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忆文革中林彪评价知青下乡：是变相劳改

2011年09月09日 07:42
来源：南方网 作者：郭小东

核心提示：这就是那种乌托邦的教育和现实主义的教育，他们之间的区别，想不到乌托邦的教育和现实社会一接触，马上这些知青就变成了那个时代里最现实的一帮人，从最理想到最现实，这是在七十年代，特别是林彪事件的出现，还有林彪关于知青是变相劳改等等这些话语，在知青的心灵里都掀起了巨大的追问。

知青文化血统。

      这个问题可能是很多知青都关心的，而且很多知青以后三十年间每一个知青都在经历，我这里所说的是在经历这样一种思想的折磨。现在对于知青很多80后的，包括他们的子女，对他们的父辈都非常陌生，他对他们父辈曾经有过的生活都是不理解。99年我曾经参加过在体育中心的知青晚会，票是很紧俏的，很多年轻人不知道这个晚会是什么性质的，以为是刘德华、张学友也在里面唱和跳，他们好不容易因为某种权势拿到一些票，我坐在旁边，有一男一女两个人拿到票，看了以后目瞪口呆，就是说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唱这些歌是什么意思呢？既不好听又不理解，一脸的茫然，这种岁月是什么样的岁月，完全陌生。

      所以我就觉得有一种叫知青血统的东西，这种知青血统是怎么样产生的呢？我简单做一个介绍。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凡是当过知青的人都会关注这两篇文章，一篇文章叫《青春运动的方向》，毛泽东在1936年时在五四青年节上发表的一篇讲话。一篇文章是毛泽东在1942年5月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个是讲文学的，一个是讲青年的，讲青年和讲文学都离不开一个主题，那就是知识分子要工农化、工农分子要知识化，然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要服务于工农兵。工农兵手上是黑的，脚上有牛屎，可是他们比任何知识分子都要干净，这是毛泽东一个最伟大的理论，而且这个理论也就导致了我们后来在类似问题上的一些离奇古怪的评价和诠释。

      那么青年运动的方向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些青年的一种政治和文化的圣经，那里面所说的一切都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变成了现实，而且是一种被扭曲的现实。所以我这里也有三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知青文化血统的年代表述，就是这个血统在每十年里是怎样表现的。有革命话语的单质化异化而来的积极的人生态度，面对现实反叛现存在的意志与力量。我们知青都很矛盾，一方面觉得五六十年代很清洁，那个时候没有歌舞厅、没有夜总会、没有妓女、没有网吧等等，什么都没有，很清洁，只有一个品质的社会现状和社会意识形态，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有没有好处呢？应该说是有好处的，我们现在据理力争说知青精神有多好多好，更多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那个年代很单纯、很清洁，所以我们不受污染，所以我们可以健康成长，这种健康是一种亚健康，不是特别健康的健康。社会现实的那种多元、复杂、丰富性，人的琐屑的生命形式，不是那种单质的简单的理念可以解释清楚的，可以作为一种应对的准备的。

      由那种单质东西而来的积极人生态度，就是要艰苦奋斗，不向困难低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公无私等等，这些都是人的优良品质，但是这些优良品质在那个年代里比我们蒸馏过了，变成蒸馏水了，就不能溅入一点点的杂质，正因为这样，所以它就变得不真实、变得不可爱、变得不亲和、变得不能真正进入我们的生命和进入我们的生活，而成为我们的生命和生活的一个部分，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当这些知青回城以后，各自找到自己的人生位置，经历了很多的坎坷，但是这种从童年、青年和少年时期积淀下来的这样一种单质化的精神气质还是不能消解，还是潜伏在他们的灵魂深处，所以他们看自己80后的儿女头发长一点觉得不行，衣服穿的笔挺一点觉得不行，衣服今天穿明天换觉得不行，应该穿十天是比较合适。很多很琐细的这样一种生活细节，都形成了他们代际的鸿沟。

      这样一些血统的年代表述，我可以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也许这对我们和子女之间的沟通是有帮助的。除了我刚才说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两篇文章在青年的思想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同时，毛泽东诗词的那种浪漫情怀对青年一代的影响也很大，都是一些革命的豪言壮语。把一个伟人在战争年代所经历过的那种艰难困苦和对于未来的理想社会塑造，仅仅是一种豪情，而把这种豪情变成了生活中的每一个具体的步骤。在五六十年代基本上是在这样一种很浪漫的乌托邦的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

      到了七十年代，实际上当年在占据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主要位置的这些红卫兵，在一夜之间被变成了知青，这个时候他们的这种集体流放才真正的了解，或者贴近了中国的现实社会。这之前，他们在政治宣传中的中国社会，和这之后他们自己落入的民间社会，所呈现出来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相反的。这就是那种乌托邦的教育和现实主义的教育，他们之间的区别，想不到乌托邦的教育和现实社会一接触，马上这些知青就变成了那个时代里最现实的一帮人，从最理想到最现实，这是在七十年代，特别是林彪事件的出现，还有林彪关于知青是变相劳改等等这些话语，在知青的心灵里都掀起了巨大的追问。

    八十年代大部分的知青都回城了，在这个时候知青们才真正获得了思考自己前途的那种权力。在这之前，他们没有这种权力，可是他们有权力的时候，年华已经老去了，三十岁左右，要和十五岁的高中毕业生一起同台来高考，来争夺那样一个百分之几的位置。所以大部分的知青还基本上可以说是散落在民间的，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读上大学，后来获得一个比较理想的人生位置，然后成为知青中千分之一的那些所谓成功者，而这些所谓的成功者，基本上是远离后来的知青群体的，倒是一些发了财、赚了钱的知青想做一些慈善，所以还能够组织一些活动，而现在这些知青的活动还有各种文集、各种文章，基本上也是在这些赚了钱的知青资助下出现的。可以说八十年代是知青获得了一种生存的权利和思考自己命运权利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出现了大量关于知青反思文学的这样一些作品，也就很可以理解了。

      如果说八十年代对于知青的压力还仅仅是一个思考和寻找上的压力，到了九十年代这种压力就变成了一种难以承担的精神上的压力。到了九十年代，人到中年的知青多了一份反思与怀旧，但是他们依然和这个社会格格不入，他们的价值观和他们的观念还是格格不入的，所以他们这种格格不入没有表现为一种激烈的，青年时代的示威、请愿、游行，或者极端状态的动作，而是变成了一种自觉的远离当下的人群，然后去寻找自己想要寻找的那个已经失散的人群，这就是大量的知青现在要开会、要写文章，要回原来的知青插队的地方，要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的理由。他们整个的人生已经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洞，这个空洞需要集体的记忆和一个集体群体的象征来填补，这些人很多都已经下岗了，很多人的儿女已经慢慢自立了，已经慢慢溢出了人们的视线，八十年代说知青全社会都很同情，也比较尊敬，九十年代说知青就多了一份奚落，二十一世纪讲知青很多人张开大口问知青是什么，所以才有今天时代知青这样一个话题。

      二十一世纪，知青基本上已经处于非常被动的生存状态，而且面临生与死最后的抉择。很多人都已经过了五十岁，有的已经过了六十岁了，所以怀旧就成为了一种品格，怀旧已经不再是一种仅仅的动作，或者一种行为，而成为了一种品德。我对这种怀旧的知青品格始终都是心存着爱恨交加的态度，爱表示尊敬，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去怀旧，都有权利追怀自己的青春时代。每一个人也都有权利告诫自己青春已经老去了，没有任何怀旧和追怀的价值，特别是那个充满着血腥的青年时代。但是我并不反对怀旧，我也并不反对各种各样的知青活动。我反对的是说，你究竟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怀旧，你是用批判的忏悔的方式怀旧，还是用一种歌颂的，或者是说站在一个成功者的角度去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说明我现在所有的成功都是因为有那样一段青春的经历，所以才能获得这样的成功。

      试想如果当年给你一个考北大的的机会，而北大也还是一个正常治校的北大，你读了北大以后出来，到现在在一个正常的时代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人为经历了那十年被耽误、被牺牲、被取代的这样一个经历，然后又花费了加倍的努力，包括时间和生命的成本，然后获取了一个小小的科长或者一个股长，或者一个助理工程师。你想一想看，后者当然也是成功了，但是在一个正常的秩序社会里，你的成功仅仅是这样的成功吗？所以以成功者的这种眼光去看取自己痛苦的经历，然后把它作为一个成功的必备资本。如果是这样的视角，我觉得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很多很多知青，大部分的知青他们是今天依然生活在底层，而这些知青里有相当一部分是非常非常有天赋的，他们因为文革、因为知青运动措施了这种天赋的开发，所以他们把本来可以在正常的社会里成为一个优秀的杰出的人，现在只能够成为一个蹲在电线杆底下消磨时日下象棋的人，这就是一个时代的大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大罪错。这使我们不能够同意用那种补偿的方式，或者用那种所谓青春无悔的方式缅怀自己的青春岁月，去重构一场和文革的文艺节目完全没有两质的这样一台晚会，这样的晚会我觉得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我在99年的时候看了那场晚会，我在羊城晚报写了一篇文章，是何龙先生给我命题的文章，如果他没有这样的命题，我也没有这样的勇气，我写了这样的文章之后受到很多知青朋友的质疑，觉得我不应该写这样的文章，然后后面还要继续办的一些晚会全部都给夭折了，但是我不能够同意这样的指责，尽管他们这种指责是有百分之二百的理由，他们非常有理由，但是有理由并不等于是正确的。

      文章的题目是“冷遇与荒芜”，我摘几段给大家念一念，我觉得到今天还是锐利的。“以任何形式走进历史也是我们今天的任务，问题是以怎样的思想与心情去回眸历史，文革和知青运动，他们精明的反人性、反文化的面目，在今天尚未没有被每一个国民，尤其是曾经参与其中的人们认识，并予以理性的反思和批判。三十年后的歌舞升平已经使人们对那些血腥遗忘的差不多，也使那些始作俑者、既得利益者摇身一变的革命英雄们不再战战兢兢的过日子了。”在八十年代有很多在知青里打砸抢的那些人是生活的很艰难的。“对那段历史的尊重只有批判两个字，缅怀与祭奠的原意不要忘记，就是批判，批判的内容就是人性的忏悔、全民族的忏悔。怀旧是人无法遏制的感情，但怀旧的准则是人的良知，你也许曾经是文革的打砸抢分子、无恶不作的政治流氓、告密者、卖友求荣者，也可能是变色龙，但时过境迁，尽管无人追究，但你尚有良知，你便得为自己的灵魂忏悔。我以复杂宽容的心态记住中国历史进程中这血腥的一页。”我想这就是我的基本态度。

      当知青文学以批判现实的态度出现时，我率先肯定并框定他们作为文学的时代先声，并始终跟踪着它的进展，以知青运动为主题的中国老三届的经历是一场旷世空前的集体受难，它不是苦难两个字可以囊括的，它是一个灭绝性的法西斯式的人类灾难，物质被破坏可以重建，但人文精神的重建是以几代人，乃至几百年的人类倒退与文明的反对作为代价的。文革和知青运动的后果，祸及今天的是精神形态和人性形态的全面沦陷，对此愿意面对现实的人们，应该感到痛心疾首，我们今天的很多社会问题，很多社会伦理问题，很多社会的人的关系问题，都和文革、都和知青运动有密切的精神联系，看不到这一点，那就不是一个清醒的生活在当下的一个老知青的那种心灵姿态和状态。

      我在《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里写到，“他们在春天燃烧了自己，在夏天迷离了自己，在秋天重生了自己，在节后的林中空地重拾荒凉，重新播种，与生命的暮丘做最后的拼搏，他们青春已逝，可壮志未酬，但这并不能够成为借口。历史正是无情的告知，他们已经被跨越，牺牲是这一代人的本色，没有别的选择，一味的青春无悔依然是一种虚妄，那不是一种现实的态度。勇敢的面对过去，承认曾经的错误，即便错误是因被人利用、被政治利用，坦然承担历史的对错，将给自己残酷的后果深刻反思与忏悔。”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应该有的一种理性态度，它会使我们在临死的时候死的比较坦然，而且死的比较不痛苦，一切的假面和虚伪都应该撕去，怀旧是应该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它不是成为一种行为，而是成为一种品格，这种品格包含了我刚才所说的这样几个层面的内容和观念的判断，乃至价值观的建立。

      这是知青文化血统，我想说的一些简单表述。刚才说到的第二点，集体流放形成了一代经验的共同性，为什么是知青都可以站到一起，一眼就可以看出你这个人当过知青，你扫地都比别人扫的干净、扫的认真，都把扫地当成你的责任和你的使命来完成，这就是知青。一代人经验的共同性，形成了知青精神一个必不可少的，但是并不值得我们大力去弘扬的这样一种东西。

      第三是非常年代的红卫兵，知青的革命狂欢。这和扭曲的性的狂欢有什么区别呢？在王小波的小说里用性的方式来表达知青生活的方式，来表达知青对于政治反叛的那样一种方式。我觉得我们现在一些文学作品里所描述的那一种性的倒错和性的狂欢，包括《色·戒》所描述的那些性的倒错，那些画面，实际上是一种精神的倒错，是因为精神的倒错、精神的压抑所迸发出来的，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知青的狂欢实际上也是五六十年代的知青，他们性压抑的一个结果，他们的破四旧，他们对一些美好东西的摧毁，那种置于死地灵魂宣泄，实际上都跟五六十年代清洁如水的性生活被压抑有关系，这种性生活的压抑最终变成了一种精神的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