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添加剂食粉:中国古代文人的艺术趣味

中国古代文人的艺术趣味  趣味高雅   　庄伯和 文人艺术所呈现的即文人的全生活………　　如今一谈到文人，彷佛就得跟古代连在一起想了，毕竟，时代不同。然而，只不过数十年前，外国人对于中国社会还普遍存在的文人阶层，似乎深感惊讶与兴趣，往往成为他们研究中国文化的课题之一。例如日人后藤朝太郎在「中国文化之解剖」一书中提到他在民国初年曾拜访济南巡按使衙门，见到官员的办公室竟充满文人墨客的气氛；首先是堆满的古书，让人彷佛走进了个人的书斋，桌上的文房四宝及其他器具，也完全表现了文人风雅的趣味，这样的办公室，其实正是一个文人的房间。他又说有一次到山东即墨城衙门，拜访县知事，饮茶欢谈之后，他求墨宝，县知事立即引他到邻室的书斋，当下大笔挥毫，又从书架上拿出几本书送他，使他深感中国的知识阶层随时都有「文字的」准备，在事务之余，也浸入翰墨趣味。然后后藤朝太郎联想到他当东京市长的朋友，平时最感困扰的是必须提笔挥毫应酬，因为是学法律出身的，写毛笔字自不在行，所以中日两国为官的趣味，实在不同。 由后藤朝太郎的经验，我也想起我尊敬的几位已故的长者。我曾至行政院拜访叶公超先生，当时他任政务委员，印象最深的是办公室墙上挂着四屏很大的书法拓片（已记不清内容），很有书斋的浓厚气息，众所皆知的，叶先生是一位名政治家、高官，但他精于墨竹、艺术、赏鉴，原也是中国文人必备的修养。俞大纲先生生前，我也常去他的怡太旅行社办公室，座位后面可也都是古籍；俞先生虽然对中国文人艺术常有所批评（如他重视民间绘画甚于文人画），可是他本身却极富文人修养，起码他的旧诗词造诣极深，同时，他在中国常规戏剧方面的成就，更为人所称道，这些也说明了他的文人身分。 吴子深先生，为当年海上画家中鼎鼎有名的「三吴一冯」之一，可说是一位典型的文人画家，然而他本身又行医济世（当年曾随舅父上京为慈禧太后及光绪皇帝看病）.李渔叔先生，早年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法科，后以少将退伍，然而大家都肯定他的国学成就，其诗词造诣亦无人不知，又擅长书法，说他是一位典型的中国文人并不为过。 再如庄尚严先生，一生献身护卫国宝工作，是一位典型的艺术家，尤以书法成就有名，虽然他毕业自北大哲学系，也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但他本身的常规文化素养，特别是他重视平日生活的种种趣味，也都说明了他典型中国文人的风格。换句话说，文人代表一种身分、气质，说是一种社会阶层亦无不可，但它并不属于某一个团体，也不是某种特定的职业。而在悠久历史中，所造就的文人阶层，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特色；所谓文人，占中国全人口比例虽小，但一直担任中国文化的指导阶层（尤其自宋代以后），在中国的社会结构里，是很重要的。特别是理想的文人，代表一种人文精神，也是孔子所说的文质彬彬的君子。 用现代的话语来说，「文人」或可译成「读书人」、「知识分子」，然而在现代文盲稀少、讲究专职、分工细密以及西潮冲击下，读书人、知识分子并不等于从前的文人，「文人」似乎已逐渐成为旧名词了。例如，你不能再要求县长写一幅毛笔字或要具备艺术修养了，因为术有专攻，现代社会要求他专心做县长的事，至于写字，可由他的秘书代笔。 而且，好像连专攻中国文学的学生、学者，也不能要求他提毛笔写字了，彷佛那已成为书法家的专利，对诗词有研究的，也不一定会作诗呢。 甚至以画画为业的专业画家，也不一定懂得作诗、刻印、落款呢！所以昔日文人的艺术趣味，如今格外让人怀念。讲趣味，现代的读书人可以「各具其趣」，却不一定有共同的趣味。而问到现代读书人的艺术嗜好，可能你会得到这样的回答：“我对艺术没有兴趣，我的嗜好在做学问！”不过说到趣味，正如个人口味不同，其个人的成份好像重得多，如就美学课题所研究的寻求其普遍性、共通性，自然今昔不同。 但中国文人的艺术趣味，是可以归纳出共通性的。 在这里，我仍得引后藤朝太郎于民国十九年出版的「砚及笔纸墨研究」中的几段话： 「中国整个社会是有那样的气氛，所以文人本身的性格得以培养出来。」  　「因时世变迁，咸认今日中华民国具有文人气息的人逐渐减少，事实上，到中国一看，才知决非如此；即使少了，吾人到中国的市街走走，随时可以寻查找文人情绪。夏天的黄昏，文人身穿水色长袖上衣，手摇大团扇，捋着长须，悠然漫步于江边；或聆听吊在那儿的雅致鸟笼中发出来的鸟鸣，也是一个文人的场面。或从劳动者在饭后，忘却一日之辛劳，手持栖在木架上的小鸟散步的风趣，也可看出一种文人气氛；又商店的小伙计，手拿着黄色佛手柑，边走边闻着香味的景光，也很有趣。」「中国，文人气氛普及社会各阶层，可以说，整个中国都染上了文人色彩。」 「旅游中国，一入其境，立即可发现到处流露文人气息又令人觉得舒服的文字，视线不禁为其笔迹之美所吸引，这与日本市街所见的招牌文字是截然不同的，这种日本油漆匠所涂的笔画，充其量只有字体而已。有心的中国人来到日本，散步于东京市内时，常说：『为什么日本人对挂那种圆圆不成书法的文字，却无动于衷？』怀有这种疑问的也不只一、二人。前几年举行第一届中日绘画展览会时，来自北平的金绍城、陈衡恪两位先生，就亲自对我说过这些话。对在中国见过文字的某些人来说，看到日本的油漆市招，是会引起不快之感的吧！？……中国社会，识字的人固然多，但无法书写的人更多，然而，整个中国社会，是以文字为其日常生活之重心，尤其，把书风编入自己的生活之中。……又觉得中国的书风带来一种柔和的气氛　，就此方面而言，可说其中心人物－－具有所谓文人气质的人，常以文字及其书风美化世间的努力，是被承认的；例如连文盲也会在住宅之前张贴美而有品味的书法作品，可见其美化社会气氛的努力，类似以从巧于书法的村夫子求得的对联，来贴在自家门口的心情，的确是存在的。」  　　　所以，后藤朝太郎是肯定中国社会是充满文人气息的。通常我们一提到中国文人的艺术修养，总说「诗书画」三绝是其最高的理想，从明代以后，篆刻发达，又加上篆刻，成为四绝。于是所谓文人必要的资格竟成： 　1. 能书 2. 能画
　3. 能诗 　4. 能篆刻 如果我们再从陈衡恪在「文人画之价值」一文中所说的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换句话说，文人艺术所呈现的即文人的全生活，由此不难瞭解文人艺术趣味之特征。假若再细究的话，综合古代文人艺术趣味，后藤朝太郎所提出的共通条件，值得参考： 　1. 嗜好书画诗文 2. 对文学及其他学问造诣深刻 　3. 嗜好篆刻金石    4. 精于茶道、香道   5. 嗜好盆栽庭园   6. 精于演剧、卜筮 　关于这些条件，细述起来，花费篇幅太多，也实非我个人能力所及，只好综合为以下三点：  　　一、翰墨趣味 　        古代文人特征之一，是能掌握文字，加上整个中国社会敬重文字的风气之下，中国艺术的特征之一，亦即处处表现了翰墨趣味。上述的中国招牌自是个例子，再如建筑装饰，图案主题，处处表现文字的深义及造型的趣味性，都反映了中国人（即使是文盲）在生活中对文字的兴趣；至于文人艺术，更不待言，可以说，文人的审美观全表露于翰墨天地，其五官所感，全藉翰墨媒介表现出来；文人以书、画为友的态度，亦即把自己投入翰墨天地，而且更进一步与现实相结合，这一点我们只要从类似西湖甚至板桥林家花园等名胜古迹所表现的文人艺术趣味，即可看出来。当然，文人的翰墨天地，最主要的即文人书画艺术的表现，其特征在于一直尝试把诗书画三种不同的艺术领域结合在一起，这种情形也是西洋艺术所没有的。例如宋代郭熙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苏东坡也说过：「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古来画师非俗士，妙想实与诗同出。」「画中有诗，诗中有画。」都是想把诗、画结合的例子。而以诗题入画或在画中题诗，更成为中国文人画的特色。 再说到书、画相结合，除了中国人自古已有的「书画同源」观念之外，中国文人还把「描」与「写」分开；我们现在常把描、写二字合用，但古代文人却认为写比描高级，只有画匠之流才会慢慢描，文人认为作画以写，就是含有书法的风味，采用了写字的方法才算高雅，而用描的方法，就是画匠俗人才用的，所谓雅俗之分，也在于描与写的区别。所以我们常在一些绘画作品上，见到作者题的「丙辰夏日写」之类的词句，也就不足为奇了。再如明代唐伯虎说：「工画如楷书，写意如草圣，不过执笔转腕灵妙耳，世之善书者多善画，由其转腕用笔之不滞也。」 董其昌也说：「士人作画，常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树如屈铁，山如画沙，绝去甜俗蹊径，乃为士气。」这种例子实在太多了，总之，从翰墨天地最可瞭解文人的艺术趣味。此外如文人书斋中的文房四宝或案头清玩，也无不反映出文人的翰墨趣味。 　 二、人格象征            追根究柢，中国文人的思想与艺术，不外儒、释、道之影响，但在这里谈论这些问题，牵涉太大，不过，我觉得倒可以用这一句话来综合──人格象征意义仍是文人艺术最根本的问题核心所在。举一个明显的例子，中国山水画往往不是在画有山有水的风景外貌的图画，而是在表露文人胸中丘壑，即寄隐山林，投入自然，都是文人思想的发露。 就像文人画最常见的题材──四君子（梅、兰、竹、菊）、岁寒三友（松、竹、梅），既非西洋的静物画，也不是风景画，画的不是这些植物的外形，而是藉这些植物的特点，以表现文人的理想人格。例如明代陈继儒在「梅兰竹菊四谱」序中，曾提及文房清供独取梅竹兰菊四君无他，以其「幽芳逸致」能涤人之秽肠而已。 因为松是长春乔木，能与严冬对抗，「论语」所说「如松柏之后凋」即在赞美人之美德，所以画松的目的在于表达中国文人的坚毅不屈精神。菊是幽闲的代表，所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菊，象征隐士清风高节。竹，更是文人清高气节的象征，例元代倪云林画竹不像竹，而像芦、麻，其实他的用意在于「聊写胸中逸气」。梅，在冬天开花，一样有对抗寒冬的毅力，也被引为文人高尚人格象征。兰，则是贞节的代表。总之，四君子、岁寒三友在中国文人画上都有其象征意义，有时它们同时出现在一个画面上，超越时间，超越空间，但表达的都是文人人格象征意义；不仅如此，文人也常喜欢在庭园中种植这些植物，其目的不只在求审美享受，最根源的仍在反映他们的理想人格。 在这里，我们更不难看出文人艺术所反映出的孔子或庄子「余技」、「技进乎道」的思想，即艺术表现不过是人格修养的一种手段而已。后藤朝太郎曾非常感叹中国文人对于艺术文物的鉴赏能力凌驾古玩专家，但他自己并不去开一家古董店；文人精于盆栽、庭园艺术，郄绝不自称庭园专家，甚至养金鱼、种兰的技术，都超乎专家，但仍当做文人的一种嗜好而已，当做一种「余技」、生活风韵的一部份而已。 这种观念，我们从明末清初李渔「闲情偶寄」一书是可以看出来的，「闲情偶寄」谈论戏曲、居室结构、器玩、饮食、花木、养生之道，然而后人对李渔的评价，仍把他归诸于一位典型的文人。  三、自然美之鉴赏         中国文人对于自然美的欣赏，有其独特的看法，由「诗经」已可见其端倪，而孔子、庄子等人的思想，更影响到后代文人的自然观；具体而言，文人艺术趣味表现于自然美的，除了诗赋绘画所表现的，试举几个例子如下： １. 假山：        在现实生活中，欣赏自然美，同时也将自然美本身当做艺术的素材，加以改造，而为自己的理想美对象，成为独特的艺术，在日常行住坐卧之间，有能力的则移自然于眼前，而有丘壑之想，庭园艺术中的「借景」固是一法，否则就建造假山，增添林园胜景，以慰人山水之思。在居宅里营造庭园，虽然充满贵族趣味，但文人更把自己的审美观投入其间，体现悠游于大自然的理念。 ２. 怪石：        文人爱石，充分表现其艺术趣味，例如宋代米芾见奇石则端整衣冠而拜，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南宋初年，杜绾着「云林石谱」三卷，详究一百十数种石之产地、石质、形状、色彩；再如李渔认为山石之美在「透、漏、瘦」，其实也在藉石反映人格，例如他说贫士之家好石心有余力不足，也不必要造假山，只一拳石即可安置风情，于其旁坐卧，以慰泉石膏肓之癖。这种审美观正如清代恽南田所说：「妙在一水一石」，一水一石也有千崖万壑之趣。 ３. 花木：          花木盆栽之赏玩，由来已久，也出现了不少专着，说明了文人的艺术趣味，例如宋代王贵学所撰「兰谱」，谈到竹三十九种，菊一百二十种，芍药一百余种，牡丹九十种，他则集了兰五十种。 可见在文人提倡之下，园艺发达自有其因，赏玩花木，使庭园、盆栽、插花成为自古以来的艺术。４. 禽鱼：        其实中国人不分贵贱，对禽鱼之嗜好是很普遍的。其中如鹤被目为仙禽，为文人所重，像六朝华阳真逸的「瘗鹤铭」，是有名的书法杰作，也表达了鹤的品位，再如宋代林和靖的放鹤故事、仙人乘鹤的传说等，都表示鹤与文人相亲近的关系。赏玩用的鱼，以金鱼为第一，始于北宋时代，南宋岳珂「桯史」就提及饲养金鱼的品第。总之，花木、禽鱼等自然物，因人工之妙，因鉴赏而表现了文人趣味生活。最后且引陈继儒「小窗幽记」的几段话，做为退出，因为陈继儒是明代典型的文人，他的观念说明了中国文人的艺术趣味之具体表现： 「雨送漆砚之水，竹供扫榻之风。」 「松枝自是幽人笔，竹叶常浮野客杯。」「好香用以熏德，好纸用以垂世，好笔用以生花，好墨用以焕彩，好茶用以涤烦，好酒用以消忧。」 「雪后寻梅，霜前访菊，雨际护兰，风外听竹，固野客之闲情，实文人之深趣。」「卧石不嫌于斜，立石不嫌于细，倚石不嫌于薄，盆石不嫌于巧，山石不嫌于拙。」「书台前，列曲槛栽花，凿方池浸月，引活水养鱼，小窗下，焚清香读书，设净儿鼓琴，卷疏帘看鹤，登高楼饮酒。」「净儿明窗，一轴画，一囊琴，一只鹤，一瓯茶，一炉香，一部法帖，小园幽径，几丛花，几群鸟，几区亭，几拳石，几池水，几片闲云。」「香令人幽，酒令人远，茶令人爽，琴令人寂，棋令人闲，剑令人侠，杖令人轻，尘令人雅，月令人清，竹令人冷，花令人韵，石令人隽，雪令人旷，僧令人谈，蒲团令人野，美人令人怜，山水令人奇，书史令人博，金石鼎彝令人古。」「怪石为实友，名琴为和友，好书为益友。奇画为观友，法帖为范友，良砚为砺友，宝镜为明友，净儿为方友，古磁为虚友，旧炉为熏友，纸张为素友，拂尘为静友。」「俊石贵有画意，老树贵有禅意，韵士贵有酒意，美人贵有诗意。」「插花着瓶中，令俯仰高下，斜正疏密，皆有意态，得画家写生之趣，方佳。」「木枕傲，石枕冷，瓦枕粗，竹枕鸣。」「瓶中插花，盆中养石，虽是寻常供具，实关幽人性情，若非得趣，个中布置，何能生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