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青桐的武功:追忆贵阳猪鬃厂子弟学校远去的足音

贵阳猪鬃厂是解放后贵阳市首批创建的国有企业，时间是1950年春天，厂址在今解放桥旁的贵惠路，1958年3月搬到贵阳市东郊位于水口寺桥旁的红岩路16号。这里原是星火奶牛场。1956年奶牛场搬到花溪、乌当后，这里划给猪鬃厂修建新厂房。新厂址三面环山，一面临南明河，河边的红岩路西起水口寺桥，东至红岩冲，该路是1941年抗战时期修建的郊区小毛石路，长约1公里许，宽约8米，厂大门就在路边上。大门内伫立数十株参天古树，枝繁叶茂，遮荫蔽日，给人以清新气爽的感觉。厂址处在一条山沟中，地势呈不规则的带状缓坡，面积约有200多亩。周遭林木植被繁茂，厂区遍植花草树木，如一个花园。响水洞涌出的山泉，从最东头至西流径整个厂区，从厂大门旁注入南明河。厂房和宿舍的建造较好地利用山、水、泉、林等的自然条件，顺势而为，错落有致，颇有中国园林建筑的美学意境，既有建筑物、山势、河流、花草、树木之实境，还有如影随行的月影、树影、竹影、花影，风声、水声、雨声、鸟鸣之类的意境。贵阳猪鬃厂的建筑物在那个年代算是相当气派和别致的，厂房和职工宿舍全部是砖木结构，十多栋大厂房，每栋长约近百米，宽约10多米，天花板距地面约6米，房梁和立柱都是选用上好的直径约在50公分的大原木。建筑式样是斗拱加挑檐，顶则是中为平脊，前后有檐，左右对墙，红砖青瓦，煞是气派好看。
1950年代贵阳市人口才几十人万人，而水口寺则远离市区，与原贵惠路老厂地处闹市相比这里还相当荒凉，既无学校、医院，也无商业网点。经厂党委研究决定建立小卖部、医务室、子弟学校等配套设施。这时厂里职工已达500人，宿舍区住家户达200来户，家属和子弟有好几百人，原在贵惠路、次南门、湘雅村、大西门等地上学的孩子，因路途太远，只好辍学在家。这些子弟，打小就跟随父辈走南闯北，一些从四川乡下汇集到重庆，又从重庆来到贵阳，另一些则从湖南、湖北、上海等地来到贵阳，或多或少有了一些社会见识。这么上百个娃娃，成天撒野，惹事生非，远近闻名，成了厂领导及职工的心病。于是厂党委叫人事科长李道海到南明区文教科，为子女读书一事求援，希望教育部门能就近安排厂里子女上学。当时正值“大跃进”期间，全国自上而下开展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中心”的教育革命，发动群众大办教育。南明区文教科的同志讲了区里的困难，其实整个南明区那时才有23所公办小学，既缺校舍，也缺老师，希望厂里利用自身条件，响应党的号召，自己办一所工厂的子弟学校。回厂后，李即向党委书记刘振英汇报。经厂党委研究决定立即建立职工子弟学校，任命李道海为校长负责子校的筹备工作。刘振英对李道海说：厂里职工大都是睁眼瞎、大老粗，那是旧社会造成的，新社会我们有条件了，一定要让下一代学到文化，以后念中学、上大学，培养工厂的知识分子，为国家的建设服务。李原是重庆猪鬃厂工人，1950年支援贵州来到贵阳猪鬃厂，因家庭出身贫寒，工作积极肯干，1951年入党，被组织上送到贵阳市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回来后提为人事科副科长，人事科原科长于德和调走后接任科长。李道海识字不多，经过组织培养和自己的努力，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李说话时嗓音干涩、嘶哑，不是像大多数四川人能说会道的，喜好吹牛，而是不善言词，但做起思想工作，却又娓娓道来，一套套的。李上任后即和南明区文教科和相关部门联系，理顺业务关系，物色教师。郭振武、邹学莲、王常珍就是第一批招进的教师，因三人上过中学，文化程度较高，在那个时候算知识分子。音乐、美术、体育课的老师，则从外面聘请代课老师。学校校址设在家属区“红砖乐院”上的半山腰，计有砖木结构平房一栋三间，简易平房两间，共五间，一间作办公室，其余作教室。教室之间有二块梯田型的空地，稍作平整成为操场。校园没有围墙，旁边有许多树木，一到春天，桃花、李花、梨花、樱花绽放出缤纷的花儿，点染几面坡地，煞是好看。北面有几棵高高大挺拔的红椿树，春天发出嫩芽。校园南边伫立着十多株高大挺拔的梓木树，开的花是紫色的，有一圈白边，到了盛夏，树上长出一串串形似茳豆的果实。春天遍山坡的杨槐花，微风吹拂，浓郁馨香，令人心旷神怡。初夏时节，在绿荫掩映下盛开的石榴花，鲜红稠密。一到秋天，映山红、红子在山坡上簇簇绽放，层林尽染。经过一年的筹备，贵阳猪鬃厂子弟学校于1959年3月正式开学，实行六年学制。先期设立的是一、二、三个年级共三个班，即初小，郭振武、邹学莲、王常珍各带一个班。上午3节课，下午2节课，每节课40分钟，每节课后休息10分钟，上午第二节课后是课间操，时间是20分钟。上下课敲的钟是用铁丝穿块废钢铁吊在校办公室前面的树枝上，到点了就有一位老师提把郎头，叮叮当当敲上十几下，通常这项工作多是郭振武老师来做。刚开始设的课程有语文、祘术、体育、唱歌、图画。教材统一按教育部门的规定订购，办学之初选用“十年制中小学实验教材”，接着采用了全国统编的“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从此红岩路上一条叫响水洞的古老沟壑中，在沉寂了千百万年之后，终于传来了朗朗的读书声。职工子女们把课堂上学到的、听到的新知旧闻，又摆给家人听，文化知识在厂区内口口相传。教音乐的男性张老师，是区文教科介绍来的代课老师，他教了学生许多歌曲，如郭沫若作词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我们新中国的少年，我们新少年的先锋”；新疆民歌《亚克西》，歌词是：“对面走来一位老大爷，赶着羊儿去市场”；西北民歌《花儿》，歌词己被学生改成“我吃肉，你喝汤，他来啃骨头”。还有《我爱我的台湾》、《二月里来》等等歌曲。这些歌成天从这些娃娃口中唱出来，是一种新鲜及活力感的表现，厂区和山谷荡漾起阵阵欢乐的气息。
“大跃进”起，贵阳市掀起了小学教育改革的高潮，在多次大小规模的观摩教学和公开教学活动中，推行的常用的教学方法是：讲述法、实物演示法、实验法、参观与观察法。1960年在小学中推行黑山县北关实验学校“集中识字法”。1962年后，开始贯彻“少而精”，的原则，试行启发式教学。随着子校四、五、六年级的开设，“好”字宿舍旁的一栋平房改成二间教室，一年级新生则移到原淀粉车间改为的教室上课。至此贵阳猪鬃厂子校成为完全的小学，课程又增加了作文、历史、自然、手工等，潘运芳等老师调入。
1963年底，省劳动局分配给贵阳猪鬃厂100多名招工指标，厂人事科长潘维洪按厂党委要求，从中选拔了杨素梅、李国珍、殷莉娟、王伟丽、姚士强、张绍珍、杨淑芬、李光焕、朱丽云等有文化、有抱负、责任心强的年轻人到子校任教，加上省外贸局分来的中山大学数学系毕业的方志领、省体工大队退役的窦孝池、随丈夫转业到猪鬃厂的王盛荣、单淑珍，子校一下就增加了十多人，可谓兵强马壮。
我们的第一任班主任是邹学莲老师。关于她的历史现已无法查访，只记得她是兴义人，当时40多岁，丈夫姓苏，已去逝，一人拉扯两个女儿，大女儿在贵阳女中读高中，正在准备高考，小女儿在贵阳十中念初中，生活还是有些艰难。她住在厂职工宿舍“搞”字楼上，我曾去过，约有15平米的一间住房，木地板拖得一尘不染，摆一张床、一张书桌，几只凳子，房间收拾得干净整齐，给人清爽的感觉。邹老师模样富态标致，目光明亮。记得春秋两季，她常穿藏青色的列宁装，夏天则是灰色的短袖衬衣和黑色布鞋，气质洁净而高雅。当她站在我们这群初入学堂的野孩子面前，则又严厉了许多。邹老师教我们语文、祘术两门课。语文从拼音开始，然后是汉字，拼音和汉字都是邹老师用毛笔写在纸片上，再用图钉钉在黑板上，一字一句地教我们。祘术从数字起，再学加、减法。她的认真负责有些执着，在教学上采用的方法是：当天的课当天清，即每天布置的作业必须在课堂上完成，做不完不能回家，她守在旁边，看着你直至做完做对才行。有时放学好久甚至路灯都亮了，她还在给学生听写。二年级下半学期邹学莲老师不教我们了，之后有几年都没有见到她。听说退休回家了。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被揪到厂里“专政”，罪名是“逃亡地主”，同厂里的几十位“走资派、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一道关押在牛棚里，有时看见她出来劳动，面色灰白，眼睛无神，体力不支，完全失去了往日的风才。现在想起那种做法真是作孽，斯文扫地，这么多年教育培养的文明基础，短时间就被打得人仰马翻，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升入三年级的我们迎来了新的班主任——李国珍老师。李老师是我们一生中最值得记取的老师，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引入我走进了文学的宫殿。她说的许多话，尽管几十年过去了，还记得起来，有时恍若昨天。第一次见到李老师时，是我们的第一次作文课上，她缓缓地把三年级作文课的要点作了介绍，语气平和，音色悦耳，细一看，顿觉眼前这位年轻女老师身段苗条，目清眉秀。她在黑板上写出作文题目：“记一次劳动”，并讲了写作要求，然后叫我们写。因为之前我们没有写过作文，都写得不好。针对学生的情况，她陆续给我们推荐了课外文学读物，在讲课中详细分析课文段落和中心思想，她经常说写得好的作文就像凤头、豹尾、猪肚皮，既好看又有内容。还教我们什么叫开门见山，什么叫铺垫、过场、倒叙、插叙等。李老师是1957年考进贵阳九中初中，分在6班，1960年毕业后考上高中，因在困难时期，加上家境贫寒缀学，班主任吴昌泉老师为这样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不能继续深造，感到遗憾。李老师给同学们讲九中创建时期的故事，全校学生到河滨公园挖草坪，搬运到新华路上的九中，然后铺种在大操场上，累得汗流夹背；讲她们到农村参加秋收，“秋老虎”如何暴烈烤人等等。之前我们班也来过一位年轻女教师，脾气刚烈，语言粗暴，同学们吃尽了苦头。而李老师和她相反，脾气温和，心地善良，对学生循循善诱，入情入理。李老师也是教我们唱歌最多的老师，至今还记忆尤新，如《我为祖国献石油》、《烈士墓前》、《我们要和时间赛跑》、《打靶归来》、《劳动最光荣》、《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党》、《歌唱二小放牛郎》、《我们的田野》、《快乐的节日》、《天大地大》、《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每当上音乐课时，李老师要班上力气大的几个同学到办公室抬风琴，然后把抄写在大幅纸上到歌单挂在黑板上，边弹琴边教我们唱，几十年过去了，李老师为人师表的形象还定格在我的记忆深处。1965年为纪念抗战胜利20周年，出版了许多书籍，有《抗日小英雄的故事》、《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她经常读给同学们听。年幼时学到较为扎实的知识，使我一生受益。
姚士强、窦孝池、张绍珍、杨素梅、王盛荣、郭振武等老师也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姚老师当年20来岁，英俊潇洒，多才多艺，喜爱体育，乒乓球、足球、游泳、跳水等技艺很高。他教我们美术、自然，有时也代祘术课、体育课。那时我们年幼无知，调皮玩劣，姚老师给我们上自然课，当讲到重物时，做了个实验，把一支粉笔放在讲桌上，说桌子的腿压弯了，我们看了又看回答说没被压弯，也不相信他的说法。他就耐心给我们解释物理现象和为什么，再介绍《十万个为什么》这套书，使我们慢慢地明白了发生在身边的科学道理。当姚老师看见我们“憨废”扰乱课堂纪律时，多次重复一句话：今天过去了，你的生命就少了一天。你们的任务是学习，如果浪费大好时光，一事无成，以后会后悔的。几十年中我经常都会想起这句话，思忖它更多的意境。窦老师是子校少先队大队部的辅导员，原是省体工队的航海运动员，出身书香门弟，父亲是贵州农学院教授。她那修长的身躯，美丽的容貌，在当时倾倒了许多异性，只要她在厂门口的河中游泳，那优雅而模范的泳姿，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窦老师负责的工作如队日活动、学生思想品德、学区和片区举行的活动等，记得南明区小学文艺会演，1965年贵阳市小学生声援越南抗击美帝侵略的游行、1966年贵阳市的小学生在河滨公园举行泅渡南明河，1965年、1966年国庆节游行等活动，都是她带队。另外学雷锋做好事、学习解放军、全校几百学生的集队、操练以及课间操的示范带操，都是她的份内事情。每天课间操时留声机播放《骑兵进行曲》，窦老师总是站在操场上，等着我们列好队，她示范带操的优美动作，永远定格在我们的记忆中。张绍珍老师带我们班时，已是1968年了，正常情况下我们应该进初中了，因“文革”影响，还滞留在小学。张老师带着我们学习“老三篇”、“再版前言”和报纸上的文章，有时也摆故事给我们听。张老师教学经验丰富，课堂上语言生动，能恰到好处地制造悬念，历来都是教高年级的语文课。她讲课有个特点，先把课文和重要之处先梳理一遍，然后按课文背景、时间、地点、人物、情节，绘声绘色讲解给我们听。这种形象教学法很受学生欢迎。杨素梅是我们的体育老师，当年才17岁，白里透红的脸庞，大大的眼睛，扎两个羊角梳，穿一双白网鞋，充满了活力。杨老师因岁数小，和有些留级生差不了几岁，学生在背后都直呼其名。杨老师田径、乒乓球、羽毛球、游泳都会几下，特别是高台跳水，更是她的喜爱，据说贵阳市许多高台她都去跳过，在老厂旁的解放桥和厂大门口的水口寺河，我们都看见她凌空飞燕的靓影。1965年中国乒乓球队在第28届世乒赛上，由梁丽珍、李赫男、林慧卿、郑敏之组成的中国女队夺得女团冠军，林慧卿、郑敏之夺得女双冠军；庄则栋、张燮林、李富荣夺得男团冠军，庄则栋在男单比赛中夺魁等消息，都是杨素梅老师告诉我们的，同时她还讲解乒乓国手不同的打法和风格。王盛荣老师是成都人，随丈夫从广西某部转业到猪鬃厂的，她代过我们班的语文课。1966年下半年至1967年，学校停课了，成天无所事事，因是邻居，我常去她家，《红旗飘飘》、《星火燎原》、《敌后武工队》、《晋阳秋》、《古城春色》、《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几十种书都是从她家借来看的。“文革”初期她在家里刻蜡板、印传单时，就喊我去帮忙，内容有中央“文革”领导人的讲话，也有揭露某某“走资派的罪行”之类的“文革宣传品”。郭振武老师教我们较晚，听高年级的学长说：郭很刻板，对不听话的学生多“敲壳斎”，即用手指的外关节敲学生头部，但我们都没有被“敲”。郭的古典文学基础扎实，尤其偏爱诗词歌赋。1968年他给我们上语文课，有一篇课文我还能记起，叙述1967年11月19日，江西省驻军某部排长的李文忠，奉命率领全排保护横渡赣江的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当渡船行驶到江心时，突遇风浪而倾覆，他带领全排勇救落水群众，不幸牺牲。李文忠和四排战士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迹在全国产生了强烈反响。郭老师详细地给我们讲解了赣江的发源、流径、地理等知识，还讲到了鄱阳湖及洞庭湖等大江大湖。1974年我曾与郭老师在一起谈论古文观止中的文章，他随口就背诵了韩愈的《师说》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篇，还解释了唐宋八大家。那段时间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文学、历史。郭老师渊博的国学知识，使我受益非浅。
我的任课老师还有杨淑芬、李光焕、殷莉娟、单淑珍等，为工人的子弟能学到文化知识，费尽了心血。他们厚道善良、春风风人的品格不会随时光而流逝，也使我在以后的岁月中渐渐懂得了“师者，传业授道解惑也”的道理。
1959年至1966年上半年的7年间，贵阳猪鬃厂子弟学校对小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前期开展“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教育。1962年后，强调了要以政治教育，特别是阶级斗争教育为主。主要活动有：经常经请苦大仇深的老工人到校作“忆苦思甜”报告，如请老八路郭立嘉（时任贵阳猪鬃厂厂长）、血统工人（出身工人世家）倪国祥、秦远辉等来学校作传统教育和忆苦思甜报告。学校还组织学生参观“阶级教育展览”，举办“工农兵故事会”，看免费放映的《伟大的战士》、《血泪斑斑的罪证》等阶级教育纪录片和幻灯片。1963年，猪鬃厂子弟学校开展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提倡大讲“雷锋故事”，大唱歌颂雷锋的歌曲，大学雷锋精神，大做好人好事。1964年开始，子校响应团市委、市、区教育局的号召，要求小学生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组”，并强调“读毛主席的书，要理论联系实际，要在‘用’字上下功夫”。另外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到厂里参加劳动。1964年“北部湾事件”后，越南战争升级，猪鬃在国际上供不应求，中国土畜产进出口总公司要求各地猪鬃厂增加产量。1966年暑假期间，我们全校学生不放假，在厂里捡干花毛，根据年纪大小每个人都定了指标。那段时间也是我们学生最开心的日子，上午随大人一道上班，中午在河里游泳，然后爬到装猪毛的麻袋包子上睡午觉，醒后再捡点干花毛，一天就在快乐中度过。谁知这竟是我们小学生涯的终结，那年9月1日，按理我们应该升入小学五年级的，但停课了。
“文革”开始后，小学17年的教育工作被全盘否定，学校瘫痪了，老师们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少年先锋队被取消，而代之以“红小兵”组织活动。学生思想品德的标准完全颠倒。把原“三好”学生诬蔑是驯服的“小绵羊”、“修正主义的苗子”。把“尊师爱生”的传统道德观念批判为“师道尊严”。教育内容均围绕“文化大革命”活动开展，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主，完全脱离了学生的思想实际。
1967年厂革委先后派田静莉、张俊希等人到子校负责，但都是走马灯似的。贵阳猪鬃厂原厂党委书记刘振英，继任党委书记尹金生、党委副书记汤玉成等领导都很重视子校的工作，从师资的配备，财力、物资的支持，都要好于一些公办小学。1970年代初期猪鬃厂子学按上级教育部门的要求，还开办了戴帽初中，将1971届、1972届小学毕业生安排在初中班上课，抽调厂内车间的中专生、高中生陶廷枏、陈莲君等来子校教初中。1972年虽然还处在“文革”之中，但各行各业趋于平静，工作逐步正规起来。这时厂党委书记兼厂革委主任尹金生找原一车间书记叶素华谈话，叫她到厂子校去任校长，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把老师团结起来，把学生管好，让他们学到文化知识。叶去子校后，团结和依靠全体老师，把原来有效的作法逐步地恢复起来，理顺了内、外部的关系。子校有了新的起色。南明区教育局也给予了支持，派局教研室龙老师经常来子校给教师们讲课。鉴于当时学生较多，多数年级都是两个班，厂里又调了厂部的贾嘉华及其它部门的周良恩、文春宣、张学英、夏如琳等人到子校任老师，这是子校师生最多的时期。1973年贵阳制革厂子校停办，20多名学生全部转到猪鬃厂子校就读。1975年夏天原疏散下放人员落实政策回厂，没有住处，暂时腾出数间教室安置。开学了他们没有可搬的住房，学生也没有了教室。叶素华校长多次到市、区找有关负责人魏玉桐、李文学、程文公、左冀等反映，要求解决教舍问题。厂党委多次研究后决定重新修一所封闭式的规范小学，地点选在厂门口旁靠制革厂一则的空地上，计划修建3—4层楼房，建筑面积达1500米，还带有一个操场。厂里还派人多次到省、市主管部门批计划、要钱、上项目，但那时还正处于“文革”期间，办事不易，而娃娃又耽误不起，厂党委只能向政府求援。1977年，根据南明区教育局的决定，贵阳猪鬃厂子弟学校停办，学生转水口寺小学就读，桌椅黑板等物也一同送给了水口寺小学。老师则重新分到厂里其它部门。
这所牵动着全厂职工的子校存在了18年，期间就读的工人子弟1200多人，毕业学生近千人。以后他们都在各行各业从事平凡的工作，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从1977年起，子校毕业的学生有数十位考上了大学，圆了工厂、老师和父辈们的梦。光阴荏苒，岁月如歌，当我们再相聚，回忆童年时光时，对子弟学校和老师们都发自内心的赞美。
贵阳猪鬃厂及其子弟学校己经离我们远去，旧址也成为“中天汤豪斯高挡别墅”，物不是人也非。如今子校的老师渐渐老去，久无联系，一打听这几年郭老师、潘老师、周老师、小杨老师等都走了，悲怅之情油然而生。即便还健在的老师也十多年没有见面了，此刻我只有在心里祝福他们晚年建康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