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度事件：《时务报》创刊

     毫无疑问，《时务报》是晚清维新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其最高达1.7万份的发行量让同时期的其他报刊望尘莫及。但其性质长期以来混沌不清，被视作康、梁宣传变法的机关报。这是个严重的史实错误。自1896年时务报创刊，到1898年被康有为阴谋折腾而死，《时务报》只属于维新，从不属于康、梁。

【创刊：与康有为完全无关】

    1898年，梁启超撰文《创办时务报源委》，攻击报馆经理汪康年排挤康门弟子，称《时务报》的创办是康有为在广东运筹帷握、遥领指挥的成果。其原文称：“强学会停办之后，穰卿（汪康年）即在沪度岁（时穰卿已移家上海，时启超方在京师），康先生并招出沪，改办（时务）报以续（强学）会事。”这段话背后含有两层意思：其一、《时务报》是在康有为的召集和指挥下创办起来的，不但是弟子梁启超，连报馆经理汪康年都是康有为“并招”出山的；其二、《时务报》与康党在上海创办的“强学会”有血脉上的继承关系。总而言之，按照梁启超的说法，《时务报》的创办，康党居功至伟。这一说法，竟被后世视作常识。

但这根本就不是事实的真相。康有为在上海强学会停办之后并没有提出“ 以报续会”的设想，他也没有参与《时务报》的筹办。梁启超参与创办《时务报》，更是与康有为的召唤毫无关系。

先说强学会。1895年11月间，康有为自北京抵达南京，试图游说张之洞捐资创办上海强学会。游说有成，但康、张之间的交流并不融洽。康有为主张“孔教救国”，宣传“孔子改制”，张之洞对此非常不以为然，张曾对康有为说：“只要先生放弃孔子改制的学说，我一定竭力供养”，康当时傲然回答：“孔子改制，乃是大道，我岂能为了区区一个两江总督的供养，而放弃自己的学说！”——多年之后，弟子梁启超将乃师的这种自信称作偏执。

获得张之洞的支持后，康有为因为必须返回广东为母亲祝寿，找到了汪康年，希望由汪出面主持上海强学会。但结果是：康有为刚刚回到广东，康党仅出版两期的机关刊物上海《强学报》即遭到了张之洞的干涉和当局的封杀，缘由是该报抛弃“光绪纪年”而采用“孔子纪年”，有敌视现政权的嫌疑。随后，强学会也被解散。张之洞则收回了资助强学会的余款。康门弟子徐勤、何树龄等也相继在康有为的召换下离开上海返回广东。梁启超所谓“改办（时务）报以续（强学）会事”，在史料方面，毫无踪影。

如果一定要说《时务报》的创刊和康党有什么联系的话，则无非有二：其一，汪康年努力争取到了张之洞资助强学会的余款，这笔钱对报馆初期的运作至关重要；其二，主笔梁启超乃是康门弟子。但前者不足以说明《时务报》是强学会的延续，后者更不足以证明报馆的创办与康党有什么关系——曾参与报馆创办事宜的吴樵曾如此向汪康年推荐梁启超：

“卓如近在闲住，意欲到沪助公，或在鄂译书局觅一事，渠未写信，属代致，均望公筹之。康徒唯此人可与也。迩日与之极熟，窥其旨亦颇以康为不然，而不肯出之口，此其佳处，公不可无以报之。”

“康徒唯此人可与也”、“窥其旨亦颇以康为不然”，据吴樵判断，梁启超的学问、政见，与康有为是有区别的，正因为存在这种区别，所以他才向汪康年推荐梁启超，认为此人可以共事。这恰恰说明了《时务报》初创的一个重要特征：对康有为异想天开的“孔教救国”、“尊孔维新”缺乏好感。

至于梁启超自谓其参与报纸的创办，是受了康有为的召唤，则更是事后的睁眼瞎话。梁其实是汪康年邀请召唤到上海来的。据《汪康年师友书札》，梁启超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二十五日有一封回复汪康年邀请的书信，信中说：

“二月初七日来书得读。……兄在沪能创报馆，甚善。此吾兄数年之志，而中国一线之路，特天之所废，恐未必能有成也。若能成之，弟当惟命所适。……弟三月决出京。”

信中有两层意思：其一，汪康年在上海意欲办一份宣传维新变法的报纸，去信邀请梁启超加入（汪与梁早年同在石星巢门下读书，乃同门师兄弟）；其二，与汪康年在上海矢志不渝的努力相比，梁启超虽然表示乐于受邀，但却存有徘徊之念，其参与的条件是“若能成之，弟当惟命所适”。

当然，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康有为自己的说法。1898年7月，康有为私下里曾给汪康年写过一封信，信中说：“报事本足下与公度（黄遵宪）、卓如（梁启超）承强学而起。弟连年在粤，一无所助”——“一无所助”，是无奈必须承认的事实；“承强学而起”，则怀有夺取《时务报》未果后的不甘心。

【分裂：汪、梁之争与报纸的康党化】

    《时务报》的创办，实际上是一班有志于维新变法的士大夫们通力合作的结果，绝不是什么团体的“机关报”。1896年夏天报纸对外宣布了五位创办人：汪康年、黄遵宪、吴德潇、梁启超、邹凌瀚。其中最先提议办报、并承担种种创刊具体事务的，乃是汪康年。汪出身江浙书香世家，呼吁变法已久，甲午年之后，放弃上书朝廷的高层路线，改走办报创会联络地方士绅力量的中层路线，办一份维新刊物，乃其夙愿。汪康年之外，黄遵宪拥有现任官员的身份，久谈西学，对报馆捐资也多；吴德潇、邹凌瀚也是声名远播倡言变法的开明士绅；梁启超则是在报纸创办大局已定之后，以主笔的身份加入。

此外，还有许多支持维新的开明士绅，譬如叶瀚、梁鼎芬、吴樵、汪大燮等等，虽未列名创办人，但对报纸的创办均有过不小的贡献。综而言之，《时务报》不是宣传一家之言的阵地，而是汇聚各种维新思潮之所在。

延揽梁启超加入，是汪康年最成功的决策。《时务报》影响力的壮大，梁启超功不可没。其主笔的论说专栏，最受读者欢迎，成了报纸的品牌栏目；籍籍无名的梁启超，也凭着一支生花妙笔，以《时务报》为阵地，在当日的维新圈子里打响了自己的名号。报纸因梁而畅销，梁因报纸而出名，本是皆大欢喜之事，但结果却成了悲剧。

悲剧的根源，在于康有为希望将《时务报》变成康党的机关报。而梁启超的存在，则成了康党渗透报馆的最重要的渠道。这直接导致了报馆的分裂与阵亡。

早在报纸创刊阶段，康有为就曾希望以此为根据地，来阐扬他那一套“尊孔维新”的思想，并极力要求梁启超鼓动报纸采用孔子纪年。强学会前车之鉴犹在，梁尊师命提出这一意见后，遭到了汪康年、黄遵宪、吴德潇等人的一致反对，于是作罢。

《时务报》走红之后，康党紧急跟进，准备在澳门创设一份《广时务报》，亦由梁启超担任主笔。梁于是以“探亲”为由向报馆请假返回广东，积极参与新报的筹划工作。期间，梁曾致信汪康年，想让《广时务报》“依附《时务报》自立”。《广时务报》的刊名，据梁的解释，含有推广《时务报》和广东地区的《时务报》之意；内容方面，则是言《时务报》所不敢言。

日后梁启超指责汪康年排挤康党。但恰是汪康年同意了梁让《广时务报》依附《时务报》的要求，反而是被视作康党的谭嗣同等人坚决反对这么做，理由是：两报粘成一片，恐怕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反不如狡兔三窟。

梁启超此次返粤“探亲”，正是报纸内部分裂的起点。梁离开上海时曾约定40日返回，并答应寄文章回沪，不误报期。但抵粤之后，非但没有文章寄回上海，返回的日期也一再推迟。作为报馆经理的汪康年，对主笔梁启超的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有所不满，是很自然的事情。。

这种不负责任，在其“返粤”期间一再加剧。先是发生了梁启超主动要求随黄遵宪出洋的变故。1896年秋，黄遵宪被任命为驻德公使。黄随后要求调梁启超等人作为随员，一同赴德。梁启超对于《时务报》的分量众所周知。黄氏此举立刻招来非议一片，参与报馆创办的同仁们纷纷指责其居心何在。但黄遵宪之所以如此，实缘自梁启超的自荐。梁曾在五天之内，连续两次拍发电报给汪康年，谈自己强烈的出洋愿望，并请汪康年将自己这一愿望代转给黄遵宪。虽然梁启超承诺出国之后会继续恪尽职守撰文履行主笔职责，但在汪康年看来，“返粤”已不能按约交稿，“出洋”之后如何，就更是未知数了。稍后，又再次发生梁欲随伍廷芳出使美国之事。对视报馆如生命的汪康年来说，对梁启超的这种态度，没有意见是不可能的。

由于黄遵宪的出使流产和报馆创始人吴德潇的苦心挽留，梁最终没有出洋。1896年年底，梁自广东返回上海；次年年初，康门弟子麦孟华、龙积之、徐勤、康广仁等在梁启超的运作下，陆续进入报馆。报纸进入一段难得的平静期。但好景不长，二月份黄遵宪自京中给报馆经理汪康年发来一封长信，借在报馆实践“立宪政体”之名，逼汪交出经营大权；在贬汪、抑汪的同时则极力表扬梁启超对报馆的贡献，连带刚刚入馆的诸康门弟子一并盛赞，甚至于提出想让康门弟子龙积之取代汪康年“总司一切”。这封“二月来信”直接引爆了报馆内部此前一直“引而不发”的内部人事危机。

对黄的来信，汪康年极端愤怒。梁启超后来回忆，汪康年曾对他说：“公度〔黄遵宪〕欲以其官稍大，捐钱稍多，而挠我权利，我故抗之。”汪康年如此感觉。也确实是事实，黄遵宪虽然以借在报馆实践“立宪政体”为名，但其手段，无不是以强权压迫。

虽然汪的愤怒对抗让黄遵宪不得不选择退却息事宁人，但追究这封“二月来信”的始末，梁启超难逃其咎。对此，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有明确说明：

“超之电邀积之来也，以欲西行故。既不行矣，则欲号称为《知新报》请积之驻沪代理也者，俟数月后，积之与诸人既熟，又共见其才，然后举之入主报馆，此超原议也。……超致书公度将或亦不免多说几句，故公度至此，实超之谬妄也”——也就是说，梁启超本有让同门师弟龙积之“入主报馆”的计划，而且黄遵宪之所以会“二月来信”逼迫汪康年交权，提议让龙积之“总司一切”，也正是缘于梁启超给黄遵宪写了信，且“不免多说几句”。这其实已经将康党篡夺《时务报》的计划交待清楚了。

到这年三月，又发生康门弟子自坚门户，挥拳殴打章太炎之事。遭到殴打的章太炎退出报馆，返回浙江，自办《经世报》，与《时务报》分庭抗礼。康门弟子之所以殴打章太炎，章氏鄙薄康门的伪学术固然是重要诱因，但最重要的原因却在于：章太炎是汪康年高薪聘请回来以抗衡报纸“康党化”的新主笔。此事影响极坏，外界从此有《时务报》“将尽逐浙人而用粤人”的传言，康党对报馆的渗透，就此公开化了。

四月，发生了汪康年之弟汪诒年修改梁启超文章风波。《时务报》创办之初，因梁启超作为主笔，同时又是康有为弟子，而康有为的伪学术在当时被士大夫认可者极少，宣传康门学说无异于为维新徒增不必要的阻力，所以曾约定不在报纸中出现康有为的名字，尤其是不谈他那套“尊孔维新”理论，对此梁启超也表示了赞同。此次汪诒年修改梁启超的文章，所删改的正是其中涉及康有为的部分。对此梁启超甚为愤怒，坚决要求汪诒年按照自己的原稿排版印刷。事实上，虽有约定，但汪康年等人此前对康门弟子在文章中征引康有为的学说并不阻碍，此次之所以较真，乃是对康党公开夺权的反击。

整个1897年，报馆内乱不断。先是梁启超扬言要率领诸康门弟子离馆去“西湖读书”；稍后梁本人终于离开上海去了湖南时务学堂任教，保留主笔之名却长期不给上海交稿。临行之际，梁致信汪康年，交待他办两件事情。一是要求《时务报》为大同译书局将来印刷出版的各种书籍刊登广告（大同译书局是康党集资创办的康门“官方出版机构”）。二是要求将由汪诒年经管的“不缠足会”（当时参与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学会）事务，移交给康广仁经办，理由是怕汪诒年累着，所以请康广仁“代为分劳”。言词之间，颇有盛气凌人的意思。

【阵亡：康有为玩阴谋反被人玩】

    1898年二月，汪、梁终于彻底反目。梁启超公开致信汪康年，声明决裂。梁此信对汪的指控要点有三：（1）《时务报》是由众股东集资创办的，汪对报馆大权独揽，遇事专断，视报刊为自家产业，令梁启超感觉有如“雇工”；（2）报馆内部汪氏一系对康有为的鄙视、排斥，令身为康门弟子的梁启超十分难堪；（3）指责汪康年经营不善，一份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竟然会出现亏空，梁实在无法接受。

梁的这些指责全都不是事实。汪在经营上大权独揽，但在内容上，实则是梁启超大权独揽；再者，《时务报》的创办，汪出力最多，将报视同生命，也是事实；其他股东，要么没有时间，要么不如汪有能力来管理报馆，更是事实；至于梁所说的自己感觉有如“雇工”，则属夸大之词。报馆汪系对康党的排斥，自然更和康党对报馆步步紧逼的渗透有关；报馆亏空，则与《时务报》订户回款不及时、对报界后起之秀的扶植以及创办其他学会、刊物有关，绝非经营不善所致。

梁如此猛烈指责汪康年，其实是代表康党和汪摊牌。梁在信中极力“劝说”汪康年辞职：

“一言以蔽之，非兄辞，则弟辞；非弟辞，则兄辞耳”、“如兄愿辞，弟即接办”、“如兄不愿辞，弟即告辞，再行设法另办此事”。

按康党的如意算盘，自然是汪康年辞职，梁启超接任。写这封信的时候，梁启超颇有些有恃无恐、成竹在胸的架势。所谓有恃无恐，是指梁此时已经成功说服聚集在湖南的诸位报馆董事（上一年报馆改组，设立董事制度），尤其是获得了黄遵宪的支持，董事们一致同意逼迫汪康年交出刊物管理权，由梁启超接办；所谓的成竹在胸，则是指梁启超已经四方联络活动，做好了接班、重组《时务报》的准备工作，即便万一汪康年拒不辞职，梁也准备另办新报，新报的名字都已拟定，就叫做《新时务报》。

梁之所以会如此气势汹汹地“逼宫”，胁迫汪康年“禅位”，与汪在梁离开之后对康党的抗拒态度日渐加重有关。赴湘之后，梁启超未如约按期交稿件，前后仅寄出三篇不算正经文章的序言，其中两篇还是为康党著作所写。汪康年甚为恼怒，所以梁启超临走时交待他为康党书籍打广告的事情，也就一直拖延不办，最后拖不下去，广告登出来，康有为的大作《孔子改制考》居然只有目录介绍，没有书名，这恐怕也是千古未有的一则奇特广告了。康党对此甚为愤怒。

此外，汪康年对梁长期以来挂主编之名而不交稿的行为忍耐已久，干脆另外聘请郑孝胥来做刊物的总主笔，将梁的主笔衔更改为正主笔；郑孝胥的笔力不逮梁启超，汪康年遂将以前由梁主笔的“论说”专栏改版，成为选登外来文字的栏目，由郑负责筛选稿件。汪已不再妄想倚重梁启超，启动了报馆的“去梁化”，这显然不是梁启超以及他背后的康党所愿意看到的局面。

于是就有了梁启超的“二月逼宫”。不过，康党未免过于乐观。虽然聚集在湖南的报馆董事一致要求汪康年辞职，但《时务报》董事并不单单只有湖南维新士人，湖北、江浙士大夫参与者也很多。汪康年籍贯浙江，又长期任职于湖北张之洞幕府，湖北、江浙可谓是其本籍，所以，汪也绝非孤家寡人。湘、鄂、浙三省辗转一圈，广泛听取意见之后，汪康年决定：拒不交出《时务报》。

屋漏偏逢连夜雨。汪康年前脚下定决心与康党斗争到底，后脚北京就传来消息：汪康年赴日本秘密会见革命党孙中山一事东窗事发。康、梁此时正在北京参加科举，所以消息很快传回湖南。汪康年挚交邹代钧在湖南探得康党对此事的处理意见，又迅速将消息通知了汪康年，力劝他离职避祸。邹代钧在信中这样说：

“梁启超从京里发给黄遵宪的电报里，谈及你东赴日本的事情，梁认为此事牵动大局，应当迅速派人前来上海接办《时务报》。揣测梁信的语气，此事不可预测，可以平安无事，也有可能兴起大狱。他们师徒如今都在京城，不知将作何打算，你一定要小心。这话我不能不对你你讲，让你有所防备……昨天我还见到徐君勉写给韩树园的书信，信里说你东行与孙行者见面，大坏《时务报》的名声，想要让黄遵宪、梁启超赶快给京城写信，表明此事纯属你一人所为，与《时务报》馆无关，徐还极力诋毁你为小人。这些人如此议论，你千万小心，提防他们借此陷害你。”

信里提到的“孙行者”即孙中山，徐君勉即康有为的得力弟子徐勤，当时正在日本横滨主持康党开办的大同学校。

汪康年赴日会见孙中山，曾与梁启超商量；康党开办的大同学校，也有孙中山革命党凑的份子。大难临头却打着“顾全大局”的幌子，全部诿过于汪康年一人，以求自保，康党如此做法，未免太过狠毒。然而，接到梁启超的来电，黄遵宪却依计而行，立即领衔通电各地，宣布将汪康年逐出《时务报》馆。

多方疏通之下，汪康年逃过一劫，见孙中山一事朝廷不再提及，黄遵宪的通电也被同仁劝回。反倒是春风得意的康党遭遇了麻烦，他们在京师开办的保国会遭到了弹劾，处境极为不利，康党注意力被迫转移，夺取《时务报》的斗争，也就缓和了下来。戊戌年四月到六月，饱受康党摧残的《时务报》获得了一段难得的休养生息的时间，报纸内容质量逐渐回升，重获读者认可。

但这也不过是《时务报》最后的一段回光返照。康有为四月间被光绪皇帝召见，成为变法红人。五月间，康亲自草拟了一份名为《请将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的折子，请御史宋伯鲁代递给了皇帝。折子内容有两个要点：（1）建议将民办的《时务报》改为官报，由梁启超主持。（2）建议“顺便”让梁启超管理各省民间报馆，采集、纠察舆论。

康有为终于走上了夺取《时务报》斗争的前台——你汪康年不是又臭又硬，看不起我的学说，不肯痛痛快快地将《时务报》变成我们的宣传阵地吗？我们不是一直奈何不了你吗？这回我请道圣旨，还真不信治不了你。

但折子递上去之后的结果，却大大地出乎康有为的意料。皇帝让孙家鼐等大臣研究一下康的这份折子。孙家鼐等人研究的结果是：这确实是一个好建议，只需要做一点小小的修正。《时务报》可以被改为官报；但梁启超正在办理译书局，这个工作很重要，不容分身，所以建议改派康有为前去“督办官报”；至于管理全国报刊舆论的权利，按例是应该归属大学堂的。皇帝阅后准奏。

康有为很崩溃。没有“顺便”得到管理全国报刊舆论的权利，也还罢了。最让康有为无法接受的是：督办官报之人，居然偷天换日，由梁启超变成了自己。这一换人背后的奥妙，玩阴谋而被人玩的心情，康后来在《我史》中痛陈：

“当时《时务报》经理汪康年亏空巨款，报纸日渐零落，我唯恐报馆倒闭，于是写了个折子让宋伯鲁递上去，请求皇上下旨让卓如前去接管，并负责筛选各省报刊进呈给皇帝，皇上把折子交给孙家鼐等人研究。当时掌权的大臣对我不满，想借机将我排挤出京，于是顺水推舟，改派我去上海接办《时务报》，还以京官衔及督办等字样相诱惑，被我识破，拒绝了他们。”

康有为算计着给汪康年挖了一个大坑，却没料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最后掉进这个坑的，竟是他康有为自己。他督办官报的冠冕堂皇的借口，反而被孙家鼐等鄙薄康有为及其学术的朝中大臣巧妙地移植成了排挤康有为出京的更加冠冕堂皇的借口。督办官报一职，本是康替爱徒梁启超量身打造，正以“帝师”自我期许的康有为如何能够看得上眼？何况得到一个《时务报》，却失去在光绪皇帝身边施加影响的机会，二者之间的得失，实不可以道里计。

但康最后还是接受了这一任命。据说是听从了梁启超的意见：“（我若辞官）孙家鼐将归之汪康年，卓如虑其颠倒是非也，故请我领之”。接受是接受了，但康有为还是不愿意离开京城，他绞尽脑汁，终于想出来一个“万全之策”，他给汪康年去了一封电报，内容很简略，14个字：“奉旨办报，一切依旧，望相助，有为叩。”

什么叫“一切依旧”？意思就是说，报纸改称官报了，但上海方面的人事还是照旧，由你汪康年来管，我这个钦命办报大臣只在北京“遥控”一下就行了，你汪康年要多多协助我。

汪康年没有理会康有为。他已遵张之洞之意，另办《昌言报》，只把《时务报》这个空头刊名给康有为腾了出来。

《时务报》死了。稍后不久，维新也会死。

《时务报》旬刊，于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因创刊诸人如黄遵宪、汪康年在官、绅两界都有极广泛的关系网，故创刊伊始，报纸即在支持维新的士大夫们中间迅速风行。其后讲求变法维新的新报，大多得到过《时务报》的支持，《时务报》因此有“报王”、“馆祖”之誉。

《时务报》最重要的创办人汪康年。字穰卿，浙江钱塘人，毕生以办报开启民智为任，先后创办有《时务报》、《时务日报》、《京报》、《刍言报》等近代著名报刊。

黄遵宪。黄遵宪与汪康年之间的矛盾，在于黄欲将其在西方所见的“立宪政体”在报馆内付诸实施——如此做有两个目的，一是满足其效仿西法的夙愿，二是黄本人能够藉此规避官身不能参与商业管理的朝廷规矩，掌控报馆大权。这一矛盾被康党充分利用，黄遵宪在整个时务报内斗中，几乎对梁启超言听计从。

张之洞幕僚梁鼎芬。梁极力促成了张之洞支援、赞助《时务报》创刊，但其对康有为态度十分抗拒。梁鼎芬与康有本有同乡之谊，康有为与梁鼎芬十六舅张鼎华又系忘年之交，二人相识之后一度成为“至交”。但自《时务报》时期开始，梁对康有为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最后彻底成为康党的反对者，评价其“长素（康有为别号）执政，不五日而乱天下”。汪康年能够抵御康党对《时务报》的夺取，相当依赖梁鼎芬。

章太炎。章太炎应汪康年之邀进入《时务报》馆担任主笔，结果却被馆内康门弟子饱以老拳，愤而离开报馆另创《经世报》，欲以真儒学对抗康门的伪儒学。章曾经曝光康门弟子在报馆内“以长素（康有为）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数年，当有符命……”。

维新士绅叶瀚。1895年，在上海与汪康年创办《蒙学报》，1897年又发起成立“蒙学公会”，撰文抨击“自君权一尊积威压制，而人人失自主之权与自使之利。”亦与汪康年一道参与《时务报》的创刊。

帝师孙家鼐。康有为的“尊孔维新”、“孔子改制”思想在晚清高层被目为野狐禅，几乎没有获得任何响应，不但没有成为维新变法的思想动力，反而成了最大的阻力。帝师孙家鼐在戊戌年之所以欲设谋将康有为排挤出京城，也正是难以认可康有为的伪学术。

相关言论

关键词： 时务报 康有为 维新运动 梁启超 汪康年

包天笑：青年人极爱看时务报

包天笑当年身处苏州，不是《时务报》的订户而只是向人家借看，据其描述，某老兄收到《时务报》之后，同侪都向他借阅，“争以先睹为快”，而且“一班青年学子对于《时务报》上一言一词都奉为圭臬”。

王国维：中国士大夫素质太低

王国维曾在《时务报》馆做书记和校对工作。曾如此评价报纸的悲剧：“大抵近世士大夫……日日言合群而终不能合群……大抵合群二字，为天下第一难事，其所以难合，实因民质未进之故，斯宾塞尔之言深足味也。”

陈庆年：梁鼎芬保汪康年有肝胆

黄遵宪曾通电各地驱逐汪康年，遭到张之洞干将梁鼎芬的反对而未果，陈庆年说：闻康长素弟子欲攘夺《时务报》馆，以倡康学。黄公度廉访复约多人，电逐汪穰卿，悍狠已极。梁节庵独出为鲁仲连，电达湘中，词气壮历，其肝胆不可及也。

叶尔恺：康、梁无阅历无见识

康有为轻浮、缺乏实干精神的作派，是其不为江南维新士绅所接受的重要原因。叶尔恺说：“康、梁诸人本无阅历无见识，视天下事太易”；经元善曾拒绝过与康合作强学会，在他看来，“康长翁之手段，似长于坐而言，绌于起而行”。

邹代钧：康党之奸诡不可不防

湖北及江浙维新士绅非常不满康有为的人品。邹代钧曾如此评价康党：“同我者党之，异我者仇之，势可杀则杀之，其奸诡亦不可不防。汪大燮则在戊戌年劝汪康年不要跟康党沾边，说这批人“终日卖人，必为人卖”。

叶瀚：汉种亡于南海党

康有为以伪学术搞维新注定没有出路。维新士绅叶瀚在戊戌变法最高潮时曾断言：“南海伪学，其势虽昌，其存不久，然逆料将来，必一败涂地”，并叹息说：“目今大局，汉种亡于南海党。”

结束语

关键词： 时务报 康有为 维新运动 梁启超 汪康年

从清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1896年8月9日）创刊，到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1899年8月8日）终刊，《时务报》的寿命正好整整两年。但自1896年底梁启超回粤，报馆即因为康党问题而矛盾迭出，内斗时间竟占去了报纸短暂生命的70%。

“……《时务报》已成为天下之笑料、诟资，还谈什么开化民众、辅助时局？《时务报》何足道，我不过是为四君子悲之而已；四君子何足悲，我不过是流涕太息于凭中国之人心世道，果然难以有所作为而已。西方人说，民智人心未进化，则一切变法措施皆无益、皆枉为，……《时务报》死后，我终于相信了这一点。……我目睹了这场两败俱伤，已经知道维新之事自此废矣。”

这是严复在1898年的沉痛感慨——维新舆论阵地《时务报》死于“维新领袖”之手，是一种怎样的情何以堪？——“维新领袖”那种“一旦志得，遂挟天子之诏，以令钱塘一布衣”的素质，已使严复清晰地预见到了维新之死。

资料来源：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戊戌变法史述论稿》，清华大学出版社；康有为《我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