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纽约双子大楼倒塌，美国摇摇欲坠。十年间，美国政府历经多次信任危机，最终岿然不倒，皆归功于美国社会的自我纠错机制。

9•11发生伊始，美国政府信誉便遭受重创。人们不相信政府会对大规模恐怖袭击事先毫不知情，人们不相信这样一个政府还能保障公民的安全。当美国还沉浸在恐惧和悲痛中时，不信任的声音没有放大，但人们并未放弃。在此后的数月中，以9•11受难者家属为核心的美国人，到处奔走、游说，日复一日，在白宫门前游行，呼吁成立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调查委员会，彻查真相。白宫明确表示了对此项提议的反对，但国会最终选择了支持。调查委员会费时20个月，出具了一份600多页的报告，指出美国政府存在的五大失误，包括“收到恐怖袭击信号但未足够警觉等”。除此之外，此次调查还促成国会通过50多年来最大规模的情报机构改革法案，提升美国反恐能力。

不是每个人都能发现自己的错误，政府也不例外。当政府自我蒙蔽，这一公权力不被信任时，公民的监督权及自由表达能够得到保障，是纠错的前提，国会这一公权力的制衡又为这一前提提供有力的保障。尽管反对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但一旦国会批准后，白宫即刻表示了尊重。在其后的多场听证会上，时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副总统、国务卿赖斯、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均到场接受委员会质询。公权力，尤其是政府权力，因其强大，应该保持谦卑。

法国哲学家托克维尔说，美国的体制使它不可避免地要出现政策失误，但当它一旦察觉失误，回到正确道路上的机会也很多。9•11之后，美国的纠错机制的效力，又一次次得到证明与发挥。美国的经验，对于遭遇过多重灾难的中国人来说，弥足珍贵。

与官方认可的独立调查相伴随的，是阴谋论。许多美国人既不相信美国政府，也不相信独立调查委员会。一种阴谋论认为，9•11事件实际上是某些政府及军方人士制造的，目的是为了给军火商提供发战争财的机会，或者为石油大亨提供攫取中东石油资源的机会。另一种论调则认为，9•11虽然不是官方制造，但政府明知恐怖袭击要发生，仍选择袖手旁观。2006年的一次民调显示，38%的美国人相信此类阴谋论，反映阴谋论的纪录片《华氏9•11》，则在柏林电影节上斩获金熊奖，引起世界范围内的探讨。

针对这些质疑，白宫皆有解释及辩驳，但没有、也不能动用政府权力去禁止阴谋论的传播。相较于民众，政府拥有更多的信息渠道，且通过法律（保密法）为垄断这些信息做了制度保障，从而保持对公民的信息不对称优势。在信息缺乏的状况下，民众阴谋论政府，情有可原，哪怕不实，也是正当的行为，政府只能直面，而不是回避或封杀。反过来讲，如果政府没有那么多秘密可守，没有那么多见不得光的行事，民众何须用阴谋论来揣测政府。

9•11事件发生后不到两个月，2001年10月，布什即签署一份旨在反恐的《爱国者法案》，法案亦获得国会通过。这一法案规定，为获取必要的反恐信息，“执法部门可以在未获法庭授权令的情况下搜查当事人的办公室和居所，查封可能成为证据的资产”。诸如此类的条款赋予了政府部门前所未有的权力，不再受许多司法程序的约束。法案通过时，美国全国群情激奋，民众出于对恐怖分子的厌恶和恐惧，对这一法案表示了极大的支持。但等事件冷去，不断反思反恐的民众渐趋理性，意识到部分条款可能过分扩张了公权力，而侵害了民众的言论自由权和隐私权。朝野两党、民权组织和公众为此争论不休。

争论与反思的结果是，2005年底，《爱国者法案》部分条款到期时，白宫申请延期，被国会否决。国会作为公权力之一种，作为民意的反映，在群情激奋时通过法案，在可以冷静思考的时候亦体现了自身的判断力与价值，完成自我纠错。而在立法时，为法案设立短暂有效期的制度设计，也为4年后的纠错埋下了伏笔，使纠错有一个契机，避免一时冲动的立法成为永久之憾。而在此之前，美国一个联邦法官曾做出裁决：《爱国者法案》其中一项条款违反美国宪法。该条规定，禁止向被认为是恐怖组织的外国团体提供专家建议和援助。法官判例均具备法律效力，当政府与国会同时犯错时，美国的法院仍然可以独立承担纠错重任。

如果说上述纠错都是因为美国自我利益需要而做出的，那么，虐囚门事件后的纠错，则更多出于道德层面。2006年初，美军驻伊拉克部队被爆出虐囚丑闻，证据显示，美军士兵涉嫌虐待、羞辱、猥亵、杀害多名伊拉克战俘，“有些照片显示，伊拉克战俘被迫互相口交，还有的显示一个伊拉克男子被迫鸡奸另一个伊拉克男子”。虐囚门事件，使得伊战的合法性，美军的正义性受到极大质疑，但爆出这一丑闻的并非外国压力，而正是美国媒体。媒体监督亦是美国社会自我纠错机制不可缺少的环节，美国媒体对于真相的追求，促使他们必须置所谓国家形象于次要地位：当公权力犯错，媒体必须指出来。而美国社会对新闻自由的政策，则在媒体追求与国家形象发生冲突时，对前者给予了最有利的保护。

丑闻曝光后，美国军方在国会的敦促下，启动了内部调查机制，将驻巴格达的美军第800宪兵旅6名成员送上军事法庭审判，纪律处分美军协助管理战俘的7名军官，包括第800旅最高长官等人。数月后，曾担任驻伊拉克美军最高指挥官的陆军中将桑切斯提前退役并承认，虐囚丑闻是导致他提前退役的主要原因。军方在各国向来都是神秘机构，但任何神秘机构，在面对公众的质询时，都须有应对机制来纠正自己的错误。与之前不同，军方所犯的错误，实际上是一个世界性的错误，而非针对美国人的错误。错误可以纠正，但造成的伤害却已成事实。如果说美国政府在国内犯下的错误，是美国选民愿意为其民主制度所承担的成本，但他国人民并未同美国达成此契约，不应该为美国犯下的世界性错误承担损失。美国的自我纠错机制，是建立在国内民主制度之下，当美国站在世界的舞台，没有国际性的权力制衡、国际性的媒体及公众监督时，其纠错机制难以奏效。

法国哲学家托克维尔说，美国的体制使它不可避免地要出现政策失误，但当它一旦察觉失误，回到正确道路上的机会也很多。9•11之后，美国的纠错机制的效力，又一次次得到证明与发挥。美国的经验，对于遭遇过多重灾难的中国人来说，弥足珍贵。中国人常讲，多难兴邦，实际上，只有在对“多难”的反省中，只有在反省过后不断地自我纠错中，才能获得避免下一次灾难的经验。这其中包括对所有灾难人祸真相的彻查，包括对公权力失当的追责，包括根本上的权力制衡，包括保障公民和媒体的参与权、表达权。做到这些，兴邦与否的问题，其实已经用不着考虑。稿件来源：央视网|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