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广电集团现任领导:华国锋与知青运动的渊源 亲自送两子一女下乡

　华国锋与毛泽东交谈

华国锋坚持“过去方针”

摘自《中国知青史-大潮》，作者：刘小萌

粉碎“四人帮”的重大胜利，标志着我国历史的发展迎来一个加快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但是，在如何总结“文化大革命”灾难的历史教训方面，中国共产党及国家领导人内部的认识很不一致，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华国锋等领导人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以及相当一批干部的头脑仍旧受着“左”的思想禁锢，形成一股妨碍“拨乱反正”的阻力，导致新时期头两年步履艰难的局面，同时延缓了知青问题的解决。

知青问题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涉及一代城市青年的命运，涉及安定团结的局面能否尽快实现。一劳永逸解决知青问题的唯一途径，只能是中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允许在乡知青返回城市，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却面临着两大障碍。首先一个是政治上的障碍，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场在激进理论指导下的运动，中止这场运动必须在理论上做出新的解释，对于被毛泽东亲自选定为接班人的华国锋来说，要迈出这关键的一步却是不可能的。再一个是经济上的障碍，停止这场运动意味着将近1000万知识青年大举倒流，并对城市就业以及住房、生活必需品供应、交通、治安形成前所未有的压力。显然，克服这两个障碍需要时间，需要有一个过程，确切说，需要有一个新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这样一来，就决定了知青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必然要走过一波三折的艰辛历程。

但不管怎么说，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既是民心所向，也是社会正常发展大势所趋。随着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主张改革的中央领导人在政坛上取得主导地位，随着思想解放的大潮在全国范围内奔腾涌起，知青问题的彻底解决终于显露出曙光。

华国锋坚持“过去方针”

“四人帮”在政治上垮台后，由毛泽东生前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以来所仅有。在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中，华国锋是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渊源较深，关系较密切的一位。他对这项工作的态度，他在指导这项工作时所积累的经验，不能不对“文革”以后上山下乡运动的走向产生直接影响。

早在60年代初，华国锋在湖南工作期间，因长期负责农业工作，就经常与回乡、下乡知识青年接触。据说，他十分注意教育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鼓励他们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华主席热情支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华主席关怀青少年》，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第51页。。1961年，他在湘潭地委工作时，山西省有个老战友给他写信，谈到自己的孩子中学毕业后，想找工作的问题。华国锋回信劝导这位老战友：把孩子送到农村去，到农业战线上去。农业战线很需要有文化的青年。那种轻视农业的风气，认为念过书再务农是丢人的看法，应该改变了。

1977年共青团湖南省委的一篇文章回顾说：华国锋同志坚决地捍卫毛主席关于青年运动的光辉思想，一贯地引导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他就十分注意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在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华国锋同志更进一步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看作是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培养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大战略措施《领袖华主席关怀着青年的成长》，《华主席关怀青少年》，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第4页。。湖南省革命委员会诞生后，华国锋作为革命领导干部的代表，被结合进革委会。1968年8-9月；益阳三中一批红卫兵组成“支农兵团”，要求上山下乡。华国锋当即指示以省委名义给他们写贺信，随即又签发文件，号召全省师生向支农兵团学习。这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华国锋闻讯后连夜召开湖南省革委常委会会议，决定立即在全省掀起学习、宣传、贯彻毛主席指示的热潮，来一个大动员，同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带头送子女下乡。会上，他第一个表示，把自己第二个儿子送到农村去。在他的带动下，省革委的许多领导干部都主动送子务农，全省很快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

作为一名高级干部无论是于公于私，华国锋在认真贯彻、执行毛泽东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指示方面，似乎都可以说无懈可击。就在华国锋第一个给儿子报名下乡以后，有人曾建议送他儿子去当兵，被他谢绝。当时，从中央到地方，许多领导干部托门子、找关系，通过“后门”送子女当兵，同时也就反映出他们对毛泽东指示阳奉阴违的态度。华国锋却不但送子下乡，而且教育他严格自律，不要搞特殊化，以致当地农民不知道他是华国锋的孩子，认为跟自己的孩子没什么两样《华主席热情支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华主席关怀青少年》，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华国锋调北京工作后，再次主动送子女上山下乡，他的女儿小莉，曾在北京一一六中学就读，1974年即将高中毕业。当时他身边只有这一个最小的女儿，按政策可以留城，他却支持她到农村去，走毛主席指引的上山下乡的道路。不久，小莉和同学们一起到京郊平谷县乐政务公社许家务大队插队落户。

在以身作则，把子女送往农村的同时，华国锋在工作中也比较关心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特别是调到中央工作以后，对这项工作更加重视。1973年，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时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的华国锋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领导制定了有关文件，对“文革”后期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华国锋进一步密切了与上山下乡工作的关系。

1975年9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华国锋曾向全国知识青年发出号召，和贫下中农一道，“用我们的双手艰苦奋斗，改变我们的世界，将我们现在还很落后的乡村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乐园”。

如上所述，华国锋的政治生涯与上山下乡运动有着长期的渊源，他始终把这一运动看成是毛泽东的重大战略措施，并且竭忠尽智地去贯彻执行。应该看到，华国锋在主持1973年知识青年工作会议期间，对“左”的理论和一些极端做法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是有所察知的，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制定了一些矫正措施。但他这样做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将这场运动引导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因此当他成为全中国人民的“英明领袖”以后，也就顺理成章地要继续坚持这一方向。而这种坚持，与他在政治上倡导“两个凡是”的方针，又是相辅相成的。

华国锋等人刻板、僵滞的政治立场及坚持“文革”一系列“左”的错误的态度，在上山下乡问题上得到了立竿见影的反映。1976年12月，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宣称：1977年的中心任务是继续搞好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科技革命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此后，这场运动继续被说成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毛泽东在“文革”中提出的“再教育”思想，是在否定建国17年教育制度、教育工作者的前提下提出的，已为千百万知识青年的长期社会实践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但华国锋却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赋予它权威的地位。1977年8月，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指出：

知识青年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又有文化，我们应当把他们培养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生力军。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必须坚持贯彻执行。对于具体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则应当按照统筹解决的方针，切实解决好。

华国锋的这段话，在以后一段时间里被奉为“知青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各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汇报提纲》，1978年1月13日。。尤其应该注意的是，至少在华国锋等人眼里，“再教育”的思想并没有过时，必须继续“坚持贯彻执行”。毛泽东病重期间，曾谆谆叮嘱自己选定的接班人“照过去方针办”。华国锋的确未曾辜负毛泽东的一番重托。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也就谈不上知识青年问题的真正解决。

1977年12月12日至1978年1月13日，各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文革”结束以来有关上山下乡工作的第一次大型会议。会议内容是为计划于1978年上半年召开的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进行调查研究，搜集材料，研究和确定工作会议所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

当时，社会上对上山下乡的方向议论纷纭。有些人认为上山下乡是“四人帮”搞的，有的说“打倒'四人帮'，知青不下乡”；“打倒'四人帮'，回城有希望”。有些下乡青年认为自己是“四人帮”“极左路线的牺牲品”。有的说：“过去表示扎根农村，是上了'四人帮'的当，今后还是要争取回城。”有些原来决心扎根农村的青年，对自己的选择产生怀疑。有的知青先进集体，把墙上挂着的奖状、锦旗都摘了下来。一些已经在农村结婚安家的青年，情绪消沉，感到后悔。社会上纷纷议论说：“现在宣传少了，典型倒了，扎根不提了，政策要变了，知青办要撤了，上山下乡快收场了。”有的地方，下乡青年的家长干脆找到知青办，往回要孩子。从事知青工作的干部中，普遍感到围绕这项工作的“冷风大，谣传多”，压力大，思想混乱。有的说，现在矛盾集中，弄不清上面的精神，说不服下面的群众，左右为难。有个地区九个县、市知青办主任都申请调动，要求干别的工作《知青战线的一些思想动向》，载《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简报》，1977年11月14日。。显而易见，随着“四人帮”极左派退出政治舞台，许多群众已开始从新角度审视上山下乡运动，并且准确预言了它行将“收场”的结局。凡此种种，都是这场运动的不祥征兆。

社会上的种种议论，在座谈会上也有所反映。有的与会者提出了对上山下乡工作应怎样估价的问题：“四人帮”插手了知青战线，工作中又有不少问题，究竟主流是什么?还有人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底是为了什么”的问题。对于“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口号还要不要提的问题，也是众说不一《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简报》，1977年12月17日。。更有人大胆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怪胎”河北省知青办：《关于全国知青工作座谈会的简要情况》，1978年1月20日。。抨击之尖锐，莫过于此。这些迹象表明，在从事知青工作的各级干部中，对上山下乡的方向同样存在着惶惑、动摇甚至否定意见。

不过，座谈会上的种种离经叛道的看法很快被统一到“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上。所谓“怪胎”论，则受到国务院负责人的严肃批评：十一大报告(指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关于“必须贯彻执行”毛泽东有关“再教育”指示的内容)不是讲得很清楚吗!这不是否定十一大路线?怎么叫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呢?你说你认识不清可以，你不能否定一切，否定一切那不同“四人帮”一样了吗!这不是思想问题，是个政治问题《关于全国知青工作座谈会的简要情况》。。否定上山下乡的成绩就有否定十一大路线之嫌，就是否定一切，否定一切就与“四人帮”一样，因此就成了政治问题。经过如此这般的“推理”--实即上纲上线--之后，人们只有统一口径，继续为这场举步维艰的运动齐唱赞歌。

座谈会认为，知青问题虽多，但不难解决，要鼓劲，把工作抓上去。为此又提出，加强对知青工作的宣传报道，表扬、鼓励好的典型。

为了防止揭批“四人帮”活动产生不利于上山下乡运动的影响，座谈会强调，批判“四人帮”要注意准确，批什么，立什么，今后怎么办，思想上要明确，不要东倒西歪的，防止副作用。如不要只批“拔根复辟”，因为今后多数人还是要下乡，批得不好，就会把那些有志气、在农村扎根的青年批得不安心了。大学生同农民结婚也不能批，因为同农民结婚应该提倡。批“挑重担”(指辽宁省把一些知识青年放到各级领导岗位上)也成了问题：“你批'挑重担'，难道叫他挑轻担吗?”总之，批“四人帮”不能把上山下乡的方向批掉了，方向批掉了，问题就大了，自己给自己背了包袱，自己给自己出难题。究竟批“四人帮”什么问题，要理一理，不一定像文教战线批“两个估计”那样，有什么批什么《关于全国知青工作座谈会的简要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