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整垮贺龙原因：担心底细曝光影响夺权？

来源:网上综合　　发表时间：2011-09-20 10:41　

---

摘要：一次毛泽东和贺龙谈起林彪，说遵义会议期间，林彪表面上承认毛泽东的领导，背地里却经常散布不满，甚至骂娘，到了会理，又给中革军委写信，要求更换中央领导人；还说，洛川会议时林彪不顾大局，对是否留兵保卫陕甘宁边区默不表态，等等。这次谈话，被林彪知道后，十分紧张。长期以来，林彪对此耿耿于怀。

前排左起陈毅、刘伯承、林彪、贺龙、罗荣桓（资料图）

本文摘自《红墙见证录：共和国风云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二）》，尹家民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2

1966年7月27日，身居“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群众大会上煞有介事地说：“今年2月底、3月初，彭真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打倒，变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他们的计划之一是把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每一个学校驻上一营部队。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他又造谣说：“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碉堡”，“在体育口阴谋组织政变队伍”，想以此陷害贺龙和彭真。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1966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北京军区为卫戍区组建了一个团，担负民兵训练任务。一时找不到营房，恰好北京各大学有部分师生在农村搞“四清”，有些空房。为应急，卫戍区派人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去联系借房。当时正是2月。在“怀疑一切”的思潮泛滥下，北京大学团委一个干部，便以《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为题贴出大字报，提出借房是要搞兵变的“假说”。

康生于是借此大做文章。

不久，林彪亲自出马了。1966年8月28日，林彪把空军政委吴法宪叫到毛家湾，对他说：“贺龙是有野心的，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你们空军是块肥肉，谁都想吃。你要警惕他夺你的权。”并让吴法宪对此写个材料送给他。

吴法宪答应下来，便回西郊做文章去了。

9月2日，林彪又打电话给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说：“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拉了一批人来反对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 

李作鹏立即照办。

林彪之所以交代这两个人写材料，是因为二人都怀恨贺龙。

早在1959年，林彪接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后，便在海、空军拉拢了一批人，打击一些不愿跟他走的干部，因此，罗瑞卿被罢官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这两个单位内部的斗争十分激烈。在海军，李作鹏在林彪支持下大搞地下活动，伪造假材料，想把海军的一批领导干部打成“罗瑞卿分子”，以便把海军的权力抓在手里。在空军，吴法宪因种种派别活动，一直处于被动地位。为了摆脱困境，他采取了不正当手段，妄图把不跟他走的干部打成“反党集团”。这些问题，反映到了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处。他们指示中央军委解决这两个单位的问题。

7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举行常委会讨论海军问题。这时，贺已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他看不惯李作鹏的不正当的地下活动，仍然仗义执言。在传达刘少奇、邓小平指示的“李作鹏等搞地下活动是不对的”时，贺龙插话说：

“搞地下活动是第一位的错误。有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要搞阳谋，不要搞阴谋嘛！”

这话使专搞阴谋活动的林彪十分不悦。

7月11日，中央军委常委又讨论空军问题。贺龙在发言中严厉批评了吴法宪。指出他在空军工作中“只报喜，不报忧”，“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有许多东西是假的”。

会议对这两个单位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与会的老帅们集中批评了李作鹏和吴法宪。林彪知道情况不妙。为了稳住阵脚，便匆忙提出：“海空军的问题要解决，海空军现在的班子不要动。”

这时，贺龙突然针锋相对地说：“根据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个别的可做调整嘛！” 

林彪又陷入了被动，很是恼怒。

现在，林彪见时机已到，便向李作鹏和吴法宪下了命令。8月28日，林彪把吴法宪找去，对他说：“贺龙有野心，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你要警惕他夺你的权。”他让吴法宪回去把贺龙“插手”空军的情况写个材料给他。9月2日，林彪打电话给李作鹏：“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他……拉了一大批人来反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

不仅如此，林彪还通过叶群，策动一个叫宋治国的人来诬告贺龙。

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一侧，一个身着军装的中年人独自伏在一张小长桌上书写。不远处，一个同样是军人装束，体态略微臃肿的女人用余光瞟了一眼那个正伏案疾书的身影，嘴角露出奸诈的微笑。这便是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长宋治国和妄图谋害贺龙的叶群。

9月初的一天傍晚，宋治国向警卫人员交代完公务，正准备离去，林彪的老婆、“林办”主任叶群站到了他面前：“宋处长，别急着回去，我们聊聊好吗？”

宋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惊呆了，机械地被叶群挽着手臂，拉到了西大厅一侧。

过了几天，又一次神秘的谈话后，宋治国匆匆忙忙地找到林彪办公室的张秘书，索要纸与毛笔。

“宋处长要练毛笔字吗？”

“不。叶主任交给我一个重要任务。”宋治国表情十分严肃。

宋治国忙了两天写好四封揭发信，亲自送到了叶群办公室。 

叶群当着办公室一些秘书的面故意问宋治国：“你写的这些材料是否都是事实？是，我们送走；不是，我们就不送了。”

宋治国马上领会，忙说：“完全是事实，我负责。”

叶群还不放心，又让办公室的秘书写个证明，即《关于宋治国写材料情况的证明》，证明宋治国写的材料完全出自“自己的主动和自愿”。

宋治国的诬告信，在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林彪、江青等10名主犯起诉时，公布了以下部分内容：

“罗瑞卿的家里办公桌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照片，其中有贺（龙）、薛明、罗（瑞卿）、郝治平四人合影，天天看，但没有主席的照片。”

“我觉得贺（龙）与罗（瑞卿）、彭（真）、杨（尚昆）反党分子来往很为密切。他们经常密谈”，“常去他（指贺龙）家的人神态不正常。”

“贺（龙）本人自己房间里保管着一支精致进口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不知为了什么？”“这支枪最近两个月又每天放在枕头下，最近外出也自己带在身上。”

“他对警卫人员的教育不是以政治挂帅，而是业务挂帅，如教育人家如何将枪法练好，并要求每个警卫人员要练得百发百中。”

后来，又有人告密说：贺龙把手枪放在家住中南海的国家副主席董必武的女儿那里，以便贺龙“借到怀仁堂开会时，暗杀毛主席。” 

对此事，董必武的女儿董楚青在《我的爸爸董必武》一文中有详细的叙述：

1967年春末夏初的一个中午，爸爸刚刚从中央开会回来，走到后院来叫我，我闻声赶忙跑过去。爸爸的精神有些不安。……

爸爸微微地皱着眉，看着窗外的蓝天，慢慢地问我说：“是不是贺老总给了你一把手枪？”爸爸的情绪感染了我，我“嗯”了一声承认着。爸爸转过脸看着我，两只手都扶在后腰间，又问我说：“这枪是不是叶向真在文化大革命初交给你的？说是替贺老总收藏的？”

我听了这话，简直莫名其妙，但也听出些不对头的味道。我于是先回答了一句：“不是。”就赶快搜拢那逝去了十多年的记忆……

那是我们搬入中南海前的一个夏末的星期日，哥哥约了叶剑英叔叔的儿子选宁和女儿向真等一大帮孩子——大部分是男孩子，我实在记不清都有谁了，那时我也跟在哥哥的后面。我们一起去看望贺老总。贺老总在他的客厅里愉快地接待了我们，他手里拿着已和他浑然一体了的烟斗。贺老总豪爽的气质鼓励了所有在座的年轻人，男孩子们纷纷向贺老总要鸟枪，贺老总一口答应了，并立即让他们自己去挑选。……

男孩子们一涌而出，只有我还坐在那里，尽管心里也想要一支枪，但我有点胆怯，不是怕枪。心里正盘算着怎么说明白女孩子也可以玩枪，也应该玩枪。也许贺老总看出了我的犹豫，他走了过来，站在我的面前，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微微地弯了腰，背过手去，问：“给你什么呢？也是枪，好不好？”我高兴得站起来，连连说：“好，好，好！”贺老总笑了，回头叫着一个什么人，说：“去把那支小手枪给女娃娃拿来。”拿来了，那是一支小巧的手枪和四粒子弹。枪完全像一个玩具。…… 

回到家里，我们送给妈妈看了……妈妈又教我擦枪，她是打过仗、带过兵的人，枪对她来讲并不陌生。擦好枪，统一由妈妈收藏起来了……

爸爸听了我的叙述，精神明显地松快了，说：“今天开完会，总理留住我，说：‘你女儿在北京吗？’我说：‘在呀！’总理小声地说：‘有人说，你女儿最近从叶向真手里接收了一支小手枪，枪是贺龙同志的。那人还说，贺龙同志借到怀仁堂开会之机，到你女儿那里拿枪来暗杀主席的。”我听了这个类似《天方夜谭》的话，感到无限惶悚和愤懑！……

爸爸说：“你去把枪找出来，交到中南海警卫局。现在就去找。”

……

当天下午，在妈妈的帮助下翻箱倒柜地找到了我阔别了十多年的小手枪。那可爱而又可怜的珍品，被几层布包着，因为多年没有人动它，它锈蚀了，枪栓都拉不开了。……

第二天早饭后，爸爸要我立即把手枪送到警卫局。……警卫局出来了一位三四十岁的男同志。他听了我关于枪的全部叙述后，查看了枪，先轻轻地拉了拉枪栓，拉不动，才又鼓起很大的劲去拉，这样，才动了一点，他笑了笑，说：“这支枪根本没法用了。”他收了枪，走了。

董楚青在文章中十分感慨地说：“现在想起来仍然感到对不起贺老总！不过，我想，正因为它的锈蚀，恰恰倒说明贺老总不可能用它去谋杀主席了！在陷害贺老总的千万个假罪中，该少掉了一桩吧？” 

林彪经过一番策划，将吴法宪、李作鹏、宋治国和其他一些诬告，陆陆续续地送给了毛泽东。

林彪之所以要整垮贺龙的原因有二：

一是贺龙在林彪“休养”期间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与叶剑英、罗瑞卿一道，通过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搞“大比武”，刮起了一股强劲的军事训练的旋风，并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使林彪感到一种威胁，既怕他那套“突出政治”失效，又怕毛泽东重用贺龙而把他挤掉。

二是1943年，贺龙到延安担任联防军司令员，与毛泽东接触很多。有一次，毛泽东和他谈起林彪。说遵义会议期间，林彪表面上承认毛泽东的领导，背地里却经常散布不满，甚至骂娘，到了会理，又给中革军委写信，要求更换中央领导人；还说，洛川会议时，林彪不顾大局，对是否留兵保卫陕甘宁边区默不表态，等等。这次谈话，被林彪知道后，十分紧张。长期以来，林彪对此耿耿于怀。还有一次是1937年1月，八路军几位师长陪朱德、彭德怀去洛阳出席蒋介石召集的第二战区军官会议。在返回山西的路上，林彪写了一张纸条给贺龙。说，蒋介石是有抗战到底的决心的。我们回部队可吹吹风。这件事，成了林彪长期难以为安的一块心病。

林彪很怕知道他很多底细的贺龙成为他夺权的障碍。

1966年9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休息室里，把林彪送来的诬告信，当面交给了贺龙。

贺龙当场打开了吴法宪的诬告信。吴法宪在信中说，空军有一条以贺龙为代表的黑线，要篡党夺权。贺龙看了心里很难过。他没想到吴法宪竟然会无中生有。心里很生气，把信叠起来，问毛泽东：

“主席，我要不要找吴法宪他们谈谈？” 

毛泽东淡淡地说：“有什么好谈的？你不用怕，我当你的保皇派。”

贺龙沉默无语，陷入痛苦之中。毛泽东看了看他，说：“你不要紧张，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

接着，毛泽东同贺龙扯起了民国之初的护国战争、护法运动中的一些历史问题。

处在痛苦与恼怒中的贺龙元帅，实在想不到，在毛泽东同他谈话后的第三天，即9月8日，林彪召开了一个没有贺龙这位军委常委参加的常委扩大会，即“小型打招呼会”。向出席会议的人说：贺龙的问题很严重，他担心毛泽东百年之后，贺龙会闹事，对贺龙的“夺权阴谋”要“提高警惕”。

9月9日晚上，毛泽东让秘书徐叶夫给贺龙打电话说：“经过与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贺龙放下电话，自言自语地说：“有什么能耐摆到桌面上来嘛！背后嘀咕算什么本事呢？”

他对林彪等人暗地活动十分气愤。他坐在沙发上，抽着烟，半晌才冒出一句：

“哼，告我的阴状，我不怕！”

不过，贺龙是遵守纪律的，他还是听了毛泽东的话，到毛家湾征求意见去了。 

临终身边无亲人：毛泽东为何不再保贺龙？

内容提要：1966年9月5日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休息室里，毛泽东把林彪送来的吴法宪诬告信交给了贺龙。贺龙看后问道：“我要不要找吴法宪他们谈谈？”毛泽东说：“有什么好谈的？”又说：“你不要怕，我当你的保皇派。”

200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者之一贺龙元帅诞辰111周年。毛泽东曾对贺龙有过“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的高度评价。但就是这样一位战功赫赫、忠诚正直的开国元勋，在“文革”期间遭到了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残酷迫害，最后含冤去世。

当代中国出版社最新出版的《贺龙传》，对这段触目惊心的史实的内幕，作了详尽的披露。

1、 他知道林彪有一块心病

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打倒贺龙，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1942年春，贺龙到达延安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有一次，毛泽东同他谈到了林彪，提到在遵义会议时，林彪表面上承认毛泽东的领导，背地里却经常散布不满情绪，甚至骂娘；1938年洛川会议时，林彪不顾全大局，对毛泽东关于留兵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建议，默不表态；抗战期间，林彪曾说与蒋介石谈判时要说些好话等。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后来被林彪知道了。再加上1937年参加洛阳会议之后，在返回山西的路上，林彪曾给贺龙写过一张纸条，说蒋介石有抗战到底的决心，回部队我们可以吹吹风（这个纸条，后来被贺龙警卫员洗衣服时泡坏了）。这些事情成了林彪的一块心病，生怕会被贺龙揭出来。 

全国解放以后，贺龙按照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要练为战，不为看；重视新式武器的研制和生产，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在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军队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他同叶剑英、罗瑞卿一起，通过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把全军的军事训练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赞扬。

这些都令林彪十分不满，害怕毛泽东不断委贺龙以重任，威胁自己地位。在一次会议上，林彪公开说：他之所以要打倒贺龙，考虑的是“主要危险在毛主席百年以后”，怕那时，贺龙“会放炮起哄，会闹乱子”。

2、“告我的阴状，我不怕”

1966年，“文革”开始后的8月28日，林彪把吴法宪找去说：贺龙“有野心，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

“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你要警惕他夺你的权。”他让吴法宪回去把贺龙“插手”空军的情况写个材料。

9月2日，林彪打电话给李作鹏：“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他拉了一大批人来反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 

此前，总参谋部外事局的一些工作人员提出暂时不让某领导干部参加外事活动，遭到总参党委的反对，但得到了中央同意。于是他们敲锣打鼓到总参党委“报喜”。总参作战部部分干部写大字报表示支持，作战部长王尚荣也被迫在大字报上签了名。林彪立即抓住这件事，将它诬陷为“夺权”性质的行动，然后，因为王尚荣曾在贺龙领导下工作过，就诬陷说“这是受贺龙指使的”，是贺龙“到处插手”、“夺权”的“证据”，并告诉他的亲信：“你们要就此事尽快写个材料给我。”

在总后勤部、装甲兵、后勤学院、政治学院等单位，林彪他们也做了同样的布置。叶群指使军委办公厅警卫处长宋治国在一份诬陷贺龙的材料中写道：“贺龙亲自保管一支精制进口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这支枪最近两个月又每天放在枕头下，最近外出也自己带在身上。”后来，有人告密，贺龙有支小手枪，文化大革命后放在住中南海的董必武女儿那里，以便贺龙“借到怀仁堂开会之机，用来暗杀毛主席”。

有一天董必武为此事严肃询问了他的女儿。他女儿惊讶地说：“这是从哪里说起！这支枪不是贺老总放到我这里的，而是很早以前有一天我和几个男孩子一起到贺老总家时，贺老总给我玩的。那还是1957年的事。”她赶紧从箱子里把放了近十年的那支小手枪找出来，交给有关部门。验枪的人发现枪栓锈得拉不动，用了很大劲去拉，才拉动了一点儿，此人笑笑说：“这支枪根本不能用。” 

但林彪仍然将这些诬告信连同李作鹏、吴法宪写的诬告贺龙的材料送给了毛泽东。9月5日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休息室里，毛泽东把林彪送来的吴法宪诬告信交给了贺龙。贺龙看后问道：“我要不要找吴法宪他们谈谈？”毛泽东说：“有什么好谈的？”又说：“你不要怕，我当你的保皇派。”“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

但这次谈话后的第三天，林彪就在一个“小型打招呼会”上，要大家对贺龙的所谓“夺权阴谋提高警惕”。9月9日晚，毛泽东让秘书徐叶夫给贺龙打电话：“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贺龙气愤地说：“哼！告我的阴状，我不怕。”但他还是听了毛泽东的话，9月10日上午到林彪住处去征求意见。

贺龙说明来意后，林彪说：“贺老总，我对你没有意见。”贺龙说：“不，林总，总会有一点儿吧。”林彪停了停，说：“要说有吧，也只那么一点点。就是，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贺龙笑了笑说：“林总，我革命这么多年，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清楚！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谁！”话不投机，贺龙坦然起身告别。 

在贺龙和林彪谈话时，叶群与几名警卫埋伏在幕后，企图捉住贺龙暗杀“林副主席”的把柄，结果什么也没得到。于是，一个更加阴险毒辣的迫害贺龙的阴谋活动接着开始了。

3、 周恩来勉励他活到老学到老

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

毛泽东请贺龙到前面就座，他坐到了毛泽东身边。这是贺龙最后一次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1966年底，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挑唆鼓动下，体育系统的造反派将斗争目标集中到贺龙身上。他们分批不停地找贺龙“澄清问题”，贺龙日夜不得安宁，无法休息。12月26日，周恩来对贺龙说：“你身体不好，在家中，造反派天天找你，你得不到很好休息。组织决定你暂时搬到新六所去住。家中的事情由我来管。”到新六所没多久，解放军政治学院造反派声称要结队前来揪斗贺龙。薛明三次向周恩来告急，没有及时得到回答。路经中南海，贺龙、薛明来到周恩来的住处，他要向周恩来报告准备搬回家去住。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没有回来，秘书为他们在西华厅搭了床，对他们说：“总理让你们先在这里休息，暂不要回家。”

1967年1月19日下午，周恩来与李富春一起来找贺龙正式谈话。周恩来告诉贺龙：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之后他不放心。还有，关于洪湖肃反扩大化问题，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你要好好想一想。贺龙几次按捺不住，但没有等他说话，周恩来紧接着说：“你不要再说了。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周恩来还勉励贺龙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贺龙听了周恩来的话，伤心地说：“我没想到把我看成这样的人。”

1月20日凌晨4时，贺龙和薛明被送到北京西山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除了贺龙、薛明以及看守他们的警卫战士以外，什么人也看不到。贺龙对薛明说：“我真不该到这个鬼地方来。别人不了解我，难道他周恩来还不了解我？看来周恩来的处境也很困难了。”停了片刻，贺龙又说：“我在旧社会见过各种人，碰到过各种主义，选择来选择去，最后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此以后，我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和共产主义。两把菜刀闹革命、北伐、南昌起义、湘鄂西、陕甘宁、晋西北，谁不知道我贺龙？毛主席不是还赞扬过我吗？我要回去，找他们算账。”说着，起身穿鞋，但看到门外有警卫，又坐了下来。

他对薛明说：“说我背后散布林彪历史上有问题，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还说我到处伸手夺权，不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也是林彪一伙编造的，能有人相信吗？”“关于湘鄂西肃反，说我要负多大责任，我想不通。当时，我不是肃反委员会的委员，审讯、杀人我都不知道。”“要说我当时作为最高负责人之一，最终没有保住像段德昌等一大批好同志，使党的事业受到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我是有责任的，但不能各打五十大板，那样是不公平的。”

4、 接诊医生竟然称元帅“诈病”

这年夏天，天热少雨。

一连45天每天只给贺龙、薛明一小壶饮用水。水不够用，他们只好在下雨天，把水盆、脸盆甚至水杯都拿到门前去接雨水。一次雨下得大些，贺龙、薛明抬着盛满雨水的盆子往回走，脚下一滑，贺龙摔倒了，扭伤了腰。剧烈的疼痛使他靠在椅子上18天不能活动，连大便也解不出。薛明急中生智，用备用氧气袋上的橡皮管给贺龙灌肠，什么办法都用了，总算使贺龙的便秘有了缓解。 

从天气转凉那一天起，贺龙就盼望周恩来派人来接他。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也不见有人来。贺龙感到了形势的严峻。他对薛明说：“总理没有派人来，说明总理已无能为力了。党内斗争这么复杂，可能总理也相当困难了。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全国都搞成这个样子，难道他不知道？我现在理解总理当时同我谈话时的心情和他所说的一些话了。他也不得已啊！我们当时住在他家里，林彪、江青那些人会不攻他？”

贺龙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疲乏、心慌、头昏、脉搏极不规律，睡眠不好……这对他本来就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的身体屡屡发出危险信号。薛明只好给中央办公厅写信，请求治疗。

1968年3月26日，贺龙病倒了，患的是脑缺血失语症。被送到医院后，接诊医生遵照林彪、江青的“医疗为专案服务”的方针，诬蔑贺龙得的是“诈??教育我们的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等毛主席语录。贺龙在医院住了几天，遭到了种种刁难，病未治愈，就让出院。

这时，继上海、黑龙江等省、市之后，又有内蒙古、天津、江西、四川等22个省、市、自治区被夺了权，报纸发表一篇篇支持夺权的社论。贺龙心情沉重地说：“他们夺谁的权？这些老干部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是有功的嘛！是为无产阶级掌权嘛！都叫他们给夺走了！”贺龙十分感慨地对薛明说：我几十年拼死战斗，一辈子戎马生涯，在生死关头，在最困难的时刻，都跟着党，从没有二心，我本来就是在共产党最背时的时候参加党的，所以，无论多么背时我都不怕。“可是，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党怎么办，国家怎么办？” 

早在1966年12月30日，江青就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公开煽动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几天以后，1967年1月9日，林彪在一次会上诬陷贺龙“到处搞夺权”，是个“刀客”；还说，现在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要把“贺龙的问题端出来”。他们编造贺龙搞“二月兵变”的谎言，操纵指使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成立所谓“斗争贺龙筹备委员会”，发“通令”，游行示威，冲击贺龙住地，制造舆论，向中共中央施加压力。

1933年贺龙枪决反动政客熊贡卿的事，本来早有定论，这时又被翻了出来。当年经办此事的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晏勋甫的儿子、武汉市第二十中学教员晏章炎于2月14日写信给“中央文革小组”，诬陷贺龙在历史上有所谓向蒋介石“乞降”，企图“叛变投敌”的问题。林彪见到这封信如获至宝，立即批转江青等人，并煞有介事地派人外出“调查”。调查人员置历史事实于不顾，在没有取得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按照林彪、江青授意，就此事诬陷贺龙“叛变投敌未遂”，于7月12日上报中共中央。1967年9月7日，叶群在一次中央日常工作会议上提出：贺龙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问题严重，要立案审查。康生、江青、陈伯达、谢富治等人积极支持。9月13日，贺龙被正式批准立案审查。

1月8日，康生和叶群亲自主持讨论和批准了对贺龙专案审查的《工作设想》，并要求专案组在工作中“不要纯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防止右倾”，“不要被同化”。 

专案组一方面继续搜集复制敌伪报刊上诬陷贺龙的一些“报道”，当做贺龙的罪证；一方面派人会同有关单位把贺龙过去的一些下属干部、他们的子女乃至贺龙家乡的亲友非法关押，刑讯逼供，强令他们揭发交代贺龙的所谓“罪行”，制造伪证。1968年，专案组查到了1934年3月17日，贺龙、夏曦、关向应联名写的关于枪毙熊贡卿一事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湘鄂西中央分局来信》，却故意隐匿不报，仍说贺龙“投敌叛变”并上报中共中央。

5、 毛泽东宣布不保贺龙了

从此，贺龙、薛明的处境更加困难了。专案组借口有人要揪斗贺龙，把居室的窗帘拉上，不许再拉开。床上的被褥、枕头也被收走了。伙食这时更差了。两层的圆形饭盒里，一层是盛不满的饭，一层经常是清水煮白菜、萝卜，或是老得像甘蔗皮似的豆角。

日益加紧的折磨，使贺龙清楚地看到了林彪、江青一伙的险恶用心。贺龙对薛明说：“他们硬是想把我困死、拖死，杀人不见血。我不死！我要活下去，和他们斗到底。”

1968年下半年，为阻止贺龙参加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进一步审查贺龙的“问题”。专案组想搞“面对面的斗争”，“中央文革碰头会”认为贺龙的“脾气大，怕斗不过”，改为“背靠背”提问题，让贺龙回答。 

9月18日，第一批“问题”提出：“南昌起义你干了些什么阴谋活动？你要如实交代你的罪行。”“1929年你怎样派亲信持密信向国民党乞降的？”“1933年蒋介石招抚员熊贡卿去你处叙旧，你是怎样向他表示乞降蒋介石的？你们是怎样谈判？最后达成什么协议？……”

贺龙看后狠狠地把这些纸往桌子上一摔，吼道：“真是活见鬼！哪里有这种事。人都给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白日撞见鬼了！”

一连几天，他怒火中烧，吸烟很多，不时地在屋里走来走去。有时他突然打开笔记本，不停地写着“冤枉”两个字。那“冤”字写得特别用力。

贺龙哪里知道，毛泽东已经完全偏听偏信了林彪、江青一伙。在1968年10月13日举行的中共第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他对贺龙不保了。

6、 怒斥林彪是党内奸臣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九大。 

大会通过的党章，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了总纲。林彪、江青的不少亲信进入了党的中央委员会，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进入了政治局。贺龙用手指着林彪、江青一伙的名字说：“他们反老干部有功，把老干部都搞光，搞得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了。他们这样做，就是要搞今天的大换班。用心狠毒！”“王洪文以前谁知道他是谁，别看他们现在盛气凌人，日子长不了。”

一天，贺龙用手杖敲着林彪的头像，愤怒地说：“你这个卑鄙的家伙，为什么不准我革命？你这个家伙，心虚得很，怕别人攥着你的把柄！”“党内出了奸臣，这个奸臣就是你。”又转身对薛明说：“江青也是个整人的家伙。你看报纸上那一套都是他们搞的。他们是要把老同志都搞光，搞得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了，他们好大换班！”在谈到康生时，贺龙说：“这个人老奸巨猾，做尽了坏事。”

他说：“党是了解我的，群众是了解我的，我愿意见群众，我要跟他们去讲毛主席对我的三条评价，毛主席还说要做我的保皇派呢！”

7、 临终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由于政治上的陷害，精神上的折磨，生活上虐待，医疗上限制、拖延，贺龙的病情很快恶化了。1969年5月上旬，贺龙连续摔倒了7次，这对于一个糖尿病人无疑是病情恶化的征兆。可是“医生”视而不见。薛明多次要求检查血糖和尿糖，始终没有同意。可是，让贺龙写交代材料的活动却有增无减。 

5月24日23时，贺龙又摔倒了。醒过来后，听见窗外的哨兵在唱《洪湖水浪打浪》，贺龙、薛明很是感动。薛明问哨兵是什么地方的人？哨兵回答的声音很小：“湖北……阳”贺龙说：“沔阳，一定是沔阳。洪湖过去叫新堤，归沔阳县管。”接着他说：“谁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谁在人民面前犯了罪，人民也绝不会饶恕。”

6月8日，下午5时，贺龙血压降低，上腹部剧烈疼痛。驻地工作人员和“医生”才向上级报告。4小时后，派来的医生才到。

派来的两个医生不做血糖、尿糖检查，反而将贺龙的尿样送到丰台药品检验所去化验，企图给贺龙戴上畏罪自杀的帽子。他们又给贺龙输了对于糖尿病人不宜随便使用的高渗葡萄糖。9日零时5分，他们在确诊贺龙为糖尿病酸中毒之后，仍使用了这种葡萄糖，而不用糖尿病的特效药胰岛素。贺龙病情急剧恶化。零点40分以后，才打电话要求送医院抢救。

这时候的贺龙神志仍很清醒，当看到两个医生都走出了房间，便对薛明说：“我不能死，我还要活着和他们斗下去！”

9日早晨5时半，专案组人员和三○一医院的医生、护士才来到西山。他们先是做检查，后又向医院请示，直到7时许，医院才答复说：“可以送来。” 

贺龙明确表示不愿去住院。

他说：“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但他们坚持要送去住院，并声称这是“组织决定，非去不可”。这时，贺龙仰起脸看着薛明问：“我去住院，你呢？”薛明说：“我当然跟你一起去！”但当她用征询的目光望着在场的专案组人员和医生、护士时，谁也不表态。薛明只好说：“如果他们不允许，我就在这间房子里等你。”贺龙躺上了担架，薛明握住了贺龙那只变得瘦骨嶙峋的大手。这是这对相濡以沫的革命伴侣的最后一次握手。

贺龙入院之前，林彪的亲信邱会作就指示医院：“如果专案组找医院，叫我们派医生，不要派主任，派一般医生就可以了。”因此，尽管医护人员做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按邱会作指令办事的医院负责人没有做抢救的准备，更没有组织有经验的专家到场等候抢救，贺龙上午8时55分住院，10时25分才开始治疗。10时55分，贺龙的血压下降到70／40。11时半，主治医生提出组织有经验的专家会诊和抢救。但是，那个医院负责人却不允许请对治疗糖尿病酸中毒有直接关系的代谢科专家会诊，并且不顾病情危急，把会诊放在两小时以后的13时30分进行。会诊时又不让专家知道这个病人是贺龙，只允许“背靠背”地让专家们根据“汇报情况，结合化验和X光片讨论”。

在这样的会诊之后的一个半小时，这个曾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开国元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含恨离开了人间。时间是1969年6月9日15时04分。从入院到逝世，仅6个小时零9分钟。 

8. 恢复历史本来面目

贺龙逝世后，北京卫戍区一个参谋到西山通知薛明，让她到医院“核实材料”。他们也先后通知了贺龙的子女贺捷生、贺鹏飞、贺晓明到三0一医院。到医院后，薛明和子女们才知道贺龙已经去世了。有一个不知姓名的人带领他们到第十四病室，在贺龙遗体旁默哀悼念。贺龙的遗体什么时候火化，没有告诉家属；火化后，骨灰放在什么地方，也不让家属知道。骨灰盒上的名字不是贺龙，而是王玉——专案组为贺龙取的化名。1978年，薛明将他写的反映贺龙被害情况的报告《向党和人民的汇报》送给邓颖超看了。一次在李井泉家，邓颖超对薛明说：“如果恩来看到这个材料，会哭死的。贺总去世时，恩来很难过，是他通知黄永胜让你们去三0一医院与遗体告别的。”当时在旁的李井泉、叶飞、谭震林各家都在照像，邓颖超拉着薛明和贺鹏飞说：“来，我们也一起照个像。”

贺龙逝世后的第二天，6月10日上午，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召集专案组人员开会。授意说：贺龙的死亡报告“要写得详细，某年某月治过病，（让人们）知道我们做过许多工作”，“专门有医生照顾到，人家一说，我们尽到了责任”。这样，专案组在6月11日写的报告中，对收缴药品、拖延抢救时间和进行反治疗等一概不提，只说“经多方全力抢救终于无效而死”，故意隐瞒事实真相，欺骗中共中央和全国人民。

贺龙逝世两年以后，1971年5月17日，专案组才写出了《贺龙罪行的审查报告》。他们运用编造、“拼凑”的假材料，把贺龙定为“党内军内通敌分子”和“篡军反党分子”，提出了“开除党籍、军籍，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其罪行，肃清流毒和影响”的处理意见。由于中共九届三中全会以后形势的变化，他们的这一结论没有做成。但是，对贺龙妻子和子女的迫害并未停止。 

贺龙逝世后的一天下午，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说：“还有薛明，她对我们的情况很了解，要把她送得远远的。

”“一不能让她死，二不能让她逃，三不能让她胡说八道。”于是，薛明被押送到了贵州的一个大山沟里。无论是走路、吃饭、劳动，还是上厕所、睡觉，都有几个人看管，还让她每天来回步行20多里，到茶田里干重活。林彪摔死以后，又以准备打仗练习行军为由，要薛明半夜里打起背包在狭小阴暗的房间里转来转去。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之所以要这样折磨薛明，是因为贺龙在西山被害情况只有薛明知道，是为了杀人灭口。当周恩来派齐英武、徐心坦两人从贵阳飞机场附近的磊庄找到薛明并把她接回北京时，她已经被折磨得满头白发，身体虚弱得连飞机都不能乘坐了。薛明回到北京以后，江青的亲信迟群对她说：“你回来了。好嘛！贺龙的问题不谈了，我不感兴趣，说说你自己吧，主要是说说你和叶群的关系。你们是什么关系？”薛明又处在了江青的监视之下。这时，周恩来派刘西尧代表他来向薛明及其子女问好，让他们一家在二里沟的新疆办事处团聚。然而，江青并不放过薛明，她让迟群派了两个女护士，其中一个叫张汝妮的对薛明说，我们名义上是照顾你，实际上是来监视你的，是让我们和迟群配合，要你交待和叶群的关系。但是，我相信你是好人。

历史是不会停顿的，历史还在发展。

1973年2月底，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对张春桥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贺把他杀了。”“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辞。”但是，张春桥既不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也没有着手为贺龙平反。 

12月21日，全国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毛泽东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讲话，再次指示要为贺龙平反。他说：“我看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

1974年9月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催问说：“贺龙恢复名誉搞好了没有？不要核对材料了。”

在毛泽东的一再催促下，中共中央于9月29日发出了（1974）25号文件，即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通知在概述了贺龙专案一直为“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人所把持”之后，对所捏造的“罪状”予以否定：“一，所谓‘通敌’问题，完全是颠倒历史、蓄意陷害。事实是：1933年12月蒋介石曾派反动政客熊贡卿‘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贺龙同志发觉后，报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经分局决定，将熊贡卿处决，并于1934年3月17日，将此事经过报告了中央。二，所谓‘图谋篡夺军权’和支持军队一些单位的人‘篡夺军权’的问题，经过调查，并无此事。三，关于所谓贺龙同志搞‘二月兵变’的问题，纯系讹传。”通知宣布：“中央决定，对贺龙同志予以平反，恢复名誉。”但是，由于“四人帮”还在台上，这个平反是不彻底的，通知中仍留有“中央当时认为，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和贺龙是“病故”这种不实事求是的错误提法。

1975年6月9日，即贺龙逝世六周年的时候，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 

周恩来总理抱病出席。周恩来一下车即悲痛地边走边喊：“薛明！薛明呢？”薛明赶紧出迎。周恩来握着薛明的手说：“我没有保护好他呀。”说完，彼此泪如雨下，休息室外的人都能很清楚地听到他们的哭声。贺晓明说：“周伯伯，你要保重。”周恩来凄然说：“我的日子恐怕也不多了。”哀乐声起，周恩来起身到贺龙遗像前深深地一连鞠了7个躬，并即席发表了讲话。他说：“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的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但是这次由中共中央批准的骨灰安放仪式，不久，即被江青诬蔑为“右倾翻案风的典型”，是“用死人压活人”，并且又开始收集与贺龙一起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的材料，妄图把已经平反的问题再翻过来。

但是，历史岂容再颠倒。

粉碎“四人帮”之后，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举行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深远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大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此前不久，有关部门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查证谋害贺龙同志的批示，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对贺龙的死因作了查证。联合调查组经过1年多的工作，于1980年3月24日作了结案报告。报告在列举了大量确凿证据之后指出；“贺龙同志完全是被林彪、康生、江青一伙残酷迫害致死的。”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直接操纵和控制专案组”对贺龙“在精神上肆意摧残折磨，生活上虐待，医疗上限制、拖延和反治疗，使贺龙同志的糖尿病发展、恶化成酸中毒和引起一系列并发症后，含冤而死。” 

在这次查证中，中央军委和中央保健委员会还组织首都各大医院的著名医学专家从医学上对贺龙的死因进行了分析。在有他们签名的《对贺龙同志医疗经过的意见》的结论部分写道：“1、贺龙同志的糖尿病本来是轻的，稳定的，这种病在正常情况下预后良好。1967-—1968年的情况进一步证明，即使存在其他不利因素，只要有一般的药物和饮食条件，病情仍能保持平稳。2、贺龙同志的病情恶化是从1969年初开始的。这种恶化具有明显的诱因，主要是失去了充分的药物治疗和必要的饮食治疗，精神折磨也有重要关系。没有这个量变的基础，不致引起最后酮症酸中毒的发生。3、酮症酸中毒虽然是糠尿病的严重并发症，但在通常情况下，只要有恰当和及时的医疗措施，预后仍属良好。但是在贺龙同志的酮症酸中毒治疗过程中，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与一般治疗原则相反的、有重大错误的治疗措施，以至不但起不了治疗作用，反而促使病情一步步趋于严重，直至造成死亡。”

这两个报告很快得到批准，从此，贺龙被迫害致死的论断方得到了确认。

又过了两年，1982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

经过不平凡的曲折的道路，历史终于恢复了本来面目。青山常在，绿水长流。贺龙的名字和他光辉的业绩作为历史的丰碑，永远铭刻在人们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