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珉天津收徒仪式:湘鄂西苏区的大“肃反”

在夏曦到湘鄂西前，湘鄂西特委书记兼红3军政治委员邓中夏在苏区搞“肃反”，就错杀了不少人。

1931年3月15日，夏曦抵达湘鄂西苏区。27日，以夏曦为书记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监利县正式宣告成立。5月，湘鄂西省军委主席团成立，由贺龙、万涛、夏曦3人组成，夏曦任主席；同年11月中革军委成立，夏曦任中革军委湘鄂西分会主席。

夏曦在“反立三路线”和“拥护国际路线”的口号下，武断地否定了湘鄂西党、苏维埃和红军在长期斗争中所取得的成绩，提出“彻底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指责周逸群、贺龙为首的湘鄂西的党是“随从党”、“反共产国际”的党。5月夏曦取消湘鄂西特委，周逸群改派做兵运工作，未几，周逸群被夏曦秘密杀害。

5月中旬，夏曦主持湘鄂西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决定以监利为中心开始彻底平分土地的工作。各地在实际执行不仅将富农的财产加以没收，还没收了一部分富裕中农的土地和财产，打击了中小商人，从经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扩大了对立面，孤立了自己，造成了严重影响。贺龙、段德昌等人坚决反对这些做法。为排挤贺龙对红军的领导，夏曦以省委名义作出决定，取消了军、师指挥机关，将红3军改编为5个大团，受军委分会直接指挥。

6月24日，成立了湘鄂西临时省委，崔琪、万涛、彭玉之、杨光华等为常委，崔琪为省委书记。但崔琪不久即赴上海治病，杨光华代理省委书记，后正式任省委书记。万涛接替邓中夏出任红3军前委书记兼政委。湘鄂西省委给邓中夏以“最严重警告”，撤销了他党内外一切职务。夏曦的冒险路线使得红二军团接连受到重创，万涛、潘家辰、段德昌给中央写信控告夏曦，夏曦反咬一口。

在1932年1月的湘鄂西省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激烈反对夏曦的万涛、潘家辰等人受到打击，中央代表关向应传达了临时中央对万涛、潘家辰等人的严厉批评和支持夏曦的决定，大会撤销了万涛、潘家辰的职务，给予段德昌等人以警告处分。关向应提出自己担任肃反委员会副书记，推举夏曦为书记，江奇为肃反委员会委员兼政治保卫总局局长。　

湘鄂西苏区第一次“肃反”（反“改组派”斗争）开始于1932年4月，先从地方开始，尔后波及到红3军。先是湖北天汉县委军事部副部长杨国茂被敌营长张锡侯诬供，夏曦、杨光华即武断地认为杨国茂是“改组派”而将其处决。接着进行逼供讯，捕获了众多的“改组派”分子，不到两个月便“破获全苏区的整个反革命组织”。在湘鄂西党政军各级负责人中，“9/10是改组派”，仅省委常委中，就有“反革命”两人，另一个人值得怀疑。夏曦等人诬陷湘鄂西各级党组织是“假共产党之名的反革命团体”，因而先后解散了一批县委。不久，“肃反”波及到了红3军。红8师的特务队长因违反纪律，杀鸡宰牛吃，在受审讯时承认自己是“改组派”。翌日，红8师参谋长胡慎己就被逮捕，说他是改组派，随后被杀。文家墩战斗结束后，夏曦逮捕了红3军参谋长兼红7师师长孙德清和红7师政治部主任孙之涛。接着，夏曦公开表态说湘鄂西苏区混进了大量的改组派、托洛茨基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等等，相当复杂，一时湘鄂西人心大乱。

第一次“肃反”被捕杀的各级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达千余人，其中师以上干部27人，都是红二军团和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包括：湘鄂西省委委员、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他搞过“肃反”扩大化，在湘鄂边杀害了许多无辜干部，最后还是被夏曦、杨光华杀掉），省委委员、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视员尉士筠，宜昌特委书记张宗理，湘鄂西苏维埃工农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党校校长侯蔚文，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刘革非，苏维埃党团书记彭之玉，湘鄂西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昆弟等等。在红3军中被捕杀的干部有红3军参谋长兼第7师师长孙德清，红6军创始人之一、红8师师长段玉林等（参见贺彪著的《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　

江奇发明了“鸭子凫水”、“背火背篓”等20多种酷刑，不死即残。省委巡视员潘家辰被捕以后，右手被打断，但他至死不承认自己是“改组派”，并大声喊叫着要他们拿刀来，剖开他的胸膛，把他的心拿出来，看看是黑的还是红的；后来又连续毒打，以致神智不清，关节全被打断，最后他只求一死。红9师政治部主任戴君实在被打昏后指认了名单上的人，他对湘鄂西省委代理宣传部长庄晓东说：“但愿早死，请您为我们昭雪吧”（庄晓东：《历史教训要讲清楚》）。已牺牲的湘鄂西苏区主要创始人周逸群，被夏曦诬为“改组派首领”。　

根据潘妻庄晓东的回忆，曾任红3军前委书记兼红3军政委的万涛被捕后被通宵拷打，哀号之声惨不忍闻。等到打到不能再打了，便召开公审大会，让群众以乱棍把万涛等一批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当众打死。对于万涛的被捕，身为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柳直荀非常不满，他对别人说：“夏曦就是对自己人狠毒，其实他是个十足的胆小鬼。”这话传到夏曦的耳朵里，联想起他自己马日事变的丑事，立刻决定逮捕柳直荀。这时，柳还蒙在鼓里，还准备找夏曦谈谈万涛被捕的事情，哪知道，刚一出门就被迎面而来的江奇抓获，当场就把柳直荀打昏了。抓到政治保卫局监狱里，副局长彭国材是柳直荀的老朋友，他准备放柳直荀跑，柳直荀还天真的要向上面反映，彭国材说你反映个屁，他们都是一伙的。结果，事情一拖，被江奇发觉，连带彭国材也被捕杀掉。杨光华网罗罪名，说柳直荀是红3军里“改组派”的书记，在撤离洪湖前夕将其杀害。根据柳直荀妻子李淑一回忆：柳直荀被捕后几乎每天都被拷打至深夜。判死刑的那天，他其实已经残废了，但还是被乱棍打死，死后尸骨无存，一直没找到。　

当时撤离洪湖苏区时，夏曦下令政治保卫局将“肃反”中逮捕的所谓“犯人”一半枪决，另一半则装入麻袋系上大石头抛入洪湖活活淹死了，“吓得农民不敢出湖打鱼，因为打捞上来的多是死尸，湖水变了颜色”（庄东晓：《历史教训要讲清楚》）。“洪湖到现在还一坑一坑地挖出白骨”。夏曦、杨光华等还仓皇扔下后方机关和干部、群众于不顾，以致他们许多人死在国民党军的屠刀下。杨光华作为湘鄂西省委书记，是夏曦一手提拔起来的，但他在敌人逼近时却携款临阵脱逃。　

据湘鄂西中央分局1934年9月15日向中央的报告，在第一次反“改组派”斗争中，湘鄂西苏区党政军各级干部被捕的达“千余人”，“处死刑者百数十人”。实际上在洪湖杀了3万7千多自己人。贺龙回忆道：“夏曦……即使在战斗最激烈时依旧搞‘火线肃反’。…洪湖的区县干部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杀了几个月（即第一次肃反），仅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的。　

第二次“肃反” 1932年8月，第二次“肃反”从湖北京山县六房咀开始，一直持续到长途行军结束为止。贺龙回忆：“洪湖失败后，夏曦与红三军在大洪山会合，在那里打圈子时，他仍然是白天捉人，夜间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比如捉樊哲祥、谭友林等，因为他们曾在段德昌的领导机关刻过油印”。　

在“火线肃反”中，夏曦首先逮捕了“企图把七师拖走的”红7师师长王一鸣、政治委员朱勉之、湘鄂西军委分会参谋长唐赤英等人，将他们杀害。红3军教导第１师参谋长董朗，被誉为“是文武双全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于当年11月被错杀于江陵县沙冈。　

由于洪湖突围时苏区党政机关基本上没有带出来，所以，“火线肃反”的对象全部是艰苦转战中的红３军指战员。当时几乎每个团都有“改组派”连，把那些受审察的同志集中在一起关押，行军时用绳子捆成一串，有时甚至用铁丝穿在锁骨上，每个人还要背上比别人更重的负荷，并且随时都有被杀害的可能。许多人刚从与敌人拼杀的战场上下来，身上还留有硝烟和伤痕，未经任何审判，也没有丝毫证据，仅凭一点怀疑，就被当作“改组派”杀害了。第二次“肃反”被屠杀的普通战士和群众已无法统计，其中仅团营连干部就有241人。　

夏曦还企图对多次批评自己的贺龙下手，逼他写声明书，说：“你在国民党里有声望，做过旅长、镇守使等大官，改组派可以利用你的声望活动。”贺龙回击道：“你给我写声明书，民国12年，我在常德当第九混成旅旅长时，你拿着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的名片，来找我接头，问我要10万块钱。……你杀了这么多人，是什么共产党员？”使夏曦很尴尬。　

当部队转移到商南竹林关时，夏曦无意中透露了9月苏区中央局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电报。这封电报是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针对夏曦的分兵策略而发的，主要精神是要红3军集中兵力，以游击战术将敌各个击破，而不是按照夏曦的“分散与持久硬打”（《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贺龙和关向应对夏曦这种封锁中央局的电报做法极为不满，向夏曦提出严正的抗议。夏曦干脆命人把贺龙和关向应警卫员的枪下了，贺龙即把身上带的一支勃郎宁手枪掏出来放在桌子上，说：“还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也不给，这是我的，我当营长时就带着它了。”由于贺龙在红3军中享有崇高威望，夏曦未敢对他轻举妄动。1933年初，在湘鄂边的毛坝召开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贺龙提议全力恢复湘鄂边根据地，夏曦对此表示同意，但却反对整顿红3军和停止“肃反”，主张在红3军中进行“清党”，继续“肃反”。关向应支持贺龙，夏曦就指责关向应“右倾”。夏曦关于解散党和创造新的红军的提议，引起贺龙、段德昌、宋盘铭等人坚决反对。但夏曦有“最后拍板权”，“那怕所有的人都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这是非服从不可的”（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

在1933年2月红3军达到巴东县金果坪后，夏曦悍然做出了解散党团组织的决定，并宣布“省苏维埃是反革命把持的团体”。他另组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上由夏曦、贺龙、关向应等7人组成，而实际上大权操纵在夏曦手中。　

夏曦将红3军和地方、游击队中的所有共产党员实行清洗，重新登记，结果在红3军和地方中只剩下了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3个半个党员。卢冬生是中共中央派来的交通员，第三次“肃反”后任红7师师长，工人出身，因而保住了党籍。夏曦有时不让他参加中央分局扩大会议，或者让他参加却不让他发言，只能算半个。到了1933年秋天，经过贺龙、关向应的坚决斗争，夏曦才同意在红军中重新登记党员，恢复了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　

第三次“肃反”是1933年3月发起的。夏曦认为原湘鄂边党政军机关的领导职务“完全为改组派把持”，“改组派”领袖是周小康、陈协平、杨英、王炳南。当段德昌和宋盘铭写信建议回洪湖时，夏曦即说段德昌是“分裂红军”，是“改组派破坏湘鄂边苏区路线”的阴谋，要“严厉打击”。第一天提出批评，第二天就逮捕了段德昌，段德昌不但被连续毒打，在金果坪“公审”后，江奇还故意用钝刀斩其首，特意延续他的死亡痛苦。　

段德昌1925年入党，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是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曾任红6军政委、军长，新6军军长，红9师师长。段德昌曾对夏曦的错误曾进行过坚决的斗争，说：“中央过去给我们派个邓中夏，闹了一团糟；现在又派来毫不懂军事、迟疑不决的夏曦，对我们无丝毫的具体指示，只会叫我们拼命”（贺彪《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　

在第三次“肃反”运动中，湘鄂边红军和苏区的创始人之一、红9师参谋长王炳南也被杀。王炳南在被害前愤然说：“我在哪里参加改组派还没有搞清楚就杀我，真是冤枉！”王炳南被杀前已被打断双腿，是被人架着砍死的。王炳南被杀后，他的二儿子也被杀害。被打折十指的陈协平则被石头砸死。这些难以想象的残忍恶毒，即使是在中共编造出来的“渣滓洞”、“白公馆”、“上饶集中营”等神话中也从来没有过。第三次“肃反”株连广泛，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中称逮捕236人，处死56人（《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而实际上被捕被杀的人数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应在千人以上。

第四次“肃反”开始于1933年5、6月间，一直进行到1934年春天。结果，杀掉宋盘铭等团以上干部在内的3千多人。由于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宋盘铭在实际工作中抵制夏曦的“清党”错误，被夏曦诬陷为“改组派”领袖。当时有情报说宋盘铭在上海的熟人中有人叛变，夏曦立即借机抓了宋盘铭，开始了第四次“肃反”。对于宋盘铭，贺龙是竭力保护，但夏曦却非杀不可，贺龙寻机把宋盘铭放了，被夏曦发现后又抓了起来。1933年12月29日，宋盘铭被“公审”后杀害。贺龙说：“宋盘铭是很好的同志。杀宋盘铭只有我一票不赞成，当时关向应要是硬一点，可能杀不了”（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　

在第四次“肃反”中，担任红7师师长不到两个月的叶光吉和红７师政委盛联均也被杀害。曾救过夏曦性命的红8师22团团长贺炳炎（1955年授上将军衔）被捕的“罪名”是与一个所谓的“改组派”一起下过馆子，被打成“改组派”成员，开除出党，隔离审查。后因贺炳炎任职的团作战失利，师长卢冬生向夏曦“借”贺炳炎出来指挥。贺炳炎指挥部队反击，取得大捷。战后贺龙、关向应向夏曦说了话，贺炳炎才得解脱。　

贺龙从夏曦的手中救了不少人。解放后曾出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的刘林，是在被拉出去要枪毙时，被贺龙看见了才救了下来。王尚荣、黄新廷、谭友林、贺彪、杨秀山、谷志标等都是被贺龙从夏曦的刀下救出的（谷志标：《难忘的岁月》，《贺龙在川东南》）。　

深受夏曦器重、执掌“肃反”生杀大权的姜琦，在第四次“肃反”竟被查明是国民党特务。姜琦可以说在红3军中是夏曦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人物，他随身携带一个小本子，怀疑谁是“改组派”，就把名字记下，只要夏曦同意，就立即将其逮捕、处决。夏曦见自己最信任的人竟是国民党特务，极为气恼，立刻下令将姜琦逮捕。姜琦见事情败露，半夜逃跑，被看押的战士击毙。红3军由此除去一大害。

夏曦在两年多的时间，竟然杀掉数万自己人。他自己身边4个警卫员，被他亲手杀了3个！完成了四次大肃反的湘鄂西根据地由原来的人马5万多人减员为4千人，杀得只剩下5个党员（李锐的资料）。这些数字都只统计了军队被杀者，未将地方上的冤魂统计在内。考虑到湘鄂西的面积，哪怕采用最保守的统计数字，该区肃反战果赫赫，为各区之冠。红3军这时的兵力仅相当于两个团，已经濒临毁灭的边缘。最后，贺龙对夏曦说：老夏，不能再杀了，再杀就杀光了。夏曦大约也感到人马太少，故而默默无语。以红军装备之紧张，红三军竟然出现枪比人多的怪现象，而且士兵没人敢当班、排长，生怕那是冤枉送命的最佳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