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首次系统修撰正史 肯定张国焘“密电”存在

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罗辑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1～6卷本）

“八一”前夕，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由军事科学院主编、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1～6卷本）（以下简称《军史》）正式出版发行。

据有关人士称，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系统、完整地“官修正史”，其中不只是展示其辉煌历史，对自身发展过程中走过的弯路，以及一些敏感的、有争议的历史问题都“没有回避”。

为更详细地了解该《军史》的诞生过程，笔者近日专访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编写组副主任、军事科学院杨贵华研究员。

笔者：杨老师，您好！据我所知，从新中国成立至今，革命战争时期各时期战争史、红军各方面军战史、各野战军战史大部分已编写出版，而且三卷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在国内外还产生了重要影响，这说明我军历史的研究工作从没停止过。都说盛世修史，但为什么一直到1997年，我军才第一次系统编写《军史》呢？

杨贵华：应该说，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的研究从新中国成立后就开始了。1958年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成立后，集中力量进行编写战史的准备。同时，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的研究也随之展开。

您提到的几部战史，不仅全面、系统叙述了战争作战情况，而且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体制编制、军兵种建设和发展、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后勤工作、根据地建设、人民武装动员和建设，都有所反映，只是比较概略。

我军之所以到1997年才决定编写全面系统反映我军建设发展的军史，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军史》涉及军队建设发展的方方面面，需要对军队建设发展包括战争（作战）等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学术准备时间要长一些。

按编写通史著作的一般程序和规律来说，应先编写出各断代史、专题史（如军事工作史、政治工作史、后勤工作史、武器装备发展史、军事思想史等），各方面专题史都有了一定研究的基础，才能编写“综合性”全史。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军先后出版了当代中国丛书军事卷、各军事家军事文选和传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年大事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等著作，并陆续推出军兵种史、军区史方面的著作。这些研究和著作的出版，为编写综合性的军史著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三是由于时间离得比较近，大量资料处于保密状态，不便于从高层决策、指导思想、具体实施等进行全面系统的叙述。

笔者：此次编撰的《军史》和以前出版的各类《战史》的区别在哪里？是各种各样《战史》的重复和叠加吗，可不可以理解为它就是一部“大《战史》”？

杨贵华：不能这样理解。战史和军史是有区别的，战史或战争史，主要记述战争发展过程，如战争起因和背景、敌我双方作战企图、兵力对比和部署、作战指导、作战过程、作战结果，以及与进行战争（作战）有关的经济、政治等情况。

而军史通俗地说是为一支军队写家史、续家谱，它包括军队建设的方方面面，战争和战争准备只是军史一个主要方面内容。

我们编写的这部《军史》，全面叙述了我军51年来体制编制、军兵种建设和发展、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后勤工作、根据地建设、人民武装动员和建设情况。

对于作战的记述，因革命战争时期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役、战斗，在已出版的战史中作了详细的反映，这部《军史》只重点叙述战争指导和决策，对作战过程略写，而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作战过程则作了较详细的叙述。

笔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顾名思义就是记录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一至六卷起于1927年，止于1978年，对于这51年的历史，《军史》在编纂时遵循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是什么？

杨贵华：军史涉及军队建设和发展的方方面面，仅大小战役战斗就上千次，每个方面如果都全面、详细、系统地描述，文字量是相当大的。

因此，中央军委军史编写领导小组一开始就确定了“以建军为主线，兼顾作战”和“突出重点内容”的要求。据此，我们“坚持围绕主线与突出重点统一”的原则，在紧紧围绕我军在党的领导下，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保卫祖国安全而战和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这条主线，全面而又精略地叙述我军体制编制、军兵种建设、教育训练、政治工作、后勤工作、武器装备以及根据地建设、人民武装动员建设等历史情况。

具体来说，《军史》突出了以下几个重点：一是我军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和深远意义的历史事件；二是着力反映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建军、作战的指导思想、重大决策和我军历史上的重大行动；三是着重反映我军优良传统形成、发展和实践过程；四是重要英模集体和人物的事迹等。

杨贵华：我个人认为，这部《军史》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是可信的；权威性，也是毋庸置疑的。

首先，我们使用的资料来源于国家和军队最高档案馆，这是中央和军委为我们编写军史专门开的“绿灯”。很多档案在我们披露和使用前，一般人是看不到的，即使看到一些，也不可能系统、全面地去查阅。

其次，我们在编写中，坚持了政治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我军是党和人民的军队，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写史，这是政治性原则。我军84年来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不可否认，我们写史，当然以写建设辉煌历程和成就为主，这是我军发展建设的主流和本质。

同时，我们对历史上一些失利、失误、错误和有争议的问题，如对西路军问题、反“教条主义”斗争问题、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期间的评价问题等等，采取不回避、不掩饰的态度，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得出恰如其分的结论。

值得提出的是，我们写失利、失误和错误，许多是指导思想上、高层决策上重大的失误。对其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完全是为了总结经验，从中吸取教训，增长才干，以促使我军更好地建设和发展。权威的史料，科学的、正确的、令人信服的分析评价，就是对野史中一些谬说的最好批驳。

笔者：一提起中国人民解放军，人们就会联想到“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但回顾历史，我军的发展历程却是历经磨难和挫折，比如《军史》第二卷中讲到的东北抗日联军的严重挫折，你们编写组不但从战术运用、内部建设的层面加以分析，就连出现叛徒的情况也直言不讳。那么，你们在编写这些失败、挫折经历时是怎样把握的呢？

杨贵华：在我军历史上，我们战胜了国内外强大的敌人，这是举世公认的。但是，我军在发展建设历程中，有战胜艰难困苦的峥嵘岁月，有历经磨难和挫折的艰辛历程，也有曲折发展的动乱年代，我们在编写军史时不回避、不忌讳写失利、失误和错误。

作为军史工作者，研究这些，是因为这些内容是我军建设发展历程的一部分，更是为了从中吸取教训。“总结错误和失误的教训，有时比总结经验更宝贵”。不写这些，对不起那些牺牲了的将士，对我军更好更快发展是不利的。

笔者：有关张国焘“密电”一事，因为从没找到这份“密电”的原件而一度使此事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桩悬案。但《军史》第一卷中却十分肯定“密电”的存在，那么你们是凭什么得出这一结论的？在处理类似“悬案”时，你们又如何“调查取证”？

我们在《军史》第一卷中肯定“密电”存在的史实，理由有三：第一，9月8日（“密电”的前一天）张国焘电令詹才芳的电报：“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立即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这封电报也反映出张国焘企图武力加害中央的意图。

第二，毛泽东率右路军第一、第三军于9月10日凌晨秘密先行北上，脱离险境后，发给张、徐、陈电报称：“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这个电令，即指“密电”。

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北进时，曾有人请示是否派部队拦阻，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无论如何不能打！

第三，1937年3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张国焘的面讲了“密电”事件：电报说“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是十分危险的（当时党内斗争是非常残酷的）。毛泽东讲此事时，张国焘对此并没有辩解。从9月10日以后张国焘率部南下和另立中央等行动看，充分证明张搞分裂的史实。

回顾我们的编写过程，在处理类似一些历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时，我们主要坚持了这几条原则：一是以党中央、中央军委作过的决议、决定和评价为准则；二是坚持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直接获取“证据”，比如查找历史事件本身的物证和资料；三是获取“旁证”。即通过查阅与之相关的史料，深入分析这一历史事件发生前后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影响，最终得出结论。对一些领导人的回忆，如果查不到权威史料作支撑，没有权威佐证，我们坚持不使用。

笔者：《军史》第六卷肯定了“文革”期间国防和军队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在史学界普遍认为“文革”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倒退的情况下，你们作出这样结论的依据是什么？

杨贵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否定搞“文化大革命”“左”的指导理论，并不是否定这期间的全部建设工作。我们在《军史》中对“文革”时期我军发展建设仍取得很大成绩的基调，是依据历史事实得出的，不是事先确定的。比如：

第一，在全国动乱的局势下，由于我军始终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持了高度集中统一的指挥，因此军队始终没有乱。

第二，我军在“文革”中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为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生产、生活秩序，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党和人民作出的评价。

第四，在受到严重冲击的情况下，在周恩来、聂荣臻等领导人的保护下，一大批科技工作者顶着压力，艰苦奋斗，在国防科技尖端武器研制方面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

然而，“文化大革命”对我军建设的干扰破坏是严重的，特别是干扰了武器装备的发展，使我军拉大了与世界发达国家军队的距离，这在《军史》第六卷中进行了充分的反映。应该说，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军的发展建设会取得更大成就。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处理类似历史上存有争议的问题，比如关于四平保卫战、关于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确定的“以我为主”的军队建设方针、关于1960年9～10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和会议作出的《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等问题，我们都采用了“结果分析法”和“辩证分析法”的原则，即通过每一个决策的指导思想和实践所导致的结果及产生的影响去“论证”，辩证地分析其好坏功过，从而力求得出准确客观的结论。

笔者：与其他史学著作不同，《军史》每一卷的结束都有一篇“基本经验”，用以回顾和总结本卷所写的历史时期我军建设发展的基本情况。为什么采用这样的编写方法？

杨贵华：这个“基本经验”是通过对该卷该时期（阶段）历史史实进行深刻分析、思考得出的，不是作者凭空杜撰的。读者如果认真阅读每条经验，就会发现，里面都用史实作了说明，有理有据。如第一卷中“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从同王明、张国焘“左”的和右的错误路线斗争中得出，有着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深刻教训；必须实行正确的军事战略指导，是从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败的沉痛教训中得出的。再如第五卷中必须“坚持‘以我为主’的方针，正确处理发扬优良传统与学习外军经验的关系”，是通过上世纪50年代学苏军、错误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的事件及以后处理二者关系的实践中得出的。这些经验，可以引导读者对历史进行深刻反思。

不仅如此，在每一章的后面，我们都有一个概括性的小结。同时，书中对每一个重大事件，都不是叙述过程就完了，而是注重对事件的评述和评价。我们在编写中，坚持材料和观点的统一，即史论结合，注重说明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和为什么会发生，并评论其正确和失误、有利和不利方面。这有利于给人以思考，正确地认识各事件。

笔者：听说《军史》后几卷的编写工作正在积极筹备之中，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杨贵华：《军史》后续卷的研究和编写，与前六卷是同时启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重要历史事件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评价会更客观、更准确、更符合实际。有些资料，随着部分高层决策档案的解密，经过深入研究，内容会更充实，对军队建设指导会更有力。研究和编写我军军战史，是我们军事历史研究所的职责和任务，经过军史工作者的努力，军史的后续卷将会陆续与读者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