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董勇结过几次婚:林振国:我的知青岁月：一、《下乡前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21:27:37
字号：大 中 小 1968年秋，我20岁了，从66年初中毕业已闲居小城两年多了，主要帮助父母干些体力家务活或者在街道办事处服务队等处做些几毛钱一天的临时工，以补贴家用。九月，妹妹（高度近视眼）被民中工宣队动员先行下乡当知青。十一月我的学校革委会发函并到父亲单位施压，叫我下乡，那时小弟才11岁，干不了从山下到山上买煤、背粮、担水等重活……。我因担心年老体病受文革冲击的老父的身体状况，不想走，但又不得不走的地步！同校同级而不同班的同学云龙君（人物均为化名）来约我共将学生关系转到本市某中学，被安排到山区某县东方红公社东风二队下乡当知青。首批同队的还有宝根君、小宝君、留城君（他后因为没有注销迁移户口，到队若干天返城后去某鞋厂就业），共计五个男子汉！1969年元旦大雪下了几天，六日晨，我们到校集合，被卡车带行李拉向南方，向大山进军。那巍巍的秦岭山道路险峻挺拔，土公路的某些路段连车也会不过，沟里时常还可见到翻车的残骸，危险地段人要下车跟后步行通过，这就是难于上青天的蜀道！
当天下午时刻（那时能戴表的人极少，所以都不知具体时间），卡车将我们拉到下乡的公社后返回了，各大队的贫下中农代表均到公社接应分配的学生知青。我们的生产队离公社还有十五里路，十里川道，五里坡路，坐落在山顶上，是全公社最东端最高的生产队。它离县城七十五里路，没有交通客运班车！其周围群山环绕峻岭叠嶂，扼守着东西通道！
我们跟随来接人的代表，到达生产队已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一座关帝庙早已没有神像了，大殿是大队小学教室，两个东厢房，东边住的是支农解放军，留下一间给我们住。一个大土炕早已烧好，我们五人一字排开，睡在一个土炕上（后来支农的军队走了，我们才分住两间厢房）。队里早安排人员做好了饭，那是真正的陕西臊子面！这是我们离家后的第一顿饭，大伙儿一齐狼吞虎咽！火炕烧得太热了，我们大家都睡不着……。我们的生产队，带我们知青户共十二户，全队有三十余口人。到队后，首先要认清哪些是贫下中农。队里有几个四川人都是解放战争扶眉战役的国民党溃兵，一个姓梁，原是胡宗南军队里的军马医官，他是招夫养夫（女主人前夫失明，另招个健全丈夫来养家）的上门客，即一妇二夫，一间房一条炕，住着带儿子四口人。第二个姓罗，孤寡一人住一间房，老罗经常唱些动人的四川山歌给我们听，大家都喜欢！队里还有一户富农，没有地主。
我们生产队里的贫下中农，有一个留着清朝时的长辫子（男子），另一户男主人留着齐耳短发（即民国革命头）。全队没有一块平地，上粪、收获等全靠背，劳动用不上任何车辆，队里为我们每人准备了一个竹背斗等农具。全小队主要人口都住在关帝庙这个大院里。
文化大革命中的“三忠于和天天（毛主席语录）读”活动在小学教室里举行，后来支农军队走了，改在队保管员家里，那可是天不亮就开始的活动。生产队长在天不亮就吹哨集合学习，天亮后下地干活（叫早工），八九点回来吃早饭后，再上午工到一点多收工，再吃午饭，然后上晚工到天黑。一天要记工员画三个圈才算一天满勤！生产队广种薄收，大多数土地都是一年只种一季庄稼，劳动日值约三五毛钱，但队里的粮食很多（据说是全公社分配小麦最多的地方，山外闹饥荒时也要到此地背借粮食）！
刚开始的一年里，国家给每个才下乡的知青每月发八元安家生活费，但不发给本人，由知青户到生产队里借支，用以购买煤油、食盐、火柴等。烧柴要自己上山打，吃粮（小麦、玉米）在队里保管室称出毛粮，背到山下川道的水磨坊自己去磨。我们队在山顶，大队划拨给几亩水田在河坝中用种稻米，顺利的话每人的口粮里有一百斤毛谷子（即水稻）可在石碾上碾米吃，那可是真正的当年的新粮食，没菜的白米饭吃起来也非常香甜！
关帝庙院里有大队的一个代销店，由一个汉中孤寡老汉经管，可买到煤油（那时全公社都不通电）、盐、香烟、火柴等，没有醋（一般是社员自造）和酱油。这里的人养鸡但不吃鸡和鸡蛋，主要交代购店收购，运到城里去，那时鸡蛋很便宜，对外卖每斤才四角八分钱（知青一般也买不起），想到回家时，买点两角四分一斤的核桃带给城里的父母亲友，倒也实惠！想抽烟这里有一盒八分钱的白皮经济牌，经济烟是我们对外交往待客之用。知青们一般都是在队里开会时，去揩贫下中农的油，抽他们的旱烟袋过瘾！
下乡一周后，大家的热情减退，开始思念城里的家，纷纷向社员打听出山的路。老爷岭（这是我们生产队的原名）离外县的一个县城约七十多里地，即有名的褒斜古道，可顺着它走出大山，奔向铁路线！我们请了假一同步行回家。那天早上，天气阴沉，吃完早饭即动身，谁知刚出山就下雪了，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在下个不停，并越来越紧，我们都几乎迷失了方向，跌跌撞撞奋力往北走了一天，好不容易来到一个铁路小站，扒火车（即无票乘车）到家时，已是深夜！
因为从外县走的路不熟悉，我们到返乡时只好花钱从城里坐班车到本县城，再步行七十余里回队。从此，我们在大山里的知青生活真正开始了，一切都要靠自己。初始大家都爱串队（即到其他队的知青户去看看，走哪吃哪，甚至住哪），看望旧友，结识新朋友，有办法的还可以调整落户点，转到地理条件稍好一些或者人气旺和情投意合的生产队。我们队就因为男子汉豪气十足，又调来一位云生君！
我们的知青户，虽然是本生产队里清一色的小伙子户，但由于不善于农业生产，出勤又赶不上社员，评工分最低的才六分，我自己干一整天才能挣到八分工（即一天工作三晌：早、中、晚的劳酬），社员最高的标准劳力一天十分工（价值约三五毛钱人民币）。1969年底，第一个年头下来，我们的知青户成员全是倒灌户，即都欠生产队的钱，没有任何收入！知青们在国家每月给付八元钱生活费一年后停止了，在生产队里又没有任何直接的现金收入，一切开销都要到父母那里要，吃穿行等样样都需要家中支援，赶上城市贫困家庭，下乡的子女又多几个，那就惨了。如儿女不当知青，还有国家配发的粮食、油布票等，只需买回来即可，现在儿女们都在乡下，衣食住行全部开销都要父母个人独撑了！
知青户吃粮需要找保管员从队里仓库中予借（年底再结算）毛粮，如小麦、玉米，社员们都淘洗一下再晒干后磨面。我们一般直接背下山去磨房了，因淘洗粮食要借席子晒，很费事就节省了这道工序，再一方面等需磨面时多半是马上揭不开锅了。
知青吃菜更简单，生产队坡地盛产土豆，每年秋季按人头分配几百斤（一斤玉米折抵五斤土豆），刚分下来时一座土豆小山堆积在房间里存放。我们就大吃土豆汤、土豆菜（切丝用盐干炒熟，没有菜油可吃，有个红辣椒子角那就再好不过了）、土豆馍（大土豆蒸熟），或者回城带几个大土豆孝敬父母亲，吃到最后剩下小豆豆后，送给社员喂猪了。生产队给知青户分配了一小块自留地种菜，因没有水浇，又无专人操心，所以多半荒着，平时也就没菜可吃。我自己从城里返队时，带上点父母亲给做的瓶装辣椒咸菜豆豆，也许能吃几顿有菜的饭！我们想吃醋了，端上饭碗走访社员家去讨要一点他们自做的土醋！但我们知青户有个别人喜好钓鱼，就下山到河潭里中钓上几尾鱼，后来他们从本公社修路的工地仓库中偷得一箱炸药和雷管导火索，从城里找了些空酒瓶，先装半瓶子炸药，再把沙子灌满，来用以炸鱼。如天气不冷，我们的节日就来到了，全体出动到潭里捕鱼。几炮投下去，大鱼震昏了，我们就潜入水中见白条就抓，收获颇丰！回来后向社员要些醋和辣子，真正的清煮鱼，况且深山里的鱼无大鳞片很好吃！
我们吃水要到远处的沟里去担，洗衣也在那里。
知青户烧柴就艰难多了。社员们一般冬闲时上山砍很多柴，背回来储存风干后再慢慢烧，而我们很懒，没有储备，多半是砍了就烧（所以湿柴烟雾大，饱受烟熏火燎之苦），因为没有堆积的干柴后备，就是连阴雨或大雪天中，无柴了也得自己上山去砍！那年月我们知青组可真是和尚多了没柴烧！
我们数年下乡回家之路，一般都走外县步行之路，那样就可以来回不花或少花车马钱，让国家铁路运输饱受经济之损！
我们知青户最头疼的事就是做饭吃！因生产队劳动革命化，天不亮就要起床参加天天读学习（主要是毛主席语录），许多知青起不来床。个别想出工的就起来参加学习后上工，因为没有专职做饭的人，下工回来再做早饭，上工的人做好饭，叫不叫未起床的知青吃早饭成了矛盾的导火索！生活用品都是大伙的，但上工出勤是个人的，怎么办？去水磨坊磨面也是件伤脑筋的事，人多了需排队，有时今天背下山磨面，整夜都在磨房待着，等到第二天白天才能回来很是辛苦。磨面手工操作全靠我们自己来，河水量小、石磨子老了，加工起来就更慢，……。我们的麦子不淘，一百斤小麦只收七十斤白面，但面仍是黑！肚子饿了用自己刚磨出的面在磨房里做点吃的（擀面条），菜就是自带的一点盐巴。所以磨面又是一个分裂的火药库！
我们知识青年要想在农村安家落户，靠劳动维持生活，那么上工、砍柴、做饭、磨面就成了考验每位知青的最大试题！无法回避的矛盾摆在前面，挡住了每个知青的脚步！矛盾激烈了，我向队长提出分灶（即分户）的要求（因其他知青户早有先例），生产队不同意，我忍无可忍，一怒之下将知青户灶房的一口大铁锅砸烂了！个人在公社供销社另买了只小锅及生活用品等，分开单过。我个人去找队里借粮磨面，保管员说队里不同意分家，拒绝给我过粮。无奈，我吃了几天粮麸皮，继续上工劳动！社员们见状大惊，均劝生产队领导，最后队长终于答应了。我在自己住的房间一角修了个灶头，开始吃小锅饭了。
我要自己养活自己，所有的事情全由自己去做，再也不依赖任何人，并尽可能地多参加队里的生产劳动！转眼间到了1970年终，春节前生产队又要分红了，全知青户只有我和小宝君两个人除了还清上年队里的欠债外，我分配二十几元现金，他也分得十几元钱。我们俩人协商今年春节不返城，在农村与贫下中农一起过个革命化的新年！节前，其余的知青们都回城了，关帝庙院里也少了几分嘈杂。我和小宝君两人各背了一个竹背斗去山外赶集采买年货，天不亮就步行出山了，身上装着队里分配的那些钱，到六十多里地的外县一个集镇买东西，到达时已是中午。集市上很热闹，我们买完过年吃的猪肉、蔬菜、粉条、调料、烟酒等，在街上各吃了两碗面（都需粮票二两，肉面每碗一角二分钱）后，开始背着东西往回赶。
冬天人们穿得厚，山路崎岖又难走，等返回生产队已近星空半夜了，我的双脚磨了几个大水泡，那天我们俩整整步行走了一百多里路！又困又乏又饿，两人在做点饭吃喝后，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
年关前，我们两人合伙将采办来的年货一次加工停当。年三十那天，我们宴请生产队里的所有贫下中农代表（也就是五六个吧！）来知青户吃饭，欢聚一堂！
从初一开始，我们两人一块儿再分别到各位贫下中农家吃上一顿团圆饭，这就是过年了！
注：那个年代猪肉是越肥越贵，城里一级大肉八九角钱一斤，四级是四五角钱一斤，城里人爱肥肉！
在那下乡的日子里，秦岭大山的莽莽深处地区，不要说通电，有些地方连邮局通邮送信也要靠人步行来往，并且邮件只能送到公社。山区所谓的公路，泛指能用卡车将物资运进去的简易土路！特别是食盐、煤油、火柴等生活必需品。一旦下雨多冲毁了路段，连我们公社也闹起了“盐荒”！这几种物资的供给是山区人民的生命线！
我们县上组织各公社劳力集中去抢筑太白河公社的简易公路，那里是秦岭南麓，气候温和，森林密布，星点散布的小块河坝田都种些水稻，社员们全吃大米，如要吃面就要同其它地方的人们互换些小麦。据说政府为了将那里的公粮运出来而实行人背政策：公家、个人双方平分所背出的大米，以作运费。那个公社的交通状况实在更差，当地人连汽车、火车都没有见过，许多人一辈子没有走出过大山，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事情。他们中间如果没有壮劳力出去在其它地方带点煤油回来，就得用“松明子”点灯（将如筷子的松木小棍点着）照明！
我们公社组织了一个民兵营参与工程，大队叫我去参加修公路，我答应了。卡车将人员送到公路终点，我们背着被子爬山，在一个山沟中安营扎寨，住的是搞副业割毛竹遗留下来的庵棚中，棚顶盖的是厚橡树皮，茅草一铺就是床，两三个人一个棚，我与公社民兵营长一个棚住。营长是个复转军人，大嗓门脾气直爽，人很好。我对工作肯下力气，不长时间我们竟成了好朋友！
修公路，要开山劈石，挖土填沟就成了我们的主要工作。那时没有任何施工机械可用，全靠人力来干。民兵营统一人员做饭吃，每天两晌工（上、下午班），比起生产队的劳动来可好多了。入夜休息了，营长与我在被窝里闲聊，时间长了，营长竟要为我在公社介绍对象，劝我在农村安个家，我婉言相告父母年老，期盼自己接受完“再教育”后早日返城，为他们养老，我暂时不考虑找女朋友之事（后来也有知青们为我穿针引线，介绍女知青交往，均被我谢绝）。一天夜中，忽然营地有人大喊，着火了，着火了！原来是个别庵棚里取暖，竟引燃了铺垫的茅草，幸亏大家抢救及时，才不致“火烧连营”毁掉千军！
许多天后（在农村我们很难记住公历日子），公路修通了，大会战结束了，生产队为我记满了外出修路的工分。
1970年时，国家开始在知青中招工了，本知青户最先被招工走的不是最能劳动的我，而是工分少于我的小宝君，他被推荐去了某机床厂，此后又是天明君，他去了县上某厂工作。
原在我们下乡约一年时，大队陆续来了三名下放干部（他们是带工资下乡的）、两个下放居民，其中一位下放居民张文星，来历最为不简单。听说他的父母亲都是革命烈士，他是靠父母的战友收养的，上过“八一”小学，六零年经济困难时期上高中，因在学校说了点粮食不够吃等言语（被定为右倾学生），这位高材生被拒之大学门外（政审不合格），他后来就业成家，在文革中因过去的不良言论被揪出来了，和其老婆（仍在原单位工作）分离，被赶到农村了……。
我们知青朋友经常到张文星大哥处谈心混饭吃，他毕竟有就业多年的一点经济实力，和他说说我们的喜怒哀乐，倾诉自己心中难以排解的忧闷，憧憬不知道的未来倒也快活！张文兴大哥被公认是我们公社知识青年的大哥，朋友，甚至连外县远处的知青们也到他那里做客，他用速记文字写下了纪实性的长篇知青生活……。
1971年10月，我是本知青户第三个被招工走的人。原本希望去接父亲（铁路工作）班，可那时反对“血统论”的接班制（即子承父业），挖墙脚（揭黑锅）争斗激烈，无奈我被迫去了省林业局，当了一名伐木工，全公社同去的共有三十余个知识青年。大家被分配在大山深处的多个连队（如军事化组织，有连长和指导员），向秦岭深处的原始天然森林开战了。张文星大哥的半间小屋，人来人往，人气很旺，成了知识青年的中心，但好事难成，这引起了农村大队、公社某些领导的反感，他们上报县公检法机关，认为张文星是破坏“知识青年下乡接受再教育”的罪魁祸首，查抄了他写的全部下乡知青文章纪实手稿，以“现行反革命罪”加以逮捕，并在大队开公捕大会，后来被县上判处“十八年有期徒刑”而获罪，我们知青的心凉极了……。后来听说粉碎了“四人帮”后，张文星才得以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