会长发谬论遭谴责”之后,是有其用意的。新闻本身并没有太多着墨于“纪念”,而是很大篇幅地提供了与二战有关背景材料,让人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人民带来了很大的苦难。

此条新闻与前一条新闻形成映衬,加深了受众对“NHK新任会长发谬论遭谴责”之严重性的体认。

(19)、韩提议2月中旬举行离散家属会面

引导型。这条新闻的关键不在新闻稿,而在于新闻画面。理论上,新闻应当为观众提供新闻事件的最新画面,而这一条新闻采用的却是资料画面。荧幕上家属们抱头痛哭,使电视机前的观众产生震撼,从而引导人们对亲情(过年团聚)和同胞(两岸分离)的内涵有所体会。

(20)、埃及将在议会选举前举行总统选举

引导型。《新闻联播》近来对埃及、乌克兰和泰国因选举而产生的动乱进行了长期的报道,其意义不言自明。

4、仅仅观察一天的《新闻联播》并不能充分地凸显这档节目的重要性,持续一段时间的观察才能很好理解它。

鲁迅先生说《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新闻联播》亦如是,官员们看见政坛风云,企业家看见发展机遇,农民们看见致富途径,小市民看见国家大事,学生们看见宣传和卖萌。总之,心里装着什么,就能看见什么。

政治篇

《新闻联播》可以嗅到一种方向性,比如前些天喊的打“大老虎”,圈里人都知道这只大老虎指的谁,这也是北京暗示某种态度。by 吕茉茉

前十分钟出现频率高的陌生面孔,必定要升职,职位高的很久不出面,必定有问题;偶尔出来扫一个镜头,证明到收尾不远了;至于领导给什么样的景别,停留时间多长,排名先后顺序,这些都是不能出一点差错的,错了就是传递了错误的信号。by 夜雪

重大的新闻,要读懂反面。谁出现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没有出现。比如,薄熙来出事之前一天,看懂了温家宝记者招待会,就已经能够猜出他完了。by 崔大尉

我知道80年代我的长辈为什么会坚持看新闻联播——源于恐惧。他们通过看冠冕堂皇的新闻联播,通过对政治人物的熟悉记忆可以看出背后的道道,生怕政治路线的错误殃及自己乃至家庭、家族。当然,后来政局真的相对稳定,而政治斗争也没有殃及民众,几十年过去也就导致和政治无关人等再不看新闻联播了。by yuziduo

经济篇

看新闻联播的目的不是为了了解什么,学习什么,而是让你知道政府想让人们知道什么,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政府力量巨大的社会里,对政府意图更好的解读对于经商确实是非常有益的。by 蒋孟君

记得三年前,好像是因为两会期间央视天天播关于高校就业问题,然后我领导说这是个好消息,好机会,说明政府重视该问题了,然后开始马上着手计划。by 钟岸君

《新闻联播》前一天说总理在飞机上吃家常咸菜,都没透露“家常咸菜”是什么,第二天涪陵榨菜就应声涨停,股价一路从30多涨到40多 by 靳Jayne

大概去年十月底的时候,正是三一和中联打架的时候,貌似当时的形势对三一很不利,三一的股票连续几天都是绿的。二十九号,《新闻联播》播了个专访梁稳根的关于非公有制企业技术创新的小专题,到了第二天,三一股票立马变红。by Victor Ren

连续几天播Google如何偷税漏税,如何涉黄了,如何帮美国窃秘了,那就是想赶走了。这时候,是不是很适合打着安全、反黄、民族之类的产品出现……;播什么哪儿哪儿农村大丰收,却卖不出去,但某某村大学生就利用网络卖出去了。很可能就要出台包括资助农业交易网站之类的政策;微信收费事儿闹起来的时候,记得新闻联播经常在报道国外IM软件收费的事儿,明显就是在造势,说明政府站在运营商角度说话,想造成舆论压力。by 仲晨

2009年CCTV在新闻报导了移动色情问题,并大量篇幅报导手机色情对中学生的影响。其中被曝光的网站有好几个是托管于上海怒江移动机房。新闻结尾还提到,截至新闻发稿,那些网站仍然可以访问。一天后,上海怒江移动机房遭遇封网处理,大量无辜网站被牵连关闭。如果他们看新闻联播,就能早早识别出国家的政策风向标。早早进行数据备份和备用服务器的部署。by 匿名用户

风险篇

信息的价值是和知道的人数成反比的。如果你知道某股票明天肯定一定以及确定的要涨10块钱,你肯定马上去买,这就把股票的价格推高了。知道的人太多了之后,股票今天就会涨10块,这信息也就毫无意义了。by 李搏扬

新闻联播要跟翻墙出去看到的东西合在一起看。你经常会在新闻联播里看到一个很莫名其妙的新闻,这新闻没头没尾,突然间说了个事,发了个声明,然后就结束了,你可能会觉得哪里不对,但是也不会放在心上,就这么过去了。而如果你刚好翻墙出去看了一眼,才会突然明白发生了什么。不过,如果你只看国外的东西也不行,很偏激,说的好像马上就要天下大乱一样,要中和一下看。by 匿名用户

问:“为什么CCAV《新闻联播》时段的广告是最贵的?”答:“因为商家都知道,爱看《新闻联播》的人是最容易受骗。

无责任转帖完毕

说明:转载以上信息表明本人赞同以上观点。未来视情况会不断更新此答案。本来打算就这么扔着这个答案不管的,因为已经被传播的很广泛了,不过转头一看自己当时写了“会不断更新”,所以就来更新一下吧。贴下我在其他回答里的回复:

其实个人对条分缕析的研究每条新闻的背后意义这种做法不是特别感冒,因为《新闻联播》始创时候的本质是全国电视台选送的新闻节目,最近几年,才改为加入一些央视提供的个性化内容。在一开始它就不是从中央自上而下的,兼顾工农兵学商这样的,而是地方自下而上的选送报道,现在节目改版以后就更没有什么宣教意义了。只有时政要闻还保留着之前的那些寓意。

所以我觉得对每一条新闻都仔细认真研读只是一切的开始,最终状态要做到知道什么新闻是有内涵的,什么新闻没有,知道某条新闻的来源大致应该是来自中央,部委,地方,公司公关,还是央视的编辑部(的实习生?),这样就免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

因为那么多人一直在努力研究《新闻联播》,也在持续发布他们的研究成果,我觉得只需要先看境外翻动网站,然后跟国内报道对比阅读就足够了。

对了,全国联播的形式也不是共产主义国家的独创,你可以把全国电视系统都看做一个唯一的辛迪加网络,你看美国每个城市都有ABC,CBS。NBC的地方分台,到点都是统一转播电视网的晚间新闻的。日本呢也是,有六个电视网(NHK,ANN-TV Asahi,NNN-NTV,FNN-Fuji TV,JNN-TBS,TXN-TV Tokyo),都是全国联播新闻的。英国的ITN也是。

只有时政要闻还需要用这种“解读”方法来看,而时政要闻在联播的比重现在已经缩小到了十年前不可想象的程度。这类时政新闻越少,标志着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正常,越变得像本来应该是的样子。

神经病国家的神经病做法。

排名最高的那个答案提到了涪陵榨菜涨停的事情,更是在正常国家里无法理喻的。领导人吃榨菜榨菜涨停,习总上台,习酒涨停,奥巴马上台澳柯玛涨停。。。不是精神病是什么。。。

一部分新闻需要你揣测的原因是:没有政治参与,就没有正常渠道反映民意。结果有的新闻就是放出风来试探一下大众对某些事情的态度,比如前一段时间的延迟退休的问题。结果骂的不行。怎么办?改方案呗。为什么要这么神经病,不能搞听证会,不能搞国会辩论么?就是不让你参与政策制定,就是不让你理解决策思维,你能怎么着?

在有一些,是有了领导威信之后,很多正常手段诉讼就不能解决问题,比如打老虎,先把谁谁谁手下的人都办了,最后再来泡面,除了新闻不说,其实全国人民都知道,泡面是迟早的事儿了。有意思么?

为什么不能走公开诉讼大家明面举证质证?就是因为如果走明面公开质证,大家都在电视上,你忽然抖出谁家的黑材料谁都受不了。所以这事情公诸于众之前,必须要摘清楚,谁有事谁没事。比如薄案爆发之后,黄市长是没事的。他是全国最懂金融的市长,技术官僚。所以没事。在中国这种案件背后,打击范围是精确划定的。与你是不是真的清白没关系,与你站在那一边有关系。

更进一步说,XX年,北京第一个个体户餐馆开门,总理去吃饭。你知道这背后的意思是什么?这背后的意思是说,这家馆子做的事情是对的,我支持。大家这么搞是没有风险的。总理的拜访是一个御赐黄马褂的过程。为啥不能讲人话?说,我们支持市场经济,比如私人开饭馆我们是支持的?

本质上来说,在一个全国神经病的国家,讲真话,讲人话是有风险的。

有事儿没事儿放个风出来,你自己揣摩,干的好了,是国家领导有方,干出问题了,是你自己对领导的思想没有领悟。

要我说,玩知乎的,除了搞新闻搞传媒的,最好都不要去解读什么新闻联播。同时,要求你的老板跟你讲人话,讲真话。如果我儿子有一天在什么地方问这种问题,那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耻辱。

我始终认为,客观规律是不以某些人的意志,某些媒体的报道为转移的。

比如房价问题。新闻联播说了不下30次调控吧,很多人以为得到了暗示,取得真经,抛售或坚决看空,结果呢?结果就像谢国忠,让人笑话。

正确的研究思路是:中国的不同级别城市应怎么划分?哪些城市将成为世界级城市,哪些城市将要衰落?人口向哪些城市流动?未来10年、20年城市人口预测?中国工业化所处阶段和未来预测?影响城市房价的诸多因素中,根本性的因素是哪个?

新闻联播宣扬的很多东西,都是与客观规律相悖的。比如太阳能光伏产业,比如前些年搞的新农村。

再如榨菜问题。总理吃榨菜进而股票涨停,这是多么短线的操作,有几个人从中获了利?巴菲特要靠这种消息投资,别的不敢说,肯定成不了投资教父。老老实实的研究思路还是:涪陵榨菜在行业中处于什么位置?其历史财报数据,近5年增长率多少?长远看,有哪些有利因素值得买进?可能面临什么竞争和风险?

只要消费者买,有海量消费者买,新闻联播报道它要涨,没有媒体报道它也会涨。关键问题不是报不报道问题,是消费者认同产品销量公司前景问题。

结论:新闻联播不是神,会有错误。新闻联播是媒体,也会有误导。综合多种信息渠道,独立分析判断,这是最重要的。

山河国运:南党·北帝·西匪·东商·中共产

时局图

文丨江隐龙

转自十五言,微信:www15yancom

清末民初的中国成了一个主义杂货铺。1912年,随着清末宪政改革的失败,持续二百七十六年的清朝国祚终于划上了休止符,为早已经硝烟弥漫的破碎山河抽走了最后一丝权力依托。天经地义的皇权一朝变成人人唾弃的对象固然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之一,然而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究竟何去何从呢?

逐鹿中原的各个势力各有各的算盘。自古以来,庙堂与江湖便是支配着中国社会的两系统,在历朝历代的更迭中,相生相克、互相牵制。然而,传统意义上的“二十五史”收录到《清史稿》就已经完结,清逊帝溥仪退位之后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皇帝接替他的位置,庙堂体系到此已濒临崩溃。于是,江湖上的“侠”之道在秦王扫六合之后,终于重新主导了中国这个阔别了两千余年的舞台,成为改写中国历史的主要力量——有人落草为寇,有人窃国者候,有人结党摄政,有人分疆裂土,在刀光剑影枪炮轰鸣中推行着自己的信仰或是迷信。民族主义。安那其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议会共和制。君主立宪制。总统共和制。一连串欧风美雨被各种军阀党魁大盗演绎到极致,在中华文明的中心建立了史无前例的“制度蒸汽朋克”,最后又将这一番轰轰烈烈尽束于马克思主义手中。从政治经济角度来看,这是中国最黑暗、最动荡的时期;从文化艺术角度来看,这又是中国最璀璨、最炫目的时期。各路近代掌门摆弄十八般武艺,上演起二十世纪的武林争霸赛,一时间西风惨烈,洪波涌起。

而此间的山河国运,将由这一次又一次的华山论剑决定。

南党:“大炮国父”孙中山

在孙中山时代,国民党还称不上一个党,只能算一个帮会。

1894年,学医出身的孙文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政治目标。彼时,孙文尚未学会“革命”一词,他只说“作反”。在海外,“作反”一词让华侨们掩耳掉头;在国内,“合众政府”的理想又被视为毒蛇猛兽,兴中会只能凭借桃园义气、瓦岗威风的江湖势力,才能在乱世中挣得一点点可怜的生存空间。最初,兴中会成员几乎个个是天地会红花亭的座上客,其中不乏歃血盟誓的会党分子——可惜金庸的武侠小说只写到韦小宝便戛然而止,否则自清末以降的东亚历史,绝对会是近代武侠的绝好素材。 孙文出生于广东,那里是清帝国领土的极南之地,也是中华文化的极远之地。乾隆之后推行闭关锁国政策,广州十三行成为唯一进行对外贸易的机构,“天朝国威”唯从此地输出,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万象也唯从此地输入,是以近代江湖势力挟裹着西方政治口号崛起于广东,既是命运偶合,也是大势所趋。孙文一生沉浮,终结帝制、开拓革命,建党从政、著书立作,后人称其为“中国近代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亦不算太过誉,然而这一切身后名,却不能掩盖孙文与生俱来的江湖草莽气息,连同兴中会在内的南方所有党会道门,几乎都是由几个冒险家牵头,以此起彼伏的暴动为手段,不断变换着政治口号而一心扩张势力直至问鼎中原。而孙文与兴中会,则是这一股股江湖力量中成就最大而最具代表性的客体。

1903年,兴中会几次暴动或失败或流产,为了争取华侨支持,孙文在五祖像前发三十六誓加入洪门。也正是借助洪六的资助,孙文得以游历欧美,到处演讲革命。1905年,孙文与黄兴、宋教仁等于日本东京,又在日本军国主义组织黑龙会领袖内田良平的牵引下组建了中国同盟会。同盟会建立伊始,孙文宣布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共和主义”,然而对于“共和主义”的解释,却是“先哲遗业”,上溯“三代之治”。同盟会盟书、宣言、方略上的日期均以“天运某年某月某日”纪年,而“天运”一词,正是洪门三合会的年号。

会以军兴。同盟会迅速组织了一队革命军,作为起事的资本,然而革命军旗帜式样的选定便引发了同盟会第一次明争暗斗。孙文提出采用青天白日旗,这是兴中会曾经的旗帜,沿用则意味着奉兴中会为正朔;黄兴则要求用“井字旗”,以至于要退出同盟会。旗帜之争只是表象,这些先行者在策划推翻帝制的同时心里怀着对尧舜时代那些古老传说的旧式憧憬才是其内涵。这是一个传统门派的掌门之争,每一个人都沉浸在武林盟主的幻想中,究其精髓,其实并没有所谓共和二字。

孙中山称梅屋先生为贤母

这种江湖帮派的思想几乎贯穿了孙文日后的所有活动,从中可以了解到为什么孙文终其一生热衷于暴力革命而非法律手段。宋教仁被刺,他发动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他发动护国战争;段祺瑞解散国会,他发动护法战争;到二次护法战争时,已是兄弟阋墙,以排斥陈炯明为目的了。共和国教科书认为这是孙文遭受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然而对于孙文本人来说,这也只是个人争雄天下荣辱沉浮的一环而已。

光景不待人,须叟发成丝。1925年,孙文连呼着“和平、奋斗、救中国”在北京溘然长逝。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南京中山陵,其陵墓气势雄伟,远远超过了同在钟山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明孝陵。

也许一切都可以从孙文成立中华革命党时的一番话中找到端倪:

“老实说一句,你们(同志)许多不懂得,见识也有限,应该盲从我!我绝对对同志负责任,绝不会领导同志 向专制失败的路上走去!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的人,如果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北辙……”

可怜,可叹。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孙文生前号称“孙大炮”,可惜他这个具有豪杰性情与胸襟的党魁,终于只是做了一个以“三民主义”与“五权分立”为招牌的政治迷梦,愈梦愈深,连同他的后人一起,未曾醒来。

北帝:“窃国大帝”袁世凯

对于共和国来说,北京是政府的别称;对于清朝来说,北京是帝王的巢穴;对于中国这个千年帝国来说,北京则是文化与制度两个层面上的龙脉,是华夏万里沃土的灵霄殿,是亿万臣民的紫微垣。

永乐十九年,明成祖朱棣怀着“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雄心壮志将都城迁到了北京,自此之后北京就一直是中国的皇都。顺治元年,江山易姓,清摄政王多尔衮统清兵入北京城,认为京师“诚万古帝王之都”,毫不犹豫地继承了明朝的衣钵,令顺治帝御皇极门,昭示天下,“定鼎燕京”。然而,1911年,有人对北京的地位提出了挑战,这个人便是孙文。

“南京是民国开基,长此建都,好作永久纪念,不似北京地方,受历代君主的压力,害得毫无生气,此后革放鼎新,当有一番佳境。”

无独有偶,参与过中法谈判、马关谈判的外交家、法学家伍廷芳也曾警告刚刚来北京的美国公使说:

“你抵达那个巍峨的北京城之后,要当心,那儿的空气是沉闷的。那气氛似乎会把人压倒,使他们变得保守。看来没有什么人能抵抗那种力量。”

美国公使后来是否受到了帝都的影响不得而知,然而孙文与伍廷芳这两个同是广东人的南方势力首脑对北京的印象却足以代表大部分南方人的态度:宣统三年南北议和,南方的革命党人同意将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的第一个条件便是,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革命党人的考虑不可谓不细致:作为一个延续了五百四十四年的前朝帝都,北京早已是理所当然的皇权的象征,它承担着向溥天之下、率土之滨推广政教风化的使命,而在清朝的最后一年,皇权体制经过不断自我完善,已经渐臻尽善尽美,这是革命党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南北谈判过程中,革命党人一再强调,这绝不是个人的想法,所有嫉恶于旧日腐败官僚政治的人都会同意定都于南京。

面对如此洪流,袁世凯的态度很简单干脆,那就是:

不可能。

袁世凯不南迁的理由与革命党人所担心的毫无二致。国都乃百年根本,也是北洋军阀权力的核心范围,离北京愈远,他们的权力愈弱,因此决不能轻议变迁。事实上,关于迁都的问题根本算不上是谈判,因为在定都这一问题上,袁世凯既没有妥协的主观意图,也没有妥协的客观必要。南方临时政府成立伊始,北京的官绅还未曾将这个新成立的草根朝堂放在眼中——在清帝逊位前,他们已经谋划拥立袁世凯为大总统,如果南方政府不承认,那索性直接称帝。对于袁世凯来说,是清朝还是民国并不重要,总统与皇帝的称号也没有什么区别,他要的只是九五之尊的权力,于是南方之间的议和,从一开始便失去了成功的可能性。

中华帝国的硬币


与共和国历史教科书所记载的不同,当时的中国人,也并不是那么向往连民国领袖都不一定弄得明白的所谓“民主”的——至少在北京,从寻常百姓到达官贵人,上上下下都散发着一种保守倾向。几乎所有的商店都挂着古色古香的横匾,琉璃厂的古董生意终年兴旺,新建的深宅大院也依然传承着紫禁城的基本结构。1913年,袁世凯先后发布了祀天和祀孔的命令并恢复了卿与大夫的爵位,这让宣统皇帝的“孤臣孽子”们更加怀念一辈子脚下的生活。隆裕太后去世时,袁世凯下令全国降半旗志哀,文武官员丧服二十七天,早已停工的光绪陵墓也开始复工营建。直到次年,一位前清官员写了篇《共和解》劝袁世凯将政权交还给清室,袁世凯不仅没有责备反而请他到北京做参议,这让前清的遗老遗少们不禁喜形于色:也许大总统很快要还政于清了。

这个国家真的更需要一个英明的君主吗?袁世凯心里也拿捏不准,然而舆论却容不得他反思。报纸上倡议复辟、抨击共和的文章汹涌如潮水,国学泰斗杨度甚至亲撰《君宪救国论》为君主制摇旗呐喊。“新约法”公布后总统之权力、继承完全参照皇帝,与此同时,恢复帝制的呼声铺天盖地而来,聚居在各个城市租界的前清遗老弹冠相庆,甚至把昔日的朝衣顶戴拿出来晒太阳。在国内,包括徐世昌在内的一大批封疆大吏支持着帝制;在国外,袁世凯已经得到了日本公使的明确支持。就在1915年,恢复帝制上应天意下顺民心,革命党人的辛苦眼看将在袁世凯还政与溥仪登基的典礼中划上句号。

然而袁世凯自己称帝了。自此,国民对他的道德期许全部落空。自此,袁氏辛苦经营的大局全盘瓦解。八十三天后,“洪宪”皇帝沉疴暴发一病不起,中华帝国就此绝笔。只留下袁世凯临终前示说完的那句话:

“他害了我……”

这个“他”是谁,已不重要。只是此时的中国,反的并不是皇帝,而是没有皇室血统的人僭位称帝,这和东汉董卓逼宫而遭天下诸侯群起而攻之又有什么不同?袁世凯得到了一个当曹操的机会,却等不到传给下一代,终于众叛亲离,忧愤而死。

袁世凯的“戎装”


可是中国,还是那个中国。北京,还是那个北京。从未改变。

西匪:“土豪双雄”阎锡山、冯玉祥

黄土高原上的风,比北京来得还要凝重。

当南方的革命党人举起“三民主义”的大旗时,当北京的总统或是皇帝进行着或真或假的议会选举时,西北依然是土豪、会堂、刀客、恶霸与流氓串合纠结的天下。陕西的军政府几乎全被一个叫“哥老会”的江湖门派控制,地方行政统治乏力,三秦之地帮会林立、教门横行。政府兵匪不分、官贼一体,西北的两大军阀阎锡山和冯玉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阎锡山出身于地主家庭,是泡着《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长大的传统文人。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阎锡山相机而行,利用太原起义成为了大都督,那一年,在陕西军政府门前飘扬的既不是十八星旗,也不是五色旗,而是“八卦太极旗”。

别小看这个“土包子”, 阎锡山是有两把刷子的


后来有人批评阎锡山参加辛亥革命动机不纯,是伪装革命,其实这声革命在他心目中从来与民主或是推翻帝制无关,他只是借助时势完成自己那一场紫气东来、真人出世的“汤武革命”,如果说,在中国千年的发展史中,辛亥革命可谓标新立异,那在中国的近代革命史中,这场“汤武革命”就显得有些非主流了。

抱着关起门来做皇帝的想法,阎锡山收拢了山西与外界的大门,一心一意建设着他心中的王道乐土。他改造农村的计划以“村村无讼、家家有余”为宗旨,以期实现古代父慈子孝史友弟恭的传统理想。对待工业,他认为“工业应有限制、商业应有限制,土地仅有私种。对待交通,他刻意将山西铁路修成窄轨,导致火车想进进不来,想出出不去。最后,这位实质上的“山西王”提出了自创的“公道主义”,称其为:

“无论何时何地,皆处于对之地位,故能博人人欣喜,处处为人乐于接受。”

在阎锡山看来,这种政治上“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政策会顺利恢复“立地上以承天,承天道以隆人”的传统文化基础。终于,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山西十村九困,十家九穷,一片凋敝。狭窄的铁轨阻隔了先进的思潮与文化,却未能阻隔中原苍茫大地上频繁的战事,阎锡山这种官方的“太平天国”运动终于在动荡中完全破产。

冯玉祥则是典型的农民的儿子。他父亲是乡下的泥瓦匠,后来投身行伍,十二岁就当上了一名大兵。直皖战争后,冯玉祥已成为混成旅旅长,与黑道有着莫大的瓜葛,就在此时,北洋政府任命的陕西督军自杀,冯玉祥借此一跃成为陕西的首领——凭着一个几近荒谬的理由,这位农民的儿子终于有了自己衙门,可以坐在高党之上发号施令了。

而他的所作所为,一点也没有拖“政治暴发户”的后腿。直奉战争后,冯玉祥得以驻足北京,便迅速进入了争权夺利、玩弄权术的角色。

1923年,冯玉祥联合王怀庆,逼走大总统黎元洪,扶持曹锟。1924年,冯玉祥联合张作霖、段祺瑞,掉转枪口再次包围总统府,逼曹锟下台。1925年,冯玉祥联合郭松龄讨伐张作霖,就在大局初定时反戈一击,导致郭松龄夫妇被枪决。1926年,冯玉祥再次计划逼段祺瑞下台,失败后复立曹锟,然而此时的冯玉祥已经有了“倒戈将军”的“美名”,大势已去了。

在这一系列的军阀政变中,冯玉祥豪言壮语及口号足可以编成一本语录。

“我们这次参加战事,完全是为尽我军人保国爱民的天职”!
“发还欠饷,万事好商量。没钱我们就全死在总统面前”!
“讨伐贿选”!“排除军阀专横,实行民主政治”!
“……”

于是乎,在自称了几年“基督将军”之后,冯玉祥留学苏联,加入了国民党,并成就了一项组织关系学奇迹,让其手下几十万军队在半个月之内统统入国民党。共和国建国后,这位倒了八次戈的将军,终于成为共和国教科书中为数不多的国民党正面人物,在历史课考点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冯玉祥盘踞的陕西,终于又成为共产党盘踞的中央,开始了新一轮与政府的对峙,并最终改变了中国政治版图。

冯玉祥还上过《时代周刊》

黄土高原上的风,冷漠依然。从古代史上看,它孕育了一个福祚千年的帝国;从近代史看,它孕育了一个同样中央极权的国家。或许这也是天意,诞生人文初祖的地方,注定不会被海洋文化侵袭,而由它建造出来的体系,无论多么与时代脱节,都注定会在苍茫中原占据一席之地,甚至一统中国。对于山西这个沉默停滞的省份来说,只能诞生出阎锡山与冯玉祥,而不可能诞生出孙文与革命党,因为有些文化上的盔甲,永远不会生锈。

东商:双子财神杜月笙、宋子文

中华帝国洪宪元年,面对相继独立的南方各省,袁世凯忧心忡忡地问张国淦:“你看西南打得倒我吗?”

张国淦的回答一针见血:“时局的关键不在西南,而在东南。”

没错。虽然未来中国的统治者依然遵循的由北向南的统一步伐,但中国的未来却在东南,不仅仅是因为“苏湖熟,天下足”的传统农业分布格局,更是因为东南沿海是海洋文化渗入的前哨基地,是中国迈向世界的第一个台阶。

东部控制中国,不靠刀兵,靠的是经济。

袁世凯当政,其军费依靠的是清朝遗留下来的税费体系;而北伐军得以与各军阀一争长短,则是东部商人用银票堆起来的。据金融家张嘉璈回忆,仅民国十六年四月至十七年六月,国民政府便发行了国库券与公债一亿三千六百万元,均由金融界先行垫款。近代以降,西方的公司与近代经济模式纷纷在这个远东最大的城市上岸扎根,以极强的韧性挖掘出了中国商业的潜力,使东部成为整个中国势力对比中最重权重的地区。日本报纸称:“革命军北伐成功,得力于江浙财阀之支持”,可谓一语中的。

国民党新一代领袖蒋介石当然不会不领悟这个道理。为了笼络与控制东部财团,他先后用了两种方式,起用了两个人。前者是杜月笙,后者是宋子文。这两种方式,影射了蒋介石与国民党的两种思维;这两个人,却同样将东部财团推向了一个巨大的黑洞。

先是杜月笙——青帮三大亨之一,靠贩毒、赌博发家的奇人。

杜月笙及一群达官贵人们的合影

纵使以非常传统的视角进行审视,杜月笙也依然是一位“江湖好汉”。当过上海市长的俞鸿钧如此描述杜月笙:

“出生农村,长大于都市……目击过……各种黑暗,故其民族意识特别坚强。先生交流遍天下……急公好义,为各界所推崇。”

国民党也是帮派出身,这颇对杜月笙的脾气。上海政变,杜月笙汗马功劳,立挺蒋介石,事成之后极具殊荣,被蒋委任为“海陆空军总司令部顾问、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行政院参议”,加之与法租界的关系,其在上海翻云覆雨无所不能,俗称“上海皇帝”。

作为一个商人,杜月笙毕竟是想做正经生意的,然而为了做正经生意,他所毫不避讳他的黑道手段。几年时间,他以中汇银行起家,进军金融界、控制航运业,直至成为第三届上海船联会理事长。杜月笙与蒋介石的关系使得上海成为了南京政府的金库,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在中原各个战场无往而不利,若缺少东部财团的支持,这是无法相像的。

这个时段,整个上海的商业体制依然借助着杜月笙黑白两道的势力来建立权威,上海的经济中心地位不可避免地沾染上江湖草莽的气息,然而这个时期也是“上海滩”最为动人的时期,是旧时代向新时代转化过程中最混乱而凄美的绝笔。

日本侵华战争发动后,这个联系人变成了宋子文。

宋子文生于上海,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1926年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1928年东北易帜,国家形式上统一,年轻的宋子文开始着手整顿财经状况,以期富国强兵。

宋子文上任的时候正值危难之际,政府花钱如流水,宋意图通过税务改革确保岁入,控制岁出。战争是个无底洞,政府的财政支出逐月上升,而宋不同于杜月笙,只愿意通过他从西方文化中学到的经济知识为国分忧,明显无法为政府筹到足够的军费。1927年至1933年,政府为应付军费共发行超过十一亿的公债,于是银行的资金纷纷用于投机,纸币滥发又导致了巨幅的通货膨胀,直到日军南下,上海的工商业终于陷入瘫痪状态。

右二为宋子文

1931年,在宋子文的努力下,国民政府第一次实现收支平衡,就在此时,面对新兴的共产主义与蒋介石的剿匪战争,宋子文与蒋介石之间出现了裂痕。宋如同管家一样,辛辛苦苦为政府筹着一分一厘,而蒋则如败家之子一般,把高额军费花在江西的丘陵中。终于,经济与极权擦枪走火,宋子文盛怒之下辞职,财政部长一职又回到了一个具有沉重传统气息的人手中:孔祥熙。

孔祥熙继任期间,共产党开始了浩浩荡荡的长征,东部财团也渐渐在其内外交困中走到了尽头。宋子文一声冷笑:

“如果中国面前摆着共产主义和实行军事统治的日本军国主义这两种抉择,那么中国将选择共产主义。”

不到二十年,谶语成真。

中共产:“诗人领袖”毛泽东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毛泽东写这首《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时,正值1931年冬春交替之节令。中央苏区层林尽染,山花烂漫,如一颗钉子嵌在离蒋介石老家奉化只有五百多公里的赣闽山区,这令国民政府的最高领袖感到一阵阵头痛。当然,那时谁也无法想像,未来中国的历史将由这个略显单薄的湖南农民书写——即使在中共集团内部,毛泽东也仅仅是领导核心中的一员,并没有掌权,那时在中央苏区占有统治地位的是王明,与共产国际关系最为亲密的也是王明。

蒋介石对中共苏区第一次大围剿运动与九一八事变发生在同一年,也正是在这内忧外患的多难之秋,蒋介石提出了那句著名的口号:“攘外必先安内”。中共对这句话百般唾骂,将其视为“假抗日、真卖国”的汉汉奸行径,然而正当其时,“攘外必先安内”既不仅仅针对中共,同时又暴露出中华民国这个低效的政府在战争的泥潭中面临的诸多困境。

“攘外必先安内”所指至少有三:中共、国民党内分裂派系、地方军阀。没有国民党内分裂派系的掣肘,中央政府或可一举兼并地方军阀;没有地方军阀的各怀鬼胎,中共绝无可能实现长征,将共产主义的火种播到陕北农村。如果国际环境稳定,蒋介石或许能将这三个安内之策徐徐推之,然而日本人磨刀已久,驻扎在东三省的两万关东军以迅雷之势横扫关外、扶立满洲,历史留给蒋介石的机会渐渐减少,留给中共的机会却渐渐增多了。

蒋介石的机会在于迅速在实质上一统中国,与日本形成对峙;而中共的机会在于求生存,有活路就有希望。蒋介石贵速战,中共贵久持,于是第一次大围剿之后的两年内,又爆发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大围剿,终于在1933年的秋天扫平了中央苏区,历史的天秤向蒋介石倾斜了,坐在南京总统府里的蒋介石终于长舒了一口气。

在他的视野里,麾下的百万大军已经在围剿“赤匪”的战事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然而在他的视野之外,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冯玉祥在北方一度和中共建立了联系;西北军、东北军在陕西、十九路军在福建都和中共暗通款曲;广东的陈济棠与中央苏区一直存在生意往来,甚至达成了“互相停战、借道长征”的协议;在张奎发的第四军中,中共几乎可以半公开活动——而在中共的“统战”名单中,赫然出现了国民党西北、东北、西南的诸多军阀的名讳,这种暗流涌动的关系最终成就了长征这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战略大转移活动,而中国朝代更迭的钟声,也终于在延安的窑洞里,悠悠敲响。

蒋介石在军官训练营做演讲

奠定毛泽东领袖地位的遵义会议召开在长征途中,可以说,长征同时承载了毛泽东的诗人气质与领袖气质,蒋介石这个心腹大患,就此成长为他真正的对手。攻克娄山关后,毛泽东感慨:“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会师陕北时,毛泽东挥毫:“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翻越六盘山时,毛泽东咏怀:“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到了1936年,毛泽东终于写出那首最具豪气的《沁园春》:“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中共进入陕北,如蛟龙入海,猛虎归山,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就此失去了武力统一中国的可能。中共的军队多出于农民,而西北给予了他们最辽阔的农村。国民党中,与中共交厚的军阀背后,也有着相同的土地。代表先进生产力与经济制度的东部集团以城市绅商阶级为基础,与中国最为广阔的农民道不同不相为谋,而中共的宣传口号,农民能听得懂。蒋介石在文绉绉地声明:“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或是“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时,中共的口号永远简单明了:

“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事已至此,中国城乡二元的经济版图终于分别交给了两个领袖。城市归蒋介石,农村归毛泽东,可是蒋介石可以守好他的半壁江山吗?

1942年,日本军队已经占领了从长春到珠江口的大部分地区,整个东部都被纳入大东亚共荣圈。

结语:中国人民的选择

中国人民选择共产主义确实是历史的必然,只是事情绝没有那么简单。辛亥革命后,中央集权的空洞造成了极度的思想多元化,什么话都有人敢说,什么主义都有人信奉。清末民初,是近代中国的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的第二轴心,而其文化遗产,却被一个大一统的后继者在无形中吞没了。从这几十年的乱象,总会得出中国最令人心痛的局面:几千年过去,中国的政治版图依然是一个错乱江湖。军阀,土匪,皇帝,领袖,流氓,党魁,王旗变幻,洪波涌起。紫禁城不断变换着主人,一出出闹剧或多或少改变着中国这艘巨轮的航向,终于在最后一刻,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主义,奠定了共和国历史教科书的格局。山河国运,就此暂告一个段落,一统江山的最后赢家,确实众望所归。只希望中国不再有乱世,不再天天听闻,金戈铁马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