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服第一盲僧 bgm:建立阶段性分级缓冲处理社会矛盾体系

建立阶段性分级缓冲处理社会矛盾体系　　　　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决定了我们既无法一夜之间就消除矛盾内容，也不能用敌我矛盾的处理办法来对付人民内部矛盾。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要求，当前比较现实的办法是建立一个阶段性的分级缓冲处理社会矛盾体系：实行分级缓冲处理，阶段性地调和各种人民内部矛盾，确保改革有一个相对稳定、有序的环境，实现“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
　　第一级缓冲带：着眼于个体的自我约束。矛盾的最终落脚点是个体，个体普遍加强了社会道德、理性、博爱、仁义等方面修养，就自然拥有了自我克制和管束能力，社会和谐也有了广大的群众基础。对此，一方面要大力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历朝历代均倡导并传承了“自律、和谐”这一主流文化。经“文革”破坏，逐渐式微，但仍在我国社会基础中潜藏着强大生命力。根据调查， 1993年，决定人民是否信任政府取决于其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深浅。到了2002年，家庭经济状况开始更多地影响人民对政府的态度，到了2009年，由于腐败和政府公信力下降等因素，传统文化、社会道德等指标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力又开始上升。为此，我们要根据时势变化，充分运用好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文化遗产，理直气壮地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一是研究和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管理体制、机制和方式。结合教育体制和机制改革，结合“十二五”教育规划，借鉴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法宝，将之列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工程之一，切实增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提高教育成效，切实维护个人和国家间的亲密的传统关系。二是创新工作措施，建立长期科学跟踪监测和研究我国政治信任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基础的工作机制。要有专门部门专门力量，科学研究，严密监测，根据结果，及时调整文化教育的工作方式。同时要加强和改进现行宗教政策。这几年，我省宗教信仰人数快速增长。要积极研究和把握新形势下信教群众工作的特点与规律，在高度重视和科学引导宗教在疏解民怨、调解民意、引导民情上积极作用的同时，全面跟踪梳理和研究当前宗教新情况，改进和完善工作举措，并充分发挥宗教对社会公益事业的积极作用，大力支持宗教在服务人民、改善生活方面的努力，促进社会和谐。
　　第二级缓冲带：着力于和谐家庭细胞的培养。个体之上，就是家庭。家庭是中国社会最基础的组织结构，家庭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基础作用。在改革开放初期，党和政府大力抓家庭文明建设，把其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抓手之一，经常性地开展“模范夫妻”、“五好家庭”创建活动，辅以一系列的政治、精神和物质奖励，大大增强了群众的荣誉感和责任心，改善了社会风气。从实际调查情况看，现在的居民和农村家庭大多不关心甚至不知道家庭文明建设创建工作，参与感和荣誉心大大减弱。按照“三个最大限度”的要求，需要我们再次充分调动起这一社会管理的积极因素，大力发挥家庭细胞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为此，一是要健全组织协调机制。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工作，将其纳入社会稳定工作重要范畴，进一步明确妇联等组织在家庭文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信访、调解、司法、乡镇、街道社区等部门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二是进一步完善长效机制。结合实际，创新工作载体，深化“平安和谐家庭”、“五好文明家庭”、“双学双比”、“巾帼建功”、“双合格”等主题创建活动，避免空洞化、机械化，要讲效果，同时，结合社会发展新形势，结合人民关心、群众在乎的社会要素，研究探索将家庭文明建设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物质奖励、精神奖励等挂钩，调动每个家庭细胞为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发挥作用。三是加强工作指导和宣传。对一些典型的家庭、对有创新性、有成效的工作举措要加大推广和宣传力度，形成工作氛围，使文明和谐家庭的星星之火，得以燎原。
　　第三级缓冲带：着手全覆盖的乡村（社区）稳定网建设。一是要推广和深化“枫桥经验”。这一深受毛主席推崇而举国闻名的经验，归纳起来就是“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其核心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行“群防群治”。所有村和社区，要以两委会为核心，建立综治工作网络，支委联系党员，党员联系群众，两委干部联系村民（居民）代表，村民（居民）代表联系农户。同时，实施“矛盾化解五分法”：分工负责，维稳责任具体化；分块实施，综合治理网格化；分层掌控，源头预防动态化；分级联动，矛盾化解即时化；分类管理，服务教育人本化。这一宝贵的社会稳定工作经验，被历史和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因此，要大力推广，并结合各地实际，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二是要加强社区党建。基层党员尤其是离开工作单位视野之外的社区基层党员，其党员意识相对淡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不够，按照“三个最大限度”的要求，为调动起这一重要积极因素，我们要高度重视以居住社区为基础，普遍建立和完善党小组制度，使各党小组分别联系一个片区群众，把以前不愿参与社区事务管理的党员也组织起来，使党更深入紧密地与群众融合一体，发挥工作合力。这些同志每天生活在群众当中，又是普通党员，群众的心思他们最了解。这些社区党小组完全有条件成为民意的反映渠道，成为化解群众矛盾的缓冲带，成为展示先锋形象的宣传员。三是要鼓励发展灵活多样的乡村（社区）调解组织。要充分挖掘乡村和社区其他积极力量，尤其是要重视发挥“五老”（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作用，合理组织，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民间“和事佬”调解组织。这些人员在当地有资历、有威信，时间也充裕，讲话也比较有水平，解释政策比较中肯，老百姓爱听，能有效化解矛盾。例如杭州在广大民生工程建设中，广泛推行“民主促民生”，大力发挥各类民间协调和调解组织的作用，顺利推进了“庭院改造”等重大工程的实施，使近年老百姓对政府满意率均达到90％以上，其中的经验值得好好总结。
　　第四级缓冲带：着眼于发挥各类社团组织的积极作用。民间社团组织作为行业群体的自我约束机构，是新型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挥其在社会管理和社会安全领域的作用，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和探讨的课题。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民间社团组织的作用来缓冲和化解社会矛盾，正是不少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共识。在我国社会转型的非常时期，如能有效利用民间社团组织的特殊属性，充分发挥民间社团组织参与分权、协商、管理、谈判、游说、听证、监督等理性化程序活动，分解职权，分担责任，尤其是分担那些利益冲突大、矛盾相对集中的行业事务管理权利和责任，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政府与公民之间充当起中介角色，对社会稳定就能起到缓冲、减压作用。对此，一是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社团组织管理体制。根据各类不同社团组织的特点，加强和突出其民间民主属性，大幅度提高其地位，高度重视其自我管理职能建设，真正形成权责一致、自我管理、承担责任的工作体制。二是科学赋予实际管理权限。政府部门要加快转变观念，改变集权思想，把一些接触面广、容易引发矛盾、能够赋予协会自我管理的职能切实充分地授权给协会组织，变直接管理为调停仲裁。三是加强日常监督和管理。强调社团和行业组织自我管理，并不代表政府放任，要学习和借鉴先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搞好日常监督管理，形成一套科学合理的工作监督机制，确保其在健康轨道上。
　　第五级缓冲带：科学管理新闻媒介和规范“独立第三方”介入的工作机制。随着社会发展，突发的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这些社会矛盾起势急、影响大、控制难度高，不少是前四个缓冲带所无法及时反应和及时缓冲的，对此，必须考虑建设最后的应急缓冲体系，这个缓冲体系涉及媒介和公信力。一是科学管理新闻媒介。媒介是一把双刃剑，可以助长社会矛盾，也可以消融矛盾。当前不少地方政府处理突发事件和恶性事件的基本方法就是简单地严密控制媒介。贵州瓮安“6·28”事件中，群众曾一边倒地质疑当地政府，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觉得信息被封锁，真相被隐瞒。媒体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及时采访、报道，使谣言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在当地传播。这种传统落后的“信息控制”观念，与现代政府信息公开的法治要求形成冲突，也与现代信息传播技术格格不入，大多弄巧成拙。反之，一些地方政府则走了另一个极端：匆忙对重大突发事件或恶性案件下结论，快速定性并公布，想以主动公开来引导舆论，结果往往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和质疑，反而进一步激化矛盾。为此，各级政府必须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充分认清现代社会舆论和信息技术的特点，加强和改进对媒介的管理方式。首先是党和政府要切实转变观念，更加重视科学管理新闻媒介，科学利用新闻媒介作为“缓冲器”，发挥其积极作用。其次是加强对媒介尤其是网络媒介的科学管理。增强新闻媒介在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中的责任意识，加强对不负责任、道听途说、故意歪曲真相、故意丑化政府报道的责任追究和惩治机制建设，探索建立建立一个引导网络公众舆论的系统。二是积极探索和规范“独立第三方”介入的工作机制。独立第三方介入是当前处理重大群体性事件中出现的新鲜事物，政府不要单纯把它视为洪水猛兽，而要保持科学开放的心态，将其作为弥补政府公信力不足的一个有益手段。最近发生的“温州钱云会案”，因政府公信力不足，乐清官方定性一出，即引起舆论强烈质疑，公众情绪有激化的趋势。在这样势不两立的情况下，几个公民独立调查团的出现成为缓解矛盾的有效手段，成为寻求弥合社会裂痕的可能途径，打破了原来相互不信任的僵局。后来的事实发展也证明，这些独立调查团不仅有效弥合了官民之间的裂痕，而且也弥合民众内部的裂痕，促进了事态的平息，成为公共危机处置的一个有力缓冲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