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霸爱独宠 兰陵王妃全集:“启蒙运动后”，还是“思想后”(国际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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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后”，还是“思想后”(国际论坛)
钟声
《 人民日报 》（ 2011年08月31日 03 版）国际金融危机改变了世界经济版图，在思想领域也留下深深的印痕。美欧债务危机形成的冲击波，迫使人们进一步对发展模式、政治体制、核心价值等重大问题做出新的思考。
“民主能解决西方的经济问题吗？”
美国《时代》周刊网站不仅提出这样一个“大多数西方人并不愿意考虑”的问题，同时还给出了近乎否定的答案。在文章作者看来，美国政客们不致力于解决失业问题、重建基础设施或是提高国家未来的竞争力，而是过于担心疏远其基本选民，以至于无法就任何事情达成实质性协议。
“担任公职的目的不是为了永远担任公职。”道理的确是明摆着的。但是，“选票政治”限制了执政者的行动空间，冷眼旁观的“智者”一时也难以拿出管用的药方。
在此背景下，“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政治思想家”、中国圣人孔子再次进入了西方人的视野。
“政府当由学者型绅士掌管。为了公众的利益，他们能够置个人利益、个人倾向于不顾。”一些西方人士用自己的话语体系表述了孔子的思想，并对其精神实质的正确性予以充分肯定。然而，在他们看来，“执政为民”的理念美则美矣，无奈缺少现实可行性。
没有道德层面的对接，中国古代圣贤显然无力帮助西方人走出政治体制的困境。
应该看到，西方人并不想对其政治体制进行全面反思，因为他们“和自己的民主制度已经融为一体”。经济困境甚至强化了其道义上的优越感，放大了西方模式的体制优势——
“西方国家偶然发生的社会问题不算什么，它们是规则的例外”；
“西方模式给和平解决个人利益冲突这个人类的政治问题唯一令人满意的办法”；
“就算西方社会的组织模式看起来有缺陷，它也仍在产生无与伦比的结果”……
困境中的超级自信耐人寻味。
令人不解的是，一些西方人的“反思”中暴露出进攻性苗头，矛头直指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
“收入分配方式意味着多数人生活在平均数以下。而金砖国家收入更远远低于平均数，因为不平等更为严重”；
“由于北京努力保持经济增长，提高收入以及稳定就业，中国也像美国一样出现了政府债台高筑问题，存在潜在风险”；
“要通过社会创造的财富衡量社会组织模式成功与否，等于用平庸低下的标准衡量人类社会的意义”；
“世界的政治新方向随着经济新方向出现。经济实力与政治野心结合在一起” ……
“民主”、“自由”等美好的词汇全部用在自己身上，“政权专制”、“前途凶险”等恶劣评判慷慨地赠予所谓的“竞争对手”。这方面的禀赋倒是同危机前别无二致。
《纽约时报》日前刊出《难寻踪影的大思想》一文。作者明确指出：“人们正生活在启蒙运动后的时代，理性、科学、论据、逻辑论证和辩论在很多门类甚至整个社会都输给了迷信、信仰、舆论和正统观念。这绝非秘密，尤其在美国。”这一观点可谓一针见血。
“启蒙运动后”指的是不再运用理性思考的一种思维方式，“思想后”指的是停止思考。其实，二者有的时候也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