霹雳先锋所有演员表:三军过后尽开颜——记长征中的朱德总司令

三军过后尽开颜——记长征中的朱德总司令 

　　震撼中外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一部伟大的史诗。作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的朱德，在蹬个长征过程中，他遇到的困难极多，危险极多作出的贡献也是十分显著的。

　　突破封锁

　　自从临时中央推进中央苏区，实行“左”倾领导，特别是一九三三年十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以后，朱德名义上虽是红军总司令，实际上整个军事指挥权操在博古、李德等人手中。

由于“左”倾领导者暗中排斥，朱德在长征开始前未能参与筹划和决策，只是在行动开始前夕需要用他的名义下达命令的时候才告诉他。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主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和教导师，连同机关人员共八万六千多人，分别从福建的长汀和江西的瑞金等地出发，开始长仇向寻都(今于都)集结，计划突破国民党军的包围。在中央苏区内，留下项英、陈毅等率领酌大约三万人的队伍，坚持游击战争。朱德是在十月十日晚随红军总司令部从瑞金出发的。

　　红军兵分两路，第一、第九军团为左翼，第三、第八军团为右翼，第五军团担任后卫，掩护庞大的中央纵队转移。于十月二十一日晚开始突围，从王母渡、新田之间，厩过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全部渡过了信丰河。在此之前，即九月间，为了同陈济棠建立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朱德和周思来主持过同陈济棠实行停战的谈判，朱德发出了《关于抗日反蒋问题给陈济案的信》(见《朱德选集》)。由于事先做了陈济棠的工作，和粤军没有怎么打，为长征初期突破蒋军封锁线创造了有利条件。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民红军主力插向大庆(今大余)，到了湖南的汝城。

　　十一月三日，在故城以南的天马山至城口间，红军主力继续前态突破了湖南的汝城、桂东、城口之间的第二道封锁线。

　　一个星期以后，红军主力进占了宜章城，通过了粤汉公路，突破了蒋军设置在良田、宜章间的第三道封锁线。然后，红军主力一路经临武、蓝山，一路出嘉禾向西进发。

　　这队蒋介石任命湘军何锻为“追剿”军总司电指挥十五个师“迫剿”红军，并令粤军陈济棠、桂军白崇禧各率主力部队堵截，在湘江沿岸布置了第四道封锁统企图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当时敌人内部派系矛盾很大，宜章至湘江间又是广大无堡垒地区，本可抓住有利战机打几个胜仇以扭转被动局面；但“左”颁领导者采取避战政觅只求夺路西进，丧失了歼敌的战机。

　　十一月中旬，红军主力在天堂圩打垮了湘军李云杰等部。然后一路出江华、永明(今江永，一路出道县，于二十五日在道县至江华间渡过潇水，继续西进，乘虚抢渡湘江；除后续部队的一个师和另一个团被阻于湘江东岸外，红军主力全部渡过湘江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这时已是十一月底了。

　　在继续突破敌人封锁线的过程中，三军团的作战最为出色。在总司令部十一月十一日这一天的行军日志中有这样的记载“朱总司令命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对于三军团首长及全体指战员在此次突破汝城和宜、郴两道封锁线时之英勇与模范的动恨特于本日电告各兵(军)团首长表示赞赏并号召各兵(军)团全体指战员学习三军团的模范。”

　　敌人的封锁线虽然被突破了，但由于“左”倾领导者实行军事上的教条主义，不懂机动灵活地作战，面对敌人天上飞机的时刻轰炸扫射，地面几十万部队的尾追堵截，仍然强令部队往前冲杀，掩护庞大的中央纵队通过。红军边走边打，打得很艰苦，人员、物资损失都很大。过完封锁线，中央红军从开始长征时的八万多人，锐减为三万余人。

　　过了湘江，主力红军以急行军的速度，沿着山脉，经全州、龙胜向湘黔边境西选翻越了长征途中的第一座高山老界山。在西进中，进入广西边境的少数民族地区时，敌人派密探混入红军驻地放火烧粮、烷房，借以散布“红军放火”的谣言。朱德对此十分重视，向各军团首长发出命令指出；连日桂敌派出大批密探，在我各军团驻地烧毁民房，企图疲劳及嫁祸我军，破坏红军在群众中的威信，各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于到达宿营地后及离开宿营地前，严密巡查。如遇火警，务必设法扑灭，救济受难群众。纵火奸细，一经捕获，应即经群众大会公审后枪决。

　　十二月十五日，红军占领黎平。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再次讨论转变战略方针的问题。朱德赞同毛泽东提出的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比认为过去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决议指出，新的根据地应是川黔边地区。会议后，朱德和周恩来联名发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的决议》，决定以红一、九军团为右纵队红三军团、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为左纵队，分别占领黔北剑河、施秉、黄平等地；红二、六军团在湖南省常德地区积极活动，以调动湘敌；红四方面军避备新的进攻，以便当野战军继续向西北前进时箝制川敌。

　　十二月下旬，红一方面军连克锦屏、剑河、镇远、黄平、余庆、瓮安等县城，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沿途并对苗族同胞做了很多工作。

　　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朱德出席了在瓮安县猴场（在乌江南岸）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批评了博古、李德的一不过乌江，在川黔边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二要回头和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强渡乌江，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然后向川南发展，创建川黔边根据地。并决定红一方面军立即渡过乌江以实现这一战略任务。这次会议改变了过去由博古、李德包办的状况，使毛泽东和朱德等在长征中能起到更重要的作用，使红军真正争得了主动，这是长征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机。

　　过了元旦，红军分三路捡渡乌江。二日，红军一部从余庆县回龙场渡口过江。三日，红军占退扼守乌江北岸的侯子担部，于拂晓在瓮安县的界河口渡江。五日，红军又在开阳县茶山关渡口过江。同日，朱德和周恩来、王稼祥向各军团长发出《关于我野战军迅速休整，准备进入反攻战》的指示，命令各军团须于六、七两日分别到遵义地区集中，攻占遵义，消灭黔敌。红军先头部队在歼灭一营多敌军后，派侦察部队，采取过去朱德军长在湘南起义中智取宜章的办法，化装成敌人败军，让俘虏叫开遵义城门。七日，红军占领遵义。朱德和总司令部是在九日进驻遵义县城的。十二日，朱德以红军总司令的名义在遵义的群众大会上讲话，阐明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张和政策，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

　　遵义会议

　　红军占领遵义后，虽然取得了一定的主动，但还没有完全摆脱险境。这时，可以利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布置好新的围追堵截的间隙，总结一下过去军事上失利的教训。在前几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基础上，经过酝酿，于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由于中央和红军都处在不断作战的环境中，这次会议不可能分清过去政治领导上的是非，主要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检讨长征以来党中央在军事指挥方面的错误，尽力统一认识，并在组织上采取相应措施。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张闻天、陈云、周恩来、博古(泰邦宪)、王稼祥、邓发、何克全(凯丰)。参加会议的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以及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

　　会议开始，中央负责人博古作了关于反对策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推到客观原因上去，不承认主要是他和军事顾问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在这里，不妨回顾一下朱德对第五次反“围剿”的态度：当李德进入中央苏区后，住在离红军总司令部不远的一处“独立房子”里。开始，朱德对李德还是比较尊重的，也常到“独立房子”里去看望他，向他谈述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陈述一些对付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意见，但李德听不进去。在军事指挥上，李德从来没有接受过朱德的任何一个意见。他正式宣布打正规战，不打游击战。由于话不投机朱德从此就不到这座“独立房子”里走动了。整个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对于李德在军事指挥上一系列的错误做法，朱德曾提出不同的意见，可是李德不但不接受，有时还大发雷霆，蛮横地拍起桌子来。李德狂博古等的支持下，并强行用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向下属部队发布各项命令。朱德有很强的组织纪律性和顾全大局的气度，认为这是党中央的决定。遇到这种情况，朱德有时回到总司令部，便对着军事地图摇头叹气，自言自语地说，不能这样搞啊，这样搞是不行的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博古对李德的错误主张言听计从，不谋自合，在军事指挥上造成很大失误。博古在遵义会议上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推到是由于帝国主义给了国民党军队大量援助和白区、各苏区的配合不够等，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继博古的报告后，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了副报告。他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严格的自我批评。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着重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的错误，批驳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个人错误作辩解的做法，并阐述了今后革命战争的战略方针。朱德在会议上，以尖锐的语气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作了很有份量的发言。他说：“这样的错误如果继续下去，红军就不能再跟着临时中央走了。”他在发言中还表示，他自己和恩来完全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历史是最忠实的见证人，他同周恩来、毛泽东的革命战斗友谊是很深厚的，他作这样的发言也不是偶然的。第一个到井冈山同毛泽东一起保存和发展红军力量的是朱德，第一个在罗霄山脉中段同毛泽东一起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是朱德，在宁都会议上不同意排斥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的有朱德。这些，都充分证明了他对毛泽东的敬重。这次会议上更是如此。会上，除个别人为博古、李德的错误辩护外，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等多数人在发言中都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一致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根据毛泽东和多数同志发言的内容，会议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解决了五次反“围剿”中红军的战略战术的是非问题，肯定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在前几次反“围剿”中取得胜利的基本战略战术，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会议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改变了黎平会议作出的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的西南或西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为使遵义会议的决议得以顺利贯彻，会议还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原来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实际上是主持政治和军事全盘工作的“三人团”。并决定今后的军事指挥，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负责。这样，遵义会议实际上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危急的战争环境中独立自主地纠正自己的错误，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

　　四渡赤水

　　遵义会议的决定传达后，大大地振奋了党心、军心。全军士气高昂，待命挥戈北上。中央红军进行了整编，把笨重的辎重、行李扔掉，精简机构，充实战斗部队。全军除留一干部团外，绍编为十六个团：红一军团编为两个师六个团；红三军团编为四个团；红五、红九军团各编为三个团。这样，实际上组成了一支强有力的野战军，既有利于作战行动，又加强了部队的战斗力量。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的指挥下，采取声东击西，忽北忽南的高度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方针，一反过去被动挨打的局面，进行了四渡赤水战役，迅速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

　　遵义会议后，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调集一百五十多个团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逼近包围，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的川、黔两省边境地区。针对这一情况，经过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的精心策划，朱德以红军总司令的名义，于一月二十九日三时发布了《一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的命令(见《朱德选集》)，命令野战军于二十九日拂晓前与敌脱离接触，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南部西进，并指示各部队分别由猿猴(今元厚)、土城下游、土城上游，至迟于二十九日十二时渡过赤水河。中央红军遵照命令，于同日经土城、猿猴渡过了赤水河，向四川的古蔺、叙永地区前进，准备在四川的宣宾、泸州之间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这时，蒋介石命令川敌十二个旅沿长江两岸布防，滇敌三个旅向毕节、销雄等地急进，企图截击红军。中央军委考虑渡江的可能问题，朱德于二月六日一时，发出《命令一、三军团向扎西靠近》(见《朱德选集》)，以便迅速集中，在川、滇、黔边作战，争取创造新的根据地。二月十日，红军占领扎西。这时，敌人估计红军一定会渡过长江北进，但红军突然掉头东进。二月十一日二十时，朱德同毛泽东、周恩来研究后又发出命令，命令各军团向赤水河东发展，争取渡河先机，相机占领古蔺城，使敌人完全摸不清我军的意图。二月十五日二十时，朱德发布《二渡赤水河的行动计划》的命令，命令部队东渡赤水河，以消灭黔敌王家烈部为主要目标，先由林滩经太平渡至顺江场地段渡过赤水，然后向桐梓地战前进。红军遵照命令，于二月十八日至二十日二渡赤水河，迅速占领桐梓地区。接着，于二十六日发起奇袭，占领了娄山关，歼敌一部，并数次击溃进攻娄山关之敌，又相继攻占了板桥、黑神庙、观音阁等地。二十七日，击溃敌三个团。二十八日，再次占领遵义。在这次遵义战役中，共击溃和歼灭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约三干人，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三月一日十二时，朱德又发布命令，指出这次胜利“开展了黔北的新局面；造成了创造云、贵、川新苏区的更有利的条件，使围攻我军之敌不敢轻进。”指示“望在桐梓城及其附近多贴此项捷报，并要桐梓革委会召集群众开祝捷大会，以扩大红军影响，提高群众斗争勇气与决心，更可增加接敌恐慌。”

　　遵义战役后，蒋介石飞往重庆，急忙调兵遣将，亲自策划新的围攻。他改变战法，南守北攻，采取堡垒主义与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术，企图围歼我军于遵义、鸭溪地区。三月四日，中央军委在鸭溪成立前敌司令部，任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以直接加强对红军作战的领导。

　　三月十三日，朱德致电各军团长，指出：“依据目前情况党中央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战略方针仍应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并应控制赤水河上游以作转移枢纽，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队为主要作战目标。对川、滇敌人须在有利而又急需的条件下，才应与之作战，求得歼灭其一部。”“军委以此方针决定：我野战军应向西南转移，求得在转移中与在消灭王家烈部队的战斗中，调动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实行机动，并迅速略取与控制赤水上游的渡河点，以利作战。”

　　针对蒋介石新的部署，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等研究了对策，决定将计就计，故意让红军在遵义地区徘徊，以便吸引更多的敌人前来围攻，当敌军重新逼近时，又掉头西进。朱德根据集体研究的意见，于三月十六日十八时下达《三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的命令：“我野战军决于今十六日晚和明十七日十二时以前，由茅台附近全部渡过赤水河西岸，寻求新的机动(见《朱德选集》)。”在毛泽东、朱德等的指挥下，我野战军按原指定的时间、地点，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向川南的古蔺、叙永方向前进，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将敌人主力引向赤水河以西地区。

　　不出所料，蒋介石以为我军又要北族长江，急忙调整部署，以川、黔、湘三省敌军及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向我进迫。以演敌孙波纵队主力集结毕节地区堵击，妄图再次对我形成包围，歼我军于长江南岸地区。为此，朱德同毛泽东、周恩来等研究后，于三月二十日十七时下达《四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见《朱德选集》)的命令：“我野战军决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东向，限二十一日夜由二郎摊至林雄地段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机动。”野战军按照命令，于二十一至二十二日，按指定地点四渡赤水，把蒋介石调集的部队置于无用之地。

　　渡河时，天空正下着细雨，路面泥泞光滑十分难行。蒋介石妄图在赤水和长江之间将红军一网打尽，被调遣的部队从四面八方向红军合围。为掩护红军大部队顺利渡过赤水河，一军团部队坚决顶住迫敌。当时川军占了有利地瓜居高临下向我军进岛弹雨纷飞，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正在这时，朱德总司令出现在前沿阵地上，雨水淋湿了他的衣裳，浓密的眉毛挂着水珠，卷起的裤腿沾满了泥浆。他亲自指挥，一次次地打退敌人的进攻。当时肖华也在前线指挥，他担心朱德的安全，一再劝说朱德离开阵地，但都被朱德拒绝了。打到黄昏，战斗仍然很激烈，阵地上硝烟弥漫。肖华再次劝说：“总司令，你年岁大，路不好走，还是先走一步吧。这里有我们顶着，你放心好了！”朱德抹抹脸上的雨水简单地答一声“不行！”继续指挥战斗。指战员见朱总司令就在他们身边，个个忘了寒冷、危险和伤痛，坚定地顶住了敌人的反复冲击。直到黑夜降临，朱德才随部队赶到赤水河边。这时，红军大队人马已经安全通过浮桥，他们迅速起上了队伍。朱德从来就是这样，战斗在前，撤退在后，以身作则，为广大指战员树立了楷模。象这样的事例还有不少，如在井冈山初期进行的新、老七溪岭战斗中，他在第一线指挥，帽子有两处被子弹打穿；在第一次渡赤水前的土城战斗中，他从三军团作战斗动员报告回总部的途中，与敌人遭遇，他亲自参加指挥战斗，稳定了军心，又夺回敌人占领的制高点。部队守住阵地后他要离开时，敌军的一颗炮弹正好藩在朱德的身旁，幸而没有爆炸，他才安全回到总司令部。

　　摆脱险境

　　四渡赤水，使红军取得了很大的主动，但还没有完全脱离险境，蒋介石仍然调集大部队尾追。三月二十七日，朱德命令红九军团在乌江北岸伪装主力活动，以迷惑和箝制敌人，掩护红军主力南渡乌江，争取更大的主动。二十八日，朱德发布关于我军南渡乌江执行新的机动任务的指示：要红一、三军团二十九日继续南下，争取控制乌江，执行新的机动，五军团在兴隆场统制枫香坝敌人，掩护南下；九军团除执行二十七日电令外，须在马鬃岭西北路上摆露天红标语，路侧放烟火，扮炊烟，散消息，伪装我军主力将在此地区诱敌向北出击而消灭之的模样，以便我主力借此秘密迅速向南转移。三十一日，红军主力乘虚南下，再渡乌江把敌人甩在乌江北岸。

　　四月上旬，朱德根据中央军委的决策，采取声东击西战术，指挥红军一面直迫贵阳，一面佯作东进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之势，迫使蒋介石急调滇军入黔增援。七日，朱德命令红一、三军团各一部佯攻龙里，掩护全军南移。九日，红军主力迅速穿过湘黔公路南下，然后又向西疾进。接着，又路过北盘江，于二十三日进入云南，威迫昆明。当敌人调兵固守昆明时，红军却以一天走一百二十里的急行军，向北直奔金沙江。

　　四月二十九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出我野战军应趁金沙江两岸空虚的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苏区根据地。根据这一指示，红军占领云南东北的禄劝、武定、元谋等县城后，立即抢占金沙江渡口。三十日，军委总部进驻寻甸县的柯渡，朱德同毛泽东、周恩来等具体部署抢镀金沙江的计划。五月三日至九日，在七昼夜的时间里，红军以七只小船全部渡过了水深流急的金沙江。朱德命令九军团焚毁金沙江各渡口的船只，使敌人不能过江。从此，中央红军就跳出了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把尾追之敌抛在金沙江南面，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使长征迅速出现了崭新局面。

　　五月十七日，朱德指挥红军占领德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派少数部队监视西昌之敌，主力迅速北进强渡大渡河。五月二十二日，朱德指挥红军进入彝族地区冕宁，在冕宁彝汉群众大会上讲话，指出彝汉是一家，穷人要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才能翻身过好日子。并以红军总司令名义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

　　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系戮。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

　　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

　　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

　　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

　　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

　　起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

　　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

　　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

　　希望努力宣传，特此广播西蜀。

　　由于正确执行政策，取信于民，在彝族同胞的协助下，红军于五月二十四日顺利地通过大凉山彝族地区，到达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第二天朱德同司令部一起进驻安顺场。他立即了解部队准备渡河的情况，并按他向来的习惯向当地群众调查安顺场的历史情况，向船夫宣传革命道理。接着，他同毛泽东、周恩来等彻夜研究制定渡河方案，决定红军首先迅速抢占安顺场接口。

　　五月二十六日，朱德向各军团首长发出《关于控制泸定桥渡河点取得战略胜利的部署》，指出：安顺场渡口水深流急，在只有四只小船而架桥又不可能的情况下，必须夺取由四川通往康藏的咽喉泸定桥。命令红一军团第一师及干部团为右纵队，沿大渡河东右岸北上；红一军团总指挥部、第二师主力及红五军团为左纵队，沿大渡河西左岸北上，均向泸定桥疾进，协同袭取泸定桥。

　　泸定桥是一座铁索大桥，原铺有木板，这时已被守敌刘文辉部拆除了，只剩下几根铁索悬在空中，并在河岸筑好防御工事，派有重兵扼制另有两个团的敌军，正向泸定桥疾进增援。为了抢夺泸定执红一军团第二师第二团以一昼夜二百四十里的速渡，急行冒雨前进，抢先占领桥的西为接着组织二十二名勇士，在我方火力掩护下，冒着敌人密集射来的子弹，攀踏悬空铁索冲向对岸，占了桥的东头，随打随铺木板，便利后续部队通过。接着与沿右岸赶来的红一师会合。勇土们穿过熊熊烈火，击溃两团守敌，攻下了泸定城。五月三十日，红军主力从泸定桥越过大渡河。

　　飞夺泸定桥和抢渡大渡河，是红军长征中非常艰险也是非常精彩的一次战斗。战斗刚结束，战士们就发现朱德已出现在泸定桥头，他亲自指挥和部署部队过桥。他嘱咐参谋通知干部，一定要切实掌握好过桥秩序，使部队尽快地通过。他还亲自帮助部队安置桥板，然后，他才走过泸定桥。

　　抢渡大渡河的成功，粉碎了蒋介石妄想使红军在安顺场重演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全军覆灭的迷梦，开创了继续北上的新局面。

　　两军会师

　　中央红军抢渡大渡河后，于六月七、八两日先后占领天全、芦山。六月八日，中央军委向各军团首长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开展新局面的战略任务的指示》，指出：“我军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并认为“取得懋功及小金川流域，是关系全局的枢纽。”这时，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在放弃了川陕根据地以后，正率领部队西进至岷江地区一带。为了及早同四方面军会合，朱德命令一军团翻越夹金山夺取懋功(今小金)。

　　夹金山高约四千五百米，是一座大雪山，山上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特别是中午以后，往往风雪交加，奇冷难忍。有时突然旋风袭来，卷起山上大雪，在几十米的高空飞舞，几十里内成了一片茫茫无际的浓厚的雪云。朱德带兵有很丰富的经验，他嘱咐部队拂晓开始爬山，这样到第二天早上十时前就可翻越山顶，翻越山顶时，要坚毅沉着，无论如何不能停下休息，因为一停下来就再没有力量起来了。尽管朱德事前对指战员作了细致的关照，但仍有一些战士由于体弱衣单在翻越山顶时跟不上队伍，从此在这罕见人迹的大雪山上长眠不起。朱德体质好，清早开始登山，十时就到达了山顶。登山时，他一路照顾部队。有些同志的双腿因上山时汗水被山上寒风吹袭，冻裂成一道道结成痂的血沟，痛楚难忍，但坚强的红军战士，仍然迈开双腿向既定的目标前进。

　　六月十二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抵达懋功东面的达维，同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合。十四日，朱德和毛泽东等抵达达维。当天晚上，两军举行会师联欢大会，朱德在会上讲了话。十五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红军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联名发布《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号召全国军民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反对蒋贼等卖国，坚决对日作战，恢复一切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十六日，朱德与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张闻天)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指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指出：坚决地巩固茂县(今茂汶，为羌族自治县)、北川、威州、(今汶川)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为这一计划的枢纽。张国焘十七日复电，不同意上述主张说如果遇到困难，就“暂时向南进攻”。十八日，朱德又同毛泽东、周恩来、洛甫致电张国焘等，指出红一、四方面军“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肃)青(海)，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主张“力攻平武、松潘”。二十日，朱德又同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国焘，再次提出红四方面军北上的任务，并望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张国焘来到懋功后，党中央为了统一思想，解决同张国焘的分歧，于六月二十六日在懋功以北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朱德在会议上发言说：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增加了很大力量。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一致行动去打击敌人，并要从政治上保障战争的胜利。要迅速北上，打出松潘，进占甘南，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会议于二十八日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此，“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决定并强调指出：“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根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精神，朱德同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共同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计划根据胡宗南初到松潘，兵力不集中，碉堡未建成的情况，规定集中两个方面军的优势兵力，“消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敌，并控制松潘以北以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北向作战和发展。”但张国焘怕打仗，尽管中央和军委作出了决定和计划，他仍然闹独立性，按兵不动，以致坐失战机。这时的胡宗南，本来处境十分狼狈。据一位老同志回忆说：当时胡宗南面对即将来临的红军的强大攻势，感到不知所措，在驻地的院子里来回踱步，反复思量，觉得没什么出路，很可能当个阶下囚，他把被俘后的唯一希望寄托在黄埔军校的周主任(即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身上，也许周恩来能体念旧日师生之情，给以重新做人的机会。这是在国共合作形成后胡宗南见到周恩来时自己对周恩来说的。由此可见张国焘拒不执行《松潘战役计划》，使当时

　　胡宗南这个瓮中之鳖，成了漏网之鱼。对红军以后的作战，增加了不利条件。

　　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借口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故意拖延红四方面军北上的时间，并一再要挟党中央改组中央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策动其左右提出由张国焘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并给以“独断专行”的大权。党中央拒绝了张国焘的无理要求，但考虑到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和为了争取张国焘本人，于七月中旬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原总政治委员为周恩来)。之后，张国焘才开始率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这时胡宗南的部队已经集结，堡垒线也已修成，《松潘战役计划》不能实现，朱德遂同张国焘联名发出《夏洮战役计划》，命令部队“改为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

　　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八月四日至六日，党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俄灯)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问题。朱德在四日的会议上发言说，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有把握的。两个方面军更提高信心，克服困难，战胜敌人。会议通过《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集中红军主力北上，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面前的历史任务。会议还针对张图焘的不正常活动，提出“开展反右倾活动的斗争”，要求更进一步地加强党的绝对领导，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兄弟团结。

　　根据北进和通过广大草原地域时必将遇到敌人骑兵袭击的情况，朱德同周恩来、王稼祥于六日向红一、四方面军发出对敌人骑兵战斗的指示，提出了如何对付敌骑袭击的具体战术要求。

　　朱德是很重视统一战线工作的，他运用自己在川军中的影响，于八月七日分别致函国民党军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二十一军军长刘湘，说明红军北上抗日、团结全国抗日反蒋力量、收复东北失地的主张，表示“不愿与先生等兵戎相见，盼望能与红军“联盟”，互派代表约地商见，制订抗日作战协定或互不侵犯协定。这两封信发出后，起到了减轻川军对红军压力的作用。

　　沙窝会议后，为执行以前制定的进军甘肃南部的《夏洮战役计划》，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军组成，由中共中央和前敌总指挥部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中北上，经草地到班佑。毛泽东、周恩来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三十二军组成，由朱镕和张国焘率领，在卓克基集中北上，经草地到阿坝，再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共同北上。从此，朱德就同多少年来患难与共的毛泽东、周恩来等离别，分路前进，同张国焘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异常剧烈的斗争。

　　力挽狂澜

　　左、右两路军分别组成后，右路军按原计划行动。左路军的张国焘，恃自己原四方面军人众枪多，拒不执行沙窝会议决定，先是提出南下，后又提出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对抗中央北上陕、甘的战略方针。左路军抵达阿坝后，张国焘要挟朱德，要朱德同他联名发电给中央，要右路军掉头南下，公开对抗中央方针。朱德严正地拒绝签字。八月下旬，左路军抵达黄河支流的噶曲河边时，张国焘借口河水上涨不能通过，要已到达红原县墨洼附近的左路军先头部队全部撤回阿坝待命，仍想向青海等偏远地区退却。朱德和刘伯承都反对这种错误作法，力主渡过噶曲河北上。朱德亲自到河边视察水情，并派随身参谋人员骑马过河测试河水深度。河水仅及马腹。朱德认为部队完全可以渡过噶曲河，多次向张国焘提出一定要渡河，渡河后部队再走三五天，即可同已抵达班佑、巴西的右路军会合。张国焘完全不予理睬。

　　九月九日，张国焘背着朱德，密电陈昌浩，要右路军的红四方面军南下，如遇阻扰，则“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电文被叶剑英获悉，立即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即同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右路军的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军团(即第一军、第三军)连夜出发，单独北上。九月九日和十一日，中央连续发电报给张国焘，要他立刻率左路军北上，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的俄界(高吉)召开了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谴责张国焘组织反党宗派集团，公开反对党中央；号召红四方面军全体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作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的统一。张国焘错上加错，不服从俄界会议决定，于十五日向左路军正式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和南下的命令，指挥红军向川、康边境退却，诬蔑中央北上的行动是“逃跑”；并提出“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红军南下行，要打成都城”等蛊惑人心的口号。

　　张国焘还在阿坝召开所谓的中共四川省委扩大会议(即阿坝会议)围攻朱德，要朱德写文章、发表声明反对党中央初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朱德坚决不同意，遭到一伙人的漫骂、斗争。朱德在会上坦然自苔、坚定沉着，任他们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埋头看书。等他们斗完、骂完，他才不慌不忙地同他们讲道理。他义正词严地说：“中央和红四方面军会合是伟大的胜利，使敌人害怕。党是一个整体，不能分裂。红军的行动应按照党中央的决定执行。”“中央北上的决定，我是赞成的、拥护的、举了手的。我不能写文章反对我亲自参加作出的决定。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拥护党中央北上决定的。”这时，张国焘等人又要朱德出面反对毛泽东。朱德幽默地说：“朱毛、朱毛，人家外国人部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哪有朱反对毛的?”他最后表示：“你张国焘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

　　在朱德义正词严的鲜明态度面前，张国焘和他的打手们无计可施，于是采取加紧对朱德迫害的手段。他们威胁朱德说：“你既主张北上，那你就离开部队北上好了。”朱德看穿他们的阴谋，果断地回答说：“我是党中央派来的，我不能离开部队。“我现在虽然不能随中央北上了，只得跟着你们南下，但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将来你们还得北上。”朱德心中明白：必须留在部队里，找时机加紧向广大指战员宣传中央北上的正确主张，争取教育更多的同志觉悟过来；倘若离开部队，就有可能遭到暗害。

　　对于张国焘这个人，开始朱德并不甚了解。在中央苏区时，朱德听说过张国焘有机会主义思想，有些老同志对他的印象不好。在毛儿盖会议上，朱德察觉到张国焘的错误思想比较严重，曾同毛泽东交换过意见，毛泽东要朱德对张国焘须加小心。朱德到左路军后，张国焘对抗中央的错误步步发展越来越严重，朱德已觉察到张国焘阴谋家、野心家的本质，决心同他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朱德审时度势，坚持原则，据理力务实事求是地处理了各种矛盾。朱德认丸张国焘这人确有严重的品质问题，但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是好的，要革命的；就是在斗自己、骂自己的人中，也有三种情况：一是不附和几句在张国焘军阀式的统治下站不住队他们内心对张国宏并不满意，二是多数人不明真象，属于盲从，这是张国焘长期对部队实行家长式统治的结果；三是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如黄超、李低他们有意把好事说成坏事，积极充当打手，借以飞黄腾达。面对这些情况，朱德冷静地准备着应付可能出现的各种局面。

　　九月下旬，张国焘将朱德、刘伯承调离司令部，不让他们指挥部队。

　　张国焘的野心越来越大，一错再错，于十月五日在马尔康县的卓木碉另立“中共中央”，并作出《组织决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的中共中央委员职务和党籍，并下令通缉；还宣布成立“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并宣布朱德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借以进行拉拢和诬陷。朱德坚决反对，严正表示：“你这种做法我反对。我们要接受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同中央对立。”他严肃地对张国焘说：“我是总司令，不能反对中央，不能当你封的这个‘委员’、那个‘委员’。你要搞，我不赞成。我按党员的规矩保留意见，仍以总司令的名义做革命工作。”张国焘又变换手法，除平时加紧对朱德的监视外，还别有用心地诬陷原一方面军的一个营有“叛变”行为，说要缴他们的枪，企图制造事端，造成武装冲突。朱德揭穿了他的阴谋，并忠告他：“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保全力量支持下去。自己打自己，就等于不要命了。”可是，野心勃勃的张国焘，一点也明不进朱德的忠告。张国系又怂恿一些人去朱德那里闹事，枪走朱德乘坐酌牲口；甚至有两天不给朱德和他身边的人员打饭吃。朱德只好亲自写条子派身边人员去向罗炳辉(当时的第三十二军军长)那里要来了一点粮食。

　　朱德被调离司令部后，到了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率领的部队。徐向前也不满张国庆的诺误作法。朱德使同徐向前一起，加强对部队的领导，并指挥打了一些胜仗。从十月上旬到十一月下旬的一个多月中，连续发动几个战役，先后攻克绥靖(今金川)、崇化(今属金川县)、丹巴、懋功、兴宝、天全、芦山等地。

　　战斗过程中和结束后，朱德抓紧时间写文克总结经验教训，对部队进行教育，提高部队的战术水平。朱德先后写出了《绥、崇、丹、松战役中我左支队二十七师两河口、抚边、达维、央金山、日隆关、巴郎山一带战斗经过及其模范教训》、《青龙场战斗是天芦战役中的模范战例》、《天芦战役中追击之模范与不追击之失败》、《雪山老林的战斗》、《绥、崇、丹、骸、天、芦战役山级河川及隘路攻击之注意》和《康、泸、天、芦、名、雅、邛、大战役中战术上应注意之点》等文。文章指出，根据敌情、我情及地形等不同条件，遇山地、隘路时，应进行山地战、隘路战和运动战，而遇地形较平坦或攻取城镇时即应改变战术，由山地战、隘路战变为平地战、街市战，并由运动战改为阵地战与堡垒战。但不管进行何种战斗，都必须坚持红军作战中行之有效的战术原则，即：集中兵力打敌人的弱点；机动地寻求打运动战而不被迫硬攻堡垒，即使打城市和堡垒，也须在野战中击溃敌人，乘胜直追，袭取城市和堡垒须在夜间或拂晓时去攻击。针对蒋介石派空军空袭的情况，朱德又写出《对防空应注意之点》一文，详细地规定对空射击的方法，对空观察哨的设立，对空的隐蔽、伪装、欺骗和空防中应遵守的纪律等等，以减少损失和树立信心去战胜敌人。朱德在军事指挥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采取各种可能的方法，充分利用敌人的弱点，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使敌人的损失增加到最大限度，使自己的损失减少至最小限度。他有时声东击西，神出鬼没，使敌人摸不着头脑；有时又兵不厌诈，使敌人上当受骗。他可以集中兵力以多胜少，有时也出其不意地以少胜多。这些，都说明朱德虽身处逆境，但他仍然积极地进行提高部队战斗素质的工作。

　　与此同时，因为张国焘长期对部队实行家长式、军阀式的统治，朱德同徐向前等还注意进行提高四方面军政治素质助工作。朱德把原一方面军的政治工作干部，分派到四方面军里面去，深入进行政治工作，用中央苏区的好办法来建设党，建设军队，进行群众工作，发扬军事民主，废除打骂制度。他自己也深入到广大指战员中间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向广大指战员讲马列主义，讲红军好传统，讲苏维埃的民主生活。由于朱德平易近人，部队里的伙夫、马夫、干部、战士都愿意同他接触，听他讲话。他还常同大家打球，大家也同他谈得来。朱德对人说：“不管怎样，多讲一点共产主义，多讲一点革命道理，总是有影响和起作用的。”尽管张国焘成立了伪中央，但朱德在部队中的威信仍然很高，他的话对四方面军干部有很大的影响。

　　朱德对张国焘迫害知识分子干部的行为也作了有力的斗争，想方设法保护一些同志。那时，在四方面军造成一种工农与知识分子对立的空气，只要你在上衣括上一支钢笔，戴个眼镜，穿条制服汉会讲道理，就被当作知识分子，认为不可信任，并因此受到敌视和迫害。当时蛮承志、朱光、罗世文等被张国焘软禁起来。朱德曾告诉康克洁，要她无论如何设法找到廖承志，把他保护好，说将来廖承志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能起到别人不能代替的作用。对其他知识分子干部，也要保护好。寥承志后来对别人说，仙是被朱总司令保过来的，否则人头早已落地了。从这件事也可看出，朱德既善于斗各，又远见卓识。

　　这时候的张国焘，搞来搞去搞不出什么名堂，想打出四川也打不出去，开始悲观失望，想躲到绥靖去当土司，有些人就戏称他为“张土司”。等到朱德和徐向前等逐步把部队整顿好，又击溃了川军的十几个旅，补充了兵源，“张土司”才又出来。这时左路军表面上虽然还蒙着张国焘伪中央的阴影，但内部却在起着质的变化。张国焘感到西进路不好走，留在四川又蹲不下去，于是改变手法，摆出向一方面军干部拉拢的姿态。

　　北平“一二·九”学生救国运动爆发后，朱德于十二月十五日发出致川军各将领的公开信，号召川军与红军在三个条件(一、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二、立即允许人民群众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三、立即武装民众作抗日救国的后备)下订立军事协定，共同抗日反蒋。并强调“以上提出三条，是抗日救国的中心”。这是朱德在长征中根据形势发展第三次对国民党部队将领进行有力的统战工作。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在陕西省瓦窑堡(今子长县)召开政治局会议，从政治上批判和纠正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确定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会后，中央将会议情况和通过的决议通知朱德和张国焘。张国焘开始不同意会议通过的决议，认为会议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显然是对阶级敌人的投降，放弃自己的主张”，经朱德劝解后，他才勉强同意。

　　一九三六年三月，朱德随部队转战至西康省甘孜县(今属四川省)时，得悉红二、六军团已抵黔、滇边境。为了加强同张国焘斗争的力量，促使早日北上，朱德同刘伯承商议后，极力主张同二、六军团会合，并取得张国焘的同意。朱德于三月二十三日同张国焘联名致电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建议红二、六军团渡金沙江北上到西康同左路军会合。红二、六军团经过长征这时还有一万多人，接电后便向西康前进。张国焘之所以同意二、六军团前来会合，有他的另外打算，就是想把二、六军团拉到自己方面，借以加强对抗中央的力量。结果是，张国焘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朱德很注意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他在甘孜等藏族地区驻防期间，经常向格达五世活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宣传红军长征的目的和意义，主张发挥藏族同胞主持自己事务的作用，密切藏汉关系，加强藏汉团结。由于工作深入，不少藏族青年参加了红军，尔后长征到陕北，成为革命的骨干。

　　经过党中央不断指出张国焘的错误；经过回到中央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即张浩)打电报给张国焘，转达了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央北上抗日的政治路纷催促张国焘率军北上，经过朱德等对张国焘坚持不懈的斗争；张国焘已经感到彻底孤立了。于是，被迫于六月六日在炉霍宣布取消了他所成立的“中央”。

　　红二、六军团(后改称红二方面军)，于七月初抵达甘孜，同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一部分会合。朱德把张国焘反对中央、搞分裂的阴谋原原本本地告诉红二、六军团主要负责人任弼时、贺龙等，一起研究对策，同心合力同张国焘的错误作斗久任弼时是知道张国焘的一些底细的，听后更加不瓶决心同张国焘的错误作斗争。贺龙很聪明，他用釜底抽薪的办法，说红二、六军团经过艰苦长江损失不小，要张国焘从四方面军的建制中袖出两个师的兵力补亢到红二、六军团中去，借以削弱和分散张国焘的实力。这时，张国焘仍不死心，在朱德面前表示要向二方面军宣传中央的“错误”。朱德对张国焘说：“不要宣传，任弼时是不会听你的宣传的。”张国焘向朱德发火，说朱德向他“进攻”。朱德始终坚持中央决定北上的方针，并同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一起推动张国焘北上。在七月初庆祝红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的大会上，朱德讲话时指出：“这里不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团结一致，战胜北上的一切困难，到陕北和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会合(这时，红一方面军已抵达陕北)。

　　一九四一年九月，朱德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回忆起同张国焘斗争时说：“我于一九三五年在川西北与张国焘争论时，他说党的委员会的委员要服从书记，就是说，西北中央局委员要服从张国焘。我便说明书记要服从委员会的决议，否则便要取消资格。用党的组织原则来说服同志们。”朱德坚持了党的组织原则，制止了张国焘的错误行为。

　　在各种压力下，张国焘终于被迫北上。会合后的二、四两个方面军，组成三个纵队分头北上；徐向前率领中央纵队从炉霍地区出发，朱德、张国焘率领的左路纵队从甘孜地区出发，红二方面军沿左路纵队行进路线前进；董振堂率领的右路纵队从绥靖、崇化地区出发。

　　根据中央指示，为打开同中央会合道路，西北局(七月下旬，中央批堆成立中央西北风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于九月中旬在岷州召开的会议上，决定发动通(涓)、庄(浪)、静(宁)、会(宁)战役，争取同右路军会师。通、庄、静、会战役的要点是；四方面军在胡宗南部未集中静宁、会宁以前，相机占领静宁、会宁及通渭、定西大道，配合一方面军在运动战中央击胡宗南部与静宁之东北军，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统一作战指挥起见，中央书记处决定，三个方面军会合后，以朱德为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依照中央和军委的决定，指挥三个方面军的作战事宜。张国焘口头上虽然同意通、庄、静、会战役计划但当他抵达红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所在地漳县时，又出尔反尔，以在会宁地区与敌决战不利为借口，擅令四方面军掉头向西，准备进入甘肃的西北部。这时，朱德即打电报给党中央，揭露张国焘对北上方针发生动摇，并打算根本推翻通、庄、静、会战役计划。朱德在电报中还表明；他自已是坚决遵守这一战役计划的，如张国焘推翻，他不能负此责任。后经中央的说服和朱德等的坚决斗李，张国焘只好被迫转回。但这时已错过了战机，使静、会战役计划未能实现。

　　张国焘不肯罢休，在漳县的三岔召开西北局会议，坚持西进。朱德在会上坚持北上和一方面军会合的方针，批评张国焘不经西北局讨论就不执行静、会战役计划，同党中央对立；指出张国焘要执行西进计划会给部队造成员久现在事实上已按西进计划进行，但“我仍然坚持北上计划，我认为我坚持的意见是正确的”。会议否决了朱德坚持北上的意见，决定红四方面军西进。随之撤出通渭。朱德等将张国焘已决定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按西接计划行动的情况电告中央，并请中央明今停止西接，将今后行动方针见告。中央随即连发三电，批评说服张国焘，并强调指出：“中央明今已下，请电令部队仍回占通涓，其余跟即北上。”

　　九月十六至十八日，西北局在岷州召开会议，讨论研究当前的形势和任务问题。这三天中，朱德每天都作了发言。十六日，主要讨论目前政治形势及党的策略和战略方针问题。朱德发言论现在法西斯战线和人民战线两条战线对立得很尖锐，战争随时都会场发。日本最近一个月内，除加紧进行经济侵略外，还秘密地进行军事部署，我们对此必须引起充分的注意。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自去年提出来以后，现在这方面的工作有进展，陕北(即指中央)对这一策略的运用也有进步。现在要做好抗日的准备工作，要充实自己的力量，抗击厕本的侵略，这样也必然会使全国发生重大的变化。十七日，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朱德在讨论中发言说；中央的策路路线是正确的，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展的。去年十二月决议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今年三月则提出抗日反荡不能并提；这次九月十七日的决议，又进一步提出蒋介石有转向参加抗日运动的可能。这种估计和由此而制定的策略路线是正确的。我们要马上执行九月十七日的决议，同时要进行传达和教育，使大家对此都能有所理解。十八日，讨论政治工作、统一战线工作和地方工作。朱德在发言中说：统一战线工作和各个工作部门都有密切关系，要把一切视线都引到这方面来。要首先说服我们的干部和战士都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反对斗气、报仇等行为。朱德这几天的有远见的发言，不仅充分证明他同中央的路线和政策是一致的，是其诚拥护中央的；同时，也是对张国焘的错误思想的一次开导。

　　经过党中央多次对张国焘的批评教育，要他遵命北上；经过朱德等坚决地、不断地同张国焘作斗争；同时，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实践中已逐渐觉醒过众对张国焘的做法不满；在这样的形势下，张国焘只好同意北上。这样，终于促成了红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于十月在甘肃会宁地区胜利会师。

　　对朱德率二、四方面军前来会师的消息，一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当作特大喜讯互相奔走相告，大家得悉后都十分振奋，把衣服和帽子洗得干干净净的，准备热烈欢迎艰苦备尝、胜利归来的大家敬爱的朱总司令。

　　会师以后，朱德又教育干部要重视这次会师的重大意义，搞好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之间的团结，共同北上抗日。他还指示一方面军的干部积极筹粮、筹款，收容医治二、四方面军的伤病人员，组织失散人员归队。朱德对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是一视同仁的，他一贯公正清廉，宁可亏待自己而从不损害别人。

　　当朱德到达陕北保安，向毛泽东谈到同张国焘斗争经过的时候，毛泽东称赞朱德“斗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朱德在保安以及后来随中央迁到延安的几个月中，继续同张国焘的错误作斗争，消除他的恶劣影响。一九三七年三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判张国焘的错误。朱德在会上发言，严正指出：张国焘过去犯有右倾错误，后又一再坚持，以致发展到反党、反中央。但他在发言中还是希望张国焘能够真正认识和承认错误，服从党的利益，认识到只有党才能领导革命。

　　张国焘是一个阴谋家、野心家。他乘党和红军处于极其艰难危险的关键时刻，企图趁机篡夺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妄想当中央书记和军委主席。为此他不惜分裂党，分裂红军，对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朱德在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力挽狂澜，反对分裂，坚决抵制了张国焘的错误，维护了三个方面军的统一和团结，为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品德流芳

　　在历尽千难万险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朱德崇高的品德和革命作风令人景仰。

　　长征前，朱德未闻其事。他虽是军委主席，但博古、李德等对长征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没有通过他，直到临走时才通知他。他说过：这“使我伤心”。尽管如此，朱德还是怀着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竭尽全力来做好自己应该做而又能够做的工作。长征开始两个月，“左”倾领导者仍没有摆脱第五次反“围剿”的那一套，位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到很大的损失。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通道会议和在黎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起，朱德就极力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赞成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更加坚决地反对“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思想和行动。

　　朱德注重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他在党内外、军内外，无论是开大会、小会，或者在行军途中、宿营地上，都不断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由于他平易近人，讲话深入浅出，大家都愿意听他的话。后来到了延安时，朱德回忆说：“在中央苏区和长征期间，我一有机会就向人们宣传马列主义真理，就象一个虔诚的牧师一个样。”

　　在军事指挥上，朱德有着极其丰富的经验，但他绝不满足于这些经验。他说：“打仗，总是自己带着打。”战前，他做详细的调查研究，周密部署。战斗发起后，他亲自到前线指挥，临机应变。到前线指挥战斗，是有生命危险的，正如他自己所说：“从前清那时决定了参加革命起，已经把生死问题看得很淡、很清楚了。那里晓得打了那么多的仗，打来打去却打不死。”这是朱德勇敢加智慧的结晶。他后来回忆说：“愈是困难，愈要镇静；愈是危险，愈要冷静。”只有这样，“才容易把问题处理得恰当。”战后，他马上总结经验教训。朱德反对那些纸上谈兵的人，因为这些人的瞎指挥致使红军部队遭到不应有的损失。他说：“到一九三三年以后，朱德更不经过军委，直接指挥部队乱打，随便成立新部队，不能打仗。所谓扩大百万红军，到长征时大多数在路上丢掉了。”这不能不说是惨痛的教训。

　　在使用干部问题上，朱德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大胆录用有才能的干部。他批评博古、朱德等在干部问题上的宗派主义思想，说他们“拿着马列主义招队……什么入都看不恩不敢用新干部，对知识分子最多只能让他们做文书、教员一类的工作。不打掉宗派主义，部队是得不到发展的。”在用人问题上，他主张：“不管对于部下，对于同事，都要采纳人家长处。哪一个人主意对，都要采纳，……这是用人问题上很重要的关键。”因为“你能采纳人家的长处，使他的才能得到发挥，人家才乐意被你所用。”这一点，朱德后来说，他当时的“胆量相当大”。这些宝贵思想，现在仍然闪耀着光辉。

　　在长征中，朱德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朱德曾三次过草地。第一次是一九三五年八月中、下旬，在草地里走了五天，到达阿坝。第二次是同年九月下旬，张国焘把朱德调离司令部，他随前线部队南下，又经过草地，到达松岗、党坝、马塘一带。第三次是一九三六年七月中旬，朱德率部队由甘孜出发北上，走了二十多天草地到达阿坝。再过噶曲河，又走了四五天草地到达班佑。过草地，大家都认为比翻雪山还困难，是红军长征路上的凶猛的“拦路虎”。无边无际的草地，到处都是象无底洞的泥潭，一不小心踏进泥潭里，就会越陷越深，再也挣扎不起来。在草地里，绝无人烟，找块地方宿营也不容易。每到晚上，朱德和警卫员就在稍微干燥的场地上两人背靠背地坐着打盹。

　　过草地时，带的干粮吃完了，朱德就发动大家在草坡上挖野菜充饥。他同大家一起挖，介绍多种野菜的名称，如牛耳大黄、灰灰菜、野葱、车前草……朱德还叫部队开野菜展览会，推动大家都来挖野菜吃，共采摘到六十多种可吃的野菜。大家都感到野菜味道不错，因为这是长征以来红军第一次吃到新鲜蔬菜。朱德称这些野菜是“革命菜”。直到全国解放后，他还带领亲属挖野菜吃，教育后代不要忘记过去。

　　朱德后来回忆说：“逢到极困难的事情，在旁人看起来极复杂、十分难解决的事情，对我们好象没有那么回事一样。“当过草地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是极困难的了。但我认为，草地上有草，有花。红的花，黄的花，都很好看，几十里地都是这样……草又是青青的，河流在草地上弯弯曲曲地、斜斜地象一条条带子一样，往极远处拐了去。远处的牛羊群在草地边缘上无拘无束地、自由自在地到处走动……”这些，都是“极有趣的”。“过草地的生活，那可以说是人生极大的、最艰苦的阶段了，但我觉得是很有味道的”。这种以苦为乐的革命的苦乐观，正是朱德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充分体现。

　　朱德很注意军民关系，极力维护群众利益。他要部队严格执行群众纪律，为群众办好事。一九三五年七月，朱德率领左路军来到藏族同胞聚居的黑水、芦花一带。总司令部下达指示，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到秋毫无犯。当时藏胞对红军不了解，躲藏到山上的树林里，把一片片成熟了的青棵麦撂下不敢收割。朱德得悉这种情况后，便召集各单位的负责同志开会，要大家马上组织人员替藏胞们收青稞麦。朱德头顶骄阳，脚穿草鞋，带头拔着麦子。他关照大家，拔下的麦子要放在原地块里不要放错，以便藏胞回来认领。他还吩咐大家拔麦后把麦穗垛好，垛成圆锥形，以免被雨水淋坏。朱德一连三天都同大家一起拔麦，还到垛麦现场检查堆垛情况。这时，藏胞的恐惧情绪已经消除，看到自己地里堆着一垛垛麦穗，喜形于色，有些藏胞到麦场上找我们的指战员表示谢意。当他们察觉到朱德是红军里的“大官”，也同大家一样拔麦干活，十分敬慕，伸出大拇指说：“红军，耶莫！红军的大官，耶莫，耶莫！”(“耶莫”为藏语好的意思。)

　　朱德很爱护和关心指战员。长征是一次极艰苦的战斗行军，牺牲是难免的。但朱德注意到了尽可能减少干部的损失，他首先要求指挥好战斗，减少伤亡。对受了伤的干部，必须保护好，尽可能组织力量把他们带走。他认为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因为只要干部保全了，即使队伍打垮打散，将来也能够恢复发展。一九三六年七月中旬，在第三次过草地前，他详细了解了兵站部收容伤病员的情况，要兵站部把驮枪支的牲口腾出来驮伤病员。他说：过去是人多枪少，随时都有兵源补充。现在是人少枪多。人是最宝贵的，多一个人，革命就多一份力量。有了人，不愁将来没有枪。要人不要枪，把多余的枪统统毁掉。他还要求各单位把多余的牲口抽出来驮伤病员，领导同志有两匹的抽一匹，他自己也抽一匹。他派参谋检查落实情况，保证把伤病员带过草地。朱德爱兵闻名天下。他一贯认为，爱兵是指挥员的天职。处虽然是全军的总司令，但在行军途中常常可以看到他替士兵扛枪、挑担子。看到哪个战士走不动了，他便上前打个招呼，扛起枪就走。有次，他扛上战士的枪定了一段路坐下来同战土谈话，后面走上来几个战士，把他当成炊事员，叫他婉开水喝。他马上起身找锅烧水。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对那几个战士说：“他是我们的朱德总司令。”大家听了一怔！行军疲劳，有些轻伤病员定不动，朱德总要把自己的马让给战士骑。谁要是不肯骑，他就耐心说服，直到伤病员骑上为止。他的行动，带动了有马骑的干部争先恐后地让马给伤病员骑。他后来回忆说：“长征中间，每天差不多总是走一半路，骑一半马。除了过草地时患了重感冒坐过半天担架，整个长征中没有坐过担架。”每次行军到了宿营地，朱德不顾自己疲劳，总是东走西瞧，检查部队住下了没有，脚洗了没有……，直到一切安排就绪，他才回到临时办公处，又开始紧张的工作。朱德既是三军的总司令，又是普通一兵。正因为这样，朱德才真正得到了广大指战员对他的敬爱。有一位老同志说：“我对朱老总是敬而不畏，内心里充满了对他的热爱。”

　　长征开始时，“左”倾领导者的意图，是到湘鄂西同二、六军团会合。即使真的能实现这一目标那也不知要红军付出多大的代价；在敌人严密封锁和“围剿”下，能否在湘鄂西站得住脚还是个问题。长征的结果，使朱德致电二、六军团前来同四方面军会合，其后率领第二、第四两个方面军同先期到达陕北的第一方面军会师。从此以后，局势就步步向前发展。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局面。朱德在长征中的功绩，他许许多多感人肺腑的事迹，他的崇高品德和革命作风，象日月经天，如江河行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