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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是导演的

阿城

张爱玲对新中国也是抱有希望的，不过她有个标准，就是自己的生活方式包括思想方式会不会受到侵犯，这个底线不能保持，就走。张爱玲一直到在洛杉矶去世，总是顽强地保持着个人生活方式不被侵犯，这是我最尊敬她的一点。
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在他的《鲁迅与我七十年》里披露，一九五七年罗稷南先生当面问毛泽东如果鲁迅还活着会怎么样？毛泽东很认真地回答，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我在十年前的《闲话闲说》里判断鲁迅会走，去香港。鲁迅不会去国民党的台湾。、他们都是以肉身逃避显现出他们大于具体的时代。

　

　
         记不清是二○○一年初哪一天了，总之是元旦过了而春节未到，接到田壮壮的电话。田壮壮说，你觉得再拍一次《小城之春》行不行？

　　我说行啊。我一向觉得没有什么是不能拍的，从三级片到主旋律，换句话说，题材不重要。拍什么不重要，重要是怎么拍，一拍，才见出你的选择、你的态度、你的解读。

　 《小城之春》是我看得很熟的一部影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是它的出土时期。一九八一年伦敦“中国电影五十年回顾展”、义大利都灵“中国电影回顾展”，受到重视的一是石挥的《我这一辈子》，另一个就是费穆的《小城之春》。之后八三年北京举行“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中国电影回顾展”，香港举行“中国电影名作展：三十至五十年代”和八四年香港“探索的年代：早期中国电影展”，都选了《小城之春》。从电影史的角度，《小城之春》得到非常的注视。

　

《小城之春》再现春光



　 我曾经在一九八三年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看过胶片的《小城之春》，看后很觉惊奇，它使我对所谓的中国电影史发生确实的质疑。同时，当时中国电影的精英们（听起来不像好话）正在嘲笑戏剧性电影，《小城之春》和当时举办的英国电影回顾展中的《冬狮》（The Lion in Winter），提醒大家好电影是各式各样的。

　　不过，此时张爱玲的小说在大陆也已出土多年，所以比较来看，费穆的电影作品，在开掘人物心理上不免浅得多，调子也亮得多。这样的比较其实不容易公平，但难免这样去比较，人物之间的关系刻划，始终是被注重的。

　　费穆在一九五○从香港回大陆北上去见江青，费穆对新中国是抱有希望的，但是江青要他检讨为何逃去香港，要他交代都做了什么反人民的勾当。这使以为还可以在大陆拍电影的费穆着实吓着了。也许他以为江青参加过他导演的影片《狼山喋血记》的演出，尚有旧谊，如果真是这样想，就真是错了，旧谊会有杀身之祸。费穆先生隔年便在香港过世。

　　我不知道张爱玲听说费穆的事情没有，当时张爱玲在上海与电影界是有接触的，之后张爱玲也去了香港。张爱玲对新中国也是抱有希望的，不过她有个标准，就是自己的生活方式包括思想方式会不会受到侵犯，这个底线不能保持，就走。张爱玲一直到在洛杉矶去世，总是顽强地保持着个人生活方式不被侵犯，这是我最尊敬她的一点。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在他的《鲁迅与我七十年》里披露，一九五七年罗稷南先生当面问毛泽东如果鲁迅还活着会怎么样？毛泽东很认真地回答，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我在十年前的《闲话闲说》里判断鲁迅会走，去香港。鲁迅不会去国民党的台湾，张爱玲去过，但她不会留在不能保持自己生活方式的台湾。他们都是以肉身逃避显现出他们大于具体的时代。

　　但我此次关心的不是费穆与张爱玲或鲁迅，而是我第一次看《小城之春》的时候想到的，剧中的三个人，如果活到共和国时代，会发生什么？他们肯定会活到共和国时代的，而其中最可能去到香港的，应该是章志忱。从演员来说，是韦唯去了香港。戴礼言，应该是那个小城的士绅，他不但有家园残败之痛，亦会有在小城里脸面上的尴尬，这在原版电影里没有透露。但家园即使残破，改朝换代后是完全保不住的，他和玉纹会被逐出宅院，之后和玉纹相濡以沫，这是任何一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识为常识的结果。章志忱会再来看他们吗？如果章志忱去了香港，他会像电视连续剧那样衣着光鲜地数十年后再来寻找吗？

　　这和改编《小城之春》的剧本有关系吗？有，因为我目击了《小城之春》之后的时代，我不是一个空我。因此我在剧本的结尾，让戴礼言与玉纹开始相濡以沫。这和原作并无违背，原作结构上是一个大闪回（Flash back），结尾处玉纹和戴礼言相继走上城头，望到的正是影片开始时的章志忱的离去。

　　即使相濡以沫，改编本的结尾，玉纹还是听到火车声时有了反应；章志忱也仍然舍不得玉纹的手绢，不能断然绝情。发乎情，并不是罪过，而且《小城之春》关键点正是玉纹与章志忱是互相有爱的，如果没有，费穆拍这个电影干什么？费穆只是强调“止乎礼”。

　　这当然也牵扯到一个时空更久的背景，即，将近一千五、六百年前的衣冠南渡，西晋而成东晋，及之后整个南朝都是相对北朝的游牧民族政权，以传承汉文化为自豪。之后一千多年，任何一个统一中国的朝代，都要对汉文化相当地认同，才会相对太平。相反的是元朝，将人分成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等，汉人讲的是北方中国人，南人是最后征服的南宋人，元朝对南人实在很不放心。不到一百年，推翻元朝的，正是南人。

　　

重视汉文化的主要是南人



　　大体上，对汉文化知识重视的，一直是南方人。康熙的南巡和乾隆的下江南，都有看看所谓的汉文明到底是什么样儿的心理。凡有科举，总是南方人中的多，文化典籍的收藏，大藏书楼也总是在江浙一带。即使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坚力量还是南方中国人，这都在在透出一千多年前那次南北大分裂的因子遗传。

　　因此像戴礼言这样的南方小城士绅，在剧本中经营他的形象，就有了以上的因子。而且，南方海禁开得早，得风气之先，五四虽在北京开端，但良性反应在中国南方，南方士绅家庭，多有请留洋学生为家教的。像戴礼言和章志忱这样的南方小城子弟，很早就读到纪德、巴斯卡、罗素，只要去看看浙江乌镇茅盾故居的藏书，就会大致有个概念了，而事实也大致是这样。所以戴礼言他们一代人并非是我们一杆子概念过去的封建子弟，他们其实是五四新文化润及的民国青年，他们只是不激烈，只是处在具体事物当中。从状态来说，戴礼言其实更温厚一些，虽然他脾气不好，但有自识，虽然他自杀，反而更开通，更有担当。章志忱反而不幸可怜一些，本来高高兴兴去见老朋友，打死也料不到遇见旧情人，慌乱，尴尬，与夫与妇关系乱做一团，换了谁也是一笔支出收入难以平衡的烂账。

　　至于玉纹，我以前有女性叙述角度的感觉，但迈克说得好，那是男性通过女性的叙述的叙述。虽然我说原作中的三个角色是五四新文化润及的一代，但中国南方历来是不守妇道者多，这从贞节牌坊只在江南地区存在可以看出来。如果江南妇女都守妇道，还要那么多的贞节牌坊来标榜镇压吗？凡提倡的必是缺乏的。北方的妇女，妇道历来不太束缚得了北方的妇女，我们从北史和唐书一路看下来，看到的还少吗？

　　以此来看，玉纹的刚强是有文化遗传养成的。不过我看戴家夫妇是对着颓废，在颓废中直见性命。历来也是南方人体会得颓废，见过千年以上的华厦毁弃，丝竹失音，肉骨成灰，我们看二王帖中的内容，李后主的词章，以及《红楼梦》中的江南气质，总像太湖中捞出的贝，壳内的玉质粉辉，你看到了就已经是死的了，惊心于靡彩夺目终是青冷笼罩，却又舍不得丢弃。

　　我这样的感觉，恐怕不是费穆要的。费穆要的是生命复苏，有希望，只是又有一些惆怅。

　　之后我要说的是，电影是导演的。这几乎是一句废话，电影进入制作，最终我们看到的影像，也就是电影，是导演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