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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四人帮”爪牙的一场斗争
作者：姚克明 发布时间：2002-11-13 13:31:25
作为政法干部，不管在工作中遇到什么情况，都应当坚持实事求是。我结合３０年前参与办理的“邓庆福案件”，讲一点深切体验。
邓庆福是原通县宋庄人民公社翟里村生产大队的副大队长。“邓庆福案件”是“文革”初期闻名全国的大案，是康生、陈伯达唆使关锋和戚本禹制造的一起冤假错案，也是他们诬陷彭真和北京市委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实之一。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至１９６５年５月，关锋、戚本禹等人在翟里村搞“四清”运动。他们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挖出了一个“犯有２１项罪行的漏划富农邓庆福”。关锋亲自动手写了约七万字的《关于反动富农邓庆福问题的综合报告》，报送康生、陈伯达等人。同时，作为《代起诉书》要求北京市政法机关，对邓庆福“重判”。
通县政法机关的同志看了关锋提交的证据材料，认为邓庆福案件事实不清，便提请市领导决定。市委“四清”总团建议由北京市公安局、市高级人民法院派专业人员与关锋指派的人一起对“邓庆福案件”进行一次复查。我是复查的负责人。复查工作于１９６５年６月开始，１９６６年６月结束，完全结案则在１９７３年，历时７年。
接到任务的当天下午，我就到了通县，把参加复查的同志召到一起开会，要求大家先认真看材料，考虑如何复查。关锋指派参加复查的王广宇对我说：“邓庆福案件铁证如山，根本没有复查的必要。”我说：“我还没有看材料，现在还不能讲意见。”
我们复查组顶着重重阻力，经过近两个月的工作，先后共找了３００多人谈活，进行了多次外调，把基本的事实查清了。关锋认定的邓庆福的主要“反革命罪行”，全是莫须有的罪名。而且事实还表明，邓庆福的成份不够富农，不属“漏划”；关锋在“四清”中依靠、重用的邓万田等人不是真正可靠的贫下中农。
１９６５年８月２５日下午２点，我与市高级法院代院长吕岱一起向关锋汇报复查结果。关锋十分不满，说我们复查组“立场有问题”。
我们用了十多天时间进行了回顾与检查，对关锋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回答，报告了北京市委。
９月２７日上午，就“邓庆福案件”的复查结果又向关锋做正式汇报。关锋一脸不高兴，别有用心地说：“叫我看，‘邓庆福案件’经过复查，还是事实不清。”关锋一句话，就把我们的复查工作全盘否定了。
我们决定再次去翟里村，按关锋的“指示”，“发动群众揭发邓庆福”，却遇到关锋扶持提拔的翟里村大队总支部书记邓顷田等人的刁难。
此时，关锋、戚本禹又进了中央文革，并向万里同志（当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告了复查组一状。万里同志要求我们检查一下：走的路线是否有问题；做结论依据的材料是否扎实可靠。我们再一次对我们的工作、调查取得的证据、关锋提出的批评，一一进行了检查。依据铁证，我们一致的结论仍然如前。
１９６６年６月３日，北京市委领导班子改组了，《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北京市委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与此同时，彭、罗、陆、杨被打倒，最高人民法院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市高级法院掌管了领导权，“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开始了！
此后，我遭到关锋、戚本禹的打手们的折磨、批斗，还给我留党察看的处分，并下放通县劳动。但我“痴”心不改，坚持斗争，揭露关锋、戚本禹的险恶用心。做到了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尽到了共产党员、政法干部对党、对国家、对老百姓应尽的责任。
乌云不会永远遮住太阳。我们党总是坚持实事求是的。邓庆福从冤狱中走了出来，我也得到平反，而康生及附庸于他的“爬虫们”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