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花儿对唱视频大全:因果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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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政策》

　　BY GEORGE MAGNUS

　　AUGUST 31,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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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各类政治经济事件令人应接不暇，从阿拉伯之春，到西方国家日渐深化的经济危机，从茶党的崛起，到中国日复一日的上升。在新闻报道的描述中，绝大多数事件之间似乎都毫无瓜葛，但实际上，它们的发生，远远不是巧合那么简单。

　　由2008年金融海啸诱发的资本主义危机，从相当大程度上为这些看上去毫不相干的事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1980到2008年之间这段漫长的繁荣时期，主流思想界完全忽略了由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和约翰.凯恩斯等人共同奠定的政治经济学原则，反而代之以货币主义，自由市场原理，以及阿兰.格林斯潘那轻率的“新经济体”概念，乃至饱含私心的鼓吹中国治理世界，支撑全球繁荣的能力。今天，我们可以更加清楚的看到，2008和2009年的危机已经标志了一个时代的落幕，而另外一个新时代的开启，却仍然充满未知。

　　被大多数人奉为现代资本主义之父的亚当斯密曾断言，制度是市场经济良好运转的根本保障。但尤其是在当下，马克思理论却引起许多人的共鸣————不是因其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预言，而是在于，他对资本与劳工之间的“矛盾”一再导致经济政治危机和社会冲突的深刻分析。而已故的凯恩斯，则一如既往的提醒人们，资本主义危机并不需要终止符。

　　2008年的危机大爆发，证明了由1980年代经济学家与政客们炮制的主张，以及此后在低通胀、自由市场和全球化支撑下的持久稳定和繁荣是多么的空洞。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错误的经济思想为我们留下了一笔酸楚苦涩的遗产，它们包括减少二十五年来积累债务的需求；信贷创新、住房及作为增长发动机的金融服务业的亏损；日益严重的收入鸿沟；以及民粹主义对金融精英的反噬。这场危机，正以自1930年代以来从未出现过的规模，动摇着现存的政治经济秩序。而由所谓“华盛顿共识”黏合在一起的全球化体系，也开始现出裂痕。

　　以此看来，2011年的许多国际事件发展，根本不像看上去那么杂乱无章。当原本联系并不牢固的全球化体系变得越发脆弱时，演变或许已经不可避免。中东地区的全球化联系无疑相当脆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位于从撒哈拉到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国家并没有真正融入制造业与金融业的全球体系中去，只有其靠石油资源维生的独裁政权，还享受着西方列强的扶持。

　　毫无疑问，这场危机会耗尽美国的经济实力，以及合法性，而这一趋势，在崛起的中国助长下进一步明确。在经济、人口、预算，以及民粹主义的束缚下，合众国的国际角色与全球实力每况愈下，“美国衰落”也在短短几年间，从一种边缘理论，逐渐成为人尽皆知的常识。

　　这类观点或许有些短视，但就当今而言，美国的确正卧病在床，并面对着越来越多关于调整其全球地位的压力。并且这一现实在它的一项决定之后表现的更加清晰，那是在经过短暂犹豫之后，美国表达了对驱逐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支持，同时威胁如果其不放弃权力，便将冻结对这个国家的财政支持。美国影响力的下降，无疑鼓励了其他国家——如巴林、突尼斯和也门——的在野派别推翻其统治者的信心。

　　当然，在美国衰落成为定局之前，阿拉伯之春的先决条件就已经存在。超过二十年以来，除那些人口稀少的石油国家之外，中东地区人均收入一直在低水平徘徊。该地区平均失业率达到25%，而且该数字实际上还掩饰了某些失业率接近30%的国家。接下来，高飞的食品与能源价格终于点燃了上述条件积累的火花。同样，在那些债务飞涨的西方国家里，也可以找到类似的演变脉络。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后果，美联储与各国央行一道，采用称之为“量化宽松”的紧急刺激手段，其中，美联储购入大量次级贷款及其他金融资产，以帮助纾缓阻塞的银行体系大动脉。2010年11月，联储宣布实行第二轮量化宽松，通过在2011年6月前买入6000亿美元美国国债，来帮助刺激放贷，并促进家庭与企业单位的开支。

　　虽然很难准确估计这一计划对全球大宗商品的影响，但毫无疑问，由此引发的食品价格暴涨为革命运动带来了决定性契机。印钱会损害纸币的信誉，美国也不例外，为了对冲币值的亏损，并规避通货膨胀，投资者与企业必然竞相买入不动产或实物资产，包括原材料、能源及大宗农产品。

　　西方资本主义危机的后果还波及到遥远的中国，那个危机前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最大受益人。在这个国家，政治动荡到目前为止仍然可控：年初的某抗议毫无效果，与食品价格有关的骚乱也归于失败。然而，许多关系经济稳定与政治合法性的更大事件，正在这个国家萌芽。

　　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国资本主义模式造就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奇迹。但如今，这个模式已经显出裂痕。西方需求的收缩，曾在2008与2009年间动摇了中国的出口行业，2009年一季度，该国出口曾因此下降三分之一。在珠江三角洲，成千上万家工厂关闭，据报道，约2000万流动劳工因为缺乏工作机会而返回乡村的家园。

　　在去年的全球经济反弹，以及约占该国GDP总量14%的刺激计划作用下，中国迅速痊愈。但鉴于西方消费者的贫血，及其暗淡的增长前景，如今中国的出口商们面对的是更加困难的处境。此外，2008年以来，爆炸式的信贷扩张，不可持续的投资与不动产增长，已经散播下通胀危机的种子。直到其执政党在2012年完成换届之前，动荡或许仍然可以暂时得到控制，但中国的经济已经缓慢向8%的年增长率滑落。

　　从某些方面看来，七月间在新开放的北京-上海高铁上演的悲剧，可以作为当今中国的一个隐喻：带有先天设计缺陷（资本主义）的高速经济体，或迟或早，会遭遇意外。有强烈的迹象表明，其投资品质和融资来源正在恶化。如果不认真加以对待，上述趋势很可能会验证马克思的预言，即作为资本主义的痼疾，投资繁荣最终将导致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以及社会冲突。

　　为中国推动彻底政治经济转型留下的时间并不多。它必须剥夺国有企业、沿岸地区、以及地方党务精英的权力与特权。它还必须将其目前史无前例，占GDP总量高达50%的资本投资边缘化。此外，它必须为如今仅占GDP总量35%的家庭消费开拓更大的经济份额。它必须建立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机制，同时为每年毕业的六百万大学生提供更好的就业，并为流动劳工及被漠视的乡村地区提供更好的权利。

　　如果这一转型不尽早彻底实施，中国经济将在不久之后来临的增速放缓中，被一场信贷和投资泡沫的爆裂而毁灭。在这个社会动荡事件的参与者数量、强度及广度日益增加的国家，上述结局将尤为敏感。由于法制和其他关键社会机制的缺位，这个国家的稳定，及其持续的8到10的经济增长年率代表了一种社会契约。该契约一旦破产，中国将遭受重大的政治影响。

　　中国的再平衡，需要经历强烈的政治经济过程。其执政党的实用主义美名能否有助其应对挑战，尚存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中国早期革命领袖的后代们增加在新一代领导阶层的影响力时。中国将会陷落，其经济体将在未来短短数年内熄火——如此的前景，令当下这个喧嚣的年份看起来似乎更像是一场暴风雨之前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