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人均GDP超北京上海 高速发展引质疑(2)

2011年08月20日 02:22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刘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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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资源诅咒”的恐惧

鄂尔多斯 (SH:600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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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金”煤炭尚没有被大规模开发之前，鄂尔多斯[16.65 0.00% 股吧 研报]的土地上除了草和沙漠，什么也没有。

事实上，仅仅还在10年前，这里多数的人们还只能依靠草原和羊毛吃饭。那时候，一句“鄂尔多斯，温暖全世界”的广告词，不仅响彻中国的大江南北，也响彻了全世界。被称为“白金”的羊绒，是鄂尔多斯最响亮的名片。

鄂尔多斯的羊毛，以其特有的纤细和润滑闻名于世。但在计划经济时代，鄂尔多斯的羊绒都按计划调走了，非但出现“产羊绒但没有羊绒制品”的尴尬局面，每年的产值也低的只有可怜的二三十万元。

1979年，一个叫王林祥的人认识到，可以通过羊绒加工，拉长产业链，把原料变成制成品，增加附加值，遂创办了鄂尔多斯羊绒衫厂。当时国家的外贸政策是“三来一补”，鄂绒用补偿贸易的方式从日本三井株式会社引进技术、设备、管理，用产品折价抵扣设备价款，不到3年就把机器抵过来了。鄂绒投产不到五年，通过羊绒洗净、分梳变成羊绒衫，就将产值做到几个亿。由此发展起来的鄂尔多斯集团，如今已成为羊绒加工与羊绒制品生产的领军企业。

鄂绒的这条延伸产业链、增加资源附加值的发展路径，后来被称为“鄂尔多斯经验”，并深刻影响着鄂尔多斯这个城市日后的发展轨迹。

鄂绒的发展给鄂尔多斯带来了羊绒产业的发展和繁荣、税收增加，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羊和草的矛盾。

鄂尔多斯处于北纬19度与41度之间，而北纬40度线是个干旱线。羊的过度增加，羊草矛盾成为大问题，甚至牵动内蒙古自治区和北京。1998年到2000年，鄂尔多斯市连续三年大旱，沙化、退化草原占到可利用草原面积的80%。2000年初春，一场发生在首都北京的罕见沙尘暴震撼了中南海，震撼了整个中国，鄂尔多斯的沙漠很快被指为这场沙尘暴的“首恶之源”。有人认为应杀掉鄂尔多斯的羊！博弈的结果是折中，把羊圈起来——2000年开始，鄂尔多斯东部4旗区舍饲养羊，西部盟市休牧——4月1日圈养，7月1日可以放出去。

经此事件之后，一个严肃的问题摆到了鄂尔多斯人面前：在鄂尔多斯这样一个不适宜开发土地占86%的地方，农牧民如何致富？

继续靠天吃饭已不可能，工业化和城市化成为必然选择。

而在煤炭产业拉动工业化一路疾驰之后，城市化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只有通过城市化拉动第三产业的发展，鄂尔多斯才可能摆脱“一煤独大”的“资源诅咒”。用当地官员的话说，这是在“将资源优势[2375.56 -0.29%]转化成社会优势”、“依托资源而不依赖资源”。

与鄂尔多斯相邻的乌海，其兴也勃、其衰也速的教训，亦加深了鄂尔多斯通过城市建设、拉动第三产业发展的迫切性。

乌海原本分属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的乌达市和伊克昭盟的海勃湾市。1958年，随着包兰铁路的开通，这里的煤炭资源开始大规模开发，繁盛一时，遂于1976年合并成立乌海市，成为内蒙古全区呼市、包头以外的第三个地级市。但乌海煤炭开采最大的特点是“会战”——通过“会战”的方式迅速开发资源供应工业生产，城市长期得不到发展，不仅矿区人们的生活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亦使这里在资源开发速度放缓之后，经济发展乏力，迅疾衰落。

与乌海情形相似的，还有鄂尔多斯东面的大同。

在目睹了两个邻居的教训之后，鄂尔多斯坚定不移地喊出了“抓城市建设就是抓经济建设”的口号，“城市化促进产业化”成为主导思想，并定下了“补欠、拉大、崛起”的三步走战略。

4. 骨子里是蒙元文化

去年，肖亦农在鄂尔多斯接待了一位来参观康巴什的美籍华人朋友。“这位朋友在看了《时代周刊》关于‘鬼城’康巴什的报道后，专门来看康巴什，看这究竟是一座‘鬼城’还是一座方兴未艾的新兴城市。”肖亦农说，朋友参观后只说了一句话，“除了震撼，无话可说”。

站在康巴什中心长达2.4公里、主题为“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的成吉思汗广场，不由得人不感到震撼。

广场东侧是体量巨大、造型独特的鄂尔多斯大剧院。有着沙漠颜色的外立面、镶嵌着宝蓝色玻璃的大剧院，设计灵感源于蒙古族男女的头饰造型，两组之间以连续曲墙相连接，体现出浓郁的民族歌舞特色。剧院包括1420座的大剧场、730座的音乐厅、128座及169座数字电影厅各一个，并安装了最先进的英国哈克尼斯超巨型背投高清屏幕。

广场北侧是一组名为《闻名世界》的气势磅礴的青铜雕像，分5个部分反映了成吉思汗从出生到征战四方的历程。广场南侧则排列着大剧院、博物馆、文化艺术中心、图书馆等公共建筑。博物馆的设计造型取材于鄂尔多斯地方特有的红砂岩的结构造型，像一块不规则的蜂窝岩石，紫红的外立面与对面大剧院的黄沙色，遥相呼应。

视线再远处， 西北方向的高地上是堪称雄伟的呈椭圆形排列的6栋12层高的党政大楼；与之相对的东南方向的高岗上，6座正在建设中的摩天大楼已经超过了20层——那是鄂尔多斯未来的CBD，两者共同构成了城市不同方向的壮观天际线。

不仅是建筑，康巴什的绿化、道路等硬件设施，无一不是按最高标准建设。用本土作家肖亦农的话说，就是处处追求顶尖、高端。

不仅在城市建设中，在经济发展中，这种思维方式也同样被鄂尔多斯发挥到极致，一切都追求高：高起点、高科技、高效益、高产业链、高附加值、高节能环保……

在康巴什管委会党群工作部副部长李宏看来，这有其必要之处：康巴什作为新建城区，如果起点不高，很难避免重复建设；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环境艰苦的沙漠之城，如果不大手笔、高起点地建设，以筑巢引凤，鄂尔多斯很难吸引到可以支撑其高端服务业发展的人才。若如此，其通过城市化带动第三产业发展的如意算盘就会落空。

肖亦农则认为，鄂尔多斯处处追求大手笔、顶尖水准的做派，与这个地方的文化传统不无关系。

鄂尔多斯地区是蒙古游牧文化与西口农耕文化相互激荡之地。鄂尔多斯的蒙古文化传统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汗。相传，成吉思汗进攻西夏途中经过鄂尔多斯时，看到这里风光优美，鹿儿栖息，鸟儿飞翔，感叹，这里可以成为自己安眠的地方。

成吉思汗逝世后，7个部落分别掌管其一部分遗物，最终由其亲卫衍生的达尔扈特人确立了鄂尔多斯地区的成吉思汗陵的正统地位，确立了在蒙古族中的向心力。达尔扈特人长期守陵，至今800年不辍——元明清三代，达尔扈特人食朝廷俸禄，新中国成立后，则享受事业编制人员待遇。

西口文化则源于清代，尤其是《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为筹集庚子赔款，慈禧太后向各地官员摊派，鄂尔多斯地区的蒙古王爷为了凑够摊派款，被迫卖地。南边的陕西、陕西人遂大量进入鄂尔多斯地区，并直接凑成了东胜县的设立——根据清制，旗管蒙，县管汉。

“鄂尔多斯骨子里是蒙元文化。”肖亦农说。虽然如今鄂尔多斯的蒙古族只有17.6万人，占比不到10%。肖亦农认为，这种文化造就了鄂尔多斯人争强好胜、敢想敢干、敢为人先、直爽而富有开拓精神的性格。

这种性格体现在城市建设中，就会表现为处处追求尖端、“喜欢来大手笔”——当然，这在外界可能会被视为好大喜功。鄂尔多斯建设康巴什的决策者即是蒙古族干部云峰。肖亦农至今还记得云峰当时说过的一句话：“不谋一世者，不能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能谋一地”。

此外，鄂尔多斯数百年的极端贫困亦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长期处于生存线之下的人，突然富裕起来了，凡事都爱打造顶端、尖端，也很正常。”肖亦农说，“这是对贫穷的报复”。

他现在最忧心的是，鄂尔多斯究竟该以一个什么样的面貌出现？“总不能以‘煤老板’的面貌出现吧。”他苦笑着说。

5. 希望外界给点时间

鄂尔多斯大手笔、高标准、狂飙突进的城市建设，自然免不了拆迁。而这却为更多人分享炭财富提供了机会——毕竟，煤炭资源开发，只有少数人参与——而城市拆迁，涉及到的人更多，仅东胜一地，新征土地就涉及到两个乡、数万人。通过拆迁补偿，一夜之间，身价百万的人不在少数。而在巨额的拆迁补偿面前，人性的贪婪也表露无疑：为了获得更多的拆迁补偿款，有人伪造残疾等级证，有人在父母去世后认他人为父母……

不过，通过拆迁一夜之间富裕起来之后，鄂尔多斯人却需要面对一个尴尬的局面：所有的东西都变得比原来贵了。

拆迁从东胜开始，东胜的物价随之上涨；跳跃式发展到康巴什，因为荒凉，东西更贵；现在，拆迁到了伊金霍洛旗的阿镇，伊旗遂成为整个鄂尔多斯物价最贵的地方——很多人的直观感觉是，物价比拆迁前贵了一倍。于是，拆迁的最终结果是，所有的人都成为有钱人，所有人又都需要为高物价买单。

拆迁的另一后遗症是贫富不均、拆迁者无所事事。

在东胜西南的王家渠移民新村，2003年拆迁的这个村子，房屋拆迁补偿价格是每平米300元至750元。但同属一村的郭家湾，拆迁略晚，房屋补偿却高达五六千元。“平均一家补偿三四百万，甚至一家的补偿比王家渠一个公社都多。”王家渠的村支部委员赵银生抱怨说。

而被拆迁的这代农民，大多四五十岁、文化程度不高，难以在城市谋职——“打工人家不要，当保安人家还有年龄限制”，于是很多人整天与牌为伴、与酒为友。“以后怎么办？”赵银生说，“我们也老在担心，但光担心也没什么办法。”

比起当地人的隐忍，外界对鄂尔多斯的质疑要多得多，也尖锐的多，使这个还未来得及享受赞誉的城市，一开始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2009年12月初，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连辑在第八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的开幕式上宣布，鄂尔多斯的人均GDP将在5年内超越香港。之后，鄂尔多斯成为国人瞩目之处，“一夜暴富”、“黑金之城”、“繁荣与隐忧”等各种嘲笑、质疑也如影随形，“5年内超越香港”在流传中也变成了“已经超越香港”。

2010年4月，美国《时代周刊》一篇《中国的鬼城》更直指康巴什好大喜功、形象工程，掀起了一轮质疑鄂尔多斯的高潮。

面对外界持续的各种批评、质疑，鄂尔多斯甚至有点“无所谓”了。

“做都做了，还怕你去炒？” 康巴什管委会党群工作部副部长李宏说，“《时代周刊》所做的事情对康巴什毫无意义” 。

“鄂尔多斯需要足够大的城市空间来接纳从不适宜开发地区转移出来的农牧民。就鄂尔多斯过去的体量，要接纳那么多老百姓到城市里转居、转业、转型，怎么转？难道还继续让农牧民靠天吃饭？”李宏说，自己反问过《时代周刊》记者，你说鄂尔多斯该怎么发展？“他什么思路都没有。”

过去十年间，随着城市的扩容，鄂尔多斯转移农牧民40多万人。“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让他们成功转业、转型。”李宏希望外界给康巴什时间，“你不能在我的步子还没迈开的时候，就说我该迈左腿还是该迈右腿、腿要迈多高。”

6. 城市的水困境

城市建设只是整个鄂尔多斯转型发展战略的一步棋。但近几年来，城市建设的推进并未扭转第三产业在整个经济中占比不高的格局：一直在37%左右徘徊，甚至有时还会下降。也因此，有人讥讽鄂尔多斯的经济模式是“开着路虎去放羊”的产业与财富倒挂模式。

“第三产业不好抓，没有抓手。”鄂尔多斯市发改委官员荆慧敏说。

也因此，在鄂尔多斯的“十二五”规划中，保守的将第三产业的比重定在40%，增幅并不大；而将转型的重点放在煤上：借鉴鄂绒集团的“鄂尔多斯经验”，延伸产业链、增加附加值，发展煤化工。

于是，煤制油、煤制乙醇、煤制二甲醚、煤制烯烃等煤化工产业成为鄂尔多斯力推的方向。但煤化工耗水严重，一般而言，1吨的煤化工的终端产品，大约需水15到20吨。这就将鄂尔多斯一个最根本的困局呈现了出来：水资源紧张。

而这亦关系到外界最核心的质疑：鄂尔多斯的繁荣能否持续？

鄂尔多斯年降水本就不多——全区8.7万平方公里年降水量只有13.5亿m3即使穷尽截留、打坝、水窖等各种方式，利用率也并不高。黄河取水成为决定鄂尔多斯发展的关键。

黄委会批给鄂尔多斯的黄河水取水指标是每年7亿m3其中农业用水6.2亿吨。随着经济发展，用水企业增多，用水紧张的瓶颈在2000年就凸现出来了。

“很多项目因为用水支撑解决不了而难以落地。”鄂尔多斯市水务局的吴美荣介绍说。

2001年鄂尔多斯撤盟设市的时候，就曾有过讨论，是否把市政府放在靠近黄河的达拉特旗。但这种意见后来并没有被采纳。因为当时内蒙古自治区同意鄂尔多斯通过水权置换增加5亿立方的黄河用水量。

为缓解用水紧张，在时任水利部长汪恕诚之水思维的支持下，鄂尔多斯从2005年开始进行水权置换：由企业出资在鄂尔多斯的农业灌区改善灌溉设施、改变灌溉方式，节省出来的农业用水转用于工业项目。通过两期工程，共节水2.3亿吨。

水权置换仅仅为企业赢得了用水权，水费依旧正常支付——一期工程，企业需要为每吨用水权支付5元的成本，二期则飙升到了10元。即便如此，还有许多企业排着队愿意交钱来做水权置换，二期的时候，好多企业排队还排不上去。

但经过两期水权置换之后，鄂尔多斯本市已经没有潜力了，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跨区域水权置换——从巴彦淖尔盟饮水。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工业领域里的非煤产业，亦是鄂尔多斯转型的重点。陶瓷、建材、汽车为代表的装备制造、云计算都曾被鄂尔多斯寄予厚望。但事实上，鄂尔多斯本身并没有太多吸引汽车企业投资的优势，从地理位置和周边产业配套等情况来说，物流成本、配套、人才等方面均不具备优势。

这注定是条艰辛的转型之路。

不过，温大建并不关心这些，他首先需要解决自己的转型问题。看着背后成片拔地而起的高楼，他表情复杂的呢喃着：你说，我该投资什么生意好？

7. “富二代”的自我救赎

“我那台路虎根本上不了台面。”杨宇苦笑着说，“那是第一款出来的小路虎，人家都是发现四了。”

这位出生于1986年的“富二代”警察并没有夸张，豪车是鄂尔多斯财富的象征。在这个新富之城，每百户汽车拥有量达到37辆，超过北京、上海。其中，豪车的比例更为惊人：仅仅一个汽车俱乐部里的路虎车主就超过5000人——而遍布这个城市的出租车加起来也只不过2000台。即便是小区里闲着没事打扑克的人，都能历数哪家的车是什么牌子、什么款式、值多少钱。

对于鄂尔多斯而言，当煤炭迅速变现成巨额财富时，它已不再只是资源高地，而是财富高地，财富的流变或许将最终决定这座城市的未来——或者彻底摆脱对煤炭的依赖，完成转型，延续繁荣；或者财富散尽，迅疾衰败，繁华成梦。而支配财富的人，则是决定这个城市未来的关键。

购豪车、买豪宅，曾经是鄂尔多斯留给新闻界最深刻的印象，炫耀性消费成为鄂尔多斯财富最广为人知的去向，鄂尔多斯人也以“煤老板”“一掷千金”的土气与阔绰而成为国人调侃的对象；至于投资理财，鄂尔多斯人似乎除了炒房、把钱扔进地下钱庄放高利贷，别无他途。

然而，情况已在喧嚣与嘲弄中悄悄发生改变。

越来越多富裕起来的鄂尔多斯人开始想到拯救自己，试图迅速摆脱“煤老板”的形象——尽管，他们中的很多并非靠煤致富。他们成为各种总裁班、高级管理培训班的常客；他们跻身各类出国考察团，他们中有人甚至到五台山参禅，以使自己看起来更有修养。

鄂尔多斯本地的鑫泽股权投资公司副总经理方永飞还记得，四五年前，他和鄂尔多斯的朋友们聚在一起，无非是吃肉喝酒，谈起生意，也只是简单的买和卖，“没有思想、没有理论”；现在，“那些人谈起房地产、谈起煤炭，分析起来都一套一套的，很有水平”。方永飞感叹道，有些曾经好多字都不认识的人，“现在的投资理念可以用超前来形容”。

你甚至很难想象，从去年7月鄂尔多斯诞生第一家本土PE以来，仅仅一年间，就迅速增加到十几家。对商人，PE是最新、最时髦的生意机会；对出资人，PE是他们增加投资渠道、分散投资风险的全新选择；对政府，PE不仅是“救赎”——自2009年7月“石小红案”爆发以来，鄂尔多斯急于走出地下钱庄满城飞的困局，为鄂尔多斯近千亿的民间资本寻找规范、可靠的出路——更是成就鄂尔多斯“西北金融中心”梦想的基石。

所谓三代造就一个绅士。对下一代的教育，鄂尔多斯人同样不惜重金，纷纷把子女送往英国、澳大利亚。杨宇的女朋友宋骐彤，即留学澳大利亚，两年花费80万元。这些“富二代”留学回国之后，也大多回到鄂尔多斯本地。宋骐彤目前在康巴什的一所学校教书。

鄂尔多斯政府也将教育作为重点工作来抓，不仅完全实现了12年义务教育，还将全市所有不达标的中小学教师全部淘汰，高薪从周边盟市和山西、陕西引进大批优秀教师，甚至连声名显赫的北师大附中也被引进到康巴什。

鄂尔多斯的经济中，知识的分量也开始凸显：教师，包括退休教师成为企业挖角的重点对象——他们是这里知识水准最高的群体。杨宇说，女朋友宋骐彤选择做老师，也是为了方便转行、进退自如。

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富二代”，也逐渐显露他们不同于父辈的一面。他们不仅更懂得消费、享受，也更愿意自由闯荡，而不是像父辈期望的那样进入一个公职单位、吃着稳定的财政饭。

“我爸妈的意思，干行政单位，铁饭碗保住，退休起码还有工资。”杨宇说，“我不想窝在那个地方，我希望到大千世界中闯一闯。”他正在办代理一家快递公司在鄂尔多斯业务的手续。“公司一旦成立，我就从警局辞职。”

不仅是杨宇，同龄人大多与他想法接近。“他们也都有我这样的想法，还想跟我入股呢。”

这些“富二代”的“叛逆”，能否成为鄂尔多斯延续繁荣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