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天茶舍』 [思想]政治逻辑：国民党联俄政策的辨析

点击：681  回复：30 作者：书海飘香2  发表日期：2010-6-2 0: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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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初宪政由于袁世凯的专权与帝制自为，导致中国的政治生态陷入丛林状态。如何重建政治秩序是当时代的首要问题。

　　孙先生对政治是敏锐的，他看到了政治的逻辑，知道应该怎么去做，2次革命的失败，让他明白，在战争状态下，对决双方取决的是组织效率和对社会资源的整合效率，但如何提高组织效率和社会资源的整合效率，孙先生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组织革命党，是孙先生试图提高组织效率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没有成功，在现代化变革的冲击之下，传统的组织模式及解构模式显然已经落伍了。
　　极权主义也是现代化的产物，有一套非常完整的理论系统及组织模式，最大的优势是其社会动员模式。当孙先生发现这种模式时，立即敏感的意识到，这种模式对提高组织效率和社会资源的整合效率是最有帮助的，所以他需要这套全新的管理理念来改造处于涣散状态的KMT。
　　但孙先生的宪政政治理念，又注定非常排斥这个模式下的伦理以及理论体系，这点我们可以在很多孙先生的讲话中看到，孙多次提到，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不接受阶级斗争，更不会用革命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孙认为社会的进化问题乃在于人类基于生存的需求而使社会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相调和。所以孙选择了和苏俄的有限合作，同时还可以得到一些对他宪政事业有利的物资或经济上的支援。当然孙先生与苏俄的合作，最大的原因其实是引进新的管理理念和社会动员方式，来提高KMT的社会动员效率。这就导致孙先生和他的KMT其实只是具有列宁式组织的皮相，而没有列宁式组织的内涵，形似而神不似。
　　孙推行的是宪政主义，而当时的首要问题是必须在国内丛林政治中取得胜利，军阀割据政治是一种传统割据政治的延续，这些军阀们集兵权财权于一身，对外他们以自治作为割据的法理依据，对内，在自己统治的区域，关起门来做土皇帝，对于基层的民众而言，虽然没有了中央强权的侵害，但来自各省军阀对公民权利的侵害是无法抵挡的，离开了基层的自治和军队国家化来谈军阀们的自治无异于缘木求鱼。所以军政，训政，宪政就成为可行性最大的方案。KMT有完整的宪政理论体系，也针对中国的现实情境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现代化解决方案。这么一个政党，全然不同于传统模式下的北洋军阀，得益于这种苏俄模式的借鉴，KMT才能在短短的时间内统一中国。
　　
　　
　　这个模式的原理在哪里，是怎样实现的呢？
　　1、创建黄埔军校，这是完全不同于之前的新式军校，根本不同点在于通过现代的意识形态建立忠诚，这种忠诚类似于一种宗教的虔诚，可以减少背叛，增进组织的凝聚，并让其为理想而牺牲，战斗力更非那些通过利益纽带联系的军阀部队所能相比，所到之处自然就是所向披靡。
　　2、话语权的拓展，也就是意识形态动员，CCP所说的教育广大的人民群众，通过这种话语权的拓展来获得广大民意的支持，从支持者中间获得更多的自己人，扩展自己力量
　　3、以上两点的实现，必须有个灵魂存在，这个灵魂就是党组织。KMT改组以前，党的生活及活动基本不存在，而这次的改组就是将松散状态改组成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的准军事化机构，让党负担起社会动员的使命。
　　4、民主集中制，党组织要能实现有效的运转，民主集中制是非常适合的管理模式。谈到这里，有些人会报一种轻蔑态度，这种轻佻的否定其实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狂妄。政治是讲最有效的手段，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理论体系是非常严谨的，是针对非常态政治下最有效的武器,洞穿了政治的实质问题。
　　为什么民主集中制会是一种很奏效的手段？
　　首先权力的行使，不仅仅是一种强制赋予，还必须得到受众和执行者的认可，而民主集中制就是让权力游戏的参与者有在场感，为权力的行使获得权威，这样就降低了组织中的服从成本。民主集中制本身也包含了商讨的成分在里面，不管这个商谈的成分有多少，但至少让权力场域的人参与进去，也同时降低了组织的学习成本。
　　革命，本身就是一种抒情，这种抒情，需要唤醒的是一种共通感,民意是善变的，意见总是会有很多分歧的，所以通过民主的方式获取权力的权威和合法性，再通过集中的方式来解决效率的问题，非常态政治下，讲的是效率，这样党的意志才能通过权力贯彻到底。民主集中制作为组织的一种普遍的管理模式，贯穿了组织的上层和下层。当很多人嘲笑CCP的会议多的时候，他们实在是没有理解这种机制的运作奥秘。
　　但显然，KMT学这种模式也是三心二意的，原因就和我之前说的一样，组织的伦理冲突。
　　组织的政治伦理很重要，会影响这个组织的行为选择。KMT的政治伦理，究其实质还是要回到宪政这条路上，所以注定了他们在事实判断之后还有价值取向。这个价值取向就是他们行为选择的底线。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具有极权皮相的KMT在取得政权之后，并没有导致极权化，反而大力推行地方自治运动，并主动承诺民主路线图和时间表，在行宪方面拿出最大的诚意。
　　对苏俄的管理模式，国民党虽然还只是粗浅的模仿，但迅速让这种松散组织，焕然一新，大幅提升了社会动员效率，在极短的时间内，国民革命军由南至北，横扫中国，实现了民族统一。所以这次的改组无论是对国民党还是对中国的现代史都意义重大，孙先生居功至伟
　　
　　现在孙先生最为人所诟病的也是其联俄政策，他们认为孙要为后来的变局负责。这个理由成不成立呢？
　　1、单就逻辑上而言，如果因果链条太长，那就不是因果关系了，这是最起码的常识
　　2、孙去世时，KMT还没统一中国，蜗居广东一地，CCP也只有千把号人。
　　3、孙在世时，CCP在KMT内还属于可控范围之内，这个从KMT高层的人员比例就可以看出，中执委25人里面，CCP才有3人，监察委员会基本都是抵触容共，或者持消极态度的人，这样的权力架构是比较完美的。即作出了容共的姿态，换取共产国际对其事业的支持，也可以补充一部分新鲜血液为党的改组带来新的模式和理念，提高组织效率还能对CCP起到制约作用
　　4、CCP在KMT内的大发展是在KMT二大时期，由于汪精卫的权力斗争以及错误的安排，导致CCP在党内占据各大要职，获得党内法统
　　5、即使如此，后来蒋公的崛起，扼制了CCP扩张的势头，并最终分共，到抗战前夕，已经将其逼入死角，几乎全军覆没
　　6、后来CCP之发展完全得益于新的历史契机，日寇侵华以及战后雅尔塔会议的安排等等，但这和孙还有多大关系呢？
　　7、无论孙是否联俄，GCZY意识形态的传播都无法抵挡，苏俄与中国天然接壤的地理优势，以及其国力的大幅提升，都注定了此种意识形态将在中国上演。
　　
　　
　　一些原教旨自由主义不讲逻辑，阉割历史，用价值判断来建构他们的叙事体。如果价值判断能线性的建构历史话语的话，人类社会就很简单了，没有这么复杂。但政治讲的是事实判断，讲的是当下的逻辑，讲的是最能奏效的手段。先有事实判断，才有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