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天使 电视剧 哪能看:记五四运动前后北京若干团体

　　五四运动前后到北伐战争前，北京各阶层纷纷组织各种团体，开展活动。我亦参加了一些团体，现将当时的一部分团体组织及其活动，分别略述于下。见闻有限，遗漏必多，且难免误述，请予指正。

　　新潮社九一八年下半年开始酝酿，成立于一九一九年上半年。成员以北京大学学生为中心。发起人为傅斯年、罗家伦、汪敬熙、康白情、冯友兰、江绍原、段锡朋、毛子水等。发行《新潮》月刊，《新潮》(英文名称是Renaissence,即“文艺复兴”之意)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口号，与当时的《新青年》杂志相呼应，对新文化运动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新潮社基本上是中间偏右的，特别在五四以后，在胡适的影响下，公开向右转了。他们的一部分人在五四后取得官费(如傅斯年)或资费到外国 留学(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家和上海纱厂穆藕初等，先后资送段锡朋、康白情、罗家伦等留学英美)，傅斯年、段锡明、罗家伦等回国后，投靠四大家族的蒋、陈，成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鹰犬。

　　少年中国学会 是各大学一部分学生、教授在一九一八年六月三十日发起的，发起人为李大钊、王光祈、陈愚生、曾琦、雷宝华、孟寿椿、康白情、邓中夏(仲懈)、田汉、宗白华、袁同礼、徐彦之、左舜生、周佛海、周炳琳、许德珩等，于一九一九年七月一日在北京宣武门内回回营二号陈愚生宅内开成立大会，由王光祈为会议主席，议诀“本学会宗旨：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在发起时所拟宗旨是“本学会以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精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为宗旨。”)并由大会选举王光祈、陈愚生为执行部正副主任，曾琦为评议部主任，左舜生、宗之(木魁)、雷宝华、易克嶷为评议员；选举李大钊、徐彦之、黄日葵、康白情、陈愚生、袁同礼、孟寿椿、苏甲荣、王光祈为编辑员，并互选李大钊为编辑部主任，编印《少年中国》月刊，编辑副主任是康白情。是年十月九日，“少中”总会在北京嵩祝寺八号开会，选举执行部各股职员，总务股主任由执行部主任王光祈兼，会计股主任孟寿椿，交际股主任黄日葵，庶务股主任邓中夏，交际股主任徐彦之。

　　在大会成立时，“少中”会员如下： 毛泽东、王光祈(润屿)、王克仁(鲁达)、王德熙、方(王旬)(东美)、左学训(舜生)、田汉(寿昌)、朱镜宙、李诚、李璜(幼椿)、李(吉力)人、李大钊、李珩(小舫)、李思纯(哲生)、沈怡、沈懋德、沈德济(泽民)、周佛海、周炳琳、周晓和、周无(太玄)、阮真、何鲁之、易家钺(君左)、易克嶷(敦伯)、孟寿椿、涂开舆、余家菊、袁同礼、徐彦之、陈(氵育)(愚生)、陈道衡(平甫)、陈登恪、陈剑、陈启天(修平)、陈宝锷、张崧年(申甫)、胡昭(少襄)、孙少荆、倪文宙、金海观、查谦、唐启宇、芮学曾、梁空(绍文)、张尚龄、张闻天(洛甫)、杨效春、杨德培(子培)、杨贤江(英父)、章了天(梦九)、段调元、彭(夂丰)(云生)、曾琦(慕韩)、曾俦、舒新城、雷宝华、雷宝菁、雷国能、黄玄(仲苏)、典忏华、黄日葵、曹刍(漱一)、康鸿章(白情)、恽震、恽代英(子毅)、刘仁静、刘国钧、刘正江(泗英)、苏甲荣、谢承训、赵崇鼎(叔愚)、邓康(中夏、仲懈)、郑伯奇、罗元恺(伯(夂丰))罗益增、穆世清(济波)、魏嗣銮(时珍)、葛澧、范鸿(吉力)、蒋锡昌、许德珩(楚僧)、宗之(木槐)(白华)、蔡和森。

　　这些会员包括北大、清华、南京高师、武昌高师、成都高师、长沙师范、日本帝国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巴黎大学、里昂大学、柏林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上海复旦等校的学生，因此在大会后，即分别在成都、重庆、上海、南京、济南、东京、巴黎成立分会，伦敦、纽约亦成立通讯处(巴黎由周太玄，柏林由魏时珍，东京由沈懋德分别负责)。

　　“少中”每年开大会一次，先后在北京、上海、南京、苏州、重庆举行。但这个组织没有主义，他的宗旨空洞，所谓“本科学的精神”是代表哪个阶级的精神?所谓“为社会的活动”是为哪一种社会?都未注明，因此发生争论，终于因思想和对时局主张的不同而陷于分裂。首先是分成左右两翼，左翼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毛泽东、黄日葵、张闻天、蔡和森、刘仁静等，右翼是曾琦、余家菊、左舜生、李璜、陈启天等。到一九二三年开始分裂，一九二五年以后即没有开会。

　　“少中”左右两翼由于世界观和立场的不同，因而产生了如何创造少年中国的手段上的重大分歧，前者主张革命，主张彻底反帝反封建，后者主张改良，只空洞地提出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实际上对内是欲利用军阀矛盾，从中渔利；对外是只对日本一国而主张亲美。

　　一九二五年，“少中”执行部于大会前一个月，发出“少中学会会员调查表”，提出“对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究抱何种主义?”的问题，要求会员答复。从下面两个答复中，可看出分歧所在。

　　左翼恽代英的答复是：“主张联合世界革命势力(如苏联)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国内各弱小民族、工人、农民、革命党徒，促进工农活动，与国内反帝国主义的力量合作，以求得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但右翼左舜生、李璜等对此答复，则主张只求联合工商学各界人士，争取民主，以达到修明政治，对抗强权，建立国家主义的新中国。 又在当时具体问题上，亦有显著的不同主张。如在五卅运动时，左舜生以中华书局代表资格出席而附和上海总商会买办阶级虞洽卿等意见，力求与英帝国主义者妥协。而恽代英则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代表资格出席，力主撤销上海会审公廨，取消租界巡捕，惩办五卅惨案祸首，赔偿损失，租界内学生、工人及市民有选举市政人员及开会、结社、出版和罢工示威的自由等条件。恽代英于一九二五年致柳亚子信中说：“醒狮派诸君用种种方法贯彻彼等之目的。彼等在一切地方均用含糊语气，以爱国运动四字忽略一切民族自决和阶级斗争等理论，且以‘反国家之言论行动’指一般为蒙藏民族的劳动阶级主张权利的人，且禁制一切超国家的理论宣传。虽经我提出对于现在交涉(按此指五卅惨案对英、日的交涉)应规定的各种态度，在讨论中彼等欲以笼统的各界爱国运动，代替学生、工人的爱国运动。……彼等因生活地位关系，决不敢轻易加上革命党的头衔，所以结果必群趋于取巧欺世之国家主义。”

　　“少中”左右两翼在一九二五年大会上展开不调和的斗争。因矛盾无法统一，这组织终于夭亡。但该会起了团结青年，发扬民气及推进潮流的作用。虽然它的右翼堕落为国家主义派，为没落反动的蒋家服务，但它的左翼多数成了共产党员。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北京大学学生高崇焕、邓中夏等十九人发起，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登载启事：“马克思学说在近代学术思想界的价值，用不着这里多说了。但是我们愿意研究他的同志，都觉得有两层缺憾：一、关于这类著作，博大渊深，……更加上一重或二重文字的障碍。不消说单独研究是比较不甚容易完成的事业。二、搜集此项书籍也是我们研究上重要的先务。……我们根据这两个要求，所以各人都觉得应有一个分工互助的共学组织，祛除事实上的困难。上年三月间便发起了这一个研究会。现在我们已有同志十九人了。筹集了一百二十元的购书费，至少要购备马克思全集英、德、法三种文字的各一份。现在各书已陆续寄到，并且马上就要找定一个事务所，可以供藏书、阅览、开会、讨论的用。我们的意思，在凭着这个单纯的组织，渐次完成我们理想中应有的希望。现在谨致意校内外的同志们，盼望你们热心的帮助，并欢迎你们加入共同研究。今将我们暂拟的几行规约写在下面：

　　1．本会叫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研究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 2．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都可以做本会的会员；入会手续，由会员介绍或自己请愿，但须经会中认可。3．研究的方法分四项：一、搜集马氏学说的德、英、法、日、中文各种图书；二、讨论会；三、讲演会；四、编译、刊印马克思全集和其他有关的论文。 4．本会设书记二人，担任购置、管理和分配书籍事务。

　　发起人：高崇焕、王有德、邓中夏(仲懈)、罗章龙、吴汝明、黄绍谷、王复生、黄日葵、李骏、杨人杞、李梅羹、吴容沧、刘仁静、范鸿(吉力)、宋天放、高尚德、何孟宏、朱务善、范齐韩(体仁)。”

　　我忝列这会发起人的末席，深知这会成立的过程：这会是一九二○年三月便已发起组织，当时发起的没有十九个人之多，只十九人中的一部分还加上李大钊先生。当时发起人的希望是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以为人民革命的指南针，由宣传逐步进入实践，实行马克思主义，发起人共十九人，不少人后成为中共党员及团员，许多人为革命事业而贡献出生命。

　　这会的会址设在北京北河沿北京大学第三院内，书记王有德。在公开后一年内有会员二百余人，大多数是大专学生，一小部分是中、小学教员、学校工友。先后搜集马、恩、列中外书籍二百余种，每月开读书会一次，多为邓中夏、范鸿(吉力)、黄日葵轮流主持。每月开讲演会二次，先后请李大钊、陈启修、顾孟余、陶孟和、高一涵及鲁迅到会演讲，欢迎会员及会外人士听讲。

　　该会积极参加当时各种运动，如驱彭(允彝)运动、非宗教运动、“三一八”运动等。“三一八”惨案(一九二六年)后被迫停止活动。 非宗教运动大同盟 一九二二年四月，北京各界人士刘复、陶孟和、李大钊、邓中夏、徐炳昶、谭熙鸿、张竞生、高一涵、周作人、朱务善、郭春涛、范体仁、杨钟健、李寿雍、许孝炎、杨副时、罗驭雄、范鸿(吉力)、邓文(火军)、高尚德、张特立(国焘)、杨子烈、李世军、王用宾、焦易堂、胡鄂公、彭临九(以上四人是国会议员)等发起非宗教运动(签名发起的有二百余人，大多数为各大、专、中学教职员学生，有少数商人和工人)。它在《发起词》中指出，人是“由猿类经过劳动生活”“自己创造”的，“世界上并没有上帝和天神”，宗教迷信起源于“原始社会人类知识不足，对自然界一切事物变化不能认识”，而“统治阶级为了便于统治人民”，“便故意张大天神的作用”，利用宗教来“愚民”，那些“教主”，则是“统治阶级的帮凶”。发起词认为“人们信教只是满足一种幻想，自欺欺人”。“而传教的人，如和尚、方丈、牧师、神父等，更是藉此混饭吃，从事不劳而获，过剥削享受生活”。发起词列举了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侵略的种种罪行，揭露了“耶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落后国家和民族的工具，传教士是侵略的先锋队”。

　　发起词郑重地宣布，“我们为尊重科学、破除迷信，提高自信力、保持国民人格、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力图自强自治起见，决定发起非宗教运动”。提出：“我们非宗教的最后目的，是笃信科学，尊重人们的自觉，拒绝帝国主义者的愚弄、欺骗，反对他们的侵略，要求自主、独立。极力铲除依赖性，铲除靠天、靠上帝、靠外国人帮忙的奴隶思想，力求自力更生，自求多福，加强四万万人民的觉悟和团结，争回已经丧失的领土主权，做一个有理智没有迷信，头脑清爽，自由自在和自信的国民。努力钻研科学，追求真理，为广大的人类造福。使四万万同胞从迷信中解放出来，向新的、民主的、自由的社会前进。”高呼“非宗教运动万岁!”发起词最后要“凡赞成这个运动者请签名并广为宣传”。

　　非宗教运动得到北京各界广大人士的响应，北京《晨报》、《京报》亦以相当大的篇幅登载这一消息，一些刊物并著论宣传。这引起帝国主义报纸如《顺天时报》、天津《庸报》著论攻击。而研究系头子梁启超、张东荪等，则大做“非非宗教运动”的文章。

　　一九二二年五月十日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开非宗教运动大同盟成立大会，到会者五百余人，由范鸿(吉力)主席。会上发言者踊跃，经推定，李大钊、胡鄂公、谭熙鸿、彭邦栋(参议院议员)、刘相臣(商人)、邓中夏、黄日葵、范鸿(吉力)、郭春涛、成舍我、李石曾、范体仁、刘仁静、邹德高、张竞生十五人为干事。

　　大同盟成立后，在上海、汉口、天津、长沙、成都等处，都设立分会。对耶稣教(包括天主教)确实打击了一下，尤其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侵略的揭露，迫使一些教会学校不得不改变一下那种强迫学生做礼拜及禁止爱国运动的状况，如燕京大学即取消学生必须做礼拜，长沙雅礼大学即不再禁止学生参加爱国运动。

　　民治主义同志会 是一九二二年春天，由北京大学九个学生发起的。这九个人是王汝(后改名昆仑)、傅汝霖、钟汝中(后改名天心)、陈兆彬(后改名君朴)、邹德高(明初)、陈铭德、谭克敏、袁世斌、姜绍谟等。据王昆仑于一九四○年在《中苏文化》中山先生逝世十五周年纪念特刊上所著《我初次谒见中山先生》一文内说：“民国九年到十一年之间，北京的青年才开始萌动着政治性的活动，……北京大学有九个学生为了天下国家和修身进德常常聚在一起，他们有一个现在看来的确很是空泛的政治信念--民治主义。”他们先行一个周刊叫做《民生》。他们所标榜的“民治主义”，就是“德莫克拉西”。是年冬，北京学生发起驱彭运动，北京学联决定派代表四人往上海运动各界响应。王昆仑为四代表之一。他在公务完毕后，由谢持(慧生，当时任孙中山的秘书长)介绍再次谒见孙中山，陈述民治主义同志会同人愿意加入国民党，跟中山先生革命的愿望。当经谢持、张秋白(继)为介绍人填具志愿书，并经孙先生同意，民治主义同志会集体入党。

　　民治主义同志会成立不到一年，国民党改组，该会负责人傅汝霖被指定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由于该会发起人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中傅汝霖和姜绍谟还是大地主，又由于他们入党是由谢持、张继介绍，因而他们与谢、张接近。一九二五年谢持、张继、邹鲁等为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在北京西山开伪中央委员会会议，即所谓西山会议派，傅汝霖出席了西山会议，因而民治主义同志会也为西山会议宣传，后来国民革命军北伐，民治主义同志会的《民生》停刊。他们一部人投入孙科门下，把名字都改了(如广东人钟汝中改为钟天心，后来任孙科的秘书长及水利部长；陈兆彬改名君朴)。后来，傅汝霖为孔祥熙服务，篡夺中国实业银利，取得该行董事长而发大财。谭克敏投靠何应钦为贵州民政厅长。钟天心、陈君朴、曾集熙、周一志等则投靠孙科，又成立再造派，发行《再造》刊物。

　　该会在北京常与社会主义青年团斗争，《民生》周刊的论调极右，是北京学生运动中最右的一个刊物。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一九二一年八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设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的工人运动的机关，主任为张特立(即张国焘)。初设于上海，干事为李启汉、李震瀛、恽代英等。一九二二年六月迁于北京，总主任为邓中夏同志，干事为朱务善、何孟雄、范体仁、李骏等。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之后，于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在上海领导了上海英美烟厂新旧两厂大罢工，参加罢工工人万余人。结果，厂方屈服，罢工取得胜利。因此，“劳书”(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简称，下同)在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中起了先锋作用。一九二二年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劳动大会，是由“劳名”出面组织的。在这次劳动大会上决议：“在中国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事实上它是全国工人阶级公认的唯一领导机构。而劳动大会的重要议决案，多数是委托“劳书”执行或筹备，这说明“劳书”已有指挥全国工人运动的职权。此后各地罢工，多数为“劳书”领导，尤其是香港海员大罢工(一九二二年)，开滦五矿大罢工(一九二二年十月)，京汉铁路大罢工(一九二三年二月)，都由“劳书”直接领导。其余各地罢工，也有“劳书”特派员参加领导。

　　“劳书”迁北京后，在各大都市设立分部(武汉分部主任为林育南同志，湖南分部主任为毛泽东同志，广东分部主任为冯菊波同志，济南分部主任为王尽美同志，上海分部主任为袁大时)，积极帮助各地工人组织地方工会，尤其注意促成组织地方总工会和产业总工会。如组成武汉工团联合会、汉冶萍总工会和筹备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等。

　　一九二二年，发生直奉战争，结果直系获胜，恢复旧国会。“劳书”乘此机会发动“劳动立法运动”。提出劳动法大纲十九条：主要是争取“承认劳动者有集会、结社权，有同盟罢工权，有缔结团体契约权”，和八小时劳动，超过八小时者须给以额外工资。禁用童工，优待妇女工人，设立劳工学校和劳动保险等。在北京曾由“劳书”出名招待国会议员，由国会议员胡鄂公等签署提案(即向国会正式提案)，并分别由邓中夏、范体仁、黄日葵著文登于北京《晨报》、《京报》及《民权》周刊，进行鼓动宣传。这个立法运动虽没有得到结果，但由此得到宣传劳动纳领的机会，在工人阶级中树立了当时的斗争纲领。如广东政府当时即取消以罢工为有罪的刑事条文。

　　“劳书”在北京时，总部设在东城景山东街，自一九二三年京汉路“二七”大惨案后，吴佩孚电北京卫戍司令部捉人(后来张国焘、范体仁被捕，禁到冯玉祥倒曹锟后才释出)，乃变公开为秘密。到一九二五年中国总工会成立后即将工作移交于总工会而宣告结束。

　　中国国民党改组后在北京成立的若干小组织 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国国民党因接受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改组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在北京设立“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北京执行部”，推派中委李大钊、王法勤、丁维汾、李煜瀛(石曾)、石瑛为执行部委员，在北京翠花胡同设立机构，并决定大量吸收北京各大、专学生及大、中教职员入党。因此北京各大、专学校青年踊跃加入国民党，同时也成立若干小组织。除民治主义同志会已在改组前成立外，先后有下列各团体：

　　(一)少年建国社 发起人为郭春涛、邓飞黄、廖维藩、王文彬(建文)，李世军、左宗彝、范体仁等。其宗旨是拥护孙中山和三民主义，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及其所依靠的帝国主义，力争在北京的集会、结社和言论出版自由；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并为其实现而奋斗。吸引会员一百五十余人。后因王文彬(湖南人，北大学生，不是大公报王文彬)与郭春涛争地位，而范体仁又因京汉路“二七”罢工案被捕，郭春涛等又另与于振瀛、李诚之组织孙文主义大同盟，此社便无形消灭。

　　(二)孙文主义大同盟 后因广州黄埔军校组织反共的孙文主义学会，乃改为中山主义大同盟。 这个同盟是由八个青年发起的，即郭春涛、邓飞黄、李诚之、于振瀛、李世军、延国符、廖维藩、王炳钧，后来加入者有王立哉、范予遂、黄少谷(湖南人)等二百余人。他们是拥护当时国民党北京执行委员丁维汾和北大教务长顾孟余的。他们每星期开会一次，常请顾孟余讲演“马列主义”。顾是考茨基的学生，其所讲的一套，乃是当时修正主义的理论。顾曾在《前进周刊》上发表一文，题目是“为什么不是阶级”，极力否认中国社会有阶级存在，实在是反马列主认理论。但中山主义大同盟中人，还认为很合口味。这个同盟虽然口称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实质上是企图在北京与中共和青年团争取青年，培植力量，以争取成为下次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进而猎取中央委员。(后来郭春涛、李世军果取得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而郭春涛又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山主义大同盟盛极一时。后来大部分人加入汪精卫的改组派，并同时为冯玉祥服务。

　　(三)实践社 发起人为李寿雍、许孝炎、邓文(火军)等。除邓文(火军)于一九二六年同李大钊先生一同牺牲外，其成员大部分为四大家族服务。 (四)兴中学会 发起人为童冠贤、王次甫、王礼锡等。此派以不左不右自命，后来王次甫加入新政学系，童冠贤则于蒋介石王朝覆灭时，“人弃我取”地当了蒋政府的立法院长。这个学会经费由商震供给。

　　(五)诚学会 是四川学生邹附初、陈铭德、郑献徵等所组织，是企图插手四川政局的地方性组织。他们大部分都是民治主义同志会会员，与四川军阀刘湘等有联系。

　　这是无政府主义者冯省云、陈昆山等人所组织，在五四运动前夕成立，对于五四运动出力支持。发行《进化》不定期刊物。因支持五四运动，反对政府强权，为北京内务部下令禁售。 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 一九二二年北方发生直奉战争，直系获胜，恢复的旧国会宣言制宪，北京各界人士认为有在宪法上争取确立民权(包括人民权利和自由，尤其是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游行示威和罢工之自由)的必要。发起组织“民权运动大同盟”，进行广泛的争取民权运动。发起人为李煜瀛(石曾)、王法勤、王用宾、胡鄂公、焦易堂、彭邦栋(以上五人是国会议员)、李大钊、王士杰、高一涵、皮宗石、周鲠生、张竞生、马叙伦、黄侃、马裕藻(以上北大教授)、邓中夏、杨钟健、朱务善、范鸿(吉力)、黄日葵、范体仁、杨副时、高君宇、李世军、韦青云、许孝炎、邓文(火军)、范予遂等(以上各大、专学校学生)、刘相臣、许腾霄(以上商人)、刘华、吴汝明(以上工人)等，于是年八月十五日在湖南会馆开成立大会，到会四百余人，由张竞生主席，选出李大钊、李煜瀛、邓中夏、胡鄂公等十五人为执行委员。决定发行《民权周刊》，经费由李煜瀛等捐助。民权运动大同盟成立后，首先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联合，发起劳动立法运动，拟定劳动立法大纲十九条。又联合北京学联向国会请愿，并由李石曾出名，招待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陈述大同盟主张；并由张竞生、邓中夏、范体仁等分别著论在北京《晨报》、《京报》及《民权周刊》上发表。其次，是发起取消治安警察法运动，由高一涵撰文列举治安警察法对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及示威游行等的无理限制是违反“约法”，不是“民国”应该有的恶法，要求废止。同时商同学联对此举办示威游行，向黎元洪递上请愿书，要求废止此法。此外对于北京学联驱彭运动及一九二三年京汉路“二七”大罢工惨案均积极支援。对京汉路“二七”惨案，《民权周刊》尽量记述并著论声讨，大同盟曾发阳、蒸两电声援。大同盟在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后被迫停止活动。

　　国民会议促成会 一九二四年华北直奉战争再起，冯玉祥“倒戈”，从前线古北口率队回北京，拘禁伪总统曹锟。(中共乘机营救京汉“二七”罢工同志出狱，我得释放)国民军首领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电请孙中山北上。中国共产党向孙中山建议，发表北上宣言，正式提出打倒军阀及军阀所依存的帝国主义，并提出“开国民会议，取消不平等条约”两大主张，极得国人的拥护。但段祺瑞先到北京，张作霖拥段为临时执政。段只主张开官僚政客式的善后会议，反对召开国民会议。因此中共与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协商，由京沪民众团体发起召开国民议会促成会，与段祺瑞的善后会议对抗。不幸在筹备召开期间，孙中山逝世。但该会终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在北京开成。出席者为工、农、商、学、民众团体、各党派代表、各大学代表和华侨代表等，共到代表一百七十余人。中共代表李大钊、张特立、朱务善、国民党代表汪兆铭、陈友仁、丁维汾，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邓中夏，海员工会苏兆征、林伟民，铁路总工会邓培、刘文松，汉冶萍工会李立三，武汉工会项英，上海工会刘华，广东工会刘尔崧，湖南工会郭亮、夏曦，北京工会何孟雄、李国暄，香港工会何耀全，江西工会邓鹤鸣，南京工会李森，全国学生联合会端木恺、潘公展，北京学联范体仁、韦青云，上海学联常乃德，湖南学联王基永，武汉学联李觉，广东学联陈书农，天津学联楼桐孙，日本华侨靳经纬，香港华侨邝孝文，上海工商联合会陈方刚，北京商会刘相臣(永增合银号经理)，北京大学张竞生、顾孟余，广东高师石磊，南京高师曹刍，北京高师单不厂，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黄日葵，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恽代英等(其余代表人名为篇幅所限，不具录)。共开会半个月，大会推定顾孟余、李大钊、苏兆征、李立三等三十人为大会主席团。由顾孟余报告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目的是为正式国民会议创造条件，唤起全国人民一致团结，反对帝国主义及依附帝国主义的军阀，促成国民会议，建立民主的、独立的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由李大钊报告国际问题。汪兆铭说明孙中山遗嘱的重大意义是在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必须在最短期间贯彻。王世杰讲演废除不平等条约可援用形势变更为理由，由单方面废除。苏兆征传达海员全体反帝的坚决意志等等。重要议决案为：

　　1、本会设常务委员四十人，执行本会议决案并代行本会职权； 2、各省市设立分会，由到会代表分别联合当地民众团体组织之； 3、发表宣言，反对段祺瑞召开的善后会议；号召全国人民促成正式国民会议早日开成；4、号召全国人民继续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 5、支援广东国民党政府； 6、积极争取人民权利和自由(包括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游行、罢工及居住、迁徙的自由，反对军阀任意捕捉人民)。

　　大会选出李大钊、丁维汾、汪兆铭、苏兆征等四十人为执行委员。

　　 来源：中国共青团网站