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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书院

坐落在澧县一中院内的范仲淹像，已成为一种精神象征。
一

　　许多读了点人文历史的人都有一种书院情结，喜欢寻访书院遗存，凭吊旧迹，怀古思今，甚或感慨唏嘘，赋诗作文，仿佛不如此便感觉不到自己是个读书人似的。余生也平庸，当然不能免俗。

　　我曾多次行走澧水上下，澧水流域的许多书院陈迹我都去看过，如深柳书院、车渚书院、延光书院、澹津书院、石门书院、道溪书院、天门书院等等，难以尽举。那些书院而今有的已成闹市，有的已成庙宇，有的已是学校，有的已是民居，有的已成荒地，有的甚至变成空阔的湖塘，呈现出岁月的沧桑！但我仿佛总能感觉到它们曾经的辉煌。澧水流域那些我所看到的书院中保存得最完整的当属武陵山脉深处溪口群峦之中的渔浦书院，主体建筑基本完好，山墙、门楹、文昌祠、座楼、讲堂、斋房等构建依旧存留，虽然“子曰诗云”的朗朗书声早已远去，而两排虬劲粗壮的古柏仍傲然挺立，在那荒僻寂寞之地，见证着岁月的苍老。它虽然没有岳麓书院显赫的身世，但也造就了阎真珩、吴恭亨等享誉一方的硕儒名家，这也许是它得以穿过岁月的风雨而遗世独立的原因吧！

　　澧县作为古澧州州治所在地，有着久远、丰富的书院文化遗存。据传在唐代末年，当地人为了纪念晚唐著名诗人李群玉，就在仙眠洲上兴建了文山书院。不过按明人李如圭的记载，元朝初年始兴建文山书院，则是较为明确和可信的史料；同样根据他的记载，在同时期兴建的还有溪东书院。这便是后来闻名遐迩的澧阳书院的前身。在许多史家看来，元朝的建立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是异族文化对汉文化的一次大规模的甚至是彻底的征服，然而，恰恰就是这个时候，澧水流域按二连三地建起了彰显、传承和弘扬汉文化的书院，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文化融合与发展的历史上值得研究的奇特现象！

　　二

　　对于赵绪清先生来说，《澧纪》的重现于世，是一件不期而遇的事情。

　　赵绪清执掌澧县一中已经多年。作为一方名校的校长，他儒雅的外表下有着挚烈的人文情怀。他深知校园文化对于丰富学生的心灵世界、陶冶学生的精神品质、促进学生的素质养成和全面发展有着特殊的作用。他出任澧县一中校长伊始，即着力挖掘学校文化资源，提炼校园文化精神，营造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他当然地把目光投向了校园历史文化内蕴的发掘方面。

　　澧县一中座落在澧阳书院的旧址上。这是一块有着厚重的历史承载的土地。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是州署所在地，名副其实的澧水流域的神经中枢；还曾是朱明皇朝的华阳王府。大革命时期，贺龙曾在这里设立政治军事教导团，培养和造就了许多革命人才。更为难得的是，在校园的东北角，还有传说中北宋名相范仲淹濯笔的洗墨池。1902年开办新式学堂以前，这里一直是澧阳书院的所在地。

　　让澧阳书院最感荣耀的是，陶澍曾在这里主讲三年。那时的陶澍刚届而立之年，少年倜傥，才思飞扬，明经论道，吟诗作赋，意气风发，尽显风流！这短短的三年时间，使澧阳书院有幸与从古代中国向近代中国演进过程中的一位具有巨大影响的重要历史人物的命运联系到了一起。

　　赵绪清先生在整理校园文化史料、筹建校园文化碑廊时，发现明人李如圭写的《溪东书院记》有题无文，如果不能及时找到，将会留下遗憾。接着，他发现了一条线索，即那篇文章可能在明代万历年间澧人高尚志私家编著的州志《澧纪》中载有。他与有关人员找遍县、市、省图书馆，均不能得。后在省图书馆获悉，《澧纪》在上海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各存有一本。他们找到上海图书馆，几经努力，终于把《澧纪》的电子影印文本弄了出来。一本已经消隐300多年的古澧名志终于得以重现于人间。这是一本迄今所发现的编撰年代最早的古澧州州志，也是私家编撰的规制最大、记叙最为完整的古澧州州志，对于研究澧水流域的历史文化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价值。在一次邂逅的场合，我笑着对赵绪清先生说：“即使凭这一件事，您也可以在澧水流域流芳百世！”他沉吟了一下，说：“当时没想那么多，只想千方百计找到那篇文章。”

　　是的，执着于一件小的事情，有时也可以成就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这本身就是历史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之一。当然，这也是澧州书院文化一直延续的精神脉络。

　　三

　　明清时期，兴建书院在澧州蔚成风气。在当地的文化传统中，书院既是神秘的所在，又是高贵的象征；既是人才的摇篮，又是文明的中心。当时澧州士子如同天下士子一样，把清世宗雍正皇帝的上谕牢记于心：“建立书院，择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人之一道也。”澧人方维祺更是简洁明了，直揭主题：“书院者与学校相表里，王化之本、人才之所由出也。”

　　其实，褪去书院神秘的历史外衣，譬喻之，书院更像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力量办学。只不过有的完全由民间兴办，有的则是民办官助，或官办民协。

　　在封建时代，各级官府办有官学，或称学宫、孔庙，履行培养科举人才的职责，是正统的官方教育。而“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封建时代许多人的梦想，为了弥补教育资源的不足，为更多的人开辟一条鲤鱼跳龙门的可能通道，书院便应运而生了。清代澧守藏荣青说得非常清楚：“顾古之立学也，家有塾，党有序，州有庠，国有学，并建不废……书院之设，亦家塾党庠之遗意，与学校相辅而行”。然而，书院虽然是民间办量所办，却几乎是无一例外地皈依了官学的办学传统。他们把办学目标定在科举应试上，把教学内容定在应试所需的儒家经典上，“学者穷经稽古，宜志期远大，争自濯磨”（王宝龙语），惟盼有朝一日黄榜高中，出人头地。官府也对书院实行严格的监督管理，清高宗乾隆皇帝曾明谕：“凡书院山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负笈生徒必选乡里秀异、沈潜学问者肄业其中”。在内外力量的综合作用下，书院终究成为了科举制度的附庸。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可能成为科学理性和自由思想生发地的书院便广泛地盐碱化了，灿烂的现代文明之花终究没能在传统文化的田野里遍地开放。

澧县一中校长赵绪清（左）讲述李如圭《溪东书院记》的寻找过程。

　　然而，作为现代人，我们应当看到，每一种文化存在都有它的价值。书院所推崇的家国情怀、伦理思想和刻苦精神仍有它合理的内核。这也是文化和教育方面的普世价值吧！这些，今天的人们应当继承。■杨孚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