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人鱼2全面猎杀完整版:九万兵工聚重庆 八年抗战建伟业（一）

全面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迁都

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北伐胜利后，国民政府只掌控了十数省，中国仍然处于军阀割据的状态，许多省份仍然没有统一，南方还有共产党武装割据。

“九·一八”事变，日本掠取了中国东北三省，其全面侵略，吞并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国民政府开始商讨日本侵略中国战争全面爆发后如何应对种种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政府首脑机关和国家指挥中枢的安全。部分政府机构开始迁洛阳办公，开始考虑迁都西安。

但是西北部军阀还没有完全服从中央，政府还没有一统，西北部人口和物产等自然条件仍然欠缺。且北面接壤苏联，他们已经在东北开始对中国实施侵略，斯大林还指示中国共产党全面展开“武装保卫苏联”的暴动。

1934年秋开始，蒋介石用一年多的时间，马不停蹄地对中原、西北以及西南的十余个省份进行巡视、考察、分析和研究，除恩威并施收拢各地军阀人心，围剿共产党势利力之外，对各地地形、物产、交通、人文的综合，作出了将战时国家的最后根据地确定在四川的重要决策。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偕其高级幕僚陈诚、顾祝同、杨永泰等乘飞机由武汉飞抵重庆，从而开始了他长达半年之久的西南之行。蒋介石这次西南之行的真正动机，首先固然在于追剿红军和统一四川及西南诸省于国民党中央势力的控制之下，而另一方面，此行对他最终确定以四川为抗日根据地的决策有著重要的影响。

随着他对西南三省地势、气候、矿藏、物产以及民众意愿的进一步了解和认识，还随着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工农红军进攻四川，遭遇四川军阀强硬抵抗，共军败退撤出四川。更随着国民党中央势力对西南三省的深人渗透以及对该三省政治、经济、军事、财政控制的加强和巩固，蒋介石对西南三省特别是对四川的认识才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以四川为对日抗战根据地的思想也于此过程中逐渐形成并越来越坚定，在他离开四川之前完全确定了下来。

“七七事变”之后，七月十九日，全国各报头条刊载了蔣总统在庐山发表談話的戎裝照片。照片上的蔣介石，情緒激昂，高举拳頭。“如果放弃了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抗战到底，牺牲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決心，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图苟安，便会陷民族於万劫不复之地。”“我们希望和平，但不求苟安。我们不求战爭，但可能被迫自卫。”說明了中国的严正立场，清楚地表明了抗日到底，不惜一战的決心。

8月，由主席林森率领的政府部门要员，乘海军内河装甲的“永绥号”兵舰迁重庆，经三日过武汉后，发布《国民政府迁驻重庆宣言》新闻。过宜昌后林森率文官、参军、主计三处长官和高级官员，先乘“民风轮”启行；其余人员、物资则另乘“民贵轮”随后跟进。两轮昼行夜泊，当晚即宿四川巫山，次日宿万县，25日泊涪陵，26日侵晨，“民风轮”先期进入重庆航段。在朝天门受到热情欢迎，林森此行，对稳定国家，激励抗日有重要作用。

随之，即开始全国政府机构、文化、教育、商业、工业，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投身抗日的人民，他们从全国各地，扶老携幼，爬山涉水，一步一趋向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的大迁移，这场大迁移估计超过2千万人，大部分聚集在四川，在战时首都——重庆。

艰难搬迁三年 兵工聚集九万

“九一八”事变前，国民政府掌控的兵工厂只有汉阳、巩县、金陵和济南等6家。到了1937年抗战爆发时，国民政府实际掌握的兵器制造厂增加到14家，隶属军政部兵工署，署长俞大维(1933年1月-1944年12月30日)。其区域分布大体为广东3家，河南、武汉、重庆各2家，山东、湖南、广西、南京、上海各1家。

抗战爆发后，在南京的国民政府决定将设在广东、上海、济南、金陵等兵工厂开始内迁。

中国兵工企业在抗战期间的内迁，从实施的时间来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37年9月至11月，第二阶段为1937年12月至1938年11月，第三阶段为1939年至1940年。

初期，国民政府对战争形势估计不足，没预计战争会旷日持久，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英美出面调停，并且低估了日军的军事进攻能力，因此，只将工厂内迁到武昌为目的地。国民政府原来想要保卫武汉，兵工厂大多是迁往武汉。此时的武汉不但成为全国政治、军事和文化的中心，而且也是经济的中心。

不料，1937年12月，中国七大城市飞快陷落，南京陷落后，日军志得意满，认为中国已经逃不出灭亡的命运。日军溯长江而上，矛头直指武汉。1938年6月29日，日军逼近马当防线，于是内迁至武汉的工厂，包括兵工厂便须要展开新的搬家行动，今次是向西南、西北地区拆迁。

当时内迁的兵工厂，计有：金陵兵工厂，军用光学器材厂、济南兵工厂、广东第一兵工厂、广东防毒面具厂、巩县兵工厂、中央修械厂、炮兵技术研究处、航空兵器技术研究处、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中央南京飞机制造厂等。

抗战初，首批搬迁的兵工企业的具体搬迁日期，据资料显示：上海炼钢厂1937年9月迁汉阳，济南兵工厂1937年9月迁西安，金陵兵工厂1937年11月迁重庆，巩县兵工分厂1937年11月迁四川泸县，军用光学器材厂筹备处1937年11月迁重庆（次年再迁昆明），巩县兵工厂1937年11月迁长沙，中央修械所1937年11月迁湖南衡阳。

抗战开始后，中国兵工企业受到日军轰炸，迅速搬迁进入第二阶段。军政部兵工署于1937年12月首先给广东第一兵工厂下达了搬迁命令，次年4月又向广东第二兵工厂、广东面具厂（即广东化学厂）下达了搬迁命令。

随后，搬迁命令陆续下达给第二批内迁兵工企业。大规模的兵工企业陆续进行搬迁。广东第一兵工厂1937年12月迁到广西融县（1939年12月再迁贵州桐梓）；广东第二兵工厂1938年4月迁重庆；汉阳火药厂1938年5月迁湖南辰溪；济南兵工厂1938年4月由西安再迁重庆；钢铁厂迁建委员会1938年6月迁重庆；汉阳兵工厂1938年6月迁湖南辰溪；炮兵技术研究所本部及炮弹厂1938年6月迁重庆；炮兵技术研究所枪弹厂1938年6月迁重庆；炮兵技术研究所汉阳炮厂1938年6月迁湖南沅陵；炮兵技术研究所汉阳炮厂一分厂1938年6月迁广西桂林；上海炼钢厂1938年8月由汉阳再迁重庆；中央修械所1938年9月由湖南衡阳再迁贵阳。

到了第三阶段时，具体只搬迁了四家，即：巩县兵工厂1939年12月从湖南长沙迁重庆；广东第一兵工厂1939年12月从广西融县迁贵州桐梓；汉阳兵工厂1940年春从湖南辰溪迁重庆；汉阳火药厂1940年10月从湖南辰溪迁重庆。至此，中国兵工企业大内迁便大功告成，落下帷幕。

从1937年至1940年的兵工厂内迁，内迁的兵工厂数目，有不同的说法，例如一说中国由兵工署直辖的独立兵工厂共有17家，其中11家驻扎重庆，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二。这11家兵工企业属于战前原有的仅2家，其余9家均为内迁而来。一说据统计，内迁的国营工矿和兵工厂，兵工署先后内迁的兵工厂有14家。

按史料记载，除第40工厂（抗战后撤销）在綦江外，其余各厂均分布在两江河谷地带，这种分布便于各厂充分利用水运。从长江沿岸东起唐家沱西至铜罐驿，依次散布着兵工署第2工厂（抗战后撤销）、第50工厂（现望江厂）、第10工厂（现江陵厂）、第30工厂（抗战后撤销）、第21工厂（现长安厂）、第20工厂（现长江厂）、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现重钢）、第11工厂（后迁台湾）。嘉陵江沿岸的兵工厂，主要集中在双碑，有第24工厂（现特殊钢厂），第25工厂（现嘉陵厂）等。因此，在重庆落户的兵工厂共11家，似乎是比较准确的说法。

9万多名聚集重庆的兵工人与前方500万将士同仇敌忾，造出数以亿计的枪弹，为8年的浴血奋战提供了坚强保障。一场伟大抗战，造就一座英雄城市，今天，我们将目光聚集在那些历经峥嵘岁月的兵工人身上，是他们撑起了8年血战的兵器之天，撑起民族之魂。

“抗战前，我国多数兵工厂是一厂多能———既产炮，又产枪，不是大而全就是小而全，所以量少质低。这种局面，在重庆得到彻底改变。”重庆兵工史专家柴文官称，如21工厂，战前既产枪又产枪弹，还生产迫击炮和迫炮弹。内迁时该厂枪弹厂先移交第20工厂，同时又接收了第1工厂的步枪厂和第20工厂的轻机关枪厂，从而使该厂成为主要生产各种枪和迫击炮弹的专业厂。经过工厂的接收、移交和整合，统一了制式，重庆兵工产品的质量、数量飞快提高。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国军正面战场共进行大规模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其他战斗38931次，毙伤俘日军250万人，我军阵亡官兵130余万人，负伤170余万人。

惨烈战争带来武器弹药的巨大消耗，尤以1939年全面抗战开始及1945年大反攻时的损耗最大，前者年消耗子弹3.38亿发、手榴弹483万枚，后者年消耗战防炮、火箭炮等炮弹240余万颗。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接受国民政府整编前期，都装备过由重庆兵工提供的武器弹药。

据相关历史记录，重庆兵工从1938年相继复工至1945年抗战胜利止，共生产各种枪弹8.54亿发，步枪29.34万支，轻机关枪1.17万挺，马克沁重机枪1.8万挺，各种火炮1.4万门，各种炮弹598万颗,甲雷43万个，手榴弹956万颗，各式掷弹筒6.79万具，掷榴弹15.4万颗，炸药包376万个；1945年z中国生铁产量达48495吨、钢产量达18234吨。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内的统计是：重庆兵工承担了全国械弹三分之二的份额。

（根据网络资料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