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子们一涌而出，只有我还坐在那里，尽管心里也想要一支枪，但我有点胆怯，不是怕枪。心里正盘算着怎么说明白女孩子也可以玩枪，也应该玩枪。也许贺老总看出了我的犹豫，他走了过来，站在我的面前，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微微地弯了腰，背过手去，问：“给你什么呢？也是枪，好不好？”我高兴得站起来，连连说：“好，好，好！”贺老总笑了，回头叫着一个什么人，说：“去把那支小手枪给女娃娃拿来。”拿来了，那是一支小巧的手枪和四粒子弹。枪完全像一个玩具。……

回到家里，我们送给妈妈看了……妈妈又教我擦枪，她是打过仗、带过兵的人，枪对她来讲并不陌生。擦好枪，统一由妈妈收藏起来了……

爸爸听了我的叙述，精神明显地松快了，说：“今天开完会，总理留住我，说：‘你女儿在北京吗？’我说：‘在呀！’总理小声地说：‘有人说，你女儿最近从叶向真手里接收了一支小手枪，枪是贺龙同志的。那人还说，贺龙同志借到怀仁堂开会之机，到你女儿那里拿枪来暗杀主席的。”我听了这个类似《天方夜谭》的话，感到无限惶悚和愤懑！……

爸爸说：“你去把枪找出来，交到中南海警卫局。现在就去找。”

……

当天下午，在妈妈的帮助下翻箱倒柜地找到了我阔别了十多年的小手枪。那可爱而又可怜的珍品，被几层布包着，因为多年没有人动它，它锈蚀了，枪栓都拉不开了。……

第二天早饭后，爸爸要我立即把手枪送到警卫局。……警卫局出来了一位三四十岁的男同志。他听了我关于枪的全部叙述后，查看了枪，先轻轻地拉了拉枪栓，拉不动，才又鼓起很大的劲去拉，这样，才动了一点，他笑了笑，说：“这支枪根本没法用了。”他收了枪，走了。

董楚青在文章中十分感慨地说：“现在想起来仍然感到对不起贺老总！不过，我想，正因为它的锈蚀，恰恰倒说明贺老总不可能用它去谋杀主席了！在陷害贺老总的千万个假罪中，该少掉了一桩吧？”

林彪经过一番策划，将吴法宪、李作鹏、宋治国和其他一些诬告，陆陆续续地送给了毛泽东。

林彪之所以要整垮贺龙的原因有二：

一是贺龙在林彪“休养”期间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与叶剑英、罗瑞卿一道，通过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搞“大比武”，刮起了一股强劲的军事训练的旋风，并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使林彪感到一种威胁，既怕他那套“突出政治”失效，又怕毛泽东重用贺龙而把他挤掉。

二是1943年，贺龙到延安担任联防军司令员，与毛泽东接触很多。有一次，毛泽东和他谈起林彪。说遵义会议期间，林彪表面上承认毛泽东的领导，背地里却经常散布不满，甚至骂娘，到了会理，又给中革军委写信，要求更换中央领导人；还说，洛川会议时，林彪不顾大局，对是否留兵保卫陕甘宁边区默不表态，等等。这次谈话，被林彪知道后，十分紧张。长期以来，林彪对此耿耿于怀。还有一次是1937年1月，八路军几位师长陪朱德、彭德怀去洛阳出席蒋介石召集的第二战区军官会议。在返回山西的路上，林彪写了一张纸条给贺龙。说，蒋介石是有抗战到底的决心的。我们回部队可吹吹风。这件事，成了林彪长期难以为安的一块心病。

林彪很怕知道他很多底细的贺龙成为他夺权的障碍。

1966年9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休息室里，把林彪送来的诬告信，当面交给了贺龙。

贺龙当场打开了吴法宪的诬告信。吴法宪在信中说，空军有一条以贺龙为代表的黑线，要篡党夺权。贺龙看了心里很难过。他没想到吴法宪竟然会无中生有。心里很生气，把信叠起来，问毛泽东：

“主席，我要不要找吴法宪他们谈谈？”

毛泽东淡淡地说：“有什么好谈的？你不用怕，我当你的保皇派。”

贺龙沉默无语，陷入痛苦之中。毛泽东看了看他，说：“你不要紧张，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

接着，毛泽东同贺龙扯起了民国之初的护国战争、护法运动中的一些历史问题。

处在痛苦与恼怒中的贺龙元帅，实在想不到，在毛泽东同他谈话后的第三天，即9月8日，林彪召开了一个没有贺龙这位军委常委参加的常委扩大会，即“小型打招呼会”。向出席会议的人说：贺龙的问题很严重，他担心毛泽东百年之后，贺龙会闹事，对贺龙的“夺权阴谋”要“提高警惕”。

9月9日晚上，毛泽东让秘书徐叶夫给贺龙打电话说：“经过与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贺龙放下电话，自言自语地说：“有什么能耐摆到桌面上来嘛！背后嘀咕算什么本事呢？”

他对林彪等人暗地活动十分气愤。他坐在沙发上，抽着烟，半晌才冒出一句：

“哼，告我的阴状，我不怕！”

不过，贺龙是遵守纪律的，他还是听了毛泽东的话，到毛家湾征求意见去了。

本文摘自《红墙见证录：共和国风云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二）》，尹家民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