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干预是实现正义的好办法吗？

沙西·沙洛尔（Shashi Tharoor）联合国副秘书长，其最新的著作是散文集《无书巴格达》

http://www.unspecial.org/UNS651/t37.html

《联合国宪章》的缔造者们赋予秘书长两项独特的职能：“该组织（联合国）的首席行政官”，同时也是一位受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委托执行某些未经详细说明（但却富有政治意味）的任务的独立官员。每一位担任此职的官员都必须表明他更是一个“秘书”而不是“长”。但面对的困境却不少：秘书长应该得到各国政府，特别是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政府的支持，但同时又应该对它们一视同仁。他通过自己的官僚或外交背景锻造资历，可一旦获选，他就必须超越过去的成就，代表全世界发声，甚至成为一位“世俗教皇”。的确，秘书长拥有无可比拟的制定议题的权威。但他无权贯彻自己所有的理念，而他所提出的愿景也只有各国政府能够实现。他推动世界，但却不能指挥世界。

冷战结束，科菲•安南在利用联合国这一“第一讲坛”方面，比其前任走得更远。他卓有胆识地提出了干预的道德底线和个人需要听从良知的问题。他还敦促各成员国解决国家主权和他们保护平民的职责之间的紧张矛盾。通常，一位秘书长可以提出一个棘手的问题但却并不要求合适的答案；安南1999年在联合国大会上所做关于干预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讲话，在各智库机构和客座专栏作家们之中引发了百花齐放的效果，但在当时却没有引发任何一场以保护被压迫者为目的的军事干预。

罗伯特·斯佩茨曼:正义干预必须小心谨慎

罗伯特·斯佩茨曼(Robert Spaemann)，罗马天主教著名哲学家，慕尼黑大学及萨尔茨堡大学的哲学教授。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spaemann3/English

10年前战争降临科索沃，时任德国外长的约施卡·费舍尔明确地解释了他一直以来的参政原则：“永远不再有战争，永远不再有奥斯维辛！”但科索沃的暴力和种族清洗很快就让他明白有些时候必须在两难之中做出抉择：有些时候，只有战争才能防止新的奥斯维辛浮出水面。尽管多年以来一直遭到非议，但被正义事业赋予了合法性的“正义战争”的理念正在重新获得市场。这种理念曾经遭到人们的反对，因为战争的任何一方都倾向于认为自己的事业合乎道义原则。此外，在缺乏公正判断的情况下，获胜者总能像在一战后签订《凡尔赛条约》那样，把自己的“真理”强加到被征服者的身上。

战争法 “道德中立”的理念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战争既然不可能被彻底消灭，就应当通过人们普遍接受的行为准则来对其加以限制，并减轻战争所造成的恐怖后果。正是因为不像“正义战争”原则那样雄心勃勃，道德中立理念通过禁用某些特定种类的不人道武器，非常成功地缓解了战争所带来的恐怖后果，迫使军队保护平民、给予战俘人道主义待遇并禁止吞并行为的发生。和平主义者认为战争是一种应当被消除的非法状态。但那些认为人类不能成功阻止战争的人则试图遏制战争并力求促使其“人性化”。当中世纪的教皇允许在一年中的特定时段进行战争的时候，运用的正是这样的智慧。但是任何“生存之争”类型的战争都拒绝承认自己可能为 未来 战争开创先河。这样的战争永远不会有规则，永远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战争。归根结底，当只有开战和死亡两种选择摆在面前的时候，没有任何法律能发挥作用。信奉“以暴制暴”格言的人必须记住是谁发明了这个词汇：阿道夫·希特勒。

罗伯特

·斯基德尔斯基：科索沃成了布什入侵伊拉克的借口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英国上院议员，英国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名誉教授、莫斯科政治研究学院的董事会成员。

http://www.skidelskyr.com/site/article/recovering-from-kosovo/

我在1999年3月曾经公开反对北约以保护科索沃人免于塞族屠杀的名义攻击塞尔维亚。在当时，我是英国上议院影子政府反对派前排成员。当时的保守党领导人立即把我驱逐到了后排。这就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涯。当时我出于两个原因反对军事行动。首先，我认为军事行动或许给当地人带来好处，但是却会损害当时人们所理解的国家关系规则。联合国宪章的目的是防止跨越边境使用武力，除了自卫以及安理会授权的执法措施。人权、民主以及民族自决并非发动战争的可以令人接受的合法理由。第二，我认为存在人权遭到极大践踏、人们不得不不顾国际法受到道义驱使采取行动的情形，但是科索沃并不属于这种情况。我认为这一干预表面上要防止“现实的人道主义灾难”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

1999年3月至6月北约轰炸期间，科索沃的死亡以及驱逐数目大幅度上升。战争实际上催发了“人道主义灾难”。北约空袭以及随后将科索沃作为保护地管理改善了阿尔巴尼亚族科索沃人的政治情况。但随后所有科索沃人、无论是阿族还是塞族的经济形势都大幅度恶化（失业率高达44%），犯罪丛生。同时，在北约管理下，科索沃一半的塞族少数人口被清理掉了。塞族人叛乱以及在事实上分割科索沃还是可能的，而且我们还要面对科索沃宣布独立给其他分裂的巴尔干国家例如波斯尼亚和马其顿带来的破坏稳定效果。但是在国家关系角度情况更加糟糕。科索沃是入侵伊拉克的借口。布什总统“先发制人战争”中加入了人道主义干预原则，美国根据这一原则宣布有权利攻击任何它认为对其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国家。这就打开了单方面非法使用武力泛滥的大门。

约瑟夫·奈：即使被安理会一票否决，强行干预也需获得普遍认同

约瑟夫·奈（Joseph Nye），曾于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任国防部长国际安全政策助理，哈佛大学教授。

http://www.universalrights.net/people/stories.php3?start=1108&category=democ

进入新世纪，是否扩大安理会成为联合国的焦点话题，人们反而忽略了04年开启的名人小组改革报告中的其余内容和101项改革建议，而这些建议大多并不需要修改联合国宪章。报告称，联合国大会已失去活力，安理会应更积极主动，人权委员深受合法性不足之苦，秘书处应更为专业，更有条理，且大部分制度体系的不完整也使得联合国在处理国际社会面临的经济和社会威胁时反应过慢。报告还批评了联合国对发生在波斯尼亚、卢旺达和达尔弗尔的种族屠杀行为的处理方法以及对于艾滋病情况处理的迟缓行动。

在90年代早期的卢旺达和科索沃，安理会没能及时采取行动去拯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除了等待安理会采取行动和由国家采取单边行动以外，就没有其他方法了吗？后来的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是两个很好的例子，在科索沃战争中，由于安理会一票否决的可能，一个地域组织（北约）未经联合国授权就擅自采取军事行动。尽管这一军事行动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但是它的干预得益于普遍认同的政治合法性，从而减少了对国际秩序可能产生的负作用。而在伊拉克一战中，若美国能获得国际舆论的支持，那么它所采取的行动即使面对否决票也能获得一定的合法性，但是布什总统没有这么做。法德等国虽然反对美在伊战中的行为，但都在未经安理会批准的情况下出兵科索沃。可见，如果一国在联合国处于僵局的情况下被迫采取行动，他们应该知道只要他们遵守名人小组的合法性指导方针，即使没有达到标准，他们的国际声誉也会少受损害。

亨克·伯里曼等：北约新战略不仅将欧洲防御作为唯一目标

http://www.nato.int/docu/review/pdf/i2_en_review.pdf

亨克·伯里曼（Henk van den Breemen）是荷兰前任总参谋长；陆军元帅皮特·英格（Peter Inge）爵士是英国1992年至1994年期间的总参谋长；杰克斯·兰科斯德（Jacques Lanxade）是法国海军前任海军上将；克拉斯·纳乌曼（Klaus Naumann）是德国前任总参谋长，而约翰·（John M. Shalikashvili）是前任美国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和北约最高指挥官。

北约在2002年布拉格会议上达成一致，它将在“必要的情况下”采取行动，从而放弃了仅仅是防御条约地区的限制。尽管从2001年9/11恐怖事件以来得出教训，表明当今的各种冲突没有一个是可以单纯通过军事手段加以解决，但是北约的手段还是仅仅是军事方面。因此，任何北约有效的未来战略都必须包括制定和实施其他手段。

我们提议的战略不是采纳当前北约战略概念或者欧洲战略研究中的地区重点，而是放眼全球。它力图通过消除冲突的原因来防止冲突。很明显，这需要通过以积极而非消极的方式实行主要是非军事手段来实现。这一战略以灵活的方式实施实力升级和降级，并且利用所有的政治和软硬实力手段。但是，它强调动用武力必须依旧是最终手段而非最后手段。我们提议的战略由于其性质决定了它是防御性的。它寻求保护北约国家。它通过整合不同国际组织以及非北约盟国或任何非联盟国家的能力而对联盟使用模块手法。而且，它要求持续承诺直到原先制定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既不是征服也不是寻求把为北约所偏好的政治秩序强加给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