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勤礼碑全文解释:芦笛：“君子成人之美”与现代公民意识

 “君子成人之美”与现代公民意识

芦笛

网友们经常说我刻薄，说话不留情面，像个嘴尖毛长、尖酸刻薄的男性林妹妹，不懂得“君子成人之美”。其实，我从小就浸泡在这种传统文化的培养液里长大，对这一套早就深入骨髓了。我虽然知道典型的儒家传统与西方公民意识颇有凿枘处，但只是在理智上知道，实践中却无法摆脱。我自己也毫不隐瞒这点，多次公开承认我是中国最后一个传统士大夫，在恪守私德方面完全是儒家那一套，只是反对把它当成宏观政治学而已。由于主宰了中国两千年的传统道德如今确实扫地以尽，以致某些当代“大儒”、“学者”把“介绍”传统文明当成了术士画鬼，爱怎么画就怎么画，反正“新人类”谁也没见过那东西，又看不懂古文，任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我还是有必要把“君子成人之美”解释一下。

这条行为规范乃是孔老２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为我制定下了的，据《论语•颜渊》：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朱熹注曰：“成者，诱掖奖劝以成其事也。”

孔子那话本来说得颇模糊，所幸朱子解释得还相当清楚：君子必须诱导奖掖劝说他人成了好事，不能去坏人家的菜。佛家也提倡“隐恶扬善”，在佛教传入中国后，儒家这条原始教义更搀进了因果报应，变成了无数说部和地方戏曲的主旋律之一。那些劣等文学制作的公式总是那一套：某小人坏了人家的好事，“伤了阴功”，最终惨遭冥报。光是《聊斋志异》上就有许多此类篇什，更不用说民间那些“坏人衣饭，如杀人父母”、“坏人姻缘，如杀人父母”等谚语了。

到后来，这道德戒律便提升成了“静坐常思自己过，闲谈莫论旁人非”，“严以责己，宽以待人”。

总而言之，儒释结合后产生的一个重要传统道德伦理就是：道德批判的枪口应该指向自己而不是他人，更不能去破坏他人的好事，只能成全之。这些好事按其重要性似乎有个无形的等级（虽然没有哪部经典明确排列过）：最严重的“伤阴德”的劣行似乎是搅散人家的姻缘，其次则是断他人粮道，再次则是挑拨人家父子兄弟夫妻失和。

如那段引文所述，我从小就浸泡在这种培养液中，这一套实在是深入骨髓了。如果后来的思想改造，我肯定给腊制成了父母叔伯那样“恂恂似不能言”的忠厚长者。不幸的是，晴天霹雳一声响，鲁迅取代孔老二成了“新时代的圣人”（毛泽东语），于是芦某便终于长成了这嘴尖毛长、尖酸刻薄的男性林妹妹的模样。

但这改造成果主要的还是赵本山说的“表面老化”，从小灌注进去的东西仍然留在深层，于是我便成了“内孔外鲁”的不良不莠者：闲谈确实不论旁人非，但那是为了当面怒骂之；如鲁迅一般嘻笑怒骂无所不为，却又决不会像他那样去诬陷顾颉刚。不仅如此，到了节骨眼上，我就绝对只会成人之美，“诱掖奖劝以成其事也”。

具有现代西方文明常识的人不难一眼看出，这套伦理教条确实有其合理性，但也如我指出的那样，它与西方公民意识颇有凿枘处。常见弊端就是国人很难对熟人朋友亲戚说“不”，因为拉不下情面，常常被人逼得干出自己过后内疚于心的违心事来。当步入老境时，过去作过的错事就会时时浮上心来，让自己转侧难安。

我作博士后的第一年，系里来了个大陆女博士生。因为没有多少大陆人，自然来往就比其他同事多。忽一日，她来家里找我，说她想把丈夫也弄出来，要我帮她伪造推荐信，由我捉刀，冒充他丈夫大学的三名教授，写出三封推荐信底稿来，由她用电脑打印在她丈夫寄来的该大学的空白信笺上，寄回给她丈夫，再由她丈夫伪造签名后，寄到这边大学来。她之所以求我捉刀，乃是因为她的英文写作一塌糊涂，怕露出马脚来，或至少影响这边大学的印象。

我当时听了心里就很不乐意：这完全是冒名顶替的诈骗犯罪，于是就推诿了一番。我不好说穿这是犯法勾当，只能说自己英文也是一塌糊涂，只怕要影响这边大学的印象。可她立即就举出我给她写过的工作电邮，说我的英文比国内教授的好得多，绝对不会出问题。见我仍然面有难色，她便说，她一人在外很不容易，非常盼望丈夫出来和她团聚。他们新婚不久就被迫离别，时间长了只怕要酿成悲剧，说到后来竟然是珠泪盈盈欲滴。我不禁想起当年在国外一人苦撑苦熬的辛酸来，心一软就点了头。当晚就一气呵成，伪造出了三封推荐信。她看后大喜，说写得非常之好，英文比冒充对象的好多了。但她意犹不足，删去了某封信里列出的一条微不足道的缺点，这才打印出来寄走了。没多久她丈夫也就出来了。

这事自始至终使我最感震撼的，是那女生彻底没有是非善恶感，压根儿就不觉得这么做有何不妥。看来某网友说的“生存竞争就是比谁更没良心”的确成了许多国人坚定不移的信条。

遗憾的是我无法接受这种新式人生哲学。当时干那烂事时心里就跟吞下蜘蛛似的不自在，日后就不断反刍出来，越想越觉得恶心，既恨自己当时没有硬下心肠来拒绝，又恨那女生使用“哀兵必胜”的情感讹诈手段，把我卷进这犯法勾当去。

正因为有此遗恨，我才在写文章议论中国人德性时，忍不住简略提了一下此事。就此被人抓住，反复提了不下１０次，先是说我暴人隐私，待我指出除了当事人之外，谁也不知道我是在说谁，谈何暴露隐私，她又改口说我施恩望报，现在又成了“芦笛沾不得”的铁证。不管我怎么澄清，说那是我替人伪造推荐信的犯法行为，她都要坚持说我是替那人写推荐信。

其实我后来也确实为那女生写了推荐信，只是过去一直没说而已。在那位女生引起我的严重恶心后，她毕业后找工作，我还是架不住她的苦求，给她写了推荐信。仅此一端，就足以看出把握不住儒家“君子成人之美”之限度的流弊。

写推荐信本来也没什么，因为我虽然不是那女生的导师，但参与指导了她的工作，所以这本是我的义务。但西方的规矩是把被推荐人蒙在鼓里，直接发信给雇主。这位同志则是大陆作派，把我当成了她的秘书，要我写好底稿再请首长过目。

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大陆人。我实在拉不下那情面，便只好照办，并实行大庆“大表扬”的政策，尽可能美言一番。不料首长看了很不满意，说我在信中说她的英文尚不是很理想与事实不符。我说，别的可以撒谎，这可是瞒不过去的，要不说这一条，将来去面试人家一听就知道。她不同意，硬要说她英语极度流利，逼我把这话写在信里。我坚决不同意。双方争执了半天，好不容易才达成妥协──干脆删去那句话，压根儿不提她英文如何。但此后她还不满意，又挑了几个状语和定语出来，说我用的形容词不够份量，软磨硬缠逼我加码。我此时实在是受够了，又是恶心又是鬼火起，真想高喊：“我ＴＭＤ不干了，你给我滚吧！”但人家关键时刻求我相助，我总不能真撂挑子吧？最后我只求此事赶快完结，便长叹一口气，如我大清在南京条约上一般乖乖签字画押，你让我写什么就写什么算球了。

这些折腾，让我对那位女生充满鄙夷和厌恶，人家当然也会有所感觉，于是作滥好人的最后结果便是成了仇人，让对方将我恨进了骨子里去。我把推荐信寄走后，她便再没来找过我，即使在路上见到也不理我。所以后事如何，我一点都不知道，就连她去面试都给蒙在鼓里。最绝的还是，她要走前两天，在系大门口碰上了我，破例地跟我打了招呼，问我要不要买她的车。我知道她那车刚刚给撞了，撞得很厉害，虽然修复了外表，毕竟伤了脊梁，当然不会上当，便婉言拒绝了。她就再没说什么就转身走了，就此神秘失踪。几个月后，她有事写信给她原来的导师。从他那儿，我才知道我的推荐信还真起了作用，她给那家公司录取了。她导师困惑地问我：她为什么要如此严格保密，找到工作后谁都不让知道？这是不是中国人的习惯？我只好无奈地耸耸肩，什么都没说。

写这些烂事，不是想诿过于人，也不是想事后追加无济于事的道德批判，只是想指出一条：中国社会之所以成了一个个钩心斗角斗成了乌眼鸡的烂样儿，在很大程度上是孔教为全民制定的行为规范人为制造出来的。这道理再明显不过：如果我像西方同事那样，对那位女生始终保持礼貌而疏远的关系，不把她当成同胞关心，她可能也就没有那勇气来恬然邀我共同犯法了。就算她提出来，我也不为所动，委婉然而坚定地始终不同意，那也就不会有后来那许多不愉快的事了。她就算不快，也只是一时的，我也就不至于后来反而成了她的杀父之仇似的。倘若此，无论是于公于私都两全其美。所以，说到底，“君子成人之美”于今仍然值得提倡，只是必须严格限制在现代法律与社会公德规定的公民责任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