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击的机甲!圣戒飞陀:长征中的“三次会议”

□新华　世杰

　　1934年，中央红军被迫长征，突破了国民党反动派设置在江西、广东、湖南的三道封锁线。蒋介石又集结16个师约30万军队，在湘江附近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
　　由于“左”倾错误领导，红军延误了渡江的有利时机。湘、桂的敌军从南北两面向红军发动进攻，中央红军同敌人在湘江两岸展开了一场浴血大战。这一仗，红军损失惨重，部队由开始长征时的8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
　　12月11日，红军渡过湘江，占领湖南通道县城。根据掌握的情报，如果按原计划到洪江与二、六军团会合，就是朝20万强敌布好的“口袋”里钻，将导致红军的覆灭。危急时刻，自1932年宁都会议后就已在红军中失去“发言权”的毛泽东站了出来，在短暂的通道临时会议上力主转兵贵州。毛泽东的建议得到大多数红军领导人的赞同，红军西进贵州，将20万敌军甩在了湘西。
　　危难时刻的“通道转兵”展现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思想，使他实际上重新在两年以来再度参与了红军的领导工作。但是，“通道临时会议”只是暂时解决了红军避开强敌、脱离险境的问题，对于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这一根本性问题却尚未解决。中央决定在黎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通道会议一周后，亦即12月18日，“黎平会议”召开。在黎平会议上，博古继续坚持红军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李德因身体不适没有出席会议，托人在会上转达了要坚持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一带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根据当时敌人已在湘西布重兵，并正向黔东北集结的严重情况，进一步阐述他在通道会议上发表的意见，正式建议中央放弃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向敌人兵力薄弱的黔北遵义地区进军，在那里建立新的根据地。会议经过激烈争辩和反复讨论，最后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并通过根据他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黎平会议有两项主要内容。除讨论战略方针外，还讨论了红军反对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战争以来的失败问题，对中央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初步的批评，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了直接准备。
　　黎平会议是红军长征战略路线一个实质性的转折点，它表明“左”倾错误路线开始丧失对红军的控制，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逐步取得了党内高层大多数领导人的赞同。
　　按照“黎平会议”精神，红军向贵州腹地进军，一路势如破竹，先后攻占黔东南的几个县城，于1934年底进抵瓮安县乌江南岸。12月31日下午,军委纵队到达瓮安猴场。　　
　　猴场，又称草塘，建于元代至元二十一年，为播州安抚司辖下的一个长官司，明洪武十七年改为草塘安抚司，民国时期为瓮安县的一个镇，是贵州著名的八大镇之一。毛泽东红军时期的警卫员陈昌奉在回忆长征红军到达猴场时说：“猴场是我们从江西瑞金出发以来见过的最大的集镇，市场繁荣，商业兴旺。来到猴场正值过年，红军每人发两块大洋做饷，有的战士甚至想留在猴场不走了，我把一些战士的想法告诉毛主席，毛主席对战士们说：'中国这样的地方多的是，我们要渡江到遵义去过大年。’”
　　在瓮安猴场，毛泽东住在离军委机关驻地宋家湾不远的付家祠堂。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在回忆中说：“这是长征以来，毛主席住过的最好的房子。”
　　《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作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对“猴场”的解释是：“猴场”就是从前猴子很多的地方。他的解释，是一个典型的文化误解。猴场和猪场（珠藏）一样，都是西南地区最常见的以12生肖作地名的地方，原意是，这里逢猴日赶场，是天干地支的形象化记忆，与猴子无关。但索尔兹伯里的另一句话是有道理的，他针对毛泽东在猴场的住房变化一事说：“这表明，毛泽东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
　　蒋介石得知红军向乌江南岸前进，急忙改变部署，重兵围堵，企图将红军消灭在乌江南岸。
　　掌握着红军领导权和指挥权的博古、李德对于黎平会议精神并不服气，“左”倾错误路线也不愿意看到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的决策层，他们依然顽固地坚持红军“东进”、再入湘西的计划，要求在瓮安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重新讨论红军战略方针，试图扭转长征的进军方向，也有将毛泽东再度打入政治冷宫的意图。
　　红军到达猴场的当天下午5时左右至1935年1月1日凌晨2时，中共中央在瓮安猴场镇西一公里的宋家湾召开了进军贵州后的第二次政治局会议。
　　在会议上，博古发言，提出要红军“不过乌江”在这里“拐个弯”，留在乌江南岸打游击；“回头再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会议就红军“北渡”还是“东进”又一次展开激烈的争论，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反驳博古、李德。毛泽东认为：如果仍然坚持东进与二、六军团会合，势必再次进入蒋介石布下的口袋；贵州国民党势力相对薄弱，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黔军是有名的“双枪兵”，鸦片烟枪不离手，没有战斗力；蒋介石嫡系部队中央军与黔军，以及川军、滇军又矛盾重重，勾心斗角，有利于红军的行军作战；所以应当坚持执行“北渡乌江，在黔北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
　　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错误指挥，早已引起红军官兵的不满，参加猴场会议的大多数中央领导再次否定博古、李德等人回头“东进”的错误主张，重申了“黎平会议”的战略路线，在“猴场会议”上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命令红军立即渡过乌江。
　　“猴场会议”还在事实上取消了李德和博古对红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
　　“猴场会议”的《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项“决定”，为渡江后的“遵义会议”明确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领导权和指挥权、确立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在“猴场会议”上，为改变左倾单纯军事观点，会议还决定，“必须有计划的有步骤的......争取广大群众到苏维埃的旗帜下，武装当地群众，恢复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和群众工作队的光荣传统。”
　　1935年1月15日，在一座本属于黔军师长柏辉章的两层小楼里，遵义会议召开。博古首先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把失败归咎于“敌人力量过于强大”等客观条件，周恩来在副报告中则就“三人团”错误的军事指挥作了深刻的检讨，为毛泽东对左倾错误路线的批判铺平了道路。
　　毛泽东在会上进行了长篇发言。他用中国革命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用粉碎敌人前四次“围剿”的事实，说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我党在制定战略战术上犯错误的结果。
　　坐在门口的李德一言不发，面前的烟头堆成了小山。这位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代表在到任后的短短一年多内脱离中国实际的瞎指挥，不仅葬送了中央苏区，而且使红军在长征初期屡遭重创。
　　陈云手稿如实地记录了遵义会议的主要精神，指出：“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Ａ、博、周三同志，而Ａ、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Ａ，也就是李德。博，即博古。周，周恩来。长征时，他们三人组成“三人团”，是中共最高领导机构。
　　3天的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等4项决定，取消了博古、李德最高指挥权，会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统一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的核心地位。
　　50年后，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写道：“遵义会议结束了，长征继续进行，毛泽东在掌舵。中国的道路——至少今后半个世纪的路——就这样确定了。”
　　如果将“通道会议”以来连续召开的几个会议联系起来，可以清晰地看到红军发生的转折和变化：“通道会议”，毛泽东重新获得红军军事发言权；“黎平会议”，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和思想得到中央政治局大多数人的认同，进入红军领导指挥中枢；“猴场会议”，对“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反击”作了一个“反反击”，不仅重申和坚持了“黎平会议”精神，还在事实上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领导指挥权力，为标志性的“遵义会议”奠定了的基础。“遵义会议”明确确立了毛泽东的红军领导指挥地位，彻底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领导指挥权。中国共产党在红军长征途中举行的这三次会议是一个毛泽东重返红军领导核心，掌握革命方向缺一不可的完整过程。

通道会议会址

黎平会议会址

猴场会议会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