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木实验台:从我亲历的几件事看康生

从我亲历的几件事看康生

2010-12-04 17:50:28|  分类： 江青集团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其实，我并不了解康生的很多情况，只能说是通过工作关系“有所接触”而已。本文我打算写下自己所见所闻的几件事，使大家从不同侧面对康生的真实面目有所了解。

1959年春天，党中央派出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由李雪峰、康生、刘宁一、刘晓等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出席苏联共产党第21届代表大会。我作为随团翻译一同前往。

这次会议期间，代表团下榻莫斯科列宁山政府别墅，分别住在两座楼内。周总理住一座，我随康生、李雪峰等住在另一栋楼里。这就使我有机会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了康生。

当时康生约摸60岁，中等偏瘦身材，戴深度眼镜，留“八”字胡，穿着一套由他本人设计的草绿色竖领中山装，踏一双特制的皮鞋（他脚上有鸡眼，鞋垫上有凹孔来保护鸡眼不受摩擦）。到莫斯科后不久，有一天，康生对我讲：主席有个儿子叫岸青，精神曾受过刺激，现住在莫斯科的一家疗养院。他让我告诉苏方接待人员，请他们通知院方，我们要抽时间去看望岸青。他还要我去中国驻苏大使馆要一些中国的酱油、榨菜、辣椒等物品带上。后来康生又对我讲起毛岸青在杨开慧被杀害后流落上海遭受迫害而致病的情况，并着重说明，1935～1936年间，地下党组织找到了岸英、岸青，设法买了上海去法国的船票，是他专程从苏联到法国马赛港把岸英、岸青兄弟接到莫斯科的。康生讲这番话表示他一贯关心毛泽东的亲人。

这次，他提出要去看望岸青后，我按照他的嘱咐，作了一些准备。记得是在一个周日的早晨，我陪康生一起去莫斯科郊区的一个高干疗养院。从外观上看，这座疗养院可能是沙皇时代的贵族庄园。房屋高耸而庄严，大理石楼梯，房间很大。院长、医生等人在大楼门前等候，陪同我们走进二楼会客室，并向康生简单介绍了岸青的情况。一会儿，岸青进来了，院长、医生稍微寒暄后便都退出去了。剩下来只有康生、岸青和我。

这时康生问：“你还认识我吗？”

“康伯伯，我认识你。”岸青回答。

然后的谈话便是一问一答了，内容大都是一些生活起居情况，岸青主动说话不多，对问题的回答也都很简单。

探望和谈话大约持续了30分钟，准备告辞了。临走的时候，康生问岸青：“有什么话要向家里说吗？”

岸青说：“向爸爸问好，不用惦念，一切都好。”

在回去的路上，康生讲：“这显然是一个高级干部疗养院，条件是很好的。但是还得想办法把岸青接回国内。这里再好毕竟是异国他乡啊！就毛主席现在在国内的地位来讲，岸青回国后会有比在苏联好得多的条件，将来再在医护人员中找个爱人，终身都会有人照顾。”

代表团回北京后，过了一段时间，康生的秘书李鑫告诉我，康生见了江青，对她讲了在莫斯科看望岸青的事，并建议接岸青回国，以便安排更好的治疗。据李鑫讲，康生告诉他，江青听后很激动，把康生去看望岸青的事以及他的建议告诉了毛主席，江青乘机为康生说好话，她对主席说：“你的老战友那么多人去莫斯科，从来没有人去看我们的孩子，还是康生对他好，专门去看望他，还建议将岸青接回来治疗。”后来国内果然派人去莫斯科把岸青接了回来。

我在上世纪90年代曾听国家主席杨尚昆谈到过康生历史上的一些情况。杨尚昆在回忆党的历史时，谈到30年代的王明路线。杨尚昆说：“康生在共产国际时代，在莫斯科积极支持王明。”

他又说：“1937年冬，康生从莫斯科回来以后，摇身一变，把自己说成是反对王明路线的英雄。还对王明进行了揭发，以求取得毛主席的信任。”（据史料记载，1933年7月至1937年11月，康生在莫斯科作为王明的助手，竭力推行王明路线，把王明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说成是体现了党的路线，在莫斯科的中国人中搞了一次要王明当总书记的签名运动，串联一些人向共产国际写请愿书，要求批准王明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杨尚昆还谈到：“1936年到1937年苏联肃反期间，我党留苏干部遭受迫害，康生是有责任的。”“1943年延安整风时，康生搞肃反扩大化，把大批干部打成 叛徒 、 特务 、 内奸 ，很快被党中央发现纠正了，后来，毛主席给大家平反道歉。”杨尚昆接着说：“1947～1948年，康生在晋绥地区搞土改，又搞 左 的一套。毛主席说，康生这个人极左 。在抢救运动中极左 ，现在也没改掉这个毛病。”“后来毛主席派康生去山东工作，建国后也没调他来北京工作。”

建国后，康生长期处于休养状态，未安排到中央工作。为此，康生十分焦虑不安，迫切希望见到毛主席，重新获得毛的理解与信任。

1952年初，毛主席允许他到北京来，住在中南海院的锡福堂。杨尚昆谈到了当时去锡福堂看望康生的情况。杨尚昆说：“我去看望时，康生说，现在身体好多了，唯一的愿望是想见毛主席。我从他那里出来就到毛主席住所菊香书屋，向毛主席报告说，康生回来了，他说很想见你。主席放下手中的工作，同我一起到锡福堂。康生一见到毛主席，喜出望外，紧紧握住主席的手说： 主席这么忙还来看我！ 主席问他，现在身体怎样？康生说现在好多了。主席说： 你还是好好养病吧，等身体好了再出来工作。 说完主席就走了。这时，康生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连声说道： 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呀！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才好！ ”

杨尚昆说：“ 文革中康生整我凶得很，难道这就是他的感谢吗？”

康生回到北京后，虽然在中共“八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七大”时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但没有实质性的重要工作安排。

1958年，他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还没有进入权力核心。

利用反修斗争　取得毛泽东信任

1960年2月4日，苏联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邀请中国参加。中共中央决定派康生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代表团成员有伍修权和我国驻苏大使刘晓，我是随团的翻译。这是我第二次与康生接触。

赫鲁晓夫召开这次政治协商会议，是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致支持苏联在裁军、禁止核试验上的主张；支持苏联同美、英、法举行首脑会议。我代表团出国前，由外交部、中联部起草了康生在会议上的讲话稿，并报经中央批准。这份讲话稿实际上同赫鲁晓夫唱了反调，强调帝国主义本性不会改变，战争危险仍然存在，裁军目前是不可能实现的。

讲话郑重声明，由于帝国主义在国际关系中排斥中国，任何没有中国参加和正式签字的裁军协议，对我国都没有约束力。根据当时国内的安排，代表团出发前，康生的讲话稿已交给新华社，准备康生在会议上宣读后，便通知新华社公开发表。

但是，2月5日，莫斯科会议开始时，却通过了一个决定：会议除《宣言》外任何文件和发言一概不对外发表。可是，由于时差的关系，康生在会议上的讲话，已经在2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这就违背了大会的规定。再加上康生讲话的内容又同赫鲁晓夫唱反调，从而引起赫鲁晓夫极大的不满，以致在后来中苏两党代表会谈和国际共运的会议上，赫鲁晓夫多次抓住这一事件来反对中共。

这个政治协商会议开了一天半，第二天结束。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乔治大厅举行招待会，各国首脑都参加了。赫鲁晓夫在酒会上，不指名地攻击毛主席、中国共产党，指责有人口头上提“以苏联为首”，实际上却拆苏联的台。招待会的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波斯别洛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苏共中央大楼会见了中国代表团康生、伍修权和刘晓，宣读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口头通知。通知中对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进行指责，说中共的对外政策是冒险主义，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挑起了中印边界冲突；对内执行的是主观唯心论，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搞什么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等；指责中国代表团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的发言违背共同制定的路线等等。当时，康生、伍修权对苏共的指责给予了有力驳斥，指出昨天赫鲁晓夫不指名地攻击毛泽东同志，而今天又公然以口头通知的形式直接指名道姓地反对毛泽东同志和我党中央，这是破坏苏中关系的严重步骤。康生几次讲：“你们反对毛泽东同志是没有好下场的。”

现在看来，当时康生对苏共进行反驳是必要的，但康生同时也显然是为了回国后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时，表明他是如何捍卫毛主席的。这样做就为他重新取得毛主席的信任，并重返党的权力中心开辟了道路。

1960年2月22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对中共的攻击。中央导同志认为，赫鲁晓夫在这次会上的表现，以及他后来采取的行动，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说明他为了追求同西方达成妥协，就以反对中国来讨好西方。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期间，发表纪念列宁的文章，从正面阐明列宁的观点，批判苏共领导对列宁观点的歪曲和篡改。这就是同年4月陆续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

从那时起，康生就一直参与中央有关对苏方针政策的决策，参加中共与苏共之间所有的会谈。如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9月的中苏两党会谈，10月的莫斯科会议起草委员会，11、12月的莫斯科会议等。特别是中苏公开论战后的“反修”文章、文件的起草，都是在康生参与下进行的。

因此我认为，康生作为中国政府的观察员出席1960年2月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以及他同苏共领导人的论战，奠定了他以后参加中共中央对苏政策的决策，以及处理中苏关系中“重大事件”的基础。从此以后，康生越来越取得毛主席的信任。或者说，在和苏联领导人争论一步一步升级的过程中，康生在中央的地位也一步一步地得到巩固和加强。对外，他是靠“反修斗争”尖锐化、与苏共争论尖锐化而得势；对内，他是在毛主席阶级斗争论越来越强化的形势下，是在主席“左”的倾向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竭力迎合毛主席的“左”的思想路线，所以越来越得到毛主席的信任。同时，也应当看到，康生的极左对毛主席晚年的“左”倾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排斥王稼祥 控制中联部

在中苏关系逐步恶化的过程中，康生总是利用一切机会排斥和打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借以加强他在中央的地位。王稼祥早就识破了康生的极左思想，对他一直存有戒心，曾对中联部的有关副部长表示，无论如何不能让康生插手中联部的工作。

1960～1961年，当王稼祥得知农村缺粮非常严重，许多地方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后，心情非常沉重。他几次把我叫去，先是让我们翻译组查阅苏联历史文献和报刊，看看苏联当年的农业公社是如何垮台的，新经济政策是如何贯彻的；后来又让我们收集有关苏联农业集体化在遇到挫折时是如何克服经济困难的材料。我们先后给他送过几批材料，记得最清楚的是一批关于苏联农业中推行承包制的材料。主要内容是苏共中央主管农业的书记安德烈耶夫在一些地区推广承包责任制，效果不错。

认为这种做法违反了集体化原则，批评了安德烈耶夫，并撤销了他的领导职务。

王稼祥看到这个材料后对我说，承包责任制可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类似中国农民的包产到户。他表示，我们应当集中力量克服当前的困难，内忧已不少，不要再引起外患，在国际上应当采取缓和的政策。

1962年2月王稼祥经过反复思考，决定就我国的对外政策问题，向中央提出一些建议。他考虑到自己的意见已超过中联部的工作范围，因此就采取了个人写信的方式，向主管外事工作的周恩来、

邓小平、陈毅三位领导同志写信，详细陈述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这封信的基本精神是：我们应当集中力量克服目前国内的经济困难，在对外政策上应采取缓和的方针。对美国要采取革命的两手策略，要缓和；对苏联要斗得有理有利有节，要缓和；对印度等民族主义国家，也要缓和。在国内经济困难的形势下，我国的对外援助应当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刘少奇先后看了这封信，都没有表示不同意；毛主席看了这封信，也没有认为信中有什么问题。

但是，1962年世界裁军大会上发生的一件事，却让康生抓到了攻击王稼祥的机会。

1962年7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召开世界裁军大会。中国派出以茅盾为团长、康永和为副团长、王力为党组负责人的代表团出席会议。我作为工作人员也参加了代表团的工作。代表团出发前，在王稼祥的主持下，制定了代表团的活动方针，集体讨论起草了代表团团长的讲话稿，阐述了中国对争取裁军、保卫世界和平的看法。抵达莫斯科后，中国代表团团长茅盾在大会上发了言，代表团的同志们分别参加了各小组委员会的会议，王力参加了主要文件的起草工作，活动进展比较顺利。但是，代表团回京后，却收到一份电报，说有几个非洲国家代表对中国代表团这次的表现不满意，认为中国代表的发言中没有大反美帝国主义，又认为中国代表团的同志一反过去参加类似国际会议的一贯作风，很少同非洲的积极分子交换意见。

毛主席看到这份电报后批评代表团的做法是“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这一下，康生认为机会来了，到处煽风点火，说中国代表团的“错误”是王稼祥按照他2月份给周恩来总理等写的那封信上提出的对外政策引起的。他鼓动刘宁一到毛主席那里去告王稼祥的状。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了刘宁一。刘宁一向毛主席历数了王稼祥在那封信上以及其他文件中的所谓的“错误观点”和中国代表团在裁军大会上的“错误”。毛主席听后掰着手指头说，这是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要和，对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要和，对以印度为首的各国反动派要和，这叫“三和”，对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运动的援助要少。

在1962年8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把对外政策中的“三和一少”和国内政策中的“三自一包”联系起来，认为“党内出现了新的右倾思想”。康生在会上积极活动，除批判王稼祥的“三和一少”外，还就《刘志丹》这本小说的出版递条子给毛主席，说这是利用小说1980进行反党。又从《刘志丹》小说株连到习仲勋，并把习仲勋同死去多年的高岗拴在一起。中央成立了专案组对他们进行审查，并指定康生为专案组组长。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更把“三和一少”上纲为“三降一灭”加以批判，并把它写入党的九大政治报告中。

在1962年9月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就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了，随后中央决定由他分管中央联络部的工作。由于对“三和一少”的批判，王稼祥不能继续工作，以养病为名，彻底靠边站了。

打倒知情人 重掌社会部

康生1937年从莫斯科回国后，曾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部长。后因他在许多工作中搞“左”的一套，中央把他调离社会部。1948年，中央任命李克农为中央社会部部长。

建国后，中央社会部改为中央调查部，主要由周恩来和杨尚昆领导。康生对他当年被调离中央社会部并不甘心，但不敢违抗。1956年中共八大后，中央虽恢复了康生的工作，但一直没有实质性的重要工作安排。那几年康生一直想过问中央调查部的工作，但无论是早期的部长李克农，还是后来的部长孔原都不希望康生来插手调查部的工作，因此他无从下手。康生常发牢骚说，现在“我同中央调查部的关系就是 书报简讯 的关系”。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认为机会

到了。他利用“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职权，首先指使造反派打倒了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因为孔原30年代曾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最了解康生在共产国际工作时期紧跟王明、带头呼喊“王明同志万岁”那段历史。

在孔原靠边站后，康生接着就把矛头指向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邹大鹏。邹大鹏曾经领导过东北的情报工作，也知道一些30年代王明和康生联名从莫斯科向东北地下党发去《王康指示》的事。凡是手中握有《王康指示》或了解《王康指示》情况的人，康生都认为是他的心腹之患。康生为了扫除通向中央调查部道路上的障碍，也为了除掉邹大鹏这个心腹之患，就编造党内有一个所谓“东北反革命叛徒集团高老庄”（指东北元老高崇民是该集团的领导人），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包括邹大鹏在内的东北老同志，硬说邹大鹏是这个集团的重要成员。他指使造反派对邹大鹏进行大会批斗之后，又亲自在深夜打电话给邹大鹏，追问他的“历史问题”，追问他同“东北反革命叛徒集团”的关系。邹大鹏不堪忍受康生强加给他的奇耻大辱，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夫妇双双自杀身亡。1968年，康生如愿以偿，取代周恩来，实际上主管了中央调查部的工作。有关调查部的业务、运动、干部任免等重大问题都必须向他请示汇报。

1968年2月4日，康生向中央调查部发出了一个被造反派称之为“康老二四指示”的文件，这个指示除全面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调查部在周恩来领导下进行的工作外，还点了何长谦等一批骨干的名，说他们是坏人。何长谦同志是混血儿，其外貌酷似“洋人”。40年代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有关部门利用他的相貌特征，派他去沦陷区进行地下工作。长谦奉命潜入北平，建立情报网，收集了大量有关日本和敌伪政权的情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解放战争期间，他又奉命到南京开展地下工作。他收集到南京解放前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南京及其周边地区安插的潜伏特务的名单，对南京解放后一举粉碎潜伏的国民党特务网立了大功。长谦同志精通俄文、英文、日文等多国文字，是我们翻译界的权威。我们翻译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之间的来往信件、论战文章和毛主席著作过程中，他都积极参与，负责定稿，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文革”中被康生点名后，造反派给何长谦编造了“八国特务”的罪名，把他抓进秦城监狱，关押多年，于1974年夏死于狱中，生前没有能够看到为自己平反昭雪的公正结论。粉碎“四人帮”后，何长谦的弟弟何长青为其兄写了申诉材料，我设法将这份申诉材料转呈给邓小平同志办公室。不久获悉，组织上已为长谦同志做出了平反昭雪的决定，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长谦举行了悼念仪式。长谦夫人的冤案也得到平反，获得了自由。

草菅人命的“迫害狂”

有人说，康生患有“迫害狂”，最喜欢整人。在国外，人们常把他称为“中国的贝利亚”。康生的“迫害狂”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要迫害的大体上是两类人：

第一类，根据政治气候的变化来整人。后来发展到根据江青的意愿来整人，江青要整谁他就整谁。只要江青说某人是坏人，他就连夜找材料，第二天就能证明某人不是“叛徒”就是“特务”。

“文革”前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际问题专家姚臻，从1960年开始就在康生领导下的写作班子里工作，勤勤恳恳，同康生朝夕相处，做了大量工作。“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有人贴了姚臻的几张大字报，康生立即把姚臻抛了出来，并污蔑姚臻是彭真“专门派来监视我的特务”。康生又让他的秘书到中宣部的一个会议上宣布对姚臻的诬陷，把姚臻逼得当天晚上就含冤自杀了。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有关古今中外“政变经”的讲话。康生紧密配合，于1966年7月捕风捉影地大讲所谓彭真策划了“二月兵变”，并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致使许多人受到牵连，遭到迫害。

1968年，康生和江青一起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大搞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务”。1968年9月17日康生在写给江青的信中给刘少奇戴上“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卖国贼、大汉奸”等大帽子，并由此推断说：“我觉得他这样早、这样久地作潜伏的内奸活动，似乎很早就受到帝国主义的特务训练。”由此可见康生是如何丧心病狂地诬陷、迫害刘少奇同志的。

第二类是那些知道康生底细的老干部。康生心胸狭窄，生性多疑。他总怕那些知道自己底细的人有朝一日会向毛主席告他的状，揭发他干过的坏事。于是，他一朝大权在握，便对那些和他共过事的，或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知情人狠下毒手。除前面已提到的孔原、邹大鹏外，还有王世英、李士英、陈刚、赵健民、冯仲云、师哲以及他从前的几任秘书等人，都遭到他的严重迫害。还有那些同他本人、他的妻子曹轶欧以及曹轶欧的妹妹苏枚结下过恩恩怨怨的人，也难逃脱受迫害的命运。我在这里只举一个有关苏枚的案例，来说明康生的“迫害狂”已发展到何种地步。

2002年年底，我因患重病肌无力症在北京医院住院治疗期间，结识了著名的王新德、郑剑晖等医学教授。王老曾多次给毛主席看病，主席病重期间一直守护在毛主席病榻边参加抢救工作。

在同王老以及其他几位教授闲谈中，我获悉康生在“文革”期间迫害医务人员的骇人听闻的事件。这就是所谓的“苏枚谋害案”。据资料记载，苏枚是曹轶欧的妹妹，原任中央政法干校政治部副主任，历史上曾被捕过。出狱后经康生给她恢复了党籍。“文革”初期，正当红卫兵到处“揪叛徒”时，苏枚突然服安眠药自杀。康生、曹轶欧硬说这是“反革命谋杀”，责令公安部门和政法干校追查谋杀的凶手。1968年1月，康、曹听说政法干校有人调查苏枚的历史问题，又指使谢富治等人，以“谋杀苏枚的嫌疑”和“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将该校副校长石磊等7人拘捕起来，还有50多人被隔离审查和受到批斗，其中逼死一人，逼疯四人。

此案为何又牵连到北京医院的医务人员呢？据王新德介绍，苏枚在政法干校突然昏迷后，学校领导打电话给北京医院值班室，请他们派人来抢救。正在值班的内科大夫顾惜春急忙赶到政法干校，对苏枚进行抢救，后又把她接回北京医院急救室，请医院的专家，包括王新德教授在内，继续进行抢救，经抢救无效身亡。据专家们分析，不排除服安眠药自杀的可能性。最后经解剖，发现死者的胃里有大量的安眠药片，确诊为服安眠药中毒。康生见到诊断报告后蛮不讲理地“批示”说，“苏枚是 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她不可能自杀。她胃里的安眠药片肯定是解剖时放进去的”，并勒令查办。这一下子，顾惜春大夫等十多名医务人员竟被捕入狱，无辜坐牢达六年之久。王新德教授由于当时是临时被邀请去参加会诊的专家，会诊完说了诊断和治疗意见就离开了，这才逃脱了一劫。

由此案可见，康生这个“迫害狂”在“文革”中是如何草菅人命、为所欲为了！

迎取刘少奇主席骨灰

今年（2004年 编者注）是刘少奇同志在“文革”中蒙冤辞世35周年。在中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人们仍然怀念刘少奇同志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人民建树的功绩。我也回忆起24年前，参加到河南省郑州市迎取刘少奇同志骨灰工作的一些情节。当时拍摄的一些照片，20多年来从未公开发表，现在公之于众，作为对少奇同志逝世35周年的纪念。

1980年2月下旬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重要议程之一是为“文革”最大冤案的刘少奇主席平反昭雪，撤销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所有罪名以及将其“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的错误决议，还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来面目。邓小平同志对会议的评价是，会议开得非常好，而且一次比一次好，真正做到了畅所欲言。这次全会恢复设立书记处，当选为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认为，五中全会内容不比三中全会少，在国内外反应很大很强烈，其意义不低于前两次全会。

五中全会公报公布：“在适当时间为刘少奇同志举行追悼会。”中央最初决定在4月15日举行追悼会，并成立治丧委员会进行筹备工作。后因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前往南斯拉夫参加铁托总统的葬礼，而将刘少奇同志的追悼会推迟到4月17日举行。

刘少奇同志从1969年10月17日晚7时许，于病中被用伊尔 14型3284号专机运离北京，晚9时30分左右到达河南省开封市关押，至1969年11月12日6时45分含恨因病辞世，距离开北京仅27天。11月13日夜12时，刘少奇的遗体在开封市火葬场火化。

据护送刘少奇前往开封并最终在开封火葬场观察遗体火化情况的刘少奇主席原卫士长李太和同志的记述，刘少奇于1969年10月17日晚7时23分被用担架抬离中南海福禄居，从北京西郊机场用飞机空运到河南，晚9点30分在开封机场降落，即被送入监护地点。李太和一行于11月8日奉专案组之命全部撤回北京。刚回北京不久，李太和即于11月12日夜得知刘少奇已去世的噩耗，又于11月13日凌晨赶往开封。李太和亲手为刘少奇的遗体剪去乱发和胡须，并为遗体穿好衣服和鞋子，于当夜1950送至开封火葬场火化。当时为了保密，选定在夜间火化，并且谎称被火化的遗体是一名“烈性传染病患者”，火葬场由军人予以警戒和封锁，

只留下了两名火化工人。火化手续由北京赶来的专案组人员办理，对死者则填写了“刘卫黄”这个刘少奇少年时曾经用过却不为外界所知的名字。火化后，刘少奇的骨灰被放在一个普通的木质骨灰盒里，由北京来的人交费后寄放在开封火葬场骨灰存放室。后被长期搁置在骨灰陈列室第124号框格里。

造成十年内乱的“文革”结束后，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1979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很快，中央组织部首先对王光美同志作出结论：“王光美同志政治历史清楚，没有问题。”同年6月，王光美同志被增补为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当年11月，联合复查组经过核查，证明强加给刘少奇同志的所有罪名都是诬陷不实之辞。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派员到河南，调查了解刘少奇被武装监护、惨死在开封的情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兼河南省委“两案”审理小组组长的赵文甫，在1979年3月5日，派人秘密前往开封，取回了刘少奇的骨灰盒。为防止意外，他把骨灰盒暂时存放在自己办公室的铁皮保险柜里，并只让少数几位省委领导知道了这个情况。

追悼会前，需将刘少奇同志的骨灰迎回北京。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专门研究并批准了中共中央组织部报送的《关于刘少奇同志骨灰从郑州迎回北京的请示报告》，知会治丧委员会办公室办理。治丧委员会决定由王首道、刘澜涛等同志陪同王光美同志及子女前往郑州迎取骨灰。但当时中央决定，迎送骨灰的活动不在中央媒体上作公开报道，北京组织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人员随迎取骨灰的专机到郑州，尽可能多地积累资料，将镜头拍足。河南省的报社、电台、电视台等，可对有关活动作地方新闻予以报道。由于当时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和第二书记胡立教都有事不在省内，所以在河南的活动，只有省委第三书记兼省长刘杰和省委书记戴苏理、乔明甫、赵文甫等参加。河南省委对此事极为重视，几次开会研究，确定由赵文甫书记具体负责。

1980年5月13日上午，王首道、刘澜涛等同志陪同王光美同志及子女乘三叉戟专机飞抵郑州，下榻于郑州市的中州宾馆。他们一行进入宾馆，即被人们认出，住宿在中州宾馆的一些外国宾客，也纷纷索要白花，希望能参加悼念活动。

当天下午，王光美等由赵文甫书记和河南省副省长史毅陪同前往开封。他们首先到开封市火葬场，在那里翻阅了当年的火化记录和骨灰存放登记簿，王光美同志与当时参加火化的两名工人作了简短的交谈，询问了有关情况，然后即到刘少奇被关押的地方参观。

刘少奇同志被关押的地方是原开封市政府院内一栋三层的老式楼房。这里解放前是开封银行及其金库，所以修得非常坚固，院落也不大。由于墙高房固，院落封闭，且只有一条安装了铁门的通道可以进出，符合易于保密的要求，因此选定在此，把少奇同志关押在一楼的一间斗室。这是一个套房的里间，面积只有十几平方米，屋中央摆放一个单人木床，唯一可透光亮的窗户竖着铁栅，窗前有一张旧木桌，两把椅子，此外别无他物，少奇同志在此只住了27天就溘然辞世。少奇同志死后，为等北京的指示和来人，其遗体被放在一具帆布担架上，停放在同院原金库的小房中达两天一夜，然后才在13日夜间火化。在那间空空如也、屋长不及身长的类似过道的小金库中，当时只好斜着摆放那具担架。

关押少奇同志的房间按当时原物原样陈设，王光美同志及子女刘爱琴、刘平平、刘源、刘亭亭等人进入小屋，看到房里的状况，以及少奇同志最后用过的简陋器物，睹物思人，再也控制不住心情的激荡而潸然泪下。刘平平、刘亭亭扑倒在床上，抱着少奇同志病逝时的枕头，哭喊着：“爸爸，爸爸。”闻者观者，无不为之心酸泪下。王光美同志抑制心中的悲愤，大声地劝慰：“孩子们，坚强些。”

关押少奇同志的院落应该有着太过沉重的记忆，因为不仅刘少奇同志在此蒙冤辞世，以后，就在这个小院的二层楼，还关押过以“战备疏散”名义转送到开封的徐向前元帅。王光美同志一行离开时，很多开封市民风闻消息，汇聚拢来，形成了自发的夹道迎送，他们向着车内的王光美同志热情地鼓掌，表达发自内心的深切慰问。

5月14日上午，在郑州人民会堂第一休息室更换刘少奇同志的骨灰盒。乔明甫、赵文甫两位书记将新旧两个骨灰盒送到休息室。旧的骨灰盒个小且普通，盒上没有照片，放照片处嵌着写有“刘卫黄”三字的纸签。盒内的骨灰袋为红色绸质，袋上还印有“移风易俗”四个字。新的骨灰盒大一些，做工相当精致，正面居中镶嵌着少奇同志的半身标准相，准备好的新骨灰袋是洁白的缎子所制。

8时30分，治丧委员会办公室的王首道、刘澜涛及河南省委书记刘杰、戴苏理、乔明甫、赵文甫等同志，陪同王光美同志和子女刘爱琴、刘平平、刘源、刘亭亭步入休息室，在屋子中央白布铺围的长台前肃立默哀。然后，刘杰同志打开旧骨灰盒，取出骨灰袋交给王光美同志。她沉痛地抱着骨灰袋，长时间地将脸偎依在骨灰袋上，又一次流下心酸的泪水，静谧的房间内，随之响起一片啜泣声。接着，刘杰同志把套上新袋子的骨灰袋放入新骨灰盒，刘源把骨灰盒盖好。在肃穆凝重的气氛中，刘杰同志将骨灰盒捧入骨灰迎送仪式的会场。换盒后，旧的骨灰盒亦带回北京，交由中国历史博物馆保存。

午后1时30分，正式的骨灰迎送仪式在郑州人民会堂举行。礼堂内悬挂的横幅上写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永垂不朽”；舞台正中悬挂着刘少奇同志的遗像；遗像下是党旗覆盖的骨灰盒；骨灰盒前摆放着一个花圈，花圈洁白的缎带上写着：“献给敬爱的少奇同志”，“光美率妙秀、爱琴、平平、源源、亭亭、潇潇”；会场内外，还摆放着治丧委员会及河南省党政军各部门敬献的花圈共153个。

仪式由河南省委书记戴苏理主持，河南省委书记兼省长刘杰同志讲话，参加仪式的有河南省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及郑州市、开封市的领导共1500多人。王光美同志即席致辞，她简略回顾了刘少奇同志于民主革命时期两次在河南工作和新中国成立后多次到河南的情况。她说，少奇同志热爱河南人民，河南人民也培育了少奇同志。骨灰迎送仪式和河南人民怀念少奇同志的深厚感情表明，少奇同志活在河南人民和全国人民心中。

骨灰迎送仪式在凄婉低回的哀乐声中结束后，即起运少奇同志的骨灰。刘杰等河南省委的负责人分别将骨灰盒、少奇同志遗像、花圈交给家属。刘源手捧党旗覆盖的骨灰盒，王光美同志手捧鲜花陪伴，走在队列的最前边，接着是刘爱琴捧护着少奇同志的遗像，然后是刘平平、刘亭亭两人抬着花圈，缓缓步出会场。

王光美同志和子女及陪送骨灰到北京的河南省委书记刘杰、赵文甫登上灵车。这是一辆大轿车，车身披着黑纱，车前悬挂着刘少奇同志的遗像和黑白两色的花球。车内素白洁净，前部安放了一个素纱缠裹的台子供奉骨灰盒。灵车由七辆摩托车护卫，驾车的警察臂缠黑纱，摩托车上也悬挂着白色的花球。从人民会堂至郑州机场的路上，两万多郑州市民肃立默哀，夹道送行。

午后3时，治丧办公室同志陪同王光美同志等家属，护送刘少奇同志的骨灰飞离郑州，返回北京。彭真、薄一波同志等数百人在北京西郊机场迎接，并一同将少奇同志的骨灰迎送安放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那是国家主席刘少奇生前办公和会见外宾的主要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