蛙泳腿部动作图解视频:理论改良还是理论缺口 :新现实主义与冷战后中美地缘竞争的分_国际关系论坛-----政治学...

【内容提要 】　肯尼思·华尔兹创建的新现实主义被认为是国际关系理论的一大突破 ，而约翰·米尔斯海默则自 20世纪 90年代初起成为新现实主义主要命题的捍卫者。米氏对新现实主义做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 ，其核心是地缘因素 ，包括三个子因素：地面力量的首要性；海洋对国家军力投射的阻碍；国家共享边界对战略选择的影响。透过这些更新 ，米氏进一步论证了陆权大国的进攻性倾向和海权大国保持“离岸平衡手 ”的合理性。作者以冷战结束后美国与中国在东北亚和中亚的地缘竞争为案例 ，探讨新现实主义原型和米尔斯海默修正的有效性。其结论是： ( 1)地缘因素与单位层次的其他因素直接有关 ，应被视为单位层次的变量； ( 2)米氏新增的地缘因素恐陷入华尔兹所极力避免的“化约理论 ”，使新现实主义的简约优势受到折损； ( 3)米氏理论更新的有用性 ，有可能显示新现实主义基本假定内部的重要缺口 ，而将成为未来理论再调整的契机。

【关键词 】　新现实主义；地缘政治；国际关系理论；进攻性现实主义；中美关系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 ，现实主义传统被认为一直长期占据主导性地位。经过 20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学者爱德华·卡尔 ( Edward H. Carr) 和美国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 ( Hans J. Morgenthau) 的努力 ，国际政治研究朝向学科化发展 ，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独立领域。不过 ，卡尔和摩根索的贡献主要是批驳偏向观念论的理想主义。在行为主义流行于美国政治学界的 20世纪 60～70年代 ，摩根索等人的分析方法还被视为不够“科学 ”严谨。直到肯尼思·华尔兹 ( Kenneth N. W altz) 推出其定鼎之作《国际政治理论 》后 ，国际政治研究才被认为是具有独立领域和严谨方法的一门科学。其关键环节是他突出了“理论 ”，使得研究能够摒除繁琐陈述 ，迈向“简明 ( simp le and parsimonious) ”。[1]

华尔兹所缔造的国际政治理论被广泛称为“新现实主义 ”，新现实主义所宣称的科学性立足于它对“理论 ”的强调。此后对新现实主义最尖锐的批评 ，也正是集中于它的理论态度。由于自 20 世纪80年代以来 ，对新现实主义的批判和修正论点繁多 ，笔者只打算讨论地缘因素的提出及其效果 ，特别是华尔兹的理论原型和约翰·米尔斯海默 ( John J.Mearsheimer)对其的修正。

本文将援引新现实主义检视中美关系 ，特别是有关中美两强环绕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竞争。这是因为“中国崛起 ”已经成为学界极为关注的主题 ，事涉当下体系的“极数 ( polarity) ”及其未来的变迁。不仅华尔兹对此多次论及 ， [2]米尔斯海默更关注中国可能对美国的区域霸权地位构成的“威胁 ”。[3] 不过 ，本文的案例研究仅聚焦于中国周边的东北亚与中亚。由于东北亚与中亚同时包括涉及海权的日本和涉及陆权的俄罗斯两大国 ，因而在地缘政治上特别具有代表性 ，笔者希望能突出地缘因素在这两个海权、陆权相互对比的区域的适用程度 ，以提供反省和批判新现实主义进展的若干契机。

一 新现实主义理论的成就及其批判

华尔兹认为 ，理论的对象是各种因素彼此交织的客观实在。[4] 这些对象中存在着可观察的规则性现象 ，可以称之为“规律 ”。但是这些规律本身是描述性的 ，不是因果性的。规律只是一种现象 ，绝不是解释本身。如果只是累积了大量的规律性数据 ，就等于没有解释。“理论 ”虽不是客观实在 ，却是理论家根据自己的品味和风格一手造就并用以解释规律的陈述。理论绝不可能穷尽客观实在的一切方面 ，它必须扭曲 ( distort)实在 ，略去次要的事实以凸显主要因素。所有成功的学科 ，莫不是经由粹取与抽象 ，来说明极少量却极重要的事物。[5] 这就是仰赖归纳逻辑的途径不如采用演绎逻辑途径的根本原因。华尔兹认为 ，经济学就是应用演绎逻辑最成功的学科。[6] 新现实主义正是要取法经济学的模型 ，去解释国际体系规律性现象。

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理论强调的是国际政治中的什么因素呢 ? 他指出 ，既往的国际关系理论用意识形态和领导人的特质解释战争与和平 ，无法说明何以不同的领袖和意识形态却能导致同样的结果——战争的反复出现。[7] 传统理论之所以都是“化约论 ( reductionist theory) ”，就是因为它们把导致特定国际后果的原因化约到国家单位的层次甚至个人层次 ，没能把握体系层次才是真正关键的因素。在此 ，新现实主义提出了两个核心概念：体系与结构。国际体系是由其主要单位——主权国家和其彼此间的相互关系所构成的。而此相互关系有三项特别重要的部分：组织原则、功能分化和能力分布。国际体系的组织原则是无政府状态 ，因此 ，每个国家为了求生存 ，都具备相似的职能 ，国家间没有明显的分工 ，而是自助。这导致所有主要单位都是行为与职能类似的单位。[8] 组织原则和功能分化这两个结构性因素使得能力分布这个因素变成新现实主义解释国际政治最关键的要素。国家单位在体系内的位置只能是根据其能力的多寡来决定 ，而构成这些能力的要素包括领土、人口、经济和军事实力 ，其中军事实力尤其是核武实力特别为新现实主义所重视。体系中能力分布的态势 ，则可以简单地用极数来概括 ，极数不同的体系 ，其稳定度也有所不同。生存至上的国家单位在无政府状态下 ，自保的方法自然是增强权力资源 ，因为其他单位的意图是高度不确定的。所以 ，国家单位更重视“相对利益 ”的获取 ，因为“绝对利益 ”或许可观 ，却可能在分配上有利于对手。不过 ，在生存与安全至上的原则下 ，华尔兹认为权力“极大化 (maxim ization) ”的行为是非理性的 ，因为权力本身只是保障单位生存和安全的手段 ，而不是目的。权力累积到一个定点就会发生报酬递减 ，导致其他大国协力牵制。尤其体系诸单位都不愿某一成员坐大成为霸主 ，因此它们更倾向制衡而不是“搭便车 ”。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据此断言 ， 追逐“过多权力 ”是不明智的。[9]

所有上述新现实主义推论都是从体系层次出发 ，虽然华尔兹同意个别单位领导人偶尔能依赖高超的国策暂时抵挡结构的压力 ，但是结构主要是靠一种“社会化 ”的力量迫使单位模仿获致成功的战略前例 ，而不是鼓励创造奇迹。[10] 这也是数百年来体系主要大国都同化为“类似单位 ”的根本原因。华尔兹的多数批评者最后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其理论的优越性。到了 20世纪 90年代 ，其主要对手之一新自由制度主义甚至被认为已经消融于“新新综合 ( neo - neo synthesis) ”的大潮流中 ，许多修正只是小范围地突出非国家行为者或者机制 ( re2gimes)等变量 ，并没有触及华尔兹的基本框架 ， [11]反倒是捍卫并创造性地发展了新现实主义的米尔斯海默所引进的地缘政治变量和对进攻性逻辑的强调 ，更可能提供一种间接的、内部的批判 ，使研究者能从不同角度反思新现实主义。[12] 同时 ，米尔斯海默的改良又与目前国际政治研究的两大主题——“美国单极 ”和“中国崛起 ”直接相关 ，所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都更值得我们关注。[13]

二 改造新现实主义：

地缘因素的引入

　　将米尔斯海默的论点归类于新现实主义的进攻派是目前学界的共识。[14] 米尔斯海默的贡献体现在三方面：第一 ，在哲学与方法层次上 ，他比华尔兹更倾向实证主义。第二 ，在理论假定上 ，他非常强调无政府状态下大国间意图的不确定性 ，因此导致大国在有利时必然采取攻势。于是在收益合理时 ，用战争来扩大权力也在所不惜。第三 ，他是第一个将地缘因素引入抽象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此种引入的效果 ，一方面指出了地面部队的首要性与陆权大国的攻势偏好 ，另一方面则论证了海权大国因无法横越巨大水体 ，所以多半倾向维持“离岸平衡手 ”的地位 ，亦即海权国家偏向守势 ，维持“区域霸权 ”。米尔斯海默对国际政治的这些大胆推论 ，会对原本高度抽象的新现实主义理论造成怎样的影响 ? 这值得我们同时从理论与个案两个角度进行推敲。理论上 ，米尔斯海默将物质性的因素推到极限 ，把理念性因素视为完全是物质结构的反映。[15] 米尔斯海默坦率地指出 ，他与华尔兹在认识论上的差异是：他相信“好的理论 ”就是更准确地反映实在； [16]米尔斯海默还是非常重视理论的政策效用的学者。[17]他认为不能提供政策建议和预测的理论就是与实在世界无关的空谈 ，所以他没有继续深入检讨他与华尔兹或其他批评家的理论分歧。但是米尔斯海默的物质论、反映论特征正好是长期批判新现实主义的其他论者所诟病的实证主义病征 ，这类缺失据说已导致新现实主义陷入自然主义 ( naturalism ) 、非历史( ahistorical) 、决定论 ( determ inism )等困境 ，无法解释类似中古体系如何走向近代体系、冷战何以结束等事件。[18]

米尔斯海默坚定的物质主义立场使他支持哲学上的决定论 ，他认为历史纪录中的大多数事例都支持此说。[19] 他还认为华尔兹没能把这些关键立场坚持到底 ，这才会使他有时掉进单位层次 ( unit level)的误区。或许有时个别国家会做出违反理论预期的行为 ，但米氏断言 ，它们无一例外必将因其失误而被结构惩罚。[20]

在具体假说的提供方面 ，米尔斯海默[21]分析华尔兹之所以有“偏好现状 ”的弊病 ，是因为他只依靠两项假设：无政府状态和单位自存原则。所以他看到的国家行为规律多半是守势的制衡。若是加上米尔斯海默新增的三个假设——单位具有进攻性武力、单位意图高度不确定、单位是理性计算者 ， [22]则“偏好现状 ”就可以被克服。米尔斯海默因此认为“极大化 ”行为是必然的 ，不存在华尔兹“过多权力 ”的顾虑。[23] 试想 ， 依照新现实主义对“大国 ”的定义 ， λυ大国都具有对彼此造成重损的实力。由于单位意图都难以掌握 ，错误的分析有导致单位毁灭的危险 ，所以大国必定彼此保持长久的敌意。任何接近霸主地位的大国 ，依照理性计算 ，继续把握优势并扩大权力资源 ，这是报酬递增 ，而非递减。新增的权力正是要用来弥补不确定世界中“失算 ”可能带来的损失 ，当然是越多越好。在必要的情况下 ，积极投入战争还能攫取比消极制衡更多的权力。最终 ，只有当一个单位赢得霸主地位 ，才能完全保证本单位的生存 ，进而转变为偏好现状的大国。这种推论 ，自然产生进攻性新现实主义。[24]

最后 ，诚如斯奈德所表明的 ，米尔斯海默对新现实主义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地缘因素。[25] 汉斯·莫里生 ( Hans Mouritzen) 发现 ，在华尔兹的原始架构中 ，国家单位就像市场中的公司 ，类似自由移动的分子 (mobile molecules) ，彼此功能类似 ，而其空间上确切的位置无关紧要。[26] 的确 ，华尔兹强调单位的“位置 ”是纯粹由能力的分布决定的 ，与具体的地理位置无关。[27] 这里便凸显了米尔斯海默地缘因素的特殊性。因为从米尔斯海默的角度来看 ，大国的具体地理位置具有恒久性 ，并对单位的行为构成了强大的规律性制约。笔者认为 ，如果这些看似属于单位层次的地缘因素的制约力足够强大 ，并且能得到印证 ，那么它们在新现实主义理论框架中就应被给予更高的地位。此处先扼要介绍米尔斯海默引入的三个制约性的地缘因素。

第一 ，强调地面力量的首要性。与很多学者重视海权、空权以及核优势不同 ，米尔斯海默认为 ，大国军事冲突的决胜力量仍是陆军。海上封锁或空中轰炸不能保证大国致胜 ，而核子优势[28]虽然是称霸体系的充分条件 ，但是几乎没有大国能保证具有这一优势。因此 ，纵使是在“相互确保摧毁 ”的基础上 ，大国还是可以进行常规形式的安全竞争甚至发生冲突。米尔斯海默认为 ，在这种冲突当中 ，大国决胜的关键仍是地面力量。而具有庞大地面力量的仍是大陆强国 ，所以它们易于彼此敌视 ，对体系稳定的威胁最大。[29]

第二 ，强调广大水体的阻绝力量 ，这也使他声称巨大的“离岸平衡者 ”无法向大陆强权发动征服性战争。大陆强权也很难击败巨大岛国 ， [30]而是优先攻击享有共同边界的其他陆权国家。因为广大水体严重限制了地面力量的投射 ，而足够的地面力量又是大国决胜的关键。于是海洋使得任何大国跨海投送陆军称霸全球的企图几乎变得不可能。合理的战略目标只剩下在大国所属区域争取“区域霸权 ”的位置。而巨大岛国通常会变成防守性的区域霸权 ，扮演制衡大陆强权 (可能形成进攻性的区域霸权 )的“离岸平衡手 ”角色 ，并使得这个世界过去不曾有、将来也不大会出现“单极 ”的格局。

第三 ，在和华尔兹一样拒绝“搭便车 ”战略合理性的同时 ，米尔斯海默却不认为大国因此总是偏向制衡战略。他认为大国不主动制衡的时候 ，“卸责 ”是更合理的出路。[31] 卸责之所以有别于绥靖或搭便车 ，是因为卸责不使对手权力增加 ，而是着眼于自己的“相对利益 ”，引诱另一大国承担制衡责任 ，成为“承揽者 ( buck - catcher) ”，自己则强化国防 ，避免成为假想敌的首选敌人。这样一来 ，卸责其实是聪明的攻势作为 ，使对手和承揽者两败俱伤 ，然后自己出来收拾残局。

此处影响“卸责 ”选择的关键是极数和地缘。首先 ，两极体系下的两强无法卸责 ，但势均力敌的多极体系会盛行卸责 ，除非强权所在地区出现一个特别强大的单位 ，他国皆难以单独担任“承揽者 ”，才会鼓励集体的“制衡 ”选择。其次 ，共享陆地边界的两强倾向优先选择“制衡 ”，而有足够缓冲国领土或大片水体阻隔的两强 ，则偏好“卸责 ”。应用和验证米尔斯海默对新现实主义的新修正的案例已经不少。例如 ，米尔斯海默本人就曾鼓励“离岸平衡手 ”———美国的卸责战略： [32]推动有利于美国的核扩散 (到德、日 ) ，以制衡真正的区域霸权候选大国 (中、俄 ) 。他也鼓励美国减少海外防务承诺 ，因此指责介入伊拉克战争是小看了地缘因素对美国的重要限制。目前 ，也存在一些反驳或捍卫米尔斯海默的观点 ，争执点包括美国是否因离岸角色而必然偏好守势 ?[33] 中国是否正在扮演攻势挑战者的角色 ?[34] 或者中国的历史纪录是否能为攻势论点提供强大的支持 ?[35] 笔者则选择冷战后中美的地缘竞争 ，特别是在东北亚与中亚 ，观察两国究竟采取了何种战略 ，并借此讨论新现实主义如何解释这些选择 ，地缘因素的有效性又如何等问题。

三 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东北亚

(一 )体系现状与新现实主义的假定

首先 ，可以合理同意这样的论断：两极体系瓦解后 ，美国确实是体系中的唯一超强。虽然它的全面核优势还有待确认 ， [36]但它的总体军事优势与其他大国军事实力总和的差距正在拉大而非减小 ，而使得体系的“极数 ”问题还常被争论。[37] 不过 ，美国是体系中的唯一“区域霸权 ”(除了欧亚大陆中心之外的大西洋与太平洋两岸的地区 ) ，应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要验证新现实主义的假说 ，应该关注中国拉大与邻国实力差距的趋势 ，而不是中美间实力差距是否在缩小。[38]

其次 ，根据上述对体系现状的判断 ，新现实主义假定中国要致力于建设“反霸统一战线 ”，联合各大国阻止美国拉大与各国的实力差距。中方会掌握一切机遇 ，争取对美的相对利益 ，扩大地缘影响力。近期是要将美国势力挤出东亚 ，远期是改善全球均势 ，在更大程度上“制衡 ”美国 ，伺机凭借“地面部队的首要性 ”，自己“称霸 ”。[39] 在东亚 ，这种战略不排除优先引导其他大国 (如俄、日 )出面承担制衡美国的责任。毕竟中美间存在广阔水体 ，可以提供“卸责 ”的条件。但若没有责任“承揽者 ”出头牵制美国 ，中国将无法选择“搭便车 ”，而是被美国霸主压迫 ，只能自己出面制衡 ，挑战美国在东亚的地位。但若中国出面挑战 ，根据华尔兹的论证 ，应该能够有效地制衡美国独霸 ，因为均势的本质就在于任何独霸都会被强力制衡。

最后 ，新现实主义可以得出假定：美国方面对华的大原则 ，当然是要继续维持两国的实力差距。由于并不需要担心中国具有横越太平洋攻击美国的实力 ，美国会先寻求东亚的制衡责任“承揽者 ”，而不是先消耗自己去制衡中国。美国可能担忧其“过多权力 ”会招致诸大国的联手制衡。然而 ，陆权中国对近邻的“威胁 ”却可能是更直观的。所以 ，新现实主义认为 ，中国周边国家直接感受到的是中国“地面力量 ”的压力 ，而不会是远方“离岸平衡手 ”的霸权性压力。它们自然优先考虑与“离岸平衡手 ”结盟 ，不会卸责中国去制衡远方霸主 ，或搭崛起的中国的便车。

(二 )验证：中美在东北亚的互动

直观之下 ，东北亚是中美两大国互动最密切、安全困境最容易发生的地区。中国在东亚的经济崛起和国防现代化直接导致其能力在此区域的提升 ，使得美国必须思考在可能冲突的场景中 ，如何维持在太平洋的传统优势。而中国方面 ，因为改革开放的重心和受益区域大多在东亚沿岸 ，美国与其盟国火力的威胁就更显得直接。根据新现实主义观点 ，中美两强应该会在以下两个主要场域——日本与东海、朝鲜半岛——竭力扩大相对优势 ，寻找卸责后的“承揽者 ”，或亲自上场制衡对手。

1. 日本与东海

冷战结束后 ，俄罗斯在太平洋区域势力大减 ，将主要防御力量集中于应付北约东扩 ，不足以成为中、美两国在东北亚的卸责“承揽者 ”。日本在此时却日趋坚定其走向“正常大国 ”的决心。[40] 从新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 ，这当然是因为冷战后区域内权力分布发生变化的缘故。

冷战时期 ，中、美、日实际上形成过三方反对苏联霸权的联合阵线 ，共同制衡当时的最大陆权国苏联。那时 ，日本并不担心中国“威胁 ”东海区域 ，中国也鼓励日本独立自主、强化国力 ，领土与历史争议都可以先行搁置。[41] 这个趋势直到 20世纪 90年代初期还没有改变。[42] 当时在美国还流行一种看法 ，认为日本在贸易上总占美国便宜 ，大有成为强权的机会 ，甚至构成威胁。[43] 但是在 20世纪 90年代后 ，日本经济增长趋缓 ，特别是 1995～1996年台海危机爆发 ，日本以为中国要向东海增强军事实力 ，从而加强了与克林顿政府的合作。1996年 4月 ，日本与美国签署《日美安保联合宣言 》； 1997 年 9 月 ，日本与美国完成修订“日美安保合作新指针 ”，将安保原有的地理概念改为“周边事态 ”。1999年 5月 ，又通过了《周边事态法 》、《自卫队法修正案 》、《日美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修正案 》，消弭了早先日美龃龉造成的对美关系“漂流 ”状态。[44] 2000年以后 ，日本内部呼应美国小布什政府的建议 ，积极思考修订日本宪法第九条以重新建立“国防军 ”，已成为政坛强大的意见 ，并明显有与印度、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共同遏制中国的趋势。[45]

日本战略家们当然熟悉现实主义的原理 ，所以也认为长期而言美国不可依赖 ，甚至要防范中美合作而逐渐遗弃日本的可能。但是他们认为 ，目前主要的压力来自中方。[46] 中日虽有水体和缓冲国朝鲜及韩国相阻隔 ，但是朝鲜和韩国都极不可靠。中国在 1996年台海危机后又加强了东海地区的海、空军力量。这对海权大国日本而言 ，是中日甲午战争以来从未有过的警讯。[47] 加强日美协调并自己承担较多的制衡责任 ，似乎是新一代日本政治家认为相当合理的选择。

日本经济与科技潜力巨大 ，要转换为军事力量并不困难。日方较为僵固的战略选择显然符合美国寻找卸责“承揽者 ”的条件。在克林顿时期 ，美国虽采取了一些“责任分担 ”措施 ，但是一方面仍与日本努力协作承担制衡 ，另一方面也强化“接触中国 ”，使自己维持中、日都要争取的枢纽地位。[48] 倒是曾把中国设想为竞争者的小布什政府 ，在作风上对中国较为强硬 ，使日本相信不存在美中安全合作的空间。美国以此顺势让日本承担更多的军事责任 ，而自己却开始将前方军事人员后撤 ，用新国防科技的力量减少部署地面人员的风险。如果说其“卸责 ”姿态和成效比克林顿时期明显 ，至少有一半应该来自于日本制衡中国意愿的上升。

要言之 ，美国能“卸责 ”，主要是因为日本自己要采取更积极的制衡战略 ，而不是小布什政府政策比克林顿时期高明多少。包括防卫厅长官层级的日本官员在 2003 年的一系列谈话 (主张日本自卫下的先制权及宪法不禁止日本拥有核武器 ) ，表面上是针对当时宣布拥核的朝鲜 ，实际上则不无针对中国的意味。至少日本扩大派兵维和 ，对朝鲜态度偏向强硬 ，都显示日本政要此时比克林顿时期更愿充任“承揽者 ”。

中国方面似乎也没有因为中日间有缓冲国与水体阻隔而减少对日本的担心。中国不少学者对日本最近十余年内政保守化和军事外交“承担更多国际责任 ”的解读是 ，日方此举虽说表面上是防御朝鲜 ，实际上是协助美国制衡中国。这种看法还因中国国内的排日民族主义气氛而强化。[49] 新现实主义并不注重言论 ，而是关注行动。日本观察到中国最近十年军事现代化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加强在东海的海空战力 ，制衡擅长海军的日本与可能介入台海纠纷的美日同盟。[50]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存在协调美国以牵制日本强硬派的想法和做法 ，并争取日本各界的对华温和势力。[51] 这类思路与作为在小泉纯一郎卸任后以及北京奥运会来临之际日益清晰。

2. 朝鲜半岛

如果不考虑历史因素 ，没有水体阻隔的韩国面对中国崛起 ，理当更坚决地担当制衡责任的“承揽者 ”才是。但是现状却并非如此。而美国似乎对韩国“卸责 ”华府心知肚明却不以为意 ，反而干脆加强日本的战略责任。对牵制中、朝地位重要的韩国 ，则采取某种“战略弹性 ( strategic flexibility) ”。[52]20世纪 90年代 ，克林顿政府时期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属于其接触战略的一环；中国则在 1992年与韩国建交后 ，一度对朝鲜采取超脱姿态。1993 年 ，朝鲜首度引发核武危机 ，美国派遣前总统卡特为特使前往调处 ， 1994年 10月达成了“美国 - 朝鲜日内瓦核框架协议 ”，于 1995 年初成立“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 ”。这段时间 ，中国对朝鲜采取较为被动的物资援助的政策 ，同时积极发展与韩国的关系 ，并不过多介入美朝事务。[53]

1997年以后 ，中美关系一度转好 ，中国在朝鲜半岛的政策也转趋积极 ，协助组织了美、中、朝、韩“四方会谈 ”，克林顿卸任前夕 ，中国更促成了金大中对平壤的历史性访问。而自小布什执政后 ，美国对朝鲜和中国的战略出现重大改变 ， 中国竟变成“战略竞争者 ”，朝鲜也被美国列为所谓的“流氓国家 ”之一 ， 认为必要时应当加以“先发制人 ”的打击。[54] 能源开发计划也被无限期停止。考察 2000年美国政权交接前后 ，体系权力分布并无重大变化。则美国对华、对朝态度的改变 ，恐怕必须从体系最强国国内层次的因素去分析。

虽然危机不时升高 ，但是小布什政府对朝鲜的敌视却未发展到美军攻打伊拉克的程度。当美国进攻伊拉克之时 ，朝鲜于 2003 年 1月宣布退出《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 》，美朝关系紧张 ，中国从中斡旋与协调。中国安排美、朝于同年 4 月 23 日在北京会谈 ，成功地缓和了东北亚局势。此后 ，一系列的多边对话在华盛顿、北京、平壤、汉城交叉展开。稍后美、中、朝、韩四方又达成一致 ， 同意俄、日两国加入2003年 8月的北京会谈 ，开启了今日朝核“六方会谈 ”的先声。[55] 后来又在六方会谈机制下成立了若干工作小组 ，逐渐走上常态化。现在各方基本同意无核化的远景 ，朝、美两方也做出了更多让步 ，六方会谈可以说非常成功。出于中国为美国争取了适时的缓和 ，有美国论者以为中国在朝鲜半岛一改“卸责 ”模式 ，已成为责任承担者。[56] 美国官员进一步期许北京成为“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 ”。时任国防部长且长期警惕中国的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 (Donald Rum sfeld) 也于 2005年 9月象征性地首访北京。

中国未曾在朝鲜半岛积极采取制衡美、日、韩的战略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自己争取韩国改变战略姿态增加了信心。而美国没有在朝鲜半岛积极制衡中国 ，其原因有三： (1)日本的“责任承担 ”已经接近美国满意的水平； ( 2)顺势将难以捉摸的朝鲜“卸责 ”给中国； (3)韩国内部战略气氛的不确定性。美方认为核化的朝鲜 ，将同时正当化日本和台湾地区的拥核权利 ，崩溃的朝鲜首先也不利于中国的大局 ， [57]而强硬迫使韩国配合美、日也恐事倍功半 ，不如后撤驻韩美军 ，强化美日同盟 ，卸责中国。此处也有必要对中韩关系的情况 (截至 2007 年 ) 稍加介绍。

中韩建交后 ，两国在贸易与投资上的增长非常迅速 ，双方人员的交流频度也大幅增加。这一方面是因为地缘接近和经济上的比较优势 ，中方虽对韩国对华出超偶有怨言 ，但总能为大局着想；另一方面则是 20世纪 90年代后韩国政坛盛行“阳光政策 ”，企图借由经济援助软化朝鲜 ，为未来统一朝鲜半岛预做准备 ，这当然需要中国的默许。[58]中、韩的接近使得近年韩国民意倾向认为 ，与其陆界相连的朝鲜的核武器对韩国的威胁并不如美、日所说的那么严重 ，中国也不像是直接的“威胁 ”，反而是美国的政策和美军的表现令部分韩国民众颇为反感。在韩国战略学界 ，亲美与亲中的比例也趋向分庭抗礼之势。[59] 从新现实主义的角度看 ，中国在朝鲜半岛的积极政策在韩国赢得了比以前更多的相对影响力 ，这自然引起了美国的忧虑。

(三 )小结

基于前述冷战后中美在东北亚区域的互动概述 ，可以初步获致以下观察：

第一 ，中美两国在本区域的军事能力对比并未发生明显变化。中国军事现代化虽局部改善中方在特定区域的活动力 ，但也导致日、美等国军事上更积极的协作。中国在朝鲜半岛增加的影响力 ，主要来自中韩经济合作、韩国政治生态变迁与中国在六方会谈中的外交努力 ，而非中国的军事“扩张 ”。第二 ，水体阻隔或陆地接界并未使得中、日减少彼此的戒心 ，也未增加韩国对中国的恐惧。也正因为这一吊诡现象 ，美国可以对日本实施“卸责 ”，但却无法将此策略延伸到韩国。其原因有三点解说：其一 ，米尔斯海默可能会辩称 ，因为日、韩并非体系大国 ，不完全适用新现实主义。其二 ，这也可能是因为现代武器投射能力的特质已经超越了水体局限 ，所以中国不会因为水体阻隔 ，减少对美、日现代化的优势军力的担忧。而后面这一项 ，是米尔斯海默理论估计不足的。其三 ，笔者还要指出 ，国家单位所担心的并非都是地面部队决定的零和胜败。在偶发危机或长期紧张中 ，害怕沦于劣势地位而对国家政权的正当性造成打击 ，或者担心常规水面、空中的冲突对经济的破坏 ，可能是更重要的顾虑。

第三 ，中、日在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台海危机之后 ，制衡对方军事优势的作为明显。但中、美两国则难以断言互相实行长期一致的制衡。美国在东太平洋“卸责 ”日本 ，争取成为中日间的枢纽 ，在朝鲜半岛却“卸责 ”中国。中国基于对韩外交成就以及缓和中美紧张关系的需要 ，也顺势接受美国的“卸责 ”考验 ，并扭转了小布什政府对中国的强硬制衡的态度。解释这一现象可以有几个角度：首先 ，美国自视对其他大国军力上的大幅领先 ，区域霸权已经上升到接近体系霸权的地位。何况有日本甘愿制衡中国 ，把朝鲜和韩国扔给中国 ，如一时有外交损失 ，也在霸主可管理的范围。而中国却自信它周旋于朝鲜半岛的熟稔 ，将使美国的卸责失计。其次 ，如果以美国军事经济实力和俄罗斯军事实力对中国的巨大领先来辩称中国目前仍不具备体系中的大国地位 ，则中国在东亚既无卸责对象 ，它选择制衡超强也就没有意义。所以北京先“搭便车 ”合作 ，稳定国内经济改革和优化执政 ，才是更合理的选择。第二个解释显然逸出了米尔斯海默的考虑范围。第四 ，非体系层次因素导致的冲突或变化 (如政府改选、恐怖攻击等 )会对国家判断体系能力分布与敌我态势造成影响。例如 ，小布什政府初期有坚持制衡中国的愿望 ，但是九一一恐怖袭击却对此造成重大变化 ， 外界认为的“火神队 ( the Vul2cans) ”[60]进攻性国策对美国的中国政策的影响已大不如前。四 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中亚

(一 )体系现状与新现实主义的假定

中国和俄罗斯是欧亚陆权大国 ，两国在中亚与远东共有陆地边界 4 600 公里。从清代到 20 世纪80年代 ，边界纠纷始终是常态。[61] 因此理论上 ，巨大岛国如日本、美国 ，可以善用“卸责 ”战略 ，让中、俄相互消耗。冷战中期以后 ，美、日确实成功地使中国来分担制衡苏联的责任 ，终止了越南战争后苏联霸权在亚洲扩张的危机。

华尔兹等认为冷战虽然结束 ，中、俄仍具备与美国竞争的大国条件。若然 ，美国必会制衡中、俄。但有中俄漫长的边界与历史性的紧张关系可资利用 ，美国照说应该会沿用冷战时的“卸责 ”，一方面与中、俄保持协调 ，另一方面诱使中、俄继续相互制衡、相互消耗 ，则美方的离岸平衡盘算便可确保 ，也不会导致华尔兹所说的“过多权力 ”的风险。同样 ，中国与美国有广阔水体阻隔 ，美国又在体系中占据优势。倒是俄罗斯在东面紧邻阿拉斯加 ，西面遭遇北约东扩。所以合理假定中国也会遵循“卸责 ”逻辑 ，鼓励俄、美对峙 ，自己规避。除非美国直接制衡中国压力极大 ，或俄罗斯无法单独担当“承揽者 ”，中国出面主持制衡美国的活动 ，将会违反新现实主义的理性计算。

(二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俄在中亚的互动冷战结束初期 ，俄美关系气氛一度比中美友好 ，这较少是因为体系改变 ，而主要是出于中、俄两国的内部原因——叶利钦 (Boris Yeltsin) 受益于西方支持而亲美以及 1989年中国遭到西方联合施压。中国因为新俄罗斯意识形态亲西方 ，起初也没有对叶利钦政府表示热切友好 ，所以两国关系之改善仅达到“只握手、不拥抱 ”的限度。[62] 加上邓小平、江泽民等领导人仍极为重视中美缓和 ，美国算是占着中、美、俄三角的枢纽地位。

然而 ，此一情势到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发生了变化。美国持续的北约东扩政策 ，加上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对俄经援未见实惠 ，俄罗斯民族主义开始升高。[63] 俄罗斯对体系情势重新估计的结果 ，与台海危机后面对日美加强安保压力的中国产生交集 ，其“新欧亚政策 ”逐渐取代当红的大西洋派。[64] 此一调整的后果 ，即是 1996 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和“上海五国 ”机制的出现。[65]

20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 ，不少美国的研究认为俄罗斯大国地位更加削弱。[66] 普京总统虽然颇为灵活 ，但战略上小布什政府对俄扩大相对利益的步伐却更加坚定。最令人瞩目的措施包括美国决心扩大核优势 ， 2001 年退出反导条约体制 ，继续吸收俄罗斯周边邻国加入北约 ，协助推动俄罗斯邻国反对派在东欧、高加索甚至中亚地区推动“颜色革命 ”等等。上述事件在地缘上对俄罗斯构成极大压力。这些压力应能合理解释俄罗斯若干靠近中国的姿态 ，因为俄罗斯无法单独承担制衡超强的任务。新现实主义自然会把中、俄这些姿态看成是联合制衡美国。显著的措施包括： ( 1)两国完成边界协商 ，于 2005年 6月完成边界协议批准 ， [67]此一协议旨在进一步减少两国因历史问题发生争执的可能性；(2)两国与上海合作组织 ( SCO )成员增加军事演习的频度和规模； ( 3)俄罗斯积极向印度进行军售的同时 ，也鼓励中国与印度改善关系； [68] (4)中、俄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的制度化和成员扩充。

上海合作组织近年引起美欧各界较大的关切 ，认为它是两个陆权大国“联合抗美 ”的产物。[69] 20世纪 90年代的上海五国机制 ，其起源是中、俄的自助需求 ，主要目的是安定两国中亚腹地 ，遏制新兴的宗教与民族极端主义活动。它的本质是信心建立措施 ，而非直面美国。[70] 不过九一一事件后 ，美国进军阿富汗 ，并在中亚设置规模不等的军事设施 ，给予各国对应的经济援助 ，而使中、俄无法回避在中亚面对美国新兴势力的事实。[71]

迄今为止 ，中、俄之所以能维持在上海合作组织的优势 ，可能既有地缘结构性的原因 ，也有即期偶发的原因。结构性的原因是由于中亚国家领导阶层都是温和保守的穆斯林 ，对于原教旨主义运动非常忌惮。同时 ，这些国家军事能力弱小 ，缺乏单独维持国家安全的必要职能。[72] 美国将“颜色革命 ”经验移植至此 ，虽在吉尔吉斯斯坦短暂获得成功 ，却使区域各国当局更加恐惧。小国们打“美国牌 ”的风险太大。以此结构性因素为背景 ，一个近期偶发的事件更有助于上海合作组织的团结 ，即 2005年 4月 ，美国所支持的乌兹别克斯坦反对派示威的失败。此次事件之后 ，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提出了关于美国公布撤出中亚时间表的要求。结果是美国撤出了乌兹别克斯坦 ，遭受的挫折不小。

中国在中亚区域除了配合俄罗斯组织多国演习 ，近年来也更好地发展经济影响力 ，推动“睦邻、安邻、富邻 ”的政策。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中亚成员国的贸易从 2001年到 2005 年增长了一倍 ，中哈油管已于 2005年接通 ，中国还在 2006年倡言 ，要于15年内让该组织成为一个自由贸易区。中国这类远期承诺虽然还有待落实 ，但让俄方担起中亚军事安全领域的领导 ，中国则专注经济领域的软性影响力 ，是睿智而合理的。

(三 )小结

第一 ，两大洋水体的阻隔并没有减少中、俄两大陆权国家对美国“离岸平衡手 ”的疑虑。原本超强大国美国应该可以顺应中、俄陆地边界漫长的不利因素 ，将制衡两国的责任推卸给它们自己。[73] 但可能是因为自信实力强大 ，美国特别要充分利用俄罗斯在欧洲历史性大撤退的机会 ，极大化战略收益 ，导致俄罗斯的反弹 ，这就一定程度构成中国“卸责 ”的契机。美国是否因此落入“过多权力 ”的陷阱 ，使地缘有利因素完全失效 ? 中、俄两大陆权国的和睦当如何长期经营 ? 这些都值得日后继续观察。第二 ，美国透过反恐赢得前所未有的中亚立足点 ，至今仍算对中、俄获得长期的相对利益。但美国以“政权更替 ”手段介入却导致上海合作组织的巩固 ，是否违反了新现实主义 ?

第三 ，中国比较成功地将制衡美国的责任交给俄罗斯 ，这是因为俄罗斯确实面临美国更直接的压力。中亚传统上就是苏联的势力范围 ，中国影响力的上升只是最近十年的事。中国推动此区域的经济合作 ，与美、日的经济介入是否是零和关系 ? 中国未来能否把俄罗斯的陆权压力继续转给越过水体前来插手的美国 ，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五 结论与反思：理论强化或缺口本文的结论可以分成三个不同的层次进行：(1)地缘因素改进新现实主义的得失； ( 2)新现实主义假定本身的得失； ( 3)新现实主义“理论 ”本身经受地缘因素改进与验证后显示的意义。

第一 ，新现实主义“共享地面边界导致制衡优先 ”的假定 ，在朝鲜半岛与中亚的分析里没有得到定论。只有在把“共享地面边界 ”观念扩大到“邻接水域 ”，考虑海空能源与贸易航线安全时 ，才能直接支持新现实主义关于中日相互制衡和美国卸责的论证。以此观之 ，地缘因素应该属于单位层次 ，其制约力不若一般性的“能力分布 ”那么强。发生这些异例 ，如果仍放在华尔兹的原始框架下看 ，跟体系极数比较相关。

米尔斯海默的地缘论证核心是 ，水体阻隔导致单极不可能发生 ，所以人们不需担心令华尔兹窒息的单极专制世界。[74] 但是无论被米尔斯海默痛责的进军伊拉克 ，或是克林顿与布什都热衷的美军前进东欧部署 ，甚至利用反恐进军中亚 ，大力支持当地“政体改变 ”，似乎都显示 ，如果极数不是米尔斯海默的“不均衡的多极 ”而是接近单极 ，或者至少决策者的计算与评估认为能力对比接近单极 ，则单位极大化相对利益的倾向将压倒水体阻隔等地缘因素。面对追求霸权者强行扩大相对利益 ，无法单独制衡它的相邻陆权大国们也只好搁置彼此的敌意 ，先应付单极霸权。

犹有甚者 ，在信息科技日新月异、武装攻击能精确制导的时代 ，“地面力量的首要性 ”因素将逐渐变为历史陈迹。单位间的胜负并不以地面决战和全面征服敌对单位来决定。具备足以沉重打击对手经济基础和政治秩序的能力 ，并不受水体或陆地边界因素所限制。能力强大的大国可以超越水体 ，对遥远的陆权国家构成巨大压力。反而能力低下的陆权大国 ，会面临被包围的危机。这种情况超越了地缘 ，回归到华尔兹的原始模型。

也就是说 ， 真正的“大国 ”还是自由移动的分子 ，其“位置 ”主要仍由能力来决定。美国只需考虑其对所有大国实力总和的相对优势是否减少 ，如果其实力差距仍在加大 ，个别国家在某区域内对邻国的优势并不影响美国的安全。因为美国实力领先加大 ，意味着其他区域霸权的难产 ，它们只能继续“卸责 ”甚至“搭便车 ”，以赢取绝对利益为优先。超强则可以随意选择制衡或卸责。反之 ，如果美国优势不大 ，则他国选择制衡美国便有利可图。对美国盲目扩张的限制不仅是地缘因素 ，更重要的是华尔兹的“过多权力 ”。

第二 ，依照上述推论 ，地缘因素应该算是新现实主义运用于不同区域的重要补充 ，但可能也是一种化约论补充。因为地缘因素毕竟是单位本身的属性。只有当地缘因素确实主导了能力分布的方向时 ，才有可能在抽象的层次上提升它的理论地位。依照本文对东北亚、中亚的讨论 ，地缘因素毕竟还没有出现华尔兹所说的规律性。

不过 ，地缘因素的提出和验证却正好显示简约抽象的新现实主义本身存在不少缺口。例如 ，干扰地缘因素效果的极数估计问题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单位层次抗拒体系压力问题 ，都不宜归因于米尔斯海默进攻性模型的失败。这些缺口其实埋藏在华尔兹的原始模型之中。毕竟米尔斯海默有关地缘因素的修正虽强调了陆权首要、离岸平衡与大国进攻性原则 ，但其基础仍是华尔兹的架构。像美国无视水体阻隔介入中亚 ，促成中俄接近 ，不仅与米尔斯海默的预期相左 ，更违背了华尔兹“过多权力 ”原则的警告。实际上 ，华尔兹原始模型本身就曾承认 ，单位层次的因素对国际政治的结果会有不同比例的影响。[75] 成功的政治家的杰出之处就是偶尔能抗拒结构的挤压。至于超强可能违背结构、地缘的命令 ，依据国内斗争的需求与理念幻想任意妄为 ，这种行径不仅在现实上是可能的 ，盲目追逐“过多权力 ”是否会受到诸大国制衡 ，也要根据体系极数的判断而定。如果超强自认为国际政治将转换为帝国体系 ，便没有华尔兹“社会化 ”的压力或米尔斯海默结构制裁的问题。此时 ，超强单位的能动性 ( agency)将达到极大 ，“国际政治 ”也有被取消的危险。除了超强单位 ，体系其他单位的行动也可能与地缘指令相悖。本文中韩国、日本、中亚各国的个别领袖或政治气氛也可能是大国选择制衡或卸责的重要因素。正是因为中、日两国的单位层次因素 ，才使美国能操作卸责。韩国和中亚的单位因素又使它们没有选择抵制陆权大国 ，因为其领袖或新兴民意有与结构压力不同的考虑 ，使“离岸平衡手 ”无法笼络。理论建设方面 ，本文认为地缘因素因为关注具体的历史案例 ，提供了研究者充足的契机去审视新现实主义原本抽象的框架。特别是它引导人们去思考化约理论当中可能保留的缺口。这类缺口 ，包括单位层次的能动性、对极数的不同观察与衡量等等 ，其实华尔兹也已经认识到了。或许正因如此 ，华尔兹不仅保留了这些理论缺口 ，也将验证的难度放松 ，不诉诸波珀 ( Karl R. Popper)的证伪论 ，而改以解释的“有用性 ”来衡量理论价值 ， [76]使一个理论的客观地位存在着永久的不确定性。[77] 同时 ，华尔兹接受了理论的建构性和艺术性 ，而未如米尔斯海默般采取近似反映论的方法论、本体论观点 ，也较能避免决定论的批评。换句话说 ，米尔斯海默改良新现实主义 ，把物质性的因素与结构性力量——包括地缘因素——的制约推得太远 ，不仅使研究者有机会正视新现实主义理论本身的缺口 ，还提醒人们 ，华尔兹很可能也意识到这些缺口 ，所以才为理论预留创造性的模糊。

第三 ，本文认为地缘因素的介入还在本体论等层次上促进了下列反思。

首先 ，地缘因素被米尔斯海默赋予接近结构的重要地位 ，应使人重新思考占据位置的单位国家的存在性质。地缘分析在实证方向上将单位国家存在的自然性、恒久性做了强化 ，甚至有接近 19世纪地缘政治学的有机体论和“生存空间论 ( lebensraum ) ”的色彩。华尔兹“自由分子 ”的模型虽无须直接为此负责 ，但整个新现实主义的国家单一行动者假定 ，却硬化了地缘思考中单位自成、自律、永恒的思维定势。此种趋势很容易陷入决定论的误区。

其次 ，米尔斯海默驳斥观念因素的作用时 ，有力地提示了“民族主义 ”作为现代国际政治最强大的意识形态。[78] 其本意是要将领土国家自然主义化 ，还是认为这个观念性因素可能导致海陆大国违背结构指令 ，从事跨水体的利益极大化行为 ? 我们还没看到米氏给出进一步回答。

最后 ，国际关系学者们应该关切理论本身的伦理性和实践性作用。米尔斯海默比华尔兹更强调国际政治理论应该指导外交政策 ，但是其地缘因素建议却尚未达到客观规律所需的保证。那么与华尔兹相比 ，米尔斯海默改进的理论本身就更像是国际政治的一个行动者 ，引导着我们观察实在 ，并从事判断。于是 ，它最终是协助了区域霸权巩固领导地位 ，并同时使“离岸平衡手 ”自我节制 ，也使其他大国相信“离岸平衡手 ”的自制 ，不约而同地选择“搭便车 ”而非“制衡 ”呢 ? 或者它虽指出了区域霸权的稳固位置 ，却让其他大国危机感更深 ，而力图增加权力并最终要制衡霸主呢 ? 笔者相信 ，这才是“大国政治的悲剧 ”是否兑现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