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韩红吉他谱简单版:中国人口政策的惊人逻辑秘密

    刘忠良

    2011年8月25日《北京日报》报道：“近年来本市征兵工作出现了兵源紧张的局面。以去年为例，全市男兵上站体检人数为8865人，是任务数的2.6倍；合格人数3653人，是任务数的1.1倍——这意味着体检合格的人只要减少400人，征兵任务将无法完成。与上一年相比，上站人数、合格人数分别锐减20%和18%。” 为了保证征兵，北京市规定“北京市户籍的大一新生，只要是年龄在18至24岁的男性，报到时都需要提交一份《兵役登记证》。否则，学校将不予办理入学手续。有关统计显示，2008年，北京市适龄入伍青年有50余万人，今年已下降到30余万。到2013年至2014年，北京市的适龄入伍青年可能只有2008年的39%，跌至30万人以下。” [1]

    目前，中国新军人的绝大部分部是家庭“独苗”（家庭的独根香火）。现实表明独生子女新兵的意志并不坚定，不想经历高强度训练所带来的困难。这样的军队怎么战斗？父母和爷爷奶奶们又同意让这样的军队参加战斗吗？过去，中国军队战无不胜的一个隐秘武器，乃在于兵员充足，战士士气高昂，纵使牺牲一个，家中还有众多兄弟姐妹扛起家庭责任，并且给长辈养老送终。无后顾之忧，自然视死如归。但现在，大部分为独生子女，一个青年军人的牺牲，几乎等于断绝全家未来希望。留下即将失去劳动力的父母，乃至早已失去劳动能力的、更为年老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2]。

    2011年6月15日《新京报》报道：“越南签署新征兵令，能获得‘免兵役’待遇的包括主要政府高官，以及没有兄弟姐妹的男性。据悉，这是越南政府32年来首次颁布此类命令。根据越南2009年公布的防务白皮书，越南约有45万现役军人和500万储备军人。”一方面，越南独生子女免服兵役；另一方面，现在中国整个军队的独生子女率不低于70%，作战部队超过80%。难怪小小的越南也敢在南海向中国耀武扬威了[3]。

    也许还有人认为，没关系，“军事强大不需要那么多人口，只要人口素质高就可以了。”

    首先，人口少了不一定质量高，人口多了不一定质量低。就像欧盟合成一个国家，不会降低欧盟的人口质量；把中国34个省看成34个国家，也不会提高人口质量。有人说，少生孩子有利于提高人口质量。实际上，恰相反，少生孩子反而不利于提高人口质量，尤其是在人均受教育年限代际差别很大的中国。生育，是人口的更新，就像一个人的细胞更新一样，怎么可能因为新生细胞少人的体质就更强了呢？比如说一个中国421家庭和一个222家庭，如果爷爷辈、父母辈和孙子辈分别是小学、初中和大学毕业，那421家庭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是8.3年，222家庭结构的受教育年限是10.3年，前者是发展中国家水平，后者是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高等发达国家一般在13年以上。而且，低生育率必然导致人口严重老化，人口老化本身就是人口质量的下滑。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生育是人口更新和人口质量提高的根本，少生孩子怎么可能提高人口质量呢？只要中国的生育率持续低于发达国家，无论中国教育怎么努力，中国人口质量将永远也赶不上发达国家。

    其次，军队数量依然重要。法国人口6200万，军队总数达76万人，如果中国按此比例军队总数就可以达1600万人，那法国为什么不大幅裁掉军人以购买更多武器呢？历来战争，都是以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为削弱对方实力的根本。用掉的武器可以很快生产出来，但成为炮灰的军人要20年才能从娃娃长成军人。原子弹是用来吓人的，那些顶级的厉害武器是不能真正投入战场的，人，在现代军事依旧是不可替代的核心。现代化武器装备越来越智能化，同时也越来越容易“背叛祖国”，未来的军队依旧需要大量有“爱国心”的军人。

    而未来，中国兵源将持续减少，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数据显示，中国0-14人口已经降低到16.6%，这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等发达国家还要低。事实上，如果中国人均寿命和这些发达国家相同，中国的0-14岁儿童比例会更低，列入最低国家之列。美国15-64岁成年人口与0-14岁儿童之比为3.2，属于成人与儿童比例均衡水平，而中国竞高达4.5，属于危险的倒金字塔结构。日本这个比例为4.8，韩国为4.2，德国和意大利为4.7，西班牙为4.5，而这些国家总和生育率在1.2-1.4之间，故中国近年来的总和生育率在1.3左右。在国际上，总和生育率在1.5以下称为“超低生育率”，0-14岁人口占比在15%-18%之间称为“严重少子化”，这说明中国已经进入危险的超低生育率和严重少子化时代。超低生育率、严重少子化和危险的人口倒金字塔结构，这意味者未来中国将面临重老龄化和人口的崩溃式减少。

    面对低生育率的人口危机一次次的显示出来，不少人纳闷，为什么这样了中国仍然实施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呢？除了计划生育几十年来从上到下的思想宣传造成的人口思想谬误之外，最重要的是这样的人口政策存在巨大的部门与个人利益。

    实施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的过程，也是计划生育部门的权力最大化和利益最大化的过程。这是因为，越是强制，规定生的越少，就越违背公民的生育愿望，这样就需要动用更多国家权力和国家资源，计划生育部门的权力也就越大、利益也越多。同时，越是违背公民的生育愿望（包括公务员），人民就被迫付出的代价也更高，这样计生部门和计生人员实际就可以获得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利益——公民被迫付出更高代价向他们购买“超生”权利。否则，国家就不要庞大的计生队伍，也不需要动用太多的国家权力和国家资源，计划生育部门的权力和利益也大为缩减。

    假设绝大多数公民也只想要两个孩子，少数要想两个以上，另外的少数只想要一个或一个也不要，如果计划生育规定都可以生二胎，那计划生育部门实际上只能管到少数人；如果规定只能生一个孩子，那就会管到绝大多数人，权力大增，利益也随之大为增加；如果规定像目前这样规定生孩子必须办准生证，否则堕胎或罚款，那计划生育就可以管到除了丁克之外的所有人，权力进一步增加，利益也随之增加。如果不强制，仅仅像其他国家那样引导，计划生育部门就不能强制任何人——不能罚款，不能抓人，不能动公民财物，不能伤害公民人身健康和安全，更不会有罢免“超生”党政领导和拿下公务员饭碗的生杀大权——这项权力一般被人大和更高级别领导及部门使用，而违法抓人、强制堕胎、破坏公民财物和损害公民人身安全等，这是超越人大超越法律超越其他部门的世界独有特权！

    所以，要求实施、支持和维持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就是实现计生部门和计生官员利益最大化的表现，利益必然驱使他们进一步要求少生且更加强制，然后他们获得更大权力和更多利益，这可以从历史中看出来。随着计划生育实施的加强，1973年7月计划生育小组成立，而到年底促使国家就提出“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1978年6月，国务院对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进行调整、充实和加强，很快计划生育小组就提要改变“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和“晚、稀、少”的人口政策，力争只生一个，尽管过去的政策已经使中国1970年代的总和生育率快速下降。在计划生育小组的努力下，尽管198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只有2.24，处于世代更替水平附近，再降低则意味着未来中国人口的减少，但1980年中国却全面实施了一胎政策，而计划生育小组自己也从一个临时办事机构到1981年3月升格为正式的中央政府的组成单位及权力机关，其权力与利益大幅扩充。

    历史多次证明，这样的权力利益的实现逻辑是确实存在的。正是这样的权力利益实现机制，导致计划生育部门的利益绑架了中国、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未来。可惜，多数中国人依然沉浸在计划生育宣传的思想里，看不到中国的超低生育率危机，更认识不到计划生育的利益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