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黄海电影在线观看:百岁“大嫂杨绛”：有尊严地活着

钱钟书和杨绛夫妇

　　与外界不多接触的她，早就借翻译兰德的诗，写下了无声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这首诗确实是这位百岁老人心境的真实写照。

　　“大嫂杨绛”的韧性

　　钱钟书的堂弟钱钟鲁永远记得第一次见到杨绛的情景，还是孩子的他在钱家绳武堂的几间大厅里跑来跑去，新婚的杨绛带给他一把有蛇皮外套的蒙古刀，他喜欢极了，立刻就别在腰上。钱钟鲁的母亲喜爱她，说杨绛“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宣哥痴人痴福。”

　　钱钟鲁说，当初大嫂要去振华女校当校长，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不愿意，觉得应该在家做家务，但是大嫂的父亲老圃先生不乐意，鼓励她出去工作。可是杨绛在抗战后期真的身任钱家的“灶下婢”，为了节约开支，她自己和煤末、做煤球，弄一脸煤灰；她还负责洗衣服买菜，知道她不好意思上菜场，钱钟书陪她一起去，两人说笑着把菜买回家。她当时还在写喜剧，解放后夏衍、胡乔木都提出想重版她的戏剧作品，被她拒绝了。她承认，当时写喜剧，主要原因是为“稻粮谋”，出版后给家里买肉吃。

　　很多人是通过“文革”时期杨绛的坚强表现，觉得她不光是“文弱书生”，还有“怒目金刚”的一面。可是钱钟鲁早觉察大嫂身上的这种坚韧之劲：“她像一个帐篷，把大哥和钱媛都罩在里面，外面的风雨都由她抵挡。”甚至最琐碎的事情也是这样，钱钟书穿着打扮都是大嫂一力负责，保证大哥每次都体面地出现在客人面前。

　　1997年钱媛去世，1998年钱钟书先生去世，钱钟鲁和妻子陈霞清特别难过。可是去见大嫂，杨绛竟一点眼泪都没有。有阵子她只能扶着墙壁走路，晚上要吃安眠药度日。这种苦楚，只有身边亲近的人知道。后来看到杨绛的文章，说“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的时候，钱钟鲁眼泪就流下来。他说：“大嫂太苦了。她是个非常爱孩子的人，可是现在家里人不在了，她如何过？”

　　杨绛让钱钟鲁他们不要担心她，她说自己“要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她的办法，就是一头把自己扎进书里。她读了古圣哲的书，将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斐多篇》反复读了很多遍，最后决意翻译这篇对话。苏格拉底相信灵魂不灭，坚持自己的信念，因信念而选择死亡，杨绛想借翻译自己不识的希腊文，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

　　钱钟鲁说，平素大家敬重她的为人，不仅因为她的学识和名声，纯粹是因为她的人格上的魅力。

　　杨绛临近百岁的时候，家里人带着孙女去看她。杨绛并不像个百岁老人，特别会说话，有趣，口齿清晰，常叫钱钟鲁要听陈霞清的话，不听话就要陈霞清告诉她。还把孩子们送的生日小帽戴在头上照相，做八段锦给他们看，说自己身体很好，前些年她还带着陈霞清她们送的计步器在院子里走路。她已经超越了生死。

　　郑土生到外文所不久就被揪出来，说是反革命。他吃不下，睡不着，想到自杀。他把欠同事的钱一一还清，其中欠杨先生75元，是他在前段为来北京申冤的老乡买火车票所欠的钱。可能就因为他还钱的姿态让人起了疑心，杨绛先生把钱扔到他抽屉里，并且留条子说：我的钱不用马上还，马上我们都要下干校了，你拿着钱买生活必需品吧，来日方长，你要注意身体。

　　看到这个条子的郑土生激动得浑身发抖，当时所里人人惧怕，没人敢安慰他。就为这件事，郑土生感念了杨先生一辈子。

　　到干校后，杨先生照旧和他来往，听说他暖瓶碎了，要买一个送给他，被批判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郑土生尽量让杨先生过轻松点，收工时候陪杨先生走夜路，下大雪的时候，一早起来去扫杨先生门口的雪，怕老人滑倒，众人看见了也没什么话说。有一次钱先生和钱媛来看杨先生，三人在路上散步，郑土生不敢和他们说话，走近的时候悄悄用英语说：散步有利于胃。钱先生父女都对他会心一笑。他知道，杨先生肯定把自己为她做的一点小事都记在心里，对钱先生说过了。

　　让外文所的朱虹难以忘怀的，同样是杨绛先生的人格魅力和尊严感。1953年朱虹从北大西语系进外文所工作，当时杨绛她们都被称为“老先生”。每周开会，“她特别端庄，穿得很整齐，可是不趋时，绝对不穿列宁装之类。有时候一些公共活动，我们不当一回事，知道是走过场，可是她很认真。”她的那种“漂亮”，是整个诗书气蕴的外在显示。“不用说干校阶段了，她始终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始终不像我们，拿着脏手就抓馒头，她天生有种大家气派——100岁了还这样。我和柳鸣九要送孩子回老家，没钱犯愁，结果杨先生不知道怎么了解到了，立刻送了300块钱过来。当时她送出去很多钱，别人不还，她也从来不要。”

　　钱先生逝世后，杨先生所做的一大工作，就是整理钱先生从上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的中外文笔记，除了厚重的《容安堂馆札记》，还有现在马上要出版的《钱钟书手稿集》。她还经常翻看钱先生过去的著作，最常读的是《槐聚诗存》，时常与周围的人说，有个字值得斟酌一下。百岁老人，在灵魂上和钱先生息息相通，她的精神世界里，钱先生和钱媛都还在。

　　朱虹说：杨先生的知识系统其实很博大，她不仅翻译了《堂吉诃德》，还翻译了系列的流浪汉小说，这背后有类似于艾略特提出的“原型”理论在支持。“现在想想，杨先生的那些小说的序，不都是最好的学术论文？”杨绛特别好的母语底子，使她的翻译能够体会作者的弦外之音，把作者含蓄未吐的句子亦信亦达地翻译出来。

　　外文所的薛鸿时告诉记者，他一直听杨先生讲，她和钱先生初次见面，两人就表示自己一生的志趣不过是在书斋做普通人，贡献一生，做做学问。两人志趣相投，非常和睦幸福地走完了一生。所以杨先生绝对淡于名利，对自己的学问也始终不夸耀，实际上，她的学问比很多大学者要高明。薛鸿时当年第一次翻译美国作家门肯的散文，杨先生轻巧的几句话就让他明白了很多道理。“她写的《翻译的技巧》，我是拿着当宝典的。”

　　郑土生1976年因为给中央写信反对“文革”，再次面临牢狱之灾。他很痛苦地去钱杨家诉苦，杨先生安慰他，要是他真被抓走，儿子的养育问题由他们负责，并且鼓励他去研究莎士比亚。“我就此走上了研究道路，可是第一篇文章就没人敢发表，我考证哈姆雷特的结果和当时所有的大家——朱光潜、朱生豪以及王佐良都不一样。我去找所长卞之琳，他没有管。找到钱先生杨先生，杨先生推荐给《读书》杂志发表，我的学术成绩才被认可。”

　　钱先生有“誉妻癖”，总说杨绛聪明。朱虹不胜神往地说，杨先生的聪明放在那里，像她将《围城》归纳为“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包括给三联写文章《不官不商有书香》都是信手拈来，那已经是她八九十岁的事情了。

　　不过这些外在的赞美或感叹，都和杨先生的世界没有多大关系了。杨绛先生自己说：我今年100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100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3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