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三国2.8精铁怎么来:毛泽东坦承在苏区所犯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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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谈起在江西苏区肃反时,说了这样一句话:“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

本文摘自:《湖南工人报》2011年05月18日 07版,作者:刘良,原题:《苏区肃反,毛泽东为何“犯了错误”(上)》

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谈起在江西苏区肃反时,说了这样一句话:“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

江西苏区的这次肃反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展的?毛泽东为何“犯了错误”?查阅尘封已久的档案资料,透过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我们得以知晓毛泽东当年“犯错”的原故,并为一代伟人的知错改错的品质所感动。

张冠李戴、刑讯逼供引发的错误肃反

1930年10月4日,红一方面军胜利攻克赣西重镇吉安。

深夜,毛泽东在吉安城东曾氏宅院的左耳房内,与江西地方领导人曾山、陈正人、曾炳春等商谈下一步的工作。这时,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急匆匆走进宅院,径直走到毛泽东住的那间小屋,见屋内有人,便朝毛泽东招招手。

毛泽东会意地走了出来。朱德轻声说:“我们缴获了敌军司令部的一批重要文件。”昏暗中,他将一份文件交给毛泽东,并说:“这里反映了很重要的情况。”毛泽东转身拿来手电筒,简要地浏览了一下,脸色骤然变了。

这是一份什么文件?在延安时,朱德在接受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的采访时曾提及此事。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文中记述:“缴获的文件还涉及AB团……有一张收条便是东固——兴国苏区的一个地主用真名签字的。这一地区的共产党领袖之一李文林,就是这个地主的儿子。朱将军不敢相信李文林与AB团有关,可是文件上的确是他父亲的名字。”

毛泽东为之震惊。早在1929年2月,毛泽东就结识了这位年轻而富有游击经验的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李文林。李文林领导的红二、四团,曾为红四军挺进赣南闽西给予极大的支援和策应。像这么优秀的地方革命领导人,怎么会是“AB团”分子呢?

毛泽东一时被弄糊涂了。后来查明,那份从敌军司令部缴获的那张“东固——兴国苏区的一个地主用真名签字的”文件,是一个与李文林的父亲同名同姓的另外一个地主的名字,与李文林没有丝毫关系。

“AB团”是国民党右派反共的秘密组织,1927年1月在南昌成立,最初,因“A”代表省级组织,“B”代表县级组织,取名“AB团”。那是北伐军攻克南昌之初,蒋介石派出他的亲信段锡明、郑异负责国民党江西党务。段、郑两人均为江西籍。后来又加派了洪轨前来南昌。于是,段、郑、洪在南昌秘密成立了“AB团”,以反对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为目的。

“AB团”在江西为害3个来月。1927年4月2日,在中共江西区委领导下,江西工会、农会、学联和朱德手下的军官教导团,突然冲往南昌百花洲,包围了那里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逮捕了“AB团”骨干30多人。段锡明连夜从南昌逃往南京。这样,“AB团”作鸟兽散,从此销声匿迹。

本来,在“AB团”总部被捣毁之后,“AB团”也就画上了句号。可是,在1930年三四月间,在江西莲花钱山,发现了所谓“改组派AB团”。接着,5月,又在安福西区、纯化、兴国等地破获“他们一些下级的零碎组织”。8月,中共赣西南特委又称,“破获他们大批组织”。

中共赣西南特委在1930年6月25日发出的《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中,提出改组派“AB团”是“红旗下的奸细”,必须对他们“实行赤色恐怖”。9月24日,中共赣西南特委又发出《紧急通告第二十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指出:“‘AB团’在赣西南有了数年的历史,他们诡计百出地混入我党及各政权机关,希图暴动起来,夺取政权……”这样,肃清“AB团”的声势越来越大。

10月,红军攻下吉安后,在城里发现几年前的“AB团”旗帜、印章。如今,又从国民党所存文件中得悉李文林与“AB团”有关。这接连不断的事件,使毛泽东对“AB团”问题引起高度的注意。

中共赣西南特委把形势估计得非常严重。那里的团特委发行科朱家浩,“因工作消极,言论行动表现不好”,首先被怀疑为“AB团”。于是,对他实行逼供讯:

“特委即把他拿起审讯,在初坚决不肯承认,我们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严审他,才供出来,红旗社、列宁青年社、赣西南政府,都有‘AB团’的小组,组织赣西南‘AB团’的总团长是谢兆元,当即把谢兆元及总团部的一切人员全部捉拿,严加审问,所有混入在党团特委和赣西南政府的‘AB团’分子全部破获,并将各县区的组织统统供报出来了。”(中共赣西南特委《紧急通告第二十号》)。

如此“软硬兼施”、“严加审问”,使朱家浩乱供,使谢兆元乱供,使一大批被“捉拿”的人乱供,造成了“AB团”满天飞的局面。中共赣西南特委把逼供讯的结果写成报告,送到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再次被弄糊涂了。

10月14日夜,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写信。信中说:“近来赣西南党全盘的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造,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目前总前委正计划这一工作,但恐为行动所阻,不能很好地完成,中央须大力注意和帮助。”

很明显,此时的毛泽东认为赣西南地区的确存在大批“AB团”组织。当时,蒋介石正紧锣密鼓地部署对“朱毛红军”的“围剿”,如果根据地内部的“AB团”组织不及时加以肃清,反“围剿”将无法顺利进行,红军和根据地将面临极大的危险。为此,毛泽东决定迅即领导并帮助赣西南开展整肃“AB团”运动。

李韶九滥用酷刑,使苏区肃反严重脱轨

1930年11月,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成立肃反委员会,总政治部秘书长李韶九被委兼任肃反委员会主席。

李韶九时年27岁。他原在程潜的第六军五十四团四连担任指导员。八一南昌起义时,他成了俘虏,加入了朱德部队。当朱德部队在东江失利,他又重新回到国民党部队。半年后,再度加入红军,来回摇晃于红白之间。

熟悉李韶九的,莫过于萧克。萧克后来谈及:“李韶,同我是一个县的人,我认识他,江西老干部一讲到他就伤脑筋,说他很坏。”萧克认为,李韶九是个“善于逢迎、品质很不好的人”。

事实很快说明,任命李韶儿担任肃反委员会主席,是用人七的一个严重失误。

肃反委员会成立后,一方面在红军内部开展丁肃反,同时对赣西南的肃反作加强了领导。 

这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接到举报说:江西“省行委内安了,江西‘AB团’省总团部.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等为其首要”。总前委当即给江西省行委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据此间所获‘AB团’刘天岳、周赤……曾昭汉供m现在省委、省苏T:作之李白芳、江克宽、小袁、老曾,红军学校之曾围辉,遂川之刘万清都是‘AB团’要犯,周赤并供段良弼是‘AB团’,龙超清是‘ABI引’,除龙超清已由此间直接讯办外,特派李韶九同志率兵一连代表总前委及丁农革命委员会帮助省委省苏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的反革命线索给以全部扑灭,…‘省委接到此信务必会同李同志立即执行扑灭反革命的任务,不可有丝毫的犹豫。”

李韶九作为总前委的特派员,身藏总前委的指令,带着一连兵马于12月7日匆匆上路。

李韶九刚走.总前委又从“AB团”分子口供中得到新的“线索”,于是又赶紧起草一信.派两位红军战士策马飞送富田。此信说:“本日据龙超清供称段良弼是省委机关总团长,袁肇鸿是宣传科长,组织科长是江克宽,除江克宽现在东韶由我们去捉外,段良弼、袁肇鸿是重要犯须立即捉起详审外,再则李白芳更比段袁重要,谅你们已捉了,并且你们要从这些线索找得更重要的人。”

富田,位于江西省吉安、吉水、泰和、兴国、永丰5县交界处,归属吉安县管辖。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这里一度成为江西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

李韶九一行于12月7日下午3时到达富田。当日下午,李韶九带领荷枪实弹的一连士兵把省仃委重重包嗣。,李韶儿领着10来个十兵,闯进省仃委办公室,把段良弼、李白芳、刘万肯、任心达、谢汉昌、金万郑、马铭、周勉8人搁绑、关押起来.随后馇夜不停地审讯。

为_r整卅“AB目1组织”,李韶几不惜采Hjr吊打、钉手、“炸刑”、“坐轿子”、“坐飞机”、“烧香火”、“打地雷公”、“t指连心”、“蛤蟆喝水”、“猴子牵缰”、红条烧红通肛fJ等刑罚、

在严厉的酷刑下.段良弼、李白芳等人不得不招供自己是AB团,并招供所认识的一些人,从12月7日下午到12日晚.5天时间,李韶儿从江西省行委干¨省苏政府“破获‘AB…’120私,要犯几十名”,12月11日“枪决24人”,毛泽东派出古柏协助肃反,古柏赶往富田却险丢性命

就在李韶几进行大捕大杀的时候,“Ⅲ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第十几路军已从萍乡悄悄进入莲化境内,毛泽东紧紧盯住敌军的动向,精心谋划着反“俐剿”的作战方案。

战情日趋紧急,根据地的肃反了作需尽早完成,于是,毛泽东派出总前委秘书长一i柏,急速赶往富田,协助李韶几加紧进仃肃反丁作。

没有料到,々柏12门8口中午赶到江两省苏驻地富旺I,12日晚上就遇上了“富田事变”。原来,古柏到达富田的那天,李韶』L就把在省行委卅反的fE务交给j’_占柏,自己则带厂红军一个排前往红二十军军音fj驻地东同去肃反:

还在12月7日,李韶儿在刑审段良弼、i身}汉吕等人时,逼供红二十军一L四Ⅲ政治委员刘敌是“AB刚首领”。

李韶几到东固后,先向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通报丫情况,尔后向正在前线侦察地形的刘敌发m通知令.要刘速返东固。

刘放9f=1接到通知,llU返川东吲、11日晚,李韶几把刘敌召到军部进行审问。

刘敌知道硬碰硬顶就免不了要遭酷刑,就说:…AB团’要乱咬也是没有办法,只要求党放理智点上详细芬察,死是不要紧,刑法是受不得的。”

李韶几装}lJ诚恳的样子,说:“绝对不会,这绝不是简单的‘AB团’的问题,完全是政治问题,只要承认错误接受教育,绝不是杀和打的问题。”

见李韶几这么说,刘敌灵机一动,说:“我是你老人家的老部下,我的政治水平非常低,你老人家是完全知道的,现在幸喜你老人家来了,我只有尽量接受政治教育,承认错误,我相信毛泽东同志总不是‘AB团’,你老人家总不是‘AB团’,军长总不是‘AB团’,我总为你三位是追是随。我个人还有什么呢?” 

李韶几听了这番奉承之言,好是舒服,亲热地安慰刘敌“不要紧张”,尔后派传令兵将刘敌送回一L四团一营营部。

刘敌回营后思虑再三,认为李韶九是“一个惯用卑鄙手腕制造纠纷”的“卑鄙下流的小人”,他这次是利用抓“AB团”之名,来实现“打击赣西南干部的阴谋”。

次日清晨,刘敌来到营部,召集营长张兴、政委梁学贻在存放资料的密窄开会,决定采取“激烈行动”。会后当即集合队伍,迅速包同了军部,捉起了军长刘铁超(后脱逃),放出了谢汉昌等…AB用’爱犯”。李韶九闻风逃走,其所带的100人被缴械扣押。

刘敌马不停蹄,率领“暴动”队伍赶赴富田,包围了江西省行委机关,收缴了看守人员的枪械,打开牢门,释放了近百名被关押的“AI{Ⅲ”分子.从而制造了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

富田张贴出“打倒毛泽东”的标语。

彭德怀收到一封“毛泽东的亲笔信”

“富田事变”的当天晚上,刘敌、谢汉昌、段良弼、李白芳、丛允中、周勉、刘经化、高克念、贺子肃等召开紧急会议。这次会议形成了四大决定:一是认为“此次肃清,“是一个完成阴谋的办法”;二是“主张公开提出反毛泽东之口号,并决定去信朱德、彭德怀、黄公略诸同志”;i是决定成立新的省行委.暂由段良弼负责;四是决定通缉曾山、陈正人、卉柏、李韶几,并决定将红二十军拉过河西永阳镇.以防毛泽东派兵来攻。

当天夜咀,富田村庄的墙上到处刷满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标语?

次日上午,刘敌等在富田广场召开土兵群众大会,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等口号。

下午,刘敌等率领红二十军及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机关离开富田,赶赴预定地域——河西(赣江以西)之永阳镇驻扎,脱离了总前委的领导。

15日,所谓“新的省行委”在永阳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易尔七的严正批评下,承认了提出“打倒毛泽东”的口号有些“不妥”,但仍认为毛泽东要对李韶儿的错误负主要责任,建议巾央撤销其总前委书记职务.会议还认为李韶儿麻开除党籍和撤职查办,曾山、陈正人应撤职。这次会议还决定派段良弼去上海找党中央,派丛允中随易尔十先到总前委报告事变经过,要求总前委撤销毛泽东书记职务,然后再去上海,与段良弼会合,i人共同请求中央解决事变问题。

20日,“新的省行委”写了《致彭德怀转朱德、黄公略、滕代远的信》,弗决定由丛允中送达。

丛允中,江苏省人。1925年入党。1930年10月任江西省行委委员、常委兼组织部长。此人平日喜欢练字、摹仿“毛体”,其“毛体”字达到乱真程度。

丛允中接受任务后,义私自用“毛体”写了一封《毛泽东给古柏的信》藏在身上。没想到他走到中途遭到阻隔。于是,丛允中将信交给了一个叫谢鹏飞的人。谢鹏飞将两封信亲手交给了红j军团前委秘书长周高潮。

彭德怀接到信,一看那与众不同的“毛体”字,大为震惊。

而那封《致彭德怀转朱德、黄公略、滕代远的信》,则要朱、彭等“得此信后,须火速有一个整个的布置,把毛周(指毛泽东、周以栗)及其走狗一齐扣留”。

彭德怀大惑不解。他问周高潮这信是谁送来的,周说“是一个普通农民青年”。彭德怀要周把送信人找来,周H{去半天没找到。翌日晨,彭德怀召开紧急会议。他认为,《毛泽东给古柏的信》肯定是伪造的。参会者仔细看那封信,发觉信末写着“l∽2”,毛泽东从无这样的写作习惯。滕代远等人惊呼:“好危险呵!这是一个大阴谋!”

当时,毛泽东的总前委在宁都的黄陂,与i军团相距六七十里。彭德怀当即代表三军团起草一简短宣言.连同丛允中送来的两封信.派人急送毛泽东。并表示:“一、三军团在总前委领导下团结一致,拥护毛泽东同志,拥护总前委领导!” 

为了消除“富田事变”对部队的影响,12月17日,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在宁都县黄陂发表联合宣言。《宣言》说:“我们敢说毛泽东同志是没有错误的,尤其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总前委的工作路线,完全与中央最近三全扩大的路线相符合”。并严正声明:“朱德、德怀、公略对于同志之去就,只有革命与反革命之分,没有私人拥护与不拥护之别。一切革命的同志,请在革命的战线上相见。”

接着,朱、彭、黄3人又联合给曾炳春、王怀、段起凤等发出一封公开信,指出:“目前决战在即,凡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同志,应站在共产党前委领导之下,一致团结.坚决消灭敌人。谁不执行这一任务.谁破坏这一任务,谁就是革命的罪人。”号召“富田事变”的官兵要“辨明真伪,分别是非,毅然决然肃清叛逆一致来归,参加决战”。

毛泽东把精力放在第一次反“围剿”。待逐步了解到肃反实情时。毛泽东为之震惊

此时的毛泽东,正全神贯注于步步逼近的国民党“围剿”大军,并按照罗坊会议确定的“诱敌深入”的战略决策,率领红军主力从樟树、峡江等地东渡赣江,向苏区腹地步步退却。12月14日,毛泽东签发了《将部队移往平田安福砍柴冈》的红字第七号命令。22日,毛泽东在宁都黄陂拟定《八个大胜利的条件》,印发全军。

那天,毛泽东派去协助肃反的总前委秘书长古柏,忽然满身泥土出现在眼前,这使毛泽东大吃一惊。彭儒后来回忆:“古ffj同志到黄陂之后,把富田事变的问题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后来,毛泽东同志派陈毅同志去处理富田事变的问题。”

毛泽东没有料到,派李韶九领导赣西南苏区肃反,惹出了这么多是非,竞制造了红军内部这么大的混乱!

12月16日,“嗣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部队向根据地发起猛烈的进攻。19日,敌攻占东固。

敌人进攻的炮声已侧耳可闻。这时,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等寄来的信。毛泽东赞赏彭德怀等人维护大局、光明磊落的行为。

他同时认为,在这大敌当前的严峻形势下.任何挑拨离间、制造分裂以及对抗、叛乱行为都是对革命的犯罪,必须予以坚决反对。为统一思想,总前委召开紧急会议。12月20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发表《答辩信》。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杨岳彬、滕代远、谭震林共同签发了六言体布告。

总前委的答辩信连同六言体布告,在苏区范围内广为印发、张帖。这在当时对于稳定军心统一对敌,起了很大的作用。

12月24日,国民党“嗣剿”部队的包围圈已缩小到南龙、源头、洛口、头陂、兴国一线。毛泽东、朱德等经过认真分析后,调集兵力在宁都小布布下罗网,于12月30日开战反击,接连取得龙冈战斗、东韶战斗的全胜,5天时间,共毙俘敌军1.5万人,缴获武器1.2万件,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这时,毛泽东松了一口气。他有了时间,要对前段时间的肃反丁作理出个头绪来。

当毛泽东了解到李韶九滥用酷刑,在肃反中搞“逼供信”,错杀了许多革命同志时,十分气愤。毛泽东说:“不能打,打了也不供,供了也不要信。”谭震林回忆说:“不准逼、供、信,要重调查研究.就是这时提出来的。”

1931年1月16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的《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指出:“对于今后肃清AB团取消派等具体方法,必须根据一定事实和情形,绝对不能随便乱打乱杀,尤其防止一般小资产阶级报复主义的发生,也不能随便听人乱供乱咬,加以逮捕。”

接着,毛泽东和苏区中央局开始对参加“富田事变”部队官兵进行说服教育工作,要求他们消除顾虑,回到河东,统一于总前委的领导之下。

被关押的李文林也被放出来,派伟万泰河东区委搞肃反工作。李韶九所犯罪过不可饶恕。1932年2月底,李韶九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不久被处决!

对于江西苏区前段肃反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毛泽东深知自己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

10多年之后的1945年5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会议上,谈到“整风、审干、锄奸”问题时,语重心长地说了这么一番话:“多年来,我们就搞过这项工作,比如内战时期,就打过‘AB团’。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上,规定有一条叫‘废止肉刑’。从理论上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就主张废止肉刑,结果还是搞了。那时候杀了许多人,应该肯定地说,许多人部杀错了!后来我们作了总结,重申废止肉刑,不要轻信口供。”

“内战时期.在肃反问题上,我们走过了一段痛苦的弯路,有这样一个错误的侧面。当然,我们不应从根本上否定反对反革命。但是,在当时共产党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在肃反问题上搞错了很多人,走过这样一段弯路.包括我自己在内。”

萧克回忆说:“后来毛泽东同志得出一个经验:一个不杀,大部不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