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河：我是一个失败者

“我这一生，不但偶然，根本就非常可悲。”

流沙河

原名余勋坦，1931年生于四川成都金堂县（今青白江城厢镇）。幼习古文，后考入省立成都中学，转习新文学。1947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四川大学农化系。建国后，历任《川西农民报》编辑记者、四川文联创作员、《星星》诗刊编辑。1957年，因“草木篇”诗案被打成右派， 1979年平反。80年代写有诗作《理想》、《就是那只蟋蟀》。所编诗选《台湾诗人十二家》引起轰动，成为将台湾诗介绍至大陆的第一人。近年陆续出版新作《流沙河认字》、《文字侦探》。

门开了，八十岁的流沙河作了个绅士欠身的动作，眨眨眼睛，示意请进。印着暗色条纹的棉质衬衫，配齐整的西装短裤，老先生看上去精神、清爽、讲究。

流沙河很瘦，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像一条老豇豆悬摇在风里”。他讲一口地道的四川话，语速平缓，语调抑扬，仿佛一个天生的说书人，煞是好听。

这是八月下旬的一天，成都酷热。公寓里没有空调，一部小电扇从客厅一隅吃力地送着风。流沙河端坐在椅子上，衬衫纽扣全部系好，似乎对高温毫不觉察。说到激动处，他站起来，在客厅中来回地踱着步，开始背诵当年那些或叫他心醉，或叫他心碎的诗歌。

流沙河人生最剧烈的跌宕因诗而起。因为一组名为《草木篇》的小诗，流沙河成为全国最早的政治祭品，从此开始了22年的右派生涯。几个月后，反右正式开始。全国又有不可计数的人因为与《草木篇》莫须有的株连而被打为右派分子，相似的人生悲剧次第上演。

如今，即使在成都活跃的诗歌圈子里，年轻的诗人们对于流沙河的名字，也已然表现得陌生——起码，流露出了明显的隔膜。流沙河告诉记者，自1989年开始，他已有二十余年不曾写诗。

流沙河的80年人生中，真正写诗的时间其实相当短暂。“除却十几、二十岁出头时写的那些不成样子的诗，也就是1979年平反后，到1989年这十年间在写。”

1979年，流沙河作为最后一批摘帽子的右派，终获平反。重提诗笔，这一次，他勤恳、小心地写了十年。

1989年之后，流沙河决意封笔，不再写诗。他改作训诂，说文解字，乐在其中。

流沙河假设过，如果人生重来，他还会不会选择写诗——当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四川大学农化系，“功课门门好，非常好，要是在农化系用功学出来，说不定就是又一个袁隆平喽！”他用一口成都话笑着调侃，语带骄傲。

又假如，当年在那趟倒霉的火车上，没有手痒写那组《草木篇》，流沙河仍然作为一个诗人的人生，会否因此不同？

但他的结论是，不会。

这个夏日，窗外是密密匝匝的梧桐，时时传来巨大的蝉鸣。而那些蝉鸣停顿的瞬间，一切显得尤为安静。在这间静得仿佛能听见杯中水声的客厅里，流沙河的讲述越来越缓慢，他的川音逐渐不复初时的抑扬，取而代之的是完全的平静。

我们从来没有学过Chinglish

　　南都周刊：考川大的时候，你报了农化系。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志在从文？

　　流沙河：其实不是。我高中的时候成绩非常好，尤其化学好，所以报了农化系。但其实心理上早已经偏向文科了。我是16岁的时候读了鲁迅、茅盾、巴金他们以及苏联小说的，非常着迷，尤其是鲁迅。然后就立下了写作的志向，写诗，写杂文，发表在成都的报纸上。

　　报农化系，怎么说呢，因为成绩好，我比人家提前半年念大学的。那是1949年初，整个气氛都告诉你快要解放了。我那时候是热血青年，更是盼望得不得了。所以呢，这个农化系啊，这个川大，感觉都是临时的，是过渡时期的选择。当时我们想的是，等新政权一建立，赶紧去干想干的事情，去为它做贡献。川大我念了几个月就离校了，赶着去报社工作——我其实都不是个大学毕业生。

　　但是我们那个成都中学——当时叫四川省立成都中学，就是现在的成都二中，是非常好的，是当时的“四大名校”。高中之前我在金堂县，从县里考上来的。像我那样16岁发表诗文什么的啊，一点不稀奇。同学里头有才华的人很多，有人14岁就能写很好的诗。

　　南都周刊：人才辈出，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流沙河：自由，自由教育。当时的教育，和五十年代之后的教育，截然不同。

　　南都周刊：以当时的成都中学为例，具体来说它是怎么推行自由教育的？

　　流沙河：我记得校长有一年请叶青来学校讲话，叶青是谁呢，他是当时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结果我们学生一起抵制他，校长也无可奈何。老师更不管学生这些事。当时的老师，对于学生的什么操行等第啊，课堂纪律啊，一概不用操心。他只需要把书教好就是了。

　　那些老师啊，真好！非常有学问。上来没有多余的话，马上就开讲，语言准确，叙述清楚，相当吸引人，大家听得如饥似渴。那时候老师受学生的尊重程度，现在你们想也想不到。有一次我们班两个男生打架，校长和教务主任劝不开，只好叫来代数老师。那位代数老师是个老头子，气管炎厉害，穿的衣服也是破破烂烂，拿个教鞭就冲过来。结果两个男生一看到他就吓住了，动也不敢动了。你看看，校长、教务主任这些官员的威信，和老师不能比！现在还会是这样吗？

　　建国后我们的很多老师都去教大学了。比如我的英文老师何文锟，以前给美国人做翻译，一口美语那叫好听，给我们讲莎士比亚、讲小泉八云，教我们背爱伦坡和华兹华斯的诗。这些不是课外的内容，高中课本就是这样的，原汁原味，名家名作，我们从来没有学过Chinglish。

　　南都周刊：当时的语文和英语叫国文、英文，强调的不是语而是文吧。

　　流沙河：对的。我的小学和初中是在金堂县念的，当时初中课本里有白话文，我的老师说，不用它，我自己给你们讲。因为他觉得白话文不用教嘛，文言文才值得教。其实那个课本也是很好的，国民政府找了叶圣陶、顾颉刚这些大学者编的。那么我们的老师教我们什么呢？我们小学就学了《桃花源记》，当时我10岁多，就觉得，真美好啊，不用交税，没有战争，非常美好的一个社会。谁说小孩子不懂呢？最初的善、美的概念都是那个时候种下的。再比如我们念王维的边塞诗，那种雄浑壮美，就是最好的爱国教育嘛！爱国，是这样教的，哪里能够硬塞。

　　南都周刊：国文到了高中学什么？

　　流沙河：《庄子》、《孟子》、《荀子》，曾国藩的文章，桐城派的文章，全部要背诵。古文的第一要义就是背。哪怕你完全不懂，背上了也会终生受益。你会用一辈子来消化它，一辈子慢慢懂得它。背古文，能让一个人的内在气质发生质的改变，包括人格上的改变。

　　南都周刊：会形成什么样的人格？

　　流沙河：形成文化性的人格。能背上这些古文，就有了祖先的灵魂居住在你的头脑里，在观察事物的时候，祖先的灵魂会指导你。真假、美丑、善恶，都有了文化上的取舍。这就是最成功的国文教育啊，真正塑造人的灵魂。不像现在，教你组词，教你找错别字，完全技术化，与古人脱节，与灵魂脱节，违反教育的艺术性，违反文化性，完全失败。

　　南都周刊：你16岁对新文学产生兴趣，当时怎么看待鲁迅和胡适？

　　流沙河：我那时候喜欢读鲁迅，不喜欢胡适。喜欢鲁迅愤怒激烈，不喜欢胡适婆婆妈妈。当时的高中生，大部分和我一样。

　　南都周刊：这个认识后来有过改变吗？

　　流沙河：改变了，彻底改变了。四十年代后期，社会动荡不安，我们学生多次上街抗议国民政府。我后来想，如果鲁迅先生在，他会站在队伍后面说上“上去！”而胡适会挡在队伍前面，说你们的要求啊，有合理性，但是大家要一步一步来，不是街上游行、喊喊口号就能实现的，你们更要从自身做起。胡适会这样说的。但是年轻人，他肯定愿意听鲁迅让大家去战斗的话。

　　只有一个人成熟了，知道生活的艰难，知道变化的艰难，知道维持一个正常社会的珍贵和不容易，尤其是如果他自己经历了那种可怕的疯狂——他才会懂得胡适说的话。鲁迅的方法，投合了人们心中暴戾愤怒的本能。而胡适开的药方，虽然一时也治不了中国的病，但从长远看来，一定需要他那一套，温和的、理性的、建立秩序的。

流沙河在成都街头，1993年。摄影/王学成

如果反右不把我揪出来，我也是左派队伍里的一个打手

　　南都周刊：1951年，你父亲作为国民党留在大陆的基层干部被枪决，这件事有没有让你认识到这种斗争哲学的残酷性？

　　流沙河：（沉默）我父亲是旧政权的人。1949年前，他在金堂当一个小官——县兵役科科长，负责招兵的。虽然是个科级干部，但是没钱，我高中时还有过交不起学费最后要了我母亲戒指的事。那时候基层干部很穷的，不像现在，人人都想当公务员。

　　我1950年参加工作后就和我父亲划清“界限”了。我是真心信任党的，绝对不是来投机的。那时候我在《川西日报》下面的《川西农村报》做记者，做我喜欢的文字工作，非常非常卖力，我觉得工作是有意义的，我们正在改变中国。

　　我父亲1951年被枪决，和许多旧政权的人一样。当时我心里……肯定是刀剐的，但我还是说服自己，革命应该就是这样的吧，一定要经过血的洗礼，不然怎么产生新世界呢？

　　对这种斗争哲学产生怀疑是后来。1956年，看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罪恶，讲苏共怎么杀人，怎么搞大清洗，看得人毛骨悚然！我就觉得有问题了，而且一定是理论层面都出了问题了。这种斗争哲学，这种专政，是不是必然会导致这样的恐怖？

　　而我自己呢，前一年，我也在整人，斗别人。

　　南都周刊：批斗谁？

　　流沙河：批胡风、俞平伯，1955年批胡风，我还是积极分子，批判他的“主观战斗精神”，批得非常起劲。结果马上我自己就惹祸了。

　　南都周刊：当时《草木篇》被抓住批判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流沙河：这个诗其实根本不值得一提，作为诗，它是很差劲的。1956年夏天，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理论，我很受鼓舞，觉得创作的春天来了。在火车上就写了这组诗，大意就是说革命者在积极革命的同时，也要保留个人的尊严、个人的性格……就是这样。1957年元旦《星星》创刊，是全国最早的官办诗刊，《草木篇》就发在了上头。结果1月份，川报就开始批了，说个人主义思想、在革命队伍里孤芳自赏这些，严重有问题。

　　当时反右还没开始，事情报上去，被毛泽东知道了。2月份他谈到《草木篇》，说有“政治思想问题”，中间用了什么样的句子呢？“我们在民主革命运动中，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那些有杀父之仇、杀兄（弟）之仇的人，时候一到就会来个《草木篇》”——如何的严重！我的家底毛泽东都知道了。

　　南都周刊：6月份反右运动开始，《草木篇》关联到的就不只是你一个人了。

　　流沙河：关联到很多人，很多我根本不认识的人。后来直到“文革”结束我到外省出差，都会有人跑过来跟我说，你知不知道，当年因为你那个《草木篇》，我坐了多少年的牢。

　　1957年3月份开始，突然不批了。我党说要整风，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怎么整呢，通过全体人民，首先是知识界，鼓励大鸣大放。天天开会，人家不肯鸣放还开车拖人家来鸣放……这一拖，就拖出好多人为《草木篇》说话了。川大一个教授叫张默生，当过江青的老师，说诗无达诂嘛，诗有多种解释，从《诗经》就是如此，怎么能用反革命的帽子扣《草木篇》呢。慢慢地全国的意见都出来了，以前批我批得非常凶的《文汇报》上也有文章为《草木篇》说话。

　　这些人后来都被打成右派了。张默生，大右派，当时就是他们用车拖去发言的。我呢，专案组来查我，说我是三个反革命集团的首领。那些为《草木篇》讲过话的人，还有给我写过信表示同情的人，都是这三个集团里的，都要一网打尽。

　　南都周刊：当时觉得荒诞吗？

　　流沙河：觉得委屈，冤屈。后来有老同志跟我说，受委屈的你们不是第一批，当年在延安就有整风运动。我就安慰自己，人家受得，你怎么就受不得？心里相信会有洗刷清白的一天的。

　　但是“文革”开始就幻灭了。确切说是1965年，开始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我当时看到，吓坏了，觉得完了完了。

　　南都周刊：这期间还写过诗吗？

　　流沙河：写过，很长的两首，一首《曹雪芹》，一首叫《秦祸》，就是秦始皇的祸，就是焚书，有500多行。都烧掉了。一句也记不得。

　　南都周刊：你自己烧掉的？

　　流沙河：还不是我。1957年到“文革”开始，我被打成右派，但还在省文联上班——干体力活。后来“文革”开始，我被赶到金堂县，去锯木厂锯木头。这个诗一开始我还不想烧，就放到我当时太太的一个乡下亲戚家。藏在哪儿呢？我们做了个小板凳，就把诗稿夹在木板里。但很快“文革”开始抄家了，亲戚因为知道嘛，心里非常害怕，就烧掉了。

　　我很感激他。如果没烧掉我就活不下来了。我自己在金堂的家被抄了十二次，所幸没有任何文字。所幸啊，我得以苟且性命于乱世。

　　南都周刊：之后一直到1979年平反都没有再写诗？

　　流沙河：没有写。我在心里作了九首，但绝对不敢拿笔记下来，就在心里反复念反复念，一直到“文革”结束，才把念得滚瓜烂熟的九首记了下来。后来收在我80年代出的《流沙河诗选》里，叫《故园九咏》。

　　南都周刊：我记得其中一首叫《中秋》的，说你当时以锯木为生，“爱他铁齿有情，养我一家四口；恨他铁齿无情，啃我壮年时光”。

　　流沙河：是，啃我壮年时光。前两句你记得吗，“纸窗亮，负儿去工场”，当时我儿子六岁，我背他去，和我一起锯木头，小童工。我儿子一直对《草木篇》特别感兴趣，到底是什么样的大毒草，让他爸爸成了这么一个大右派？结果一直到我平反了他才看到这首诗，他非常失望：居然是那么肤浅、幼稚的几句诗！

　　南都周刊：如果当时没写《草木篇》，你后来的命运会是怎样，你想过吗？

　　流沙河：想过。如果没有写《草木篇》，我大概连命都保不住。如果1957年反右不把我揪出来，我也是左派队伍里的一个打手。

　　南都周刊：你相信是这样？

　　流沙河：肯定是。因为在那个年纪，我写的东西作为文学创作，根本什么也算不上，我有自知之明。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爱好革命文学理论，弄得很透。苏联从十月革命开始建立的那套文艺理论，它的体系是异常完整的，很能自圆其说，我对它深信不疑。批胡风，我用的也是这套东西。倒是对毛泽东工农兵文艺理论我还没那么深信。

所以我如果不第一批成为右派，一定是左派的一条棍子，要拿那个东西去打别人的。但我现在回想起来，左派打手太危险了，我弄不好很快就要把命丢了。因为左派一旦卷进去，有了利益冲突，今天我红起来，明天被踩下去，不用等到“文革”可能就被弄死了。如果能撑到“文革”，那更会非常愤怒，去造反，去火烧，去把曾经打压过自己的人再打下去……最后要不是被打死，要不就是被判刑。

　　还不如早早当个右派，做重体力劳动，苟活。只求把命保住。

　　南都周刊：有一些知识分子连保命的欲望都没有了，比如老舍和傅雷。

　　流沙河：他们那一代自杀的多，我们这一代自杀的少。为什么？因为他们接受的是旧社会的传统文化，还要做gentleman，把尊严看得很重。而我们这一代呢，建国初期我们还年轻，都积极地参加批评自我批评，习惯了骂自己，侮辱自己，因此更容易逆来顺受，更容易苟活。

　　所以我这一生，不但偶然，根本就非常可悲。

　　南都周刊：没有其他选择？

　　流沙河：绝无。

我的诗都是骨头，没有肉

　　南都周刊：平反之后，你作为诗人和《星星》诗刊一起复出了，还担任过四川省作协副主席。

　　流沙河：我没有去开会，他们选我的。我的性格经过反右、“文革”之后，是非常胆小怕事的，我当时考虑的是，要是运动再来，我要做好准备。他们选我当，我也没办法。挂了多年的名，就算我从来不去开会。

　　但我当时还是热情的。八十年代一开始是非常有生机的，尤其在文学、在诗歌这一块。

　　南都周刊：你编选的《台湾诗人十二家》，1983年出版，大受欢迎。你当时是怎么接触到这些台湾诗的？

　　流沙河：其实在我编《十二家》前，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出过一套两本《台湾诗选》。但这个书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它的选择标准还是政治挂帅，里头都是骂国民党的革命诗。我接触到台湾诗是通过我的朋友刘济昆，他是马来西亚华侨，“文革”时在内地也被关监狱，后来去了香港做编辑，帮我发表一些旧诗，骗一点稿费。后来他跟我说，你应该看看台湾人的诗，比大陆强多了。从此就开始源源不断给我寄，书啊，文摘啊，剪报。我和余光中最早的通信也是他帮我们转交的。

　　当时我在《星星》开了个专栏，一月一期，我就每期向大家介绍一个台湾诗人。余光中、郑愁予、洛夫、痖弦……专栏写了一整年，诗人就正好凑成“十二家”。后来出了书，很轰动，台湾诗的艺术性、美感，在大陆读者当时看来是很震撼的。

　　南都周刊：我们后来在语文课本里读到你的《就是那一只蟋蟀》，诗前头那句“台湾诗人Y先生说，在海外，夜里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是四川乡下的那一只”。Y先生其实就是余光中。

　　流沙河：对对，我们都姓余嘛，很多人问余光中是不是你二表哥？（笑）我们一直没有见面，见面已经是1996年了，但是通了很多信。那句话，是他写给我的信里的一句，多美啊，拿出来就可以作一首诗了。

　　南都周刊：因为《就是那一只蟋蟀》和《理想》，你也成了八十年代的明星诗人之一。你怎么评价自己的诗？

　　流沙河：名声一度很大，但我很清醒。尤其是读过余光中的诗后，我说算了算了，我不写了，我怎么写也写不出他们那样的好诗来。我的致命伤我清楚，我这个人头脑过分条理化，逻辑化，感性不足，好诗需要的奇思妙想我没有。所以我的诗都是骨头，没有肉。

　　南都周刊：八十年代末你就不再写诗了。

　　流沙河：是。不能回避，也无法直面。我也不会写，不写了。包括诗歌的介绍啊、研究，我都不做了。我把我关于台湾诗的资料，有几百本书吧，都送给了一个叫杨然的青年作家，他很感兴趣，之前经常住在我们家抄这些资料。他把这堆东西拖走的时候，拖了整整一个三轮卡车。

我的书是能教年轻人爱国的

　　南都周刊：你也在那个时候再一次开始读《庄子》的。

　　流沙河：最早读是初中，当然那时候小孩子，怎么会懂。第二次读是1958年打成右派不久时。为什么读他呢？《庄子》这本书，是安慰一个失败者的。我就是一个失败者。我当了大右派，心态失衡，通过读《庄子》，我让自己学会想得通一点。

　　80年代末我身体极差，胃病，人非常瘦，内心也很痛苦。看到我的朋友都觉得我快要死掉了……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我又一次开始看《庄子》，这一次是研究，比较它的不同版本。后来写了《庄子现代版》，我知道我这个人之前写的任何东西，都是留不下来的。通过《庄子》，也许若干年后某人写历史，写到一个注释，说这是引自流沙河《锯齿啮痕录》某一句，就可以了。

　　南都周刊：这两年你连续出了两本“说文解字”的书—《流沙河认字》和《文字侦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认字”的乐趣的？

　　流沙河：六十年代初，我当右派第四年。当时我人还在文联，干些体力活，还帮忙看一个旧书库。那个书库里都是些“四旧”，我一看，都是先秦典籍，干脆把床也架到书库里了。从那时起就天天研究，《说文解字》啦，甲骨文、金文以及各种古文字。我一钻进去就着迷了，偶然发现了某个字的真相——前人的几十种解释都搞错了、我觉得我才是弄对了的时候，就高兴得不得了，虽然我还戴着个右派的帽子。我记得有个好心的同志在1963年跟我说：流沙河，你还钻什么甲骨文，连汉字马上都要废除了，改用拼音！你还是个右派，不要花精力到这里面去了。

　　但我还是忍不住，像毒瘾一样，每认识一个字就快活得不得了。

　　训诂的工作九十年代就开始做。前年开始写《流沙河认字》，从一二三讲起，我希望能讲得通俗易懂，结果书出来后我一个朋友跟我说实话，还是太深了，他们办公室里没有人看得懂！谢谢他的提醒。所以我在今年写《文字侦探》时更加注意深入浅出和趣味性，这次我选的词：男女、国家、人民……这些都是最常见的词。取名《文字侦探》，因为我以前爱读侦探小说，二来我觉得认字的过程抽丝剥茧，像侦破一样，非常有趣，三当然也是骗大家来买书（笑）。

　　这次只讲100个字。90%前人已经解释好了，我只是从几十种解释中抽取我认为有道理的，梳理好，用今天的语言讲清楚。只有那百分之几，我认为前人解释错了，提出了我的解释，我觉得我是对的—这是个大海捞针的工作，这样的字很少，但我已经非常快活了。

　　南都周刊：比如说哪个字呢？

　　流沙河：比如说君臣的臣字吧。历来解释这是一个人弓着腰说话。但我在甲骨文里发现，这个字是一只眼睛，臣是什么，臣就是帮君王盯着、看着办的人呀。当然这是很简略的说法。

　　我觉得，我的书是能教年轻人爱国的。什么是爱国？真正的爱国是爱你的土地，爱土地上的人民，爱你的文化，爱你的母语，爱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字。这两本书香港已经出了，现在台湾也打算出繁体版。

　　南都周刊：当年介绍了那么多台湾诗，你去过台湾吗？

　　流沙河：八十年代辅仁大学曾经邀请我，当时我身体不好，没有去成。之后也一直没去成。但我很了解台湾。我没去过台北故宫，但是里面有什么藏品、有些藏品在哪里……我可能都很清楚。我没有什么遗憾了，不一定要去过那些地方，我在书桌前，拥有的也很多了。

　　你看我墙上挂的这幅字：知还。《归去来兮》里的，鸟倦飞而知还。人要知道自己的来路，知道自己的底线，做力所能及的事，就够了。你问我人生什么最重要？我说啊，快乐。生命是偶然。我的同辈人，很多因为各种偶然，把命丢了。我因为各种偶然，把命保住了，我比他们幸运，赚了后面这几十年。能读书，钻研，研究自己喜欢的学问，这些就是我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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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广告贴来的，只是有感于文章里的那句话：

　　只有一个人成熟了，知道生活的艰难，知道变化的艰难，知道维持一个正常社会的珍贵和不容易，尤其是如果他自己经历了那种可怕的疯狂—他才会懂得胡适说的话。

　　虽然转完了感觉像是给南都周刊或流沙河先生做广告似的，人家大神级人物也不需要神马枪手吧！汗！

　　好文共勉！

　　随文附上：流沙河的代表作之一——《就是那只蟋蟀》。

　　就是那只蟋蟀

　　流沙河

 

　　台湾Y先生说：“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　　就会以为那是四川乡下听到的那一只。”

　　就是那一只蟋蟀　　钢翅响拍着金风　　一跳跳过了海峡　　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　　落在你的院子里　　夜夜唱歌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豳风·七月》里唱过　　在《唐风·蟋蟀》里唱过　　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　　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　　在姜夔的词里唱过　　劳人听过　　思妇听过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深山的驿道边唱过　　在长城的烽台上唱过　　在旅馆的天井中唱过　　在战场的野草间唱过　　孤客听过　　伤兵听过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你的记忆里唱歌　　在我的记忆里唱歌　　唱童年的惊喜　　唱中年的寂寞　　想起雕竹做笼　　想起呼灯篱落　　想起月饼　　想起桂花　　想起满腹珍珠的石榴果　　想起故园飞黄叶　　想起野塘剩残荷　　想起雁南飞　　想起田间一堆堆的草垛　　想起妈妈唤我们回去加衣裳　　想起岁月偷偷流去许多许多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海峡那边唱歌　　在海峡这边唱歌　　在台北的一条巷子里唱歌　　在四川的一个乡村里唱歌　　在每个中国人脚迹所到之处　　处处唱歌　　比最单调的乐曲更单调　　比最谐和的音响更谐和　　凝成水　　是露珠　　燃成光　　是萤火　　变成鸟　　是鹧鸪　　啼叫在乡愁者的心窝

　　就是那只蟋蟀　　在你的窗外唱歌　　你在倾听　　你在想念　　我在倾听　　我在吟哦　　你该猜到我在吟些什么　　我会猜到你在想些什么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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