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赏虾养殖繁殖视频:揭秘国民党主要派系之间的政治角逐

本文摘自《党史纵横》2007年第9期，作者：胡杨，原题：《民国时国民党主要派系的政治角逐》

国民党各主要派系

民国时期的国民党是一个派系众多的政治联合体。从宁汉合流到桂系逼蒋第三次下野，在国民党统治中国长达22年的历史过程中，各派系之间的纷争始终未停息过。其斗争之激烈、持续之久远、派系之庞杂、影响之广泛，在中外政治史上十分罕见。派系政治是国民党政权的一个重要特色。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除把持中央政权的蒋介石集团外，国民党派系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属于政治派别，如西山派、改组派、汪派、再造派、政学系等；另一类属于地方实力派，如冯系、阎系、西南地方实力派等。这些派系既有对中央的表面从属关系，又有各派之间的横向关系，横向间的矛盾虽时有发生，但往往是局部的、短暂的，而他们与国民党中央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却是普遍的、长期的。本文从研究政治思想及其对中国政坛的影响考虑，选择蒋介石集团、西山会议派、改组派以及民主派对某些政治问题的看法来论述，不仅戴季陶主义不在论列，就是嫡系内部各派如黄埔系、CC系、新政学系、军统、蒋太子系、夫人派、美英派、朱家骅派等以及地方实力派的争论也不在讨论范围内。

蒋介石集团：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南京成立了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政府，蒋介石总揽国民党军政大权，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1928年7月，蒋介石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叫嚣要“以党治国”、“以党专政”。之后国民党陆续颁布了《训政纲领》、《国民政府组织法》、《训政时期约法》，把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法西斯体制用根本大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使蒋介石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合法化。抗战开始后，蒋介石把持的一党专政的封建买办法西斯国家制度进一步强化。

西山会议派：是国民党内一股顽固的反动势力在孙中山逝世后的1925年底结成的反动集团。1925年11月23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中的老右派分子邹鲁、谢持、张继、居正、林森等十余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非法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打着“谋救党国”的旗号，叫嚣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会上通过了《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共产派》、《顾问鲍罗廷解雇》、《决定本党今后对于俄国之态度》、《总理逝世后关于反对共产派被开除者应分别恢复党籍》等反革命议案，还发表了《取消共产派在本党党籍宣言》、《告国民书》、《告海外同志书》、《为取消共产派在本党的党籍告同志书》等反动文件。

改组派：国民党改组派，是1928年至1930年间在国民党内一度出现的一个反对派。他们曾经是追随过1927年蒋介石搞反革命政变的势力，但因为利益矛盾，对于蒋介石搞独裁非常不满，于是掀起了一个改组国民党的改良主义运动。当时为首的是汪精卫、陈公博等。1928年春夏之间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简称“改组派”。他们的总部设在上海，各省市及海外一些地方设立了支部，并出版了《革命评论》、《前进》等刊物。

各派别政治主张的三点异同

一、关于是否坚持三大政策问题。

孙中山是中国最早的革命民主派，他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乡村农民，提出了三民主义，并为之不屈地英勇奋斗。他“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在晚年又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改组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后，围绕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问题的理解，国民党内部存在着诸多分歧。

蒋介石集团在中山事件之后，因自身根基未固，加上北伐离不开苏联的帮助，所以事变后决定仍然继续实行“联俄容共”政策，但而后随着政权的巩固，其狼子野心也就暴露了出来。首先他们背叛联俄政策，勾结帝国主义。南京政府成立之初，虽有反帝的表示，但它尚有更重要的发展趋向，这就是向西方列强的妥协。这是它赢得西方列强的承认与支持，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重要步骤。1927年6月13日南京国民政府的布告称：“本府兴师北伐，志在铲除军阀，解北方同胞于倒悬，俾先总理之三民主义得以实施于中国，而非与各国为敌。凡我军人当知爱护党国，体谅斯意，嗣后对于各国之兵舰商船，不得擅施射击，对外人之生命财产，军行所至，尤须随时加意保护，以重邦交。”这是南京政府向帝国主义列强妥协的最初表示。南京政府对于苏联的敌视态度与对美、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的妥协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27年7月16日，上海工部局根据淞沪公安局长杨虎的告发，搜查并封锁苏联远东银行。同月26日，南京国民党中央通电取消用孙中山的名义命名的莫斯科孙逸仙大学，命令不得继续向该校派遣学生。1927年底，南京政府断绝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公开放弃孙中山联俄反帝的革命政策。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决定，“凡与联俄容共政策有关之决议案，一律取消”。这样，国民党的外交政策由联俄反帝逐步变为联帝反俄。

其次他们一面对中共采取镇压、屠杀政策，一面加强了与国内反动势力的相互勾结。1927年4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通缉”共产党首要分子和国民党左派领导人。5月5日，国民党中央决定组织中央清党委员会，发动清党运动。而后颁布《清党条例》、《反革命治罪暂行条例》、《暂行反革命治罪法》，对于共产党人及其他进步力量进行残酷镇压。再次他们对待农工由安抚变为严密控制和镇压。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时申明坚持农工政策、保护农工利益。南京国民政府还实行了一些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如浙江省实行的二五减租。另外，南京政府成立初期没有下令取消工人运动。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群众在五一劳动节、五卅惨案、沙基惨案（6月22日）两周年纪念日分别进行了大规模的游行、集会等活动。随着国民政府逐步走向独裁，工农既得利益受到损害，工农运动遭到禁止和镇压，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很快被抛弃了。1928年2月3日国民党湘鄂政委会议决废止1926年10月中央联席会议决定的二五减租政策。这是损害农工既得利益的重要表现。1月18日蒋介石发表为二届四中全会准备的提案。其中“整理党务案”提议，“改正中央及各级党部之组织，所有农民、工人、商民、青年、妇女等部，易酿纷争者，一律裁撤，于组织宣传两部之外另设训练部及民众运动委员会”。关于民众运动提议“纠正过去之民众运动之错误，重新由中央制定民众运动之理论与方略，停止幼稚之破坏运动”。南京政府公开放弃了保护农工利益，促进民众运动的主张，放弃了孙中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

西山会议派是国民党内第一个公开跳出来反共反人民的政治派别。一方面他们背弃孙中山的联共政策，鼓吹“清党”反共。孙中山之所以下决心改组国民党，实行联共政策，是因为他看到国民党已经走到死亡的边缘，要拯救它，使他新生，一定要吸收新的分子，注入“新血液”。但西山会议派极力反对。他们心怀叵测地攻击自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来。“只见有害，不见有利”；污蔑共产党借机宣传共产主义，“处处要叫占国民大多数的农民、工人只接近他们党，而不跟本党亲近”，“党中杌陧，无日或宁，直至今日，杀机尽露，迫竹之事，层见叠出”；诋毁共产党在孙中山逝世以后，“更积极进行其妨碍本党之行动，不徒人据本党之策源地以自大，尤复极尽其离间挑拨之能事，强析本党同志为左右派以逞其迎拒，甚至暗中截断本党与民众之声气，诋毁本党之信仰”；扬言只有“实行清共”，才能“护国救党”，否则，“再过一年，恐青天白日之旗，必化为红色矣”。

另一方面西山会议派反对联俄，主张联帝，污蔑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他们指称苏联政府“带有帝俄时代之遗传病”。“彼所以结好于我者，为彼非我也”。诋毁列宁废除沙俄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是处在“危机之秋”的权宜之计。攻击鲍罗廷在国民政府所采取的重大决策先决于共产党，而后叫国民政府通令执行，“以故党务政务之重要者，共产党小学生莫不先知，而吾党中之重要委员则冥然而无所闻也。”他们咒骂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污蔑“苏俄之历史，无非残杀异党之历史，今则像吾党残杀矣。”为了切断与苏俄的关系，在西山会议上，他们置孙中山的临终教诲于不顾，通过了《顾问鲍罗廷解雇案》、《决定本党今后对于俄国之态度案》，疯狂叫嚷苏俄今后“如有不以平等待我者”，“皆当反对”。西山会议派视苏联为眼中钉，相反视帝国主义如亲兄弟。邓泽如说，国民党无论如何不能提“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否则，国民党“永无获得国际上其同情”、“使我党丛帝国主义之仇怨”，因此，他们坚持不许在国民党政纲里出现“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甘当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

改组派认为“联俄”只“是当时一种精神”，现在苏联和第三国际“是另一个支配中国的反动势力，与帝国主义之妨碍国民革命无异”，因此，他们与蒋介石集团一起反苏反共产国际，“暴露其指使中国共产党破坏中国国民革命之罪恶”，“指责其东方政策之错误”。改组派对于共产党的态度，则是“皆应努力扫除之”，“对其团体尽量反对，并严厉制止其活动”，“对其主义与政策尽量指摘与批评”，“对其分子，在可能范围内，予以自新，使其脱离共产党之组织”。改组派抱有狂妄的野心，认为“中国革命为一切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锋，应领导东方组织一个三民主义东方国际或第四国际，使三民主义扩大为国际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改组派与蒋介石集团所不同的是：蒋介石是在台上，握有军政实力，可以对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进行“围剿”和屠杀，而改组派则是在台下，只能作宣传上的配合。改组派对于孙中山三大政策唯一“继承”的，就是承认：“扶助农工是十三年国民党改组的第一个精神”，并且表示要继续“深入农工群众”去“唤起民众”。但是改组派同时确有认为，工农群众未必“都能站在革命的最前线”，也未必就是革命的主力军。至于改组派声称要“扶助农工”，“深入农工群众，”则是因为看到自1924年以来，共产党作了大量的“唤起民众”的工作，从而赢得了工农群众的拥护。感到“好像农工是共产党专有的，国民党革命是用不着农工的！好像国民党对于农工的态度只有‘压迫”’似的。一方面改组派要同共产党争夺民众，另一方面改组派也感到，国民党实行镇压工农运动的政策人心尽丧。“为了党的生存，非急速重新恢复民众，领导群众不可。”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民众的心理腐倾和恶倾，”防止农工群众对国民党的失望、不满、厌恶情绪的日益增长，以至最后走上追随共产党的道路。

二、关于是否反对蒋介石集团独裁专制问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暂时转入低潮。蒋介石集团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南京建立了专制独裁的法西斯统治。蒋介石政权，对外依靠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对内实行疯狂猖獗的反动统治和反革命，采用恐怖手段来保持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由此，引起了整个社会政治思潮上的一系列的大变动。

西山会议派于1926年1月在上海建立伪中央党部，与广州国民党中央对抗时，蒋介石羽翼未丰，为谋取领导权和猎取资本，因而暂时还要国共合作的局面，对西山派搞分裂感到不满。因此，蒋介石等人采取的对策是“党内不可分裂，免得为共产党所乘，对付共产党乃整个问题，应该从长计议。”以后蒋介石又说：“西山会议这一批党员，固然笨得可怜，但明明中共做出一个圈套，要你国民党钻进去，使得你们永远不能合作，以便他把持操纵。”这反映出蒋介石维护国共合作的实质是利用和主宰国共合作，进而把国民党变成为他的私党。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蒋介石集团走上公开“清党”反共的道路，在政治路线上步了西山派的后尘。但西山派仍然与蒋记国民党中央及南京政府对抗，以至到1930年伙同改组派及地方实力派在北京另立中央。西山派以在国民党内比蒋资历深、反共早而自豪，力争取得国民党中央的正统与实权地位。但蒋介石为保持自己的独裁统治，一再排斥、打击西山派。西山派不甘心在野地位，于是演变为蒋介石集团的反对派。但其寿命短促，“在特委会结束后就不复存在了，至少再也不是国民党派系政治结构中的一个常数。”

改组派鼓吹“改组国民党”，号召反蒋。改组派的政治主张的旗号是改组国民党，核心是反对蒋介石。所以，国民党改组派是一个既反蒋又反共的政治派别，用汪精卫的话说叫“夹攻中之战斗”。改组派认为国民党“一大”对党的组织原则的重大贡献，就是废除了“凡入党的人，须完全服从我个人”的总理独裁制，确立了党的所有重大问题“在决议方面必须多数人的意志来决定，在行动方面必须大家一致行动”的民主集权制原则。从而使国民党产生了民主精神和团结奋斗的精神。但是，蒋介石集团却在国民党内部随心所欲地“以个人私益蹂躏党员和民主之公益”，于是独裁代替了民主，委派代替了选举。广大党员和各级党部“只有机械地服从，不许有自己的意思”，故而使国民党处于“今日这种垂死的状态”。正是由于蒋介石集团成为垄断国民党各级权力的“党皇帝，党诸侯，党大夫”，而蒋介石本人则成了“挂了国民党的招牌，冒国民革命的名义”，时刻“企图满足他迪克维多宰割全国的美梦”的“蒋独裁”、“蒋天子”、“蒋皇帝”，才使“本党陷于死亡，革命频于失败。”因而，改组派提出：改组国民党的首要任务就是必须“恢复党的民主精神”，“打到盗窃党权、政权的蒋介石”。

国民党民主派对蒋介石集团的独裁统治的态度十分坚决。国共关系破裂后，以宋庆龄代表的国民党民主派，继续高举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大旗。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蒋介石集团展开了英勇斗争。1927年7月14日，宋庆龄发表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公开宣布退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与蒋、汪之流决裂。8月1日，宋庆龄等22名国民党N中央委员发表《中央委员--宣言》，指出：“武汉与南京所属党部政府皆以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自今以后，唯有领导全国同志，誓遵总理遗嘱奋斗到底”，号召“全国同志在此期间，均应一本总理创造本党之精神，与一切假冒本党革命名义者坚决奋斗”。这一宣言为国民党民主派的反蒋斗争指明了方向。

三、关于是否抗日及采取怎样的抗日方针问题。

1936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面临的各种矛盾中，中日两国矛盾开始向主要矛盾转化，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在这个时候除去改组派剩下的汪精卫派叛国投敌外，原来的西山会议派与改组派已不复存在，所以在此主要比较蒋介石集团与民主派的抗日观。

在全民族抗战的强大声浪推动下，蒋介石国民党由“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到被迫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1938年3月底，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提出了国民党的抗战主张。纲领共有七项三十二条，主要内容包括：以三民主义为抗战建国的准绳，在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下，在外交上，联合世界上同情于我的国家及民族，为制止日本侵略共同奋斗；在军事上，加紧军队之政治训练，充实民众武力；在政治上，组织国民参政机关，改善各级政治机构；在经济上，注意改善人民生活，实行计划经济；在民众运动上，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为民族生存而战；在教育上，推行战时教程、注意国民道德之修养。这个纲领有抗战的表示，反映了国民党在对待抗战问题上有了一些进步，但它自基本点上仍然限制国民党以外的党派和人民群众抗日的积极性，是一条单纯由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抗战、反对中国共产党组织人民群众抗战的片面的抗战路线。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又设立了防共委员会，其政策的重点由对外转向对内，实行“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在此方针指引下，连续制造了三次反共浪潮。总之，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虽然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颁布了《抗日建国纲领》，发表了许多谈话，但他们缺乏抗战的坚定性及争取胜利的信心，没有与各党派合作的诚意。他们根本不愿真正发动、组织和武装人民群众，不愿真正给人民抗日民主权力，甚至企图通过抗战，消灭共产党和各爱国党派，继续维护法西斯主义的独裁统治。这就是它既抗日，又妥协；既联共，又反共的两面政策。

民主派与蒋介石相比较，尽管不掌握政权，然而其影响力大，许多人物是国民党政权中的“政要”和“社会贤达”。抗战时期，他们以民族大义为重，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斗争，调节国共关系，表现出极大的进步性。他们在抗战时期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奋起救国，团结抗日。1936年7月，民主派要求国民党中央停止内战，立即对日作战。8月，为支援绥远抗战发表宣言，发动募捐活动。他们强烈反对国民党中央与日本进行的所谓外交谈判，呼吁华侨支援祖国抗战，七君子事件后，全力营救七君子，宋庆龄等还发起“救国入狱活动”。第二、发动民主宪政运动，争取和平民主。抗日和民主是抗战时期不可分割的两大主题。针对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压制抗日民主，民主派进行了艰苦斗争。国民党内的民主派李济深、柳亚子等倡议，在广西成立了“抗战动员宣传工作委员会”和“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协会”，主张立刻动员民众，坚决抵抗，痛斥抗战中的失败主义者。于是，重庆、成都、昆明各界人士纷纷响应。第三、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相持阶段，国民党民主派许多人敢于冒杀头坐牢之危险，秉公直言，强烈谴责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他们积极奔走于国共之间，力图打破僵局。整个抗战期间，国共虽时有磨擦，但合作关系毕竟没有破裂，这其中凝结着国民党民主派为维护统一战线奔走的汗水和心血。

通过比较国民党统治22年期间个主要派别的政治思想，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第一，蒋介石集团与西山会议派、改组派在继承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上存在分歧，这不是政策性分歧，而是到不到时机、采取何种方式的策略性分歧。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分歧仅是方式、方法上的，而非本质上的，所以三方最后在反共反苏问题上趋于一致。第二，改组派相对于西山派的主要任务反共、反苏而言，对他们来说，向蒋介石新军阀夺权更属当务之急。第三，改组派为了与共产党争夺民众，最终实现控制与压迫农工、避免出现民众运动爆发，危及国民党生存的政治企图，采取了不同于蒋介石集团、西山会议派的政治主张，即是扶助农工。第四，民主派或称国民党的左派，思想进步，行动积极，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要求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第五，蒋介石集团与民主派在国民党处于不同的地位。前者把握军政大权；后者在社会拥有较大影响力。前者既抗日又妥协，既联共又反共；后者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先，主张联共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