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青岛防火卷帘门:《薄熙来“分蛋糕”的逻辑与责任》—— 尹鸿伟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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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来“分蛋糕”的逻辑与责任》（2011年）
2011-09-02 16:07:06| 分类： 中国国内报道 | 标签：分蛋糕 薄熙来 |字号大中小 订阅
薄熙来“分蛋糕”的逻辑与责任
尹鸿伟
“打黑”和“唱红”已经让重庆市为世人所知。自2010年末起，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又掀起关于“蛋糕”的“热点话题”，让这座西部大开发的代表城市一直不落寞于公众舆论。
自1997年直辖以来，重庆的GDP从1500多亿到7890亿，人均GDP迈上4000美元；财政收入从118亿增至1991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5300元增至175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690元增至5270元；另外进出口、利用外资、工业产值都有长足的进步。与此同时，3200多万重庆人中仍有2080万农村人口，其中贫富、城乡、区域三者也存在着巨大差距。
“重庆经济、民生的发展变化显而易见，既有历任领导持续努力的原因，更有重庆人积极配合的因素。”重庆市社会科学院的学者王秀模说，“重庆的决策者现在需要有新的工作目标，尤其是要让广大民众一起分享开放发展带来的成果。当然，这些本来是政府应该做的，不必要特别宣扬。”
重庆直辖后，“贫困落后”、“环境污染”、“腐败黑恶”许多社会问题和矛盾更加突显。但经过10多年的努力，漂亮、繁荣和现代正在成为这座西部城市的新形象。
不可否认，重庆已经成为一座有相当活力和代表性的西部城市，时刻能够让人感受到它吸引外来资本和发展城市经济的强烈渴望。而随着2007年仲秋，原国家商务部长薄熙来赴任重庆市委书记后，这座城市的变化更加引人注目。
引导上演“大戏”
身份同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薄熙来一向举动非凡：“招商引资”、“打黑唱红”……其引导着重庆上演了一出出波澜壮阔的精彩“新政”，重庆的政治、经济、社会、司法、教育、文化、卫生、城市建设与管理、生态及百姓衣食住行等全涉及。其工作思路也随着个人的阐述和媒体的报道而为公众所熟悉：实施“五大重庆”（宜居、畅通、森林、平安、健康重庆）战略，倡导“民生才是硬道理，公正也是生产力”的执政理念。
2010年底，薄熙来在重庆市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公开表态：“蛋糕做大了才能分蛋糕，这看似有理，其实行不通。因为蛋糕分得不公平，做蛋糕的人就没有积极性，这蛋糕就总也做不大”。接下来的半年中，薄熙来又多次以这简明扼要的“蛋糕论”阐释其“共同富裕”的理论。
随后，薄熙来又陆续表示“重庆不必等到发展的高级阶段再去研究合理分配与共同富裕的问题”、“如果贫富、城乡、区域三个差距不解决，特别是出现两极分化，那就仅仅能体现‘一个代表’，即仅‘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代表不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代表不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两极分化可不是先进文化。”
赞扬和疑虑同时出现。一方面，推崇者将薄熙来的工作统称为“重庆模式”大加褒奖；另一方面，也有不少质疑者认为薄熙来的个人色彩浓重、“做秀”居多。
“任何行为都可能招致不同的评价，这与当事人的立场、利益等多方面因素相关。可贵的是薄熙来能够坚持自己的理念，没有轻易改变。”王秀模说，“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虽然收获巨大，但同期暴露出来的贫富悬殊已经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一向敏锐的薄熙来注意到了，而且非常生动地表述了自己的执政理念。”
他认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既是党和政府的责任，更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需要，甚至关系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因此，民生问题不仅是社会问题及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薄熙来实际上是不断向公众表明着这些观念”。
按照重庆市的设想，2015年要将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提高到50%以上，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由当前的0.42降低至0.35，同时让全市30%左右的中低收入城市居民置于保障性住房的覆盖之下。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衡量收入分配差异最通行的一个指标，其最小数值为“0”，最大为“1”，前者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均，后者表示绝对不平均。目前，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警戒线”。
（薄熙来）
薄熙来还说：“如果对百姓的疾苦麻木不仁，只顾发展经济，想快也快不了，路子会越走越窄。”
的确，从把降低“基尼系数”写入“十二五”规划，再到公租房建设、户籍制度改革，重庆接二连三上演着民生大戏。重庆官方媒体报道说：城乡学生娃免了学杂费，上学无忧；城乡有了合作医疗，看病不愁；低保无房户搬新房，住得舒心；农民腰包鼓起来，生活开心；农民数着手里的退休养老金，脸上乐开了花：“这比养个亲儿子还好，每个月都能按时领钱——以前想都不敢想”。
在财政资金投入民生方面，重庆从“十五”末的226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850亿元，翻了近两番，并建立健全了一套每年民生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50%以上的投入机制。外界好奇的是，重庆的市和区县两级财政50%以上用于民生，政府不仅没有破产，“钱袋子”反而越来越鼓，尤其2010年财政收入增加了53%。
这实际上是回答了“做蛋糕”与“分蛋糕”之间关系的问题。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昌平表示，不管是做蛋糕，还是分蛋糕，最终目的都是要让民众吃到蛋糕，而且能吃得舒心。
“‘分蛋糕’实际上是落实邓小平的第二步改革‘共同富裕’，不过现在是第一步还是第二步阶段，商界、学界及社会各界是有不同的看法，高层也需要有统一认识的过程。”他说，“做蛋糕和分蛋糕是相互促进，不能对立起来的，不能只做蛋糕不分，也不能只分不做。重庆如果解决好了分蛋糕的问题，其做大蛋糕的速度会在全国领先。”
国家发展的必然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由“先富”到“共富”的愿景，极大地激发了中国社会的活力，使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薄熙来表示，“30多年过去了，‘前半句’已基本做到了，今后还必须坚持，同时要在‘后半句’多下功夫”。他认为“缩小三大差距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和方向的根本问题。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到了要做好促进共同富裕这篇大文章的时候了”。
“不可否认，薄熙来是重庆发展的一股动力。”重庆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蒲勇健说，“重庆前面的10年主要是在打基础，未来10年将要起飞，其发展任务很重，所以需要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和决策权，这些需要中央高层的理解和支持，因此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很关键。”
他表示，重庆能否顺利“起飞”，能否“越飞越高”，显然与“地面基础建设成效”有关，这个“基础”正是广大民众的理解与支持，而非政府和官员的孤独行舟。
长期以来，各级政府都在扮演着经济发展的主导角色，即一直把“做蛋糕”当成自己的主要业务，因此顺理成章地获得了“分蛋糕”的权利。而后来人们渐渐发现“政府直接做蛋糕，必然严重影响蛋糕分配的公平性”。与此同时，“先做大蛋糕还是先将蛋糕分好”，也成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国家问题”。
2010年2月27日，温家宝总理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时表示：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是政府的责任，分好“蛋糕”则是政府的良知。“蛋糕问题”随即引发全国热议，一些海外媒体更将之上升到中国执政理念之争的高度。在其后，一些地方领导的执政表现为“以尽良知为先”，也有一些为“以尽责任为先”。
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中国问题观察员徐达内说：“这其中少不了政治领导人对局势的判断和用意，更多应该和当地领导人的作风、意图有关。”
不过，对于“蛋糕”的问题，国内很少再有其他地方领导人公开表态。李昌平认为，不少地方政府怕讨论“分蛋糕”，是怕得罪资本，却不怕得罪老百姓，“全世界所有的市场国家的政府，不讨论如何做大蛋糕的事情，因为做大蛋糕是市场主体的事情，分好蛋糕才是政府的事情。公民社会充分发育的国家，民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不是做大蛋糕，而是分好蛋糕”。
如何共同富裕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2010年初，重庆市开始实施一项户籍改革计划：到2012年，让300万农民拥有城市户口，用10年时间将重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由现在的27%提升到60%，新增城市人口1000万。
但争议随着而来。重庆市合川区的农民李季说：“没有文化，不会城市的工作，我们进城后怎么办呢？如果生活好了，农村的坐车、看病、读书等条件好了，我们没有必要进城，也没有必要拿个城市户口。”
她表示，正是因为对农村的各种条件不满意，自己的儿子一直在重庆主城区打工，并表示“一辈子都不愿意回农村来了”。事实上，李季所陈述的问题正是中国目前急需解决的现实矛盾。表面上看，虽然乡土社会与城市社会是两种不同的路径，但农民和市民在对美好、幸福生活的追寻上却是一致的。
“农民与市民只有只应该有职业分工和工作地域的不同，不应该在社会地位、权益保障、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生活等方面将两者设置差别。”王秀模说，“这当中政府的责任重大，究竟是让更多的农民进城变成市民，还是让农民继续拥有自己的生存方式，同时享受着和市民一样的公共福利，需要有高瞻远瞩的思考。”
李昌平表示，上个世纪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分配严重不公，人们做大蛋糕没有积极性，所以主要是通过“多劳多得”调整分配促进了蛋糕的做大；改革中期要进一步做大蛋糕，资本短缺是瓶颈，因此“资本优先分配、劳动者分得少了”，也促进了蛋糕的进一步做大。
他说：“现在中国的蛋糕已经很大了，全世界都是中国制造了，资本严重过剩了，当下的又到了调整分配的时候，应该适当提高劳动的分配份额，增加内需，进而促进蛋糕做大。”
王秀模表示，这个问题是国家发展的历史必然，无论是地方官员还是中央官员，认识、表态会有先后并不奇怪，但2012年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大，肯定会重点谈到“分蛋糕”问题。
进退维谷“分蛋糕”
“民众对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的怨气深重，并且日渐深化为暴力抗争，这些现实问题不能再漠视。”徐达内说，“任何时候都可以讨论‘分蛋糕’，中国人向来有传统，不患寡而患不均，重庆作为西部重镇，带头一步更是顺理成章。”
重庆市在2011年6月通过了《关于〈中共重庆市委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的决议》，市长黄奇帆表示，改革开放30多年，重庆在做大“蛋糕”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然而“蛋糕”始终没有切分好，若能系统解决这个问题，走好民生导向发展路子，就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一个“范本”。
薄熙来表示，共同富裕是一个很大、很难的题目，“现在，把经济规模做大的榜样很多，但缩小三个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
（重庆已经成为一座有相当活力和代表性的西部城市。）
“做蛋糕与分蛋糕不矛盾，许多历史经验证明，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做大蛋糕主要是企业的事情，分好蛋糕主要是政府的责任。”李昌平说，“分好蛋糕是促进蛋糕做大的主要措施，在经济全能政府体制（政府既是做蛋糕的主体，也是分蛋糕的主体）难以为继时，农民和基层干部创造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社员做蛋糕积极性就高了，不用队长督促社员生产了，蛋糕也做大了。”
他表示，分好蛋糕，要处理好三次分配范畴。首先处理好劳动、技术、管理、资本、土地等要素在分配中的比例关系，适当逐步提高劳动的报酬；其次，财政支出中，要逐步提高教育、保障房、医疗、社保等支出的比例，消除退休双轨制、户口歧视、就业歧视、教育歧视、医疗歧视等，实现公民基本国民待遇均等化；再者要大力培育社会公益组织，让民众可以在多缴税、少捐款或少缴税、多捐款之间选择，同时鼓励竞争性公益事业充分发展，让社会救济大发展。”
显然，公平与效率是社会稳定和进步的两大基石，在当前形势下为了效率而牺牲公平是不可取的，即使能够换取短期的效率，也是不可持续的。
“不公平的效率不能被看作效率，任何效率都必须把公平作为一种前提，否则就是高额的剥削，无论企业还是国家都不应该这样。”王秀模说，“这样的情况犹如没有安全的速度不能算做速度，中国铁路发展模式已经给出了沉重的教训。之前政府的有些做法已经偏离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甚至形成了住房、医疗和就学‘新三座大山’的尴尬现实”。
他表示，分蛋糕不似分钱那么简单，其本质是增加个人的权利，特别是增加弱势群体的权利，同时也会影响到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具体就重庆而言，四个条件足以让分蛋糕成功：具备经济实力、今后发展可持续、官民的观念到位和国家体制的允许”。
显然，既要注重效率，也要兼顾公平——既要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又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这样的现实要求很可能令重庆“分蛋糕”的脚步进退维谷，或说成为一次历史的考验。
重庆的决策者认为“就业是民生之本，失业是最大的穷困”，黄奇帆表示重庆将增加150万个工业岗位、180万个服务业岗位，到2015年失业率下降到3%左右，成为全国就业最充分的地区之一。
不过，与重庆官方的“豪言壮语”相比，重庆普通民众的“发展快感”并没有那么强烈，在为家乡飞速发展兴奋的同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为“新三座大山”的问题苦恼。
“年轻人主要为买不起房苦恼，中年人为孩子上学难苦恼，老年人则为看病贵苦恼，因此人人都很苦恼。”重庆市合川区的居民胡彬说，“我觉得普通人即使有了工作，但收入肯定远远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
他表示，即使政府能够在重庆本地创造一些就业机会，但显然工资不会太高，根本无法满足各种经济开支，因此短期内大部分重庆人仍然需要出远门打工挣钱，尤其农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的情况还将长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