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人陪 王力宏mp3:沈谦芳：南昌起义决策内幕 张国焘被迫“服从多数”

沈谦芳：南昌起义决策内幕 张国焘被迫“服从多数”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沈谦芳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这个伟大的事件，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标志着党独立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诞生，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南昌，因此成为人民军队的摇篮，赢得了“英雄城”的美誉。一、南昌起义的决策酝酿——1927年春夏，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反动派相继调转枪口，屠杀曾经是革命战友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国顿陷血雨腥风之中。据中共六大所作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革命者达31万人之多，其中共产党员有2.6万多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彻底失败。在国民党反动派要将革命者斩尽杀绝的危急关头，要不要坚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两个根本性的问题。对此,中国共产党以武装起义的实际行动，作出了坚定的回答。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到，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1］1927年7月中旬，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陈独秀在中共中央的领导职务被终止，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等五人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履行中央政治局职权。为应对大革命失败的严峻形势，新组建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在武汉决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民众武装暴动的新政策。随即，派李立三、邓中夏等去江西九江指导工作；派聂荣臻、贺昌、颜昌颐组成前敌军委，聂荣臻为书记，赴九江联络叶挺、贺龙部队，组织革命武装力量。7月24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根据李立三、聂荣臻和瞿秋白等在九江的同志提出的在南昌实行暴动的意见，作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重大决策，并决定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的中共前敌委员会，负责组织和领导南昌起义。鉴于事情之重大，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随即报告了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之所以同意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主要是因为当时所能掌握的部队，已经云集在南昌附近。主要有：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所辖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是由共产党人叶挺指挥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七十五团是以北伐战争时期的叶挺独立团为骨干编成的，第十师第三十团是为共产党所掌握的；第二十军是由接近共产党的贺龙（在起义后南下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指挥的。此外，在南昌城内还有由朱德指挥的受共产党影响的第五方面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的武装等等。这些部队，是党在大革命时期培植和给予重要影响的正规革命武装的主要部分，共计22000余人。而敌军在南昌城内的兵力只有3000余人。两相比较，起义军占有明显优势。所以，在南昌发动起义，会有比较大的胜算。7月26日，周恩来到达九江，随即向正在研究南昌起义各项问题的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传达中央的决定：“对在浔同志意见完全同意。”［2］并明确指出，“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的口号”［3］，把没收大地主土地列为政纲，从而统一了大家的认识；会议决定由邓中夏将起义的详细计划带回武汉报告中央。会后，周恩来指示聂荣臻到九江、南昌之间的马回岭，将第四军第二十四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7月25日至26日，叶挺、贺龙所部依次乘火车沿南浔线到达南昌，完成了南昌起义主力部队的集结。7月27日，周恩来、李立三、澎湃、刘伯承等从九江抵达南昌。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共前敌委员会随即在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周恩来为书记，作为南昌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成立后，立即详细讨论了南昌起义事宜，决定由贺龙任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叶挺任前敌代总指挥，统一指挥部队行动。7月28日，中共江西省委在省立南昌女子师范学校礼堂召开中共党员、共青团员紧急会议，传达中央将在南昌举行一次武装起义的决定，部署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和工会、农会、学联、妇联等群众团体配合起义军行动。正当起义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时，张国焘的到来差点使起义夭折。7月26日，共产国际复电指出：“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4］中共中央分析形势后，认为南昌起义有成功的把握，当天决定派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赴南昌，传达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本来就对起义心存犹豫的张国焘在途经九江时，召集还在九江的恽代英与贺昌、关向应、廖乾吾、高语罕、夏曦等开会，借共产国际措辞模糊的来电，提出需要重新考虑原定的南昌起义计划，并两次给在南昌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发电，指示“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候他到再决定”［5］。张国焘的意见遭到恽代英等的坚决反对。7月30日晨，张国焘、恽代英到达南昌。前委随即召开紧急会议。张国焘继续借助模棱两可的国际来电，坚持其重新考虑起义计划的主张，认为：起义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否则不可发动。又提出：目前形势，应极力拉拢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起义须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也不可动。然而，此时酝酿中的起义已如箭在弦上，断不能推迟，更不可停止，任何的迟疑犹豫都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而试图拉拢革命的敌人参加起义，则无异于自我暴露并自毁起义前途。张国焘的意见被前委会议断然否决。7月31日，得知汪精卫、张发奎等要来南昌，形势更加急转直下，前委再次开会，经过激烈辩论，张国焘被迫“服从多数”，会议决定8月1日凌晨举行起义。二、南昌起义的成功实施——1927年8月1日凌晨，在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部发动南昌起义。起义打得最激烈的战斗是攻打敌军指挥部。贺龙指挥第二十军第一、二团向朱培德第五路军总指挥部发起进攻。由于叛徒事先告密，敌军得以做些准备。战斗一开始，敌人凭借地形优势，用猛烈的火力封锁了起义军进攻的要道——鼓楼。起义军战士在贺龙的亲自指挥下，奋不顾身从民房屋顶爬上鼓楼，占领了制高点，从上往下猛烈射击，把敌人压进了总部院内，起义军战士乘机展开冲锋，经过3小时激战，消灭了敌军警备团，占领了朱培德的总指挥部和省政府。凌晨5时半左右，枪声逐渐由稀疏到零落，最后完全停止。经过4个多小时激烈战斗，共歼敌3000多人，缴枪5000多支，子弹70多万发，还有大炮数门，南昌起义取得了完全胜利。聂荣臻、周士第在南昌附近的马回岭将第二十五师的大部分部队也拉出来参加起义，于8月2日赶到南昌。为了争取和团结国民党中一部分愿意继续革命的人士，揭露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孙中山革命精神的丑恶嘴脸，南昌起义仍使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起义胜利后，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宋庆龄、邓演达（均未到任）、贺龙、周恩来等25人为委员，以宋庆龄、邓演达等7人组成主席团。同时以宋庆龄等人的名义发表《中央委员宣言》。《宣言》痛斥蒋介石、汪精卫等曲解三民主义，背叛国共合作，毁弃三大政策，已经成为孙中山事业的罪人；号召一切革命者以百折不回之勇气，团结一致，继承孙中山遗志，“继续为反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奋斗”［6］。起义部队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下辖第九、十一、二十军共三个军。革命委员会任命贺龙为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叶挺为代前敌总指挥。8月2日下午，南昌市工、农、兵、学、商各界群众隆重集会，举行革命委员会宣誓就职典礼。中央革命委员会虽然打的还是国民党的旗帜，但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汪精卫的武汉政府是完全对立的革命政权。它宣布了一系列的革命政策。在土地问题上，宣布“中国的国民革命，第一使命就是实行土地革命”，“我们此次革命的行动，即是为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问题而奋斗”［7］。关于财政政策，改变了以前军阀的筹款办法，将财政负担从贫苦工农身上转移到地主资产阶级身上，废除苛捐杂税，征集地主的粮食，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和对土豪劣绅罚款。关于劳动保护政策，制定了《劳动保护暂行条例》19条，规定了8小时工作制，工伤赔偿，疾病死亡抚恤，失业保险，童工、女工的保护等。这些政策，虽然由于军事上的很快撤离和失败而没有条件贯彻实施，但抓住了消灭封建势力、实行土地革命这个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在宣传共产党主张、动员和教育人民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8月3日，起义部队按照中共中央在起义前的决定，相继撤离南昌，取道临川、宜黄、广昌，以期南下广东，发动土地革命，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夺取出海口，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重新举行北伐。10月初，起义部队分别在广东三河坝、潮汕地区遭数倍于我的强大敌军围攻之后，一部分转入海丰、陆丰地区与当地农军会合，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的领导下转战闽粤赣湘边。朱德所部在经过赣南整训和湘南暴动后，奔赴井冈山，与毛泽东所部会师，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三、南昌起义的历史功绩——一是开创了中国革命历史的新时期。即由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转向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关于中国革命由大革命时期转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通常以八七会议为转折点。［8］我们认为，这两个革命时期的转换经历了一个过程，即从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民众武装暴动的新政策开始，到八七会议正式确定这一重大决策结束。而南昌起义处在这个过程的中间，是党独立领导的并以“土地革命”相号召的武装暴动，打响的是石破天惊的第一枪，所以我们认为以之为革命新时期的转折点更为合适。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南昌起义，连同随后党发动和领导的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开启了我们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时期，揭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9］二是拉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创建和领导人民军队的序幕。这次起义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第一支革命军队，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1933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通过决议，指出中国工农红军是由南昌起义开始组建的，因此“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规定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10］。这就是“八一”建军节的由来。1949年，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议，中央军委决定在军旗、军徽上以“八一”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标志。199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0周年之际，江泽民同志亲笔为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题词：“军旗升起的地方。”2007年，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称南昌起义是“党独立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诞生的重要标志”［11］。三是锻造了人民军队的杰出将帅。南昌起义诞生了人民军队，许多将士从起义的实践中获得了进行革命武装斗争的经验。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以后漫长的革命征程中百炼成钢，成长为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杰出将帅。前委书记周恩来成长为人民共和国的政务院（国务院）总理。在1955年授衔的开国将帅中，直接参加南昌起义的朱德、刘伯承、贺龙、陈毅、聂荣臻、林彪6人为元帅，粟裕、陈赓、许光达3人为大将，萧克、杨至诚、赵尔陆、周士第为上将，另有中将7位，少将6位。十大元帅中的叶剑英虽未直接参与南昌起义，但在九江参与了南昌起义的策划，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军事负责人之一的叶挺成长为新四军军长，遗憾的是皖南事变后长期被国民党关押，1946年获释后前往延安的途中遇难。这些从南昌起义走来的将帅，与其他应运而生的杰出英才一起共同支撑起人民共和国的大厦。四是培育了伟大的“八一精神”。南昌起义不仅是革命史和建军史上的创举，而且铸造了“听党指挥，敢为人先，百折不挠，为民奋斗”的“八一精神”［12］。“八一精神”中最根本的一条是“听党指挥”。这是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是人民军队优秀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人民军队不朽的军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南昌起义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也是部队历经艰苦、浴血奋战而最终走上正确革命道路的根本保证；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为代表的起义部队指战员，坚决听从党的指挥，是南昌起义部队升华为人民军队的内在动力。“八一精神”随着人民军队的成长而不断丰富，成为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法宝、发展壮大的精神动力。主要参考文献：1、胡锦涛：《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暨全军英雄模范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7年8月2日。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央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3、尹世洪、余伯流、何友良：《伟大的壮举不朽的军魂——纪念南昌起义八十周年》，《人民日报》2007年7月28日。4、罗慧兰：《伟大的壮举 历史的丰碑——纪念八一南昌起义80周年》，《江西日报》2007年7月30日。5、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亲历南昌起义》，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6、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著：《1927-1937：中共中央机关在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注释：［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6页。［2］［3］［5］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亲历南昌起义》，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8、52、48页。［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6］南昌《民国日报》，1927年8月1日。［7］《江西工商时报》，1927年8月3日。［8］比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第304页就是持这个观点。［9］［11］胡锦涛：《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暨全军英雄模范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7年8月2日。［10］《中央政府关于“八一”纪念运动的决议》（1933年7月11日），《红色中华》（1933年7月23日），第九十五期。［12］尹世洪、余伯流、何友良：《伟大的壮举不朽的军魂——纪念南昌起义八十周年》，《人民日报》2007年7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