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格斯服务式办公招聘:杨善洲同志

杨善洲同志先进事迹学习材料(转）

有限的生命投入无限的事业

——领悟杨善洲的事业观

本报记者 姜 洁

　　在很多人看来，退休了就该好好休息了。可杨善洲却在退休后继续为事业奋斗着，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惦记着林场的一草一木，惦记着林场群众的林权证。是怎样的一种事业观，支撑着杨善洲六十年如一日地勤恳工作，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事业中去，视工作如生命？

　　杨善洲的答案很简单：“共产党员就应该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都不能损害人民的利益，要多为老百姓办事。”

　　“喊哑嗓子不如做出样子”

　　许多和杨善洲共事过的干部都有一个深刻的体会：杨善洲干什么工作都喜欢亲力亲为，冲在第一线。他在1975年1月的工作笔记里这样写道：“凡是农田建设上得快的单位，都有一条重要经验：领导上前线，亲自带着干。这是最有效的指挥。正如有的干部说：‘一天讲得磨破嘴，不如自己流汗水’、‘喊哑嗓子不如做出样子’，这个体会很实在。不然的话，指标再先进，口号再好听，领导不下去，也是老和尚念经，自己念给自己听，群众是不感兴趣的。”

　　保山地区纪委原副书记吴发启至今还记得杨善洲买草鞋视察灾情的故事：那是1981年7、8月间，昌宁某乡一座水泥大桥被洪水冲垮。时任地委书记的杨善洲得知消息后，迅速赶到受灾现场。吴发启当时任保山地委办副主任，也跟随杨善洲书记一起到了现场。

　　“到现场察看灾情后，杨善洲转身去了供销社买了双草鞋。乡上的陪同人员和我都很纳闷，他买草鞋干什么？”吴发启告诉记者，“没等我们张口问清楚，书记已经从供销社走了出来，向灾情事发现场赶去。到了现场，他换上草鞋，沿着被洪水冲垮的庄稼地察看农田受灾情况。看着书记在漫过膝盖的水里走，我和乡上的工作人员不敢再在一旁站着，赶紧跟着他一起趟着洪水察看灾情。足足走了两公里，他才停下来，而此时，我们这些穿着胶鞋的随行人员的脚早已经被沙石硌得苦不堪言。”

　　曾任杨善洲秘书的杨兆华想起和杨善洲在35年前那场地震里一起救灾的故事，至今还有点后怕：“1976年龙陵地震以后，杨书记到腾冲指导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一天，刚到一个村委会，水还没来得及喝，几个农民就跑来报告说出事啦，上面有一个小塘坝溃坝了，有母女俩在山坡下种玉米，被泥石流卷走了。听说这个消息以后，老书记拔腿就往出事地点跑，我们也跟在他后面跑。到了一个地方，下面是悬崖，他一脚踩空差点掉下去。我当时在他后面，一把抓住他的皮带。但是他顾不上危险，还是继续往上走，赶着去看灾情。后来我跟他开玩笑说那次要不是我拉你一把，你就成‘烈士’了。”

　　人们都说，越穷的地方越能看到杨善洲，越险的地方越能看到杨善洲，他这辈子一直“不要命地在做事”，身先士卒，永远冲在最前面。因为杨善洲相信，只有这样干工作，群众才能信任你，群众才会拥护你。

　　“干工作不是做给上级看的”

　　保山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张培光至今还记得杨善洲对他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干工作，不是做给上级看的，而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

　　他给记者讲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1985年，中央领导同志来保山视察，提出“增百致富”，杨善洲及时召开会议贯彻落实，成立五个工作组，分别到五县区进行调研，研究如何实现“增百致富”。张培光被派到腾冲组，为了完成增百致富的任务，他把往年没有列入农民收入的那部分列入了增百致富的收入里面。杨善洲知道后，严厉批评了这种做法。他说：“不要凑数字，要实事求是跟老百姓算账，要真正给老百姓带来富裕，要帮助老百姓找到一个致富项目，帮助老百姓发展产业，工作作风要扎实，不要图虚名。”张培光说，这件事对他后来的工作作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保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习超曾与杨善洲共事多年。在他的眼里，杨善洲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共产党人，不图虚名，不要表扬，最关心的是人民群众的切实利益。在1987年地委召开的地县乡三级干部会上，杨善洲说：“领导干部看问题、想问题、做事情都要全面，不要只盯着万元户，也要看到贫困户。我们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不能让困难户掉队，要帮助这些群众。”后来，地委就出台了《保山地区关于加快贫困地区发展的意见》。

　　杨善洲特别注重机关作风建设，反对公文旅行。杨习超记得：“他有一次开会说，最近有些歪风不能继续下去了，地委行署就在一个院子里，门挨着门的，一步路的事情，文件从这里到那里送一下就可以了。但我们的部门之间却老死不相往来，文件都要送到收发室，在那里摆几天，再送到邮电局，在那里又摆几天，最后又回到机关大院。这是衙门作风、官僚主义，必须要改！”在他印象里，那是杨善洲用极少有的严厉口气批评大家，后来这种现象果然得到了有效地遏制。

　　“干任何事首先要赢得民心”

　　熟悉杨善洲工作风格的人都知道，他在保山地委工作期间，推广新技术都喜欢先办样板、树典型，找一个地方搞试验，等成功了再推广，而不是搞大呼隆、一哄而上，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施甸县委宣传部原部长孙中惠告诉记者：“杨善洲书记对我和我们这一代人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工作方法。我1964年毕业后曾在施甸县委宣传组工作。由于50年代末期浮夸风盛行，群众对各级干部指导生产的能力不信任，加上三年困难时期的自然灾害，群众的生产生活比较困难。杨书记在1964年的三级干部会议上说，他要以办样板树典型的工作方法来指导群众、带动群众、影响群众。”

　　孙中惠记得，当时县委在甸阳镇罗街建起了40亩的样板田，引进了“稻麦杂交”和“西南175”两个高产品种。由于试验田靠近城郊的大路边，从栽插一直到收割都做给群众看，现种现割现收现脱粒现场计算产量，甚至架起锅现场煮给农民吃。群众直接感受到这两个新品种在产量、口感上的优越性。通过典型示范，群众打消了疑虑，之后的几年，在保场、董家村、迎将村这两个品种推广种植达上万亩。

　　“这则事深深教育和影响了我后来的工作方法，就是做群众工作首先要赢得民心，要用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事例来教育和影响群众，千万不能乱干硬上、违背民意。几十年来我照着杨书记的这种工作方法去指导工作，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孙中惠说。

　　云南省原副省长黄炳生曾与杨善洲共事多年，他说：“杨善洲跟我讲过一件事，保山要发展蚕桑，但那时候粮食比较困难，尽管补了钱，农民还是不想种，还是把苗丢了，所以首先要让农民接受，不要先补这个补那个，效果不大。这对我之后制定政策有很大的启发。”

　　杨善洲曾说：“群众的任何小事都是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大事，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马虎。”正因如此，他坚持把为人民服务当成自己的毕生事业，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赢得了人民的尊重、爱戴和拥护。

在干事业中追求人生的意义（短评）

姜 洁

　　在采访杨善洲事迹的过程中，这位耄耋老人最深刻地打动我之处，就是他视事业为生命，生命不竭、干事不止的那份执著与坚持。在我看来，他从“不要命地在做事”中获得了满足，他把“为人民服务”当成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最好途径，他以“善良的人做一点善事”的方式追求着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事业。

　　反观当下，有的干部虽然在刚刚走上领导岗位时还充满期待、心怀理想，但在经历了一些磕磕碰碰、困难挫折之后就自暴自弃、踟蹰不前；有的把干工作当成个人升迁积累资本的工具，好大喜功，为了升官不惜大搞“政绩工程”、“面子工程”，为了一己私利而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说到底，这些人在干事业的过程中，丧失了正确的世界观和事业观。

　　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坚定崇高理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尽心尽力干好工作。一个人如果只为自己、为家庭而活着，那么其人生的价值是有限的。只有为国家为社会为民族为集体的利益而奋斗，为了维护、实现和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毫不保留地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这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才是光荣的人生、闪光的人生。杨善洲这面镜子，值得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好好地照一照。我们向杨善洲学习，就是要像他那样在干事业中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化。

共产党员身份永不退休

——探寻杨善洲的人生观

本报记者 姜 洁

　　“是什么支撑着杨善洲以毕生精力坚守共产党员的精神家园？”云南省原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的感人事迹在大江南北传颂的同时，人们禁不住要问。

　　再次探访杨善洲生前的亲朋好友，听他们细数老人生前的一个个故事，不难发现：杨善洲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坚持共产主义人生观，一直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从未改变。

　　“共产党员说话算数，不能糊弄群众”

　　时隔60年之后，施甸县的许多群众依然对当年杨善洲“重病赴会不失约”的故事津津乐道。

　　1951年9月，杨善洲在原保山县西南乡搞土改。一次，他与篱笆寨、甘蔗地的群众约定开会，可到了约定时间，天却下起了大雨，杨善洲又感染了疟疾，高烧不退。同事们劝他让其他同志代为开会。但杨善洲不同意：“我和当地群众已经约好了，不能失信于民！”他叫同事们扶他走了6公里泥烂湿滑的崎岖山路，来到篱笆寨、甘蔗地。

　　“老书记经常说，共产党人说话算数，不能糊弄群众。他这辈子，向来是说到做到！”曾与杨善洲共事多年的施甸县原县委书记杨嘉宾感慨地说。

　　把信守承诺作为共产党员的一个起码标准来要求自己，是杨善洲的人生信条。退休后上大亮山种树，也一样是为了履行诺言。杨善洲曾这么解释自己种树的原因：“在党政机关工作多年，因工作关系没有时间去照顾家乡父老，他们找过多次我也没给他们办一件事。但我答应退休后帮乡亲们办一两件有益的事，许下的承诺就要兑现。至于具体做什么，考察来考察去还是为后代人造林绿化荒山比较现实。”

　　为了这句承诺，杨善洲把自己退休后的22个春秋献给了大亮山，每天起早贪黑，把荒山建成了苍翠的绿洲，不求一分钱的回报。他无怨无悔，因为他早就把“说话算数”四个字深深地刻进了自己的心里，并心甘情愿一辈子奉献不止。

　　“共产党员不要躲在机关里做盆景，要到人民群众中去当雪松”

　　杨善洲有句口头禅：“共产党员不要躲在机关里做盆景，要到人民群众中去当雪松。”给杨善洲当过11年秘书的祝正光印象最深的，就是杨善洲时常和农民群众一起下地干活，“每次下乡，他都把锄头带在身边。那时他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基层，他常说，与农民群众一起劳动是了解基层、了解农民疾苦很重要的方式，和农民在一起了解到的情况最真实。”

　　施甸县委宣传部退休干部孙中惠给记者讲了当地流传很广的“县委书记被当成老农”的故事。1965年的一个早晨，天麻麻亮，一个头戴竹叶帽、脚穿草鞋的矮个子出现在施甸县某人民公社：“请问你们公社的领导在哪里？”

　　见来人一身农民装扮，接待员答：“领导不在！”来人听了没作声，转身下了村子。过了约好的时间，公社领导仍然没见到县委书记。一打听，原来接待员把县委书记当成老农给打发走了！

　　这位县委书记就是杨善洲。因为一直保持着淳朴的农民本色，杨善洲被百姓亲切地唤作“草鞋书记”。保山当时下辖5个县，每个乡、村都留下杨善洲的足迹。

　　“作为共产党员，不能光想自己，要时刻牢记使命”

　　在许多人看来，杨善洲似乎不爱钱，甚至以“贫穷”为荣——

　　从1951年工作到去世前，杨善洲攒下的钱还不足1万元；他拒绝了绿化大亮山应得的高额提成和奖励，还把市里给他的20万奖金捐出了16万，仅留下4万元给老伴养老；一直到2006年前，杨善洲才在老家新盖了一栋砖瓦房。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杨善洲认为自己的使命首先是为人民群众服务，其次才是自己。于是，他在退休后毅然拒绝了搬至昆明安享晚年的邀请，执意回到家乡义务植树造林，每月仅领取70元的生活补助。20多年之后，大亮山80个大山头、180个小山头全部被郁郁葱葱的森林覆盖；大亮山周边共有4个行政村解决了人畜饮水问题，6个行政村解决了公路交通问题，8个行政村解决了生产生活用电问题。在杨善洲的不懈努力下，大亮山的群众们终于过上了致富的好日子！

　　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杨善洲依然对自己的使命念念不忘：“我只是在尽一名党员的职责，只要活着，我就有义务和责任帮群众办实事，共产党员的身份永远不退休。”

追求真正的幸福（短评）

姜 洁

也许在一些忙着追求物质财富的人看来，杨善洲是一个贫穷的人。然而，在杨善洲看来，成为精神上的富翁更重要。因此他一辈子按照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指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虽然生活清贫，却丝毫不影响他成为一个幸福的人，一个伟大的人，一个值得人们永远铭记的人。

　　相比之下，作为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有些物质上很“富有”的人，却并不见得快乐幸福：因为他们在盲目追逐物质财富的过程中，丧失了正确的人生观，把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当作人生信条，为谋一己私利不惜损害他人乃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从而迷失了人生的方向，丧失了做人最基本的道德准则。

　　杨善洲的感人事迹值得每一个活着的人深思，值得每一名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感悟——只有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通过为他人创造幸福，才能使自己得到真正的幸福，才能真正地实现人生价值。 

权力属于党和人民

——解读杨善洲的权力观

本报记者 姜 洁

　　在杨善洲的观念里，领导干部不论在什么岗位，都应该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都应当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常常说：“我手中是有权，但它是党和人民的，它只能老老实实用来办公事，不能用来办私事。”

　　正因为杨善洲有这样的权力观，他一直谨慎用权、廉洁用权、秉公用权，把权力全部用到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上去。

　　“滥用职权最容易伤到老百姓的心”

　　从保山到杨善洲的老家施甸县姚关镇大柳水村有100多公里的路程。在任期间探亲，杨善洲一直坚持自己买公共汽车票坐到施甸县城，然后再徒步回家，从来没有用过一次公车。

　　“老书记总是说，滥用职权对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伤害最大，最容易伤到老百姓的心。”曾任杨善洲秘书的徐德武特地翻出了老人生前的工作笔记，上面赫然写着这么一段话：“共产党人什么困难也不怕，就怕脱离群众、失掉民心。”正因此，杨善洲对自己和亲属的要求特别严格，生怕用错了手中的权力。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搭顺风车。杨善洲经常会让人搭他的顺风车，唯独自己的亲人例外。在他看来，让外人搭车是为人民服务，让亲人搭车就是‘滥用职权’。”保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习超给记者讲了两个对比鲜明的故事——

　　1987年7月的一天，杨善洲带着时任地委农村工作部科长的杨习超去腾冲调研林业、茶业发展情况。天正下着瓢泼大雨，当车开始爬高黎贡山时，看见不远处一个被大雨浇透的老农正挑着担子吃力地上坡。杨善洲赶紧示意司机停车，让杨习超问问老农要去哪里。得知老农刚从潞江坝买粮食回来，要到腾冲上营乡，杨善洲赶紧让杨习超帮老乡把粮食搬上车，一路和老农聊起了农活家常。该下车了，杨习超问老农：“老倌儿，你可知道给你搭车的人是谁？”老农一脸茫然，得知是杨善洲，才恍然大悟：“哦，你就是‘草鞋书记’！真不像个当官的！谢谢啊！”

　　另一个故事是杨善洲的二女儿杨惠兰在保山一中读书时，有个星期天，也是下大雨，父女俩走路到施甸搭车回保山，衣服全淋湿了，就到姚关镇政府躲雨。躲了一阵见雨不停，杨善洲打着雨伞继续往县里走。镇党委书记就给施甸县委办打电话，当时的副主任寸发瑜知情后吩咐驾驶员，先开着车超过父女俩一段路程，然后调转车头开到他俩面前说：“老书记，去施甸吗，正好顺路，上车吧！”杨善洲疑惑地说：“怎么这么巧？”父女俩到了施甸县城，谢绝了司机要继续送他们去保山的好意，坚持乘公共汽车回保山。

　　“一分钱的东西也不能要，这是原则问题”

　　杨善洲认为，贪污腐败是从占便宜、收东西开始的。他给自己定了一条铁律：不占公家的便宜，不收任何人的礼。

　　“一分钱的东西也不能要，这是原则问题。”杨善洲的三女儿杨惠琴至今还记得父亲的话。小时候，有位在甘蔗基地工作的阿姨送了她三棵甘蔗。回家时，被父亲看见了，当得知是别人送的，杨善洲发火了：“赶快送回去，别人的东西一分钱都不能要！”杨惠琴只好哭着把甘蔗送了回去。

　　知道杨善洲脾气的人都不敢给他送东西。给他送礼的人，总是被他毫不留情地骂回去。一次，一位和他关系很好的老部下来看他，带了一小袋玉米面，买了一斤蛋糕和一些香蕉，这些东西在当时不超过10元钱。为了不伤感情，杨善洲没说什么。事后，他托人给老部下捎去了10元钱。

　　不收礼这个规矩，杨善洲一直坚持到了生命最后一刻。在他去世后，家属在讣告上写道：“家父遗言概不收礼，望各位来宾给予谅解。”他用清清白白的一生，生动地诠释了从不以权谋私的坚定原则。

　　“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为人民谋福祉”

　　认识杨善洲的人都知道，他从来不开“后门”。1981年的一天，一位转业干部找到杨善洲，想借着俩人是老相识的情分，请他帮忙分配到城里工作。杨善洲当场就毫不留情地回绝了：“你怎么首先想到的不是工作，而是你个人的私利！”

　　“老书记‘后门’上的那把锁是没有钥匙的，但是他帮助干部群众解决困难的钥匙却揣了一大串！”保山农科所农艺师毕景亮怎么也忘不了，当年他的爱人和两个孩子都在农村，家中比较困难。杨善洲主动过问，在地委常委会议上提出：“像毕景亮这样的科技干部我们要主动关心，尽快解决他的困难。不光是他，也要注意解决其他科技干部的后顾之忧。”

　　曾经多次采访杨善洲先进事迹的云南日报社记者程三娟感慨地说：“从采访中听说的无数个故事里，我发现了好多鲜明的对比：林场先后有三个职工生病，他都毫不吝啬地送他们到大医院去治病，甚至不惜四处借钱给他们做手术，但自己摔伤后却只找了个赤脚医生；他不肯帮自己的家人农转非，却帮好几个山沟里的教师家属办理了农转非……通过这种对比，老人高尚的精神境界一下子凸现在我的面前。”

　　“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为人民谋福祉。”这句话是杨善洲在日记中的心声，更是他为官几十载对自己权力观的最好注解。从他在党旗下庄严宣誓的那一刻开始，他就树立了坚定的信念，认定只要生命不结束，服务人民不停止。他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运用手中权力的唯一准则，把一切奉献给了别人，唯独忘了自己。

谨防权力观“错位”（短评）

姜 洁

　　不久前看到这样一副对联：权为民用，纵然是清风两袖，自当流芳百世传佳话；利予己谋，即便有豪宅千顷，也会遗臭万年殃后人。读后脑子里的第一反应，就觉得这对联是对杨善洲权力观的最好诠释。老人这一辈子从不滥用权力，把为人民服务当作运用权力的唯一准则，因此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爱与拥戴。

　　杨善洲同志对权力观的正确认识和运用，一方面彰显了树立正确权力观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警醒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从事关党的事业的高度，从事关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高度，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千万不能在权力观上出现“错位”，误将公权力当成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应当以杨善洲为榜样，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摆在首位，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这样，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才能更加牢固，党和人民的事业才能不断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