镂空披肩:濮存昕：我那时“左”得可以

本文摘自《我知道光在哪里》 濮存昕 童道明 著

“文革”来了

1966年“文革”，正好是我小学六年级，没考试就毕业了，毕业后晃荡了一年多，也加入了红卫兵组织。大串联的后期常参加北京火车站清理外地人的行动。几天不着家，乐得自在。第一次晃荡了几天之后，半夜回家，担心父母发火，没想到我爸开了床头灯问明原由，只说了一句：“没关系，经风雨见世面。”就把我放过了。悬着的心一落下，我倒头就睡着了。还有一次在北京火车站遣送一个藏族宣传队，我们几个红卫兵孩子，哪抵得过人家人高马大，一被推搡就后退好几步，根本不是个儿。但这样的生活新鲜啊，后来有一阵子还住到景山公园里的北京少年宫。我参加的组织叫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红色造反团115师战斗队，这番号可是林彪大战平型关的队伍啊，想想就特别来劲。加上我们的红卫兵袖标做得很宽，红色绸面，黑或白绸的里子，戴起来特威风，人就怎么张狂怎么来。一伙年轻人常几十辆自行车前行，根本不管路口红绿灯是红是绿，高呼着打倒谁谁谁就冲过去了。想想也够无法无天的。

后来红卫兵的热乎劲儿过去了，就有些闲得发慌。父亲看我没事儿，就到剧院给我借小说看。我看书的速度非常快，完全是凭兴趣速读，隔十天读完一堆再换回一堆。小说也读，科幻也读，也看了好多俄罗斯文学作品。这对我后来的人生影响不小。

我父亲是人艺的党委委员，那时被划到黑党委走资派。和曹禺他们一块都被隔离着不能回家，但每日的饭由我爸爸骑自行车到人艺饭堂打上，送到史家胡同的“牛棚”去。

有一次，父亲趁着送饭回了趟家，一进门就挨个跟家里人握手：我妈、我姐还有我。我姐就不跟他握，意思是要划清界限。我父亲本来火就没处发，气得一巴掌打过去。可我姐也委屈啊，本来红卫兵当得好好的，我爸的走资派身份传到学校里，就被红卫兵组织开除了，她能高兴吗？我爸这一打，我姐就往外跑，这下我家就乱了套。我妈说，哎哟嗬，这是干吗呀。赶紧追出去。我们找了老半天，才把她从同学家里劝回来。我想我爸心里也肯定不是滋味儿。

还有一件事儿我记得清，是我四大妈来家里。她曾是延安抗大毕业的，老革命，那时当一所中学的校长。红卫兵批斗她，剪了她的头发，她因为跟红卫兵抢剪子，把小拇指的韧带给弄断了。到我家来，她戴了一顶帽子，人看着灰灰的，不是我平常见到的状态。大人们关在里屋说

“文革”那些事儿，我在外屋闲来无事，就没心没肺地吹起了笛子，吹的是那首《造反有理》。我爸那个气，出来就呵斥：“外头玩儿去！”事后他跟我说，你害得四大妈“神经”了，居然腾地从凳子上站起来，跟着唱《造反有理》。

知青生活刚开始，我觉得全世界都在我一肩上担着呢

很奇怪，“文革”的最初，我会那么地投入。满脑子都是革命，写大字报、刷标语，半夜踩着雪，提着用自家白面熬的糨糊去王府井贴大字报。后来“复课闹革命”了，1968年再进校，我上的七十二中是北京二中的分校。说是复课，基本上没有文化课。同年12月毛主席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我们这届所谓初中生都要离开城市去农村边疆。因为腿有毛病，我其实可以不去，但我就是要去，根本不恋家。跑到设在灯市口中学（也就是现在的二十五中）的招生办公室强烈要求，人家检查我正步走、蹲下去站起来。还要我写保证书，写就写。很快就被通知准备照片什么的，到派出所办手续，每个人还发票买到一只松木箱子，22块钱一个。可惜后来没留下，否则就是知青文物了。

听说我要走，我妈特意从河南“五七”干校赶回来。她要去火车站送，我不让，结果她还是到了学校。在校外的大客车上，同学们指给我看，说，你妈来了。其实我已经看到了她，只是故意躲着她，怕她动感情。被同学揭发了，只好不情愿地到窗口问什么事，我妈举着勺对我说：“勺没带。”我接了勺就又和同学说说笑笑去了，我妈一扭脸走了。我看到了她离去的背影，后背和肩微耸着，像是已经哭了。唉，那时候的我真是不懂事。

1969年7月我就这么离开了家，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那时我们一家人都不在北京，我父亲在北京市系统的团河农场，妈妈和弟弟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河南淮滨“五七”干校，我姐1968年就已经去内蒙古插队。弟弟跟我妈到银行的干校放猪，我姐在内蒙古牧区放羊，我去黑龙江第三个月被派去养马，我们家成了畜牧之家。一家五口身在四地，写信得用两张复写纸复写出三份，给三个地方投。在一封信里，我总是先跟爸爸说，然后跟妈妈和弟弟说，最后跟姐姐说，一家人的信都互相看，跟任何一方说的事全家都知道。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那时的知青，最能体会到这一点。写信是生活的一部分，很多人因为写信，提高了文化水平，这也是真事儿。这方面，父亲对我要求很严格。他常把我信中的病句、错别字标出，再寄回来。有一回，我因为想介绍自己的生活情况，把连队伙房、营房位置画出来，父亲还在回信中劈头盖脸批了我一顿，说，你那里是祖国的边疆，备战那么紧张，怎么能在信中暴露连队的方位图呢？

一到兵团就碰到水涝灾害，得赶紧抢救受灾麦子。每天都是上千人的大会战，排起横队一起在水中捞麦，那阵势，壮观！这事完了之后天就冷了，年初时，中苏边境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这又快到冬季了，仗是不是还得打?水涝灾害之后接着就要备战。团里组织了架线连，马上奔赴6师所在的抚远（在祖国版图的东北角鸡形的尖嘴处）。指示：各个师要抽出一个营，组成架线团，架设抚远到虎林的国防电话线。保家卫国，大家都喊着口号报名，我幸运地被选拔进来。出发那天早上,全连欢送卡车上的我们，那时还讲究男女同学授受不亲，可一下子那么多女生都特真诚地泪别我们，真有点儿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感觉，让我特感动。我们坐大卡车转乘火车，再从火车转坐卡车。三天三夜到了抚远的目的地，发现那是大片大片的沼泽地，打前站的人还没来得及为我们搭好帐篷。第一个晚上没地儿住，那可是冬天，黑龙江的冬天，你都想象不出有多冷。我们只好在卡车上过夜，在粮食麻袋中弄出个窝窝，把所有能穿的毛衣、绒衣、棉袄、棉大衣都穿身上，将就了一夜。早上发现，眉毛睫毛全都结霜冻在一起了。

开工了，干的活儿就是在草甸子里挖坑埋电线杆，每坑间隔五十米。每人发一把铁锹，铁锹得事先磨锋利，三人用一把镐。先拿镐把冰打开，然后下铁锹，以最快速度挖，挖出一个一米六长、六十公分宽、一米二到一米五深的坑，然后将电线杆往进一杵，连泥带水往里一埋。这活儿不能干慢了，因为一边挖一边还渗水呢，慢了水可就越渗越多，等于越慢越难干。经验告诉我们，穿棉裤、雨靴不好使，就得穿绒裤、球鞋。把干衣服搁在一旁，干完活，别人帮忙拿大衣围个圈儿挡风，脱光了换上冰凉凉的干衣服和棉裤，那个像冻铁板贴在身上的滋味现在还记得。连长年纪大不用干活，他揣着酒瓶挨个儿问：谁喝？有一次我逞能，接过去一仰脖，60度的北大荒酒，大半瓶下肚，从此有了个“海量”的美名。

白天干活，晚上还要轮着站岗。站岗的人当晚发一支枪，两颗子弹。守着一堆火，狼就在你的周围。它们是闻着食堂的肉味儿来的，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夜深人静，仿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睡了，只有我一个人保卫他们，就有一种自豪感，觉得这就是保卫祖国，在做最革命的事。心里还经常滚动着一些诗句，什么“枪刺挑落了晨星，战士迎来了黎明”，什么“淋一身雨水，就让我们用青春烈火烤干衣裳”。好家伙，觉得全世界都在我一人肩上担着呢。

种马班让我补了生理常识课

知青的生活当然艰苦，可也有许多值得回味的经历。放马就是其中之一。那可是我天高云阔自由自在的一段日子，别人扛着锄头下地干活，累个贼死，我则是吹着口琴去放马。马撒开在草地上吃草，喂饱了兴许中午还能回来抽空睡一小觉。这样的好差事连长为什么会找上我？可能我看上去像是那种认真负责的人吧。在农场，除了拖拉机，种马要算是连队最贵重的财产了。种马都有档案，户籍在哪儿，父系母系上溯几辈，都记录在案。我负责的主要是两匹种马，一匹叫苏宛，一匹叫阿尔登。苏联纯种马，浑身毛发缎子似的亮，蹄子有碗口大，被马蹄毛盖住了，真是好看。别看那是艰苦岁月，人再穷，种马享受的可是贵族待遇。我得给它吃鸡蛋、麦芽子，还有胡萝卜。鸡蛋不敢偷吃，胡萝卜没事儿，所以那时我没少啃胡萝卜。以前我是不吃胡萝卜的，自从养上马就开始吃了，它嚼我也嚼，看谁吃的香。每天还要刷马，保持它周身卫生。检疫员一个星期还不定期来检查一次。他要跟谁过不去，就专门摸马腿和肚子，那都是最容易脏的地方。　　　

在种马班我也有光荣事迹上过黑板报，因为给马洗生殖器。开春是动物们发情的季节，马也不例外。配种的马得是干净的，可一冬天下来生殖器里脏得很，必须洗干净。这活儿躲不过去。这活也确实难干，因为洗之前，得有一个发情的母马拴在前面，种马那玩意儿才能伸出来。要泡上温水给它洗，并且还要用消毒液消毒。配种的活儿也干，当然事先得掌握母马的发情期，技术员对这活儿最溜儿，他们把手往马屁股里一伸，就能判断个八九不离十。人工配种时，得让我的种马骑到母马身上，人在后面使劲把它的那玩意儿一推，马的精液才能喷到容器里，再分配给母马。一匹种马一次精液配得上好多母马，但得一两天内配完，否则就失效了。这些养马常识，也成了我的生理卫生课。人和动物是怎么一回事儿，真就是这会儿才开始懂的，当然，处在一群老职工堆儿里，他们满嘴也少不了这种“荤嗑儿”，拿马开涮，其实说人，开始还抹不开面儿，渐渐地也就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在种马班生活很自在，师傅有杆双筒猎枪，还养了一只大狼狗叫黑子。师傅枪法准，我们在后山上打野鸡，眼看师傅一抬手就能撂下一只，黑子那个兴奋，蹿着高冲上去扑它，黑子真有灵性，叼回来放在师傅脚下，尾巴拼命地摇，倍儿得意。我们还常到河里下挂子捕鱼，回家裹点面一炸，围上炕，就点儿酒，大家一起大嚼，嚼完了就睡，过瘾极了。在种马班还发生过一次险情。我在山上割草，马笼头脱了，马就顺着坡跑下了山。山下放的是一群怀孕的母马，要冲撞起来，麻烦可就大了。只要流产，就算事故。眼瞅着我的种马冲上去，母马一下炸了群，放母马的兄弟赶紧将母马往圈里赶。我想给种马上笼头，可马不老实，不听我的。这时候就看种马班老张头，他从马屁股后摸了上去，趁种马只顾嗅母马，一步蹿上，用胳膊把马脖子抱住，张嘴就咬住马耳朵，马立刻老实了。我这才有机会给它上嚼子，把马制住。好悬，但也算是有惊无险吧。

这样的经历没想到后来也用到了拍戏上。就是我拍过的那部《大漠紫禁令》，也算是早期的商业电影了。导演是个香港人，演员有周里京。电影在新疆吐鲁番拍时，我演一个武士，使一把剑冲进寇群。我骑的马是从甘南藏族自治州买来的，和当地马不合群。先是不进新疆马群，调教得终于能进了。正式开拍，没想到冲到演土匪的武师身边，我一挥剑，骑的马就受惊了，尥着蹶子把我从马头前甩下了马鞍。唐装的靴子有尖儿，钩住了马镫，我便一只脚在马上，一只脚在地上跳，被马兜了一圈儿。众人看得吓出一身冷汗，但我知道这时候无论如何不能撒缰绳，就拼命不让马头抬起来。后来一位新疆维吾尔族兄弟奋不顾身冲上去，制服了马，我才得以脱险。想想当时我没慌，有办法，也是当年养马得来的经验。所以我特别怀念这段日子。前几年我回了趟北大荒，特意到当年放种马的地方，看望了当时带我的老关。他已经老了，身体也不好。我很感激这些帮助过我的老职工，也感激那段难忘的生活。

业余宣传队，作为积极分子，我曾被孤立

现在想起来，知青生活七年半，种马班的日子只有一年，昙花一现而已。还没自在够，上面突然就要调我到文艺宣传队。

中午搭着车，到达团部。宣传股庞股长五点下班，我一直等到五点。他问我愿不愿到宣传队，我心里想的是有趣的养马，就说不愿意。他也没再说什么，安排我住招待所。我不知哪来的劲儿，没住，连夜往回赶。那年我正好十七岁，整整十七里路，我就那么走回连队。这是我一生走的最长的夜路，也是最难忘的一个人走夜路。真的叫披星戴月，月亮把雪野照得亮如白昼，四周静寂一片，整个世界都在沉睡，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走，听得见的只有我自己的呼吸，还有脚踩在雪地上的咯吱声。安静，从来没有过的安静，偶尔还能有一两颗信号弹倏地划过夜空，据说都是苏联特务故意放的。

第二天就受到了表扬，说我如何如何纪律性强。我也觉得自己特革命，这就是那个年代，喊句口号都是管用的。你只要听到“共青团员，跟我来”，就能大冬天穿着裤衩往冰凉的水里跳，捞搓麻绳用的沤好的臭麻。那个冷都受过了，何况走夜路？

后来还是到了业余宣传队演样板戏。演《沙家浜》，也演过《海港》。虽说是业余宣传队，其实嗓子好并且唱得好的知青有的是，可是我不行，我是个中低音的嗓子，分我饰演《沙家浜》里的县委书记程谦明，全剧就四句唱，最后一句“草药一剂保平安”，我唱不上去，只好有人幕后帮腔，得以蒙混过关。后来我成了宣传队的小干部。有一年做宣传队副队长的我被政治处从连队叫到团里，团里领导说：团里没煤了，必须在一个星期内组织一台文艺节目，到鹤岗煤矿慰问演出。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拉关系买煤。我说，“一星期哪能排得出节目，再说，大家都散在各连里干活呢！”领导说，“不行，这是任务。”接着补了一句，“你要是不干，就下连队去。”他说这话口气硬硬的，意思是不听话就离开团部宣传队，我当时没再顶嘴，只用沉默抗议，心里恨死官僚了。这种心理说真的一直影响到我现在，所以我害怕自己当了官也成了官僚。

后来这事儿双方都妥协了一些，他们说，排不出新节目，老的节目也行。一辆大卡车把宣传队的人都接回来，大家凑一起商议，只有六天时间，到底能演什么。商议的结果是，排几个新节目，弄几段老相声，最好来个小话剧撑时间。话剧本子从哪儿找？正好有人看到《解放军文艺》上有个现成的剧本叫《苹果树下》，说的是辽沈战役打锦州，解放军渴死也不吃老百姓苹果的故事。时间紧，大家分头做，我是导演兼主演，并负责舞美设计和制作。用木方和豆包布做布景。搭老乡家的小破房子，门口苹果树的苹果是我用纸浆做成的，树叶则是用缝好的豆包布画上树叶剪下来贴到网子上，再把很轻的上好色的纸浆苹果挂上去。整夜整夜地画布景，忙得连背台词都顾不上。领导审查节目，音乐都奏起来了，我这边词儿还没跟上，台上台下笑成一片。那位领导拂袖而去，但求煤心切，就这样让我们去演了。后来煤买没买到，也不知道，反正那时候总挨冻。

不管怎么说，这些事儿都挺锻炼人的。你想啊，全团一汇演常常是三四百号人，评比颁奖不说，还有吃喝拉撒睡都得负责。我那时是团宣传队的小干部，又那么积极要求进步，当然顶多大压力也得去做好。现在真不会有那样的干劲了。

不怕人笑话，我那时“左”得可以。要说小报告，我也打过。心里真的想的是帮助同志进步，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的。那时讲“一帮一，一对红”。可能是官话说得太多吧，我曾经一度被孤立。印象最深的是到佳木斯演出，大家到江滨公园玩儿。有人招呼着让大家站在刘英俊英雄塑像前合影，当我也走过去时，他们却不吱声了。这种排挤太明显了，太没面儿了，我只好拐弯到别处去。心里那个难过。这件事给我不小的震动，很长时间我都在想，“我的人缘何至于如此之差？”也向父亲写信诉了苦。他回信引了一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慢慢我才明白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凡事只觉得自己对，那还得了。

反正我二十来岁时真的特革命，讲原则，求进步。后来返城参军到文工团，也是一年就入了党。有一位当年空政时的同事多少年没见面了，后来她写了个关于我的短文发在媒体上，说看到大街上濮存昕做献血广告，她一点儿不吃惊，她说我当年就那样儿。

知青时，我亲历了一起自杀事件

看姜文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我费解一些媒体在讨论“黄秋生为什么死”。他们不明白，一个人被昭雪了怎么还去上吊。对我来说，这个疑问没那么难解答，因为当年我当知青时，就经历过一件真实的自杀事件。说起来业余宣传队的解散，也和这件事有关。

我们业余宣传队的队长比我大五六岁，当时也算老知青，大哥哥了。能演会写，还能当导演。样板戏《沙家浜》中，他是导演还兼演胡传魁，生活中却和阿庆嫂好上了。这在现在是多正常一件事。二十四五岁的年龄正是谈恋爱的时候，但那会儿就是生活作风问题。结果没弄好，“阿庆嫂”怀孕了，事情露了馅。这在当年可是天大的事情。好家伙，师里派工作组，团里也派工作组，排练演出一切停止，整风。背对背、面对面地揭发批判。自然“胡传魁”也被看起来了，不许自由行动，不许串供。

有一天上午，天下起了小雨，等着开什么会，大家就都待在宿舍打牌。“胡传魁”说要上厕所，几个人注意力在牌上呢，就说你自己去吧，快点儿回来。就没跟着。结果半天不见他回来。再去厕所一找，咦，没人。大家急了，挨个房间找。找到行李房，门从里面锁着，只听有蹬凳子的声音。大家心里就毛了，一位上海知青一拳砸开了玻璃，果然“胡传魁”把自己吊在行李架上了。

大家伸手掏着拉开门插销，赶紧往里冲，这时，只看吊在行李架上的他悬空转了一个圈儿，头一扬掉下来了，原来他不会上吊，只是把绳子转一个圈套在脖子上，没上死扣，悬空后一转圈就摔下来。可是悬空那一下也够狠的，他已经不上气儿了。有一位天津知青懂点武功，上来用手指夹着喉结往下一捋，算是把他救活了。

这是大事儿，得赶紧向上级汇报，正这时，

“阿庆嫂”知道了，她凄厉地一声惨叫扑过来，把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划开了，有人就开始抹眼泪。

上面的人很快也到了，板着脸，看看“胡传魁”：“怎么，要自绝于人民？”“胡传魁”闭着眼躺着。我看到他的眼泪静静地流向耳窝子，积在耳朵里。

命案未遂，团里也不敢再批判了，听说领导第二天晚上就请“胡传魁”“阿庆嫂”到家里吃饺子。安抚一通之后就让他们尽快返城回家，宣传队也开始下放，一个连一个连地换，每年都轮一次。要说一个团里这么多知青，怎么都认识我，就是因为下连队下的。

现在回头想，“胡传魁”与“阿庆嫂”何罪之有？2008年是知青上山下乡四十周年纪念，我在想，我们该怎么回首这段往事。集体语境往往要上升到社会历史的伟大高度，说一大篇的道理，我们甚至仍会不自觉地将之理想化，重温那些“淋一身雨水，就让我们用青春烈火烤干衣裳”的词句，但具体到个体的命运，就不可能是一句话、一个大道理所能概括的了。

忘了在哪儿看过两张照片，同样一群人，都是当年黑龙江建设兵团的，年轻时手搭肩膀照了一张相，三十年后重聚，又仿着同样的姿势照了一张。两张照片放一起，是被当做一件当代艺术品展示的，我在其中看到了岁月的痕迹，但也看到了一种心理深层的装饰感。当然，一件作品，一千人有一千个判断，我也尊重照片中这些怀有美好愿望的老知青，不过它唤起我的是一种复杂的感动，同时还有些怜悯与感慨。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曾那么的真实，又那么的不真实。

从我个人来讲，反映那一时代的作品，我比较认同王小波，也对姜文充满敬意，他们真正保持了个人的独立意识，这种个体意识放在当今文化中来看，也是很有价值的。

《太阳照常升起》“黄秋生”为什么会自杀？我觉得那里有对生命难以言状的失望。有人说：不是给你平反了吗，干吗还自杀？在那个把无聊当正经的年代，大家大动干戈地投入抓奸行动，剥了一层皮，审了一溜够，批判呀，检讨呀，羞辱一番后告诉你，没事了！马上你就皆大欢喜，做得到吗？不久前报纸报道中国人在巴黎老佛爷购物受辱，外国人无理刁难后又说你是清白的，礼节上轻描淡写道个歉就没人再理你了，你能想象、体会到类似黄秋生的心境吗？

这当然是我的解读啊，姜文自己的意图是什么，我并不知道。我只是很自然地想到了“宣传队怀孕事件”，同样有对人性的蔑视与对人格的污辱。“胡传魁”该不该自杀？他怎么会想到自己事发之后，最信赖的那个好朋友会起来揭发他，甚至还会有那样详细的侦查记录。哪天、哪时，在何地干什么。他怎么知道自己在初享生命最隐秘的欢愉时，有双眼睛在盯着……那还是他一直信任的眼睛—“所有人都不知道，你可以知道”的那种信任。秘密的分享最后都成为笔录，然后在整风时居然被公开读出来。而我们，这些当时二十岁上下的小青年，也真的把这件事看成错事。还有人翻毛主席语录，“你看，毛主席说十月怀胎，他们现在到几个月了？怀孕是怎么回事，接吻又是怎么回事。呦，接吻就是嘴对嘴，那多恶心啊……”

虽然嘴上这么说，谁心里又不想谈恋爱呢？之所以不去碰，真的是被这件事震慑住了。想到爱、结婚，感觉是复杂而害怕。到底什么是人生，什么是命运、爱情，有了这件事后，更令我们感到云山雾罩。

为返城，我在不断地考试

有返城的想法是1973年，那时许多人已厌倦知青生活，在动脑子想怎么回去。部队子女靠走后门参军，一些有志有心的青年暗自温习功课，想靠考大学改变命运，什么都不是的，靠打架致残回城也干。人心浮动，我的心也在动。对我来说，最佳选择是部队文工团招生，我觉得这是条出路，于是就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准备考试。

探亲假是每年12天。第一次回北京，我印象特别深。那是阔别两年第一次探家，坐着火车硬座，火车整整跑了两天一夜。车到北京站，天才蒙蒙亮，我拎着两个大包出站，包里装的都是我插队当地的土特产，有木耳、人参、豆油、蜂蜜什么的，突然听到火车站大钟的报时声，我的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这是曾经生我养我的北京吗？怎么那么陌生而又熟悉？”当年，作为红卫兵，我曾在这里遣散外地人，现在我又算什么呢？

回到了内务部街的家，才是早上六七点，父母刚起床。那时又没有手机、电话，谁也不知你啥时到家。所以真的是“不期而至”。将自己洗漱一番，父母说：你累了，先歇歇吧。就躺在自己曾经睡过的床上。一抬头，看见了屋顶上的水洇，那些小时候最让人浮想联翩的形状线条，还原封不动地悬在屋顶上，恍恍惚惚地确认，真的是到家了！一个人拿出一支烟抽，不巧被妈妈撞见了，赶紧扔，以为她会呲得我，她愣了一下，却说：好好一支烟，扔了多浪费。知道这是一种默许，意味着在母亲眼里我长大了，可以与父亲平起平坐抽烟了。

这都是第一次探亲的记忆。后来几次回家，这种感觉就没有这么强烈，因为目的变得很明确，就是要准备考试，做一名专业演员。练小品、背诗歌，还要练声。拜的声乐老师是中央歌舞剧院男高音的王嘉祥。他在发声上有独特的训练方法，许多京剧演员都找他学习，我也跟着一起练。为了学习，每天早上我都要骑着自行车去陶然亭或他家，路程不短，但那时也不觉得远，因为劲儿憋得足着呢。

立志要当一名演员，在知青期间，也陆续有些机会，但都阴差阳错给错过了。比如，有一年中央乐团合唱团招生，著名男中音杨化堂老师来到我们团挑人，我那时人在27连割麦子，并没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但听到信儿，还是充满好奇心地来到团部。我从门缝往里看时，有人就说：这也是宣传队的。试考的人就说：来来，唱一个。我亮开嗓子唱了一曲《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杨老师说：哦，次中音，挺好嘛。我赶紧说我没被推荐，他不以为然，说：那咱们争取一下吧，你到医院检查一下嗓子。这下麻烦可来了，医院说，没有介绍信，不给检查。我又跑招生办公室把情况说了一遍，办事的人对我说，一切得按招生程序办。这事就算黄在那儿了。现在有人对我说：幸亏你没考上。我说，可我那时不这么想啊。那就是棵救命稻草，我想抓住它远走高飞呢。

另一次机会，正赶上毛主席逝世。中央戏剧学院盛毅、何治安两位教授来招导演系学生。当时我们正好排了一个小话剧叫《熊熊烈火》，里面用的一个误会法引起了他们兴趣。还问这招儿是谁想出来的。第二天传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一切活动都停止了，我又失去了一次机会。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国家拨乱反正，我也时来运转。办病退回到北京，正逢空政话剧团招生。考试要演小品，我就选了“刷马”这个题，眼前无实物的一匹马，我要用动作表现，再加点小噱头，有点京剧《三岔口》的味道，考官就觉得我比较有生活，特别满意。可录取的时候又面临一关，就是政审。我母亲那时是所谓的“摘帽右派”，有历史问题。当时耀邦同志为老干部和反右平反还没搞呢。幸好中国人民银行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我母亲的情况，空政还是批准了我。这是我对空政话剧团最心怀感激的地方。一生都充满感激。因为没有这个台阶，不可能有后面的我。

空政招生时，第四届全军文艺汇演在即。7月要汇演，参加演出的必须都是现役军人。这使得我们正式入伍的节奏加快了，我也很快就穿上军装。这可是人生一大快事。我记得穿着军装回家，一路上特希望有熟人能看到我，可惜没碰上一个。可以说，有好长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沉浸在这种人生的大欢喜里。一个人一生中总有一些时段特别值得记忆。也就是人生的大关口。对我来说，这样的关口不会超过三个。第一个当然是从黑龙江回来，再就是当了兵，穿了军装进空政话剧团。第三个是进北京人艺。这之后再让我想，真就没了。因为那种关口，

突破了，就意味着你的追求、渴望，又向前跃进了一大步，不再犹豫也没有别的愿望了，笔直的路好像可以一直走下去。那种人生的大欢喜使自己都怀疑—老天怎么可能这么随便恩赐于你呢？

你能体味这种状态吗？就是干什么都是快乐的，四处充满了阳光。真心诚意地肯干。那时我和李雪健作为学员住一屋，两个比着早上谁先起床。眼一睁，嗬，他动了，赶紧起来，到楼道里争笤帚、抢簸箕打扫院子里的卫生。我俩还争先干好事，吃饭都紧吃快咽，好抢先下手帮食堂洗碗筷。那个时候再苦的活儿也不觉得苦，再平凡的角色也想演好，每天都像笑着生活，不知道忧愁为何物。

为什么如此高兴，当然是有比较才会这样。这一切和近八年的知青生活比，好像一根火柴将灰暗的日子擦亮了。我说过我是按病退回的城，1977年１月到的家，带去的木箱子又带回来，已经旧多了，堆在家里好几天，我老盯着它想，真的回来了？不再去了吗？白天认为是这样，夜里做梦却是反梦，梦见我接到命令还得回去，每次醒来，都惊出一身汗！

木箱子终究没留下，当时家里住房太挤，觉得它太占地儿，可能是给卖了。要是留到现在，我会把它捐给知青文物纪念馆。

我考上空政，生活算是发生了改变，我的许多一起返城的知青朋友却没我这么幸运。其实在那会儿，论唱歌跳舞他们都比我强，回城后却没有我这样的机遇。命运就是这样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